儒生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創造者和傳(chuan) 承者
梁治平（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編者按：“儒生文叢(cong) ”由蔣慶、陳明、康曉光、餘(yu) 樟法、秋風任學術委員，蔣慶撰總序，匯集了中國大陸儒家近年來的思想探索及社會(hui) 活動成果，乃當代儒家新銳對中國及人類命運的深入探討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叢(cong) ”第一輯三冊(ce) （書(shu) 目為(wei) 《儒教重建——主張與(yu) 回應》，《儒學複興(xing) ——繼絕與(yu) 再生》，《儒家回歸——建言與(yu) 聲辯》）出版後，引發各界高度關(guan) 注。孔子2563年暨西曆2012年10月29日，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薊門橋主辦“儒生重現之文化、曆史意義(yi) 暨‘儒生文叢(cong) ’出版座談會(hui) ”，蔣慶、張祥龍、梁治平、陳明、康曉光、秋風、幹春鬆、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溫厲、任鋒、林桂榛、陳壁生等學者出席會(hui) 議。會(hui) 議發言記錄經講者訂正，現予發表，以饗讀者。      



    首先，祝賀“儒生文叢(cong) ”出版。
    
    我注意到這套叢(cong) 書(shu) 的名稱，儒生，這個(ge) 名稱富有深意。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講？今天，儒學、儒家，甚至儒教，這些概念常聽人講，但是儒生這個(ge) 概念人們(men) 講得很少。為(wei) 什麽(me) 講得少？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儒生這樣一個(ge) 社會(hui) 人群，或者叫社會(hui) 階層、社會(hui) 群體(ti) ，在最近一百年已經從(cong) 中國社會(hui) 裏消失了。曆史上，儒生是這個(ge) 社會(hui) 的知識階層，也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創造者和傳(chuan) 承者之一，它的存在從(cong) 來不是一個(ge) 問題。正因為(wei) 如此，它的存亡就成了一個(ge) ，至少對中國人來說，天大的曆史文化事件。也是因為(wei) 如此，一群可以稱之為(wei) “儒生”的人重新出現在這個(ge) 社會(hui) 裏，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一件非常值得關(guan) 注的有意義(yi) 的事情。
    
    要了解這件事情的意義(yi) ，先要了解中國社會(hui) 近代以來所遭遇的危機。在我看來，這是一個(ge) 空前的、整體(ti) 性的文明危機。所謂文明，可以被理解為(wei) 一整套認識、解釋世界的方法和應對世界的經驗，而在近代麵對西方文化衝(chong) 擊和挑戰的時候，中國人發現，自己那套過去屢試不爽的方法無效了，一個(ge) 曾經是完整的經驗破碎了。這種危機的一個(ge) 重要表現，就是中國人自己對包括儒學基本價(jia) 值在內(nei) 的傳(chuan) 統知識和信仰的徹底否棄，因為(wei) 有這種否棄，過去曾經是中華文明核心部分的儒學、儒教、儒生，還有儒家基本價(jia) 值本身，必然受到重創，甚至是滅頂之災。但是最近三十年，我們(men) 看到，一些體(ti) 認、承擔、踐行儒家文化價(jia) 值的人慢慢地出現了。他們(men) 開始時是零星的、分散的，後來慢慢走到一起，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他們(men) 對於(yu) 世界的看法。這種表達和聲音逐漸多起來，引起更多的社會(hui) 關(guan) 注。今天擺在我們(men) 麵前的這一套書(shu) ，就可以被看成一係列相關(guan) 事件中的一個(ge) 。
    
    當然，今天我們(men) 所講的儒生，不但人數少，力量小，影響力也十分有限，但從(cong) 近百年來中國文化和社會(hui) 變遷的角度看，卻有一種象征意義(yi) 。可以說，儒生的再現，代表了一個(ge) 文明的自我反省，一種文化上的自覺，而所謂文化自覺，核心是文化認同問題。它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人是什麽(me) 樣的人？中國人的文化、代代相傳(chuan) 的生活智慧、那套認識和對待世界的方法，今天還有沒有意義(yi) ？中國人的未來應該是怎樣的？當然，並不是隻有儒生麵對這樣的問題。五四運動以後的主流意識形態，不管是自由主義(yi) 的還是馬克思主義(yi) 的，都回答了這些問題，但從(cong) 儒生的立場看，說它們(men) 回答了這些問題，不如說取消了這些問題。因為(wei) 它們(men) 的答案裏，儒家、儒學、儒教，甚至整個(ge) 舊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都是沒有正當性的。其實，今天的中國社會(hui) ，仍然受這類意識形態的支配。
    
    今天一般知識人談到儒家，或者主要受儒家支配的中國古代政治文明，他們(men) 想到的，差不多都是負麵的東(dong) 西。折中的說法是，儒家傳(chuan) 統中糟粕多於(yu) 精華，今人應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再積極一點，是主張發掘儒家傳(chuan) 統中可以和當今“主流價(jia) 值”或說“普適價(jia) 值”相結合的東(dong) 西。用這類標準衡量，儒家傳(chuan) 統即使不是病態的、邪惡的，至少是殘缺不全的，不具有自主意味，更不是完整的和自足的。儒生的立場與(yu) 此不同。儒生之為(wei) 儒生，就是因為(wei) 她們(men) 對儒家、儒學、儒教及其所護持的價(jia) 值有堅定的信念，對儒家傳(chuan) 統的內(nei) 在價(jia) 值和生命力保有信心，他們(men) 的文化自覺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這就是儒生重現的曆史意義(yi) 。
    
    儒生這個(ge) 群體(ti) 在今天出現，無疑有很多機緣。退回到30年前，更不用說50年前，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但我們(men) 要明白，儒生的重現，並不是過去已有事物的簡單再現，毋寧說，這是一種再造。就像儒教重建、儒學複興(xing) 一樣，儒生也需要再造。這樣說的意思是，曆史上的儒生，雖然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問題，但是除了晚清時期，基本上還是在一個(ge) 穩定的傳(chuan) 統裏麵活動。今天的儒生所麵對的，卻是一個(ge) 與(yu) 過去相比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men) 要解決(jue) 的問題更難，而且沒有現成的辦法可以用。大體(ti) 上說，今天儒生必須麵對的，至少有三個(ge) 方麵的挑戰。
    
    第一個(ge) 挑戰，是立場方麵的。儒生以承擔和踐行儒家價(jia) 值為(wei) 己任，因此，無論其內(nei) 部有怎樣的分歧，它保守和傳(chuan) 承儒家基本價(jia) 值的立場是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麵，這個(ge) 世界已經不是過去的世界。在一個(ge) 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的交流與(yu) 融合是常態。事實上，中國社會(hui) 比較過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語言、行為(wei) 、思想、觀念、服飾、風尚、社會(hui) 組織、製度和社會(hui) 結構，以及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guan) 係，都已經發生了深刻改變。在這樣一個(ge) 時代和世界，開放成了一個(ge) 不容回避的問題。其實，儒家傳(chuan) 統中從(cong) 來不缺乏變易的觀念、實踐和智慧。比如易，比如時，還有權，甚至義(yi) ，這些主要概念都和改變、變易有關(guan) ，也都和開放有關(guan) 。就這一點來說，保守和開放，這兩(liang) 種立場在儒家傳(chuan) 統中都具有正當性。問題隻是這二者之間如何平衡。清末的時候張之洞講舊學為(wei) 體(ti) 、新學為(wei) 用，簡單說就是“中體(ti) 西用”，這是一種立場。李澤厚先生主張“西體(ti) 中用”，這是另一種立場。今天的儒生，保守什麽(me) ，如何保守，特別是，如何在開放、改變的過程中守護某些基本價(jia) 值，變而不失自我，這些首先是立場問題。采取的立場不同，遇到的問題就不同，儒家、儒教和儒生的命運也可能因此有所不同。所以，立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個(ge) 挑戰關(guan) 乎理論。過去中國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還是一套普遍性的理論，至少，在中國人眼裏是普遍性的。但是到了清末，西學東(dong) 漸，它變成了一種特殊主義(yi) 的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論，都來自於(yu) 西方。從(cong) 那以後，要論述中國曆史文化經驗的合理性，往往取一種特殊主義(yi) 的路徑。那麽(me) 這裏就有一個(ge) 問題，那就是，盡管特殊主義(yi) 的論述有其價(jia) 值，但在麵對普遍主義(yi) 的時候，特殊主義(yi) 的應對並不總是有效的。過去一個(ge) 世紀中國兩(liang) 大最有影響力的理論，馬克思主義(yi) 和西方自由主義(yi) ，都是以普遍主義(yi) 的麵貌出現的。因此，要在現代中國重建儒學，複興(xing) 儒教，儒生就需要提出一套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學說和理論。我最近在讀秋風討論華夏治理秩序的兩(liang) 部大書(shu) ，《天下》和《封建》，覺得蠻有意思。我在那裏看到一種普遍主義(yi) 的解說。就是說，華夏治理秩序的經驗和理論既是中國的，同時也具有普遍意義(yi) 。這個(ge) 思路和嚐試非常重要。
    
    秋風：我插一句，其實我的這部《華夏治理秩序史》最初就沒有“華夏”這兩(liang) 個(ge) 字，就叫《治理秩序史》。它就是普遍的，而不是中國的。它雖然發生在中國，但它的意義(yi) 不僅(jin) 限於(yu) 中國。
    
    梁治平：就像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在美國和歐洲，還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不同形態，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所以可以比較和對話。 文明的治理秩序也是如此。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中國經驗，也是文化自覺的一個(ge) 表現。總之，回應普遍主義(yi) 的挑戰，是當代儒生麵對的一個(ge) 理論上的挑戰。
    
    第三個(ge) 挑戰，簡單說是實踐上的。一般都認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是一個(ge) 儒家社會(hui) 或者儒教社會(hui) ，這種說法雖然有點簡單，但也不是全無根據。因為(wei) 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儒家的道統是支配性的意識形態，儒家講求的政道，代表著統治的正當性。而在另一方麵，儒家基本價(jia) 值植根於(yu) 家庭、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為(wei) 普遍的社會(hui) 規範。但是今天，這種情況已經完全改變了。過去60年來統治中國的，是奉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為(wei) 正溯的共產(chan) 黨(dang) ，過去，這個(ge) 黨(dang) 對儒家傳(chuan) 統采取敵視態度，現在開始利用它來為(wei) 自己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儒生應當如何應對？今天的儒生要為(wei) 未來中國設計製度架構，這件事本身就極為(wei) 艱難。在類似今天這樣的背景下，儒生是否涉入政治，如何涉入，涉入多深，這些都是問題，是過去所沒有的新問題。

    至於(yu) 儒生與(yu) 社會(hui) 間的關(guan) 係，表麵上看很清楚，實際上也有很大問題。儒生要修身、齊家，自然要從(cong) 個(ge) 人和社會(hui) 入手。過去如此，如今尤甚。但問題是，人們(men) 今天所說的“家”，家的結構和形態，家在個(ge) 人和社會(hui) 生活中的位置，經過這一百年的政治改造和社會(hui) -經濟變遷，跟古人講的已經大不相同了。一方麵有家庭的法權化、原子化，另一方麵是家庭的空巢化，尤其在農(nong) 村，與(yu) “三農(nong) ”問題相伴，家庭大量破產(chan) 。家庭如此，儒教何處安身？曆史上，儒學的社會(hui) 學基礎除了家庭，還有教化和教育。教化依賴於(yu) 士紳和尊長，教育更是儒家的長項。但是今天，士紳階層不存，尊長權威不再。民眾(zhong) 雖然還重視教育，但教育是被國家壟斷和支配的。這時候，儒生要讓儒家價(jia) 值重新在社會(hui) 裏麵生根，並且依托社會(hui) 健康成長，恐怕就需要根據今天的社會(hui) 情態，調整自己的策略和方法，做一番艱苦的努力。
    
    總之，在實踐的層麵上，如何看待儒教與(yu) 政權的關(guan) 聯性，如何處理政道和治道之間的關(guan) 係，如何在家庭和教育等方麵用力，培植適宜於(yu) 儒家價(jia) 值生長的社會(hui) 土壤，如何在一個(ge) 價(jia) 值日益多元的社會(hui) 裏找到儒家的位置，這些都是迫切需要在理論上思考和厘清、在實踐上展開和總結的問題。說到底，儒生是一個(ge) 實踐的群體(ti) ，它不但要想和說，還要去做。今天的和未來的儒生，隻有成功地應對了這些挑戰，才可能有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