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何以弘揚儒教而不是基督教？
——為儒教辯護之二
作者：張晚林（湖南科技大學哲學係副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1月12日



    弘毅知行會自創辦以來，多把儒學作為一種宗教來宣揚，而不是一種知識來傳授。因為任何大的文化係統必然有宗教的維度與特質，不然，便不足以收攝人心、整合社會，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說，幾年來，為宣揚儒教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當然，其成效如何，亦不敢有奢望。因為高校中的職業化教育模式，其目標隻在培養技術性人才，根本不適合任何宗教的傳播。吾人孜孜於此，惟盡一個儒者的本分而已。所以，即使一些學生去信了基督教，吾以為比那種隻純粹學技術的人強得多，並不心存芥蒂。

    一日，一生問我：“您如何看待學生之信基督教？”
    曰：“若其信得誠，亦很好。”
    對曰：“然您如何不信基督教而信儒教？難道基督教不如儒教嗎？”
    曰：“不能說基督教不好，但即使基督教比儒教好，我也不能信基督教。”
    對曰：“爲什麽？”

    當時因是麵談，吾隻作了大體的答覆。下麵這些文字是詳述其義，以作為這個“爲什麽”的回答。

    任何宗教，無論其儀式與信仰體係如何，其意皆在求“與神的榮光和愛的一種生動真切的相遇”，即教人去惡從善，榮登聖域。從這個意義上講，除非是邪教，並無優劣之比較。因此，一個人若求個人得救而去誠心信奉佛教、基督教等，就不存在好不好的評判。就基督教而言，不僅在西方具有悠久的曆史，而且對西方社會與政治產生了非常好的影響。這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中有詳細的論述，這裏不必贅述。正因為如此，有人就認為在中國宣揚基督教沒有什麽不可以。但如果隻是在這個層麵上看問題，則未免太過簡單，且亦可看出一個人是否對文化具有擔當之精神。我的意思是：在中國，一個真有文化意識，進而有社會擔當的人，他不會亦不應該去宣揚基督教，而應宣揚儒教。這也是吾何以即是基督教比儒教好，吾也不會去宣揚的根本原因。何以故？個中自有大義，但一般人未必能見得到。

    文化不隻是一種純技術性的存在，它代表一種精神，一種傳統，這就是說，一種文化並不能因為它好，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傳播，要傳播，得看是否具備傳播此種文化的曆史傳統。依蔣慶先生的意思，傳播或推行一種文化不但要有“天道性理合法性”，還要有“曆史文化合法性”，二者缺一不可。基督教固好，但這隻表明了具有了“天道性理合法性”，但要在中國傳播，得看它是否有“曆史文化合法性”，顯然，基督教並不具備後一種合法性。這是爲什麽呢？吾人可以舉一例加以說明。西餐也很好，無論就其口味與營養價值而言，於是，中國不少人喜歡吃西餐，同時，也有不少西餐館在中國營業。但盡管如此，西餐在中國總隻是個別人的愛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因為西餐不符合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傳統，即不具有“曆史文化合法性”。也就是說，西餐在中國總隻是個別現象，不可能在中國普及。同樣，中國餐館在西方也隻有個人賺錢的意義，它不可能從根本上影響西方人的飲食。因為無論中西，幾千年的飲食文化與傳統具有極大的膠固性與執著性。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是如此。盡管基督教也是一種極其偉大的宗教，但因為它在中國沒有曆史傳統，因此，也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普遍的精神信仰，無論你願不願意承認，事實就是如此。如果從唐代的景教算起，基督教之傳入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了，但何以不能成為吾人之國教呢？當然不是基督教自身不好，而是它沒有文化傳統的土壤之護持，進而不能普遍化。一個人固然可以去信基督教，但這永遠是個人的事情，它不會成為一個民族性的事件。這樣，問題就來了，你信基督教既而去宣揚基督教，但因為沒有文化傳統的潤澤，你能影響的隻是一部份人，而另一部份人則不知自己的信仰在哪裏，乃至根本不信任何宗教，由此，世風日偷，江河日下乃必然者。所以，在中國，一個人去信基督教，盡管並非壞事，但這至多隻有個人得救的意義，決不足以擔綱大道，既而扭轉世運。這就是我所說的，一個真正有文化意識的人，即使他認為基督教很好，他也不會去宣揚，因為他求的不隻是個人得救的問題。

    從文化之曆史傳統來講，一個民族之應宣揚何種文化，並不是一個純粹技術性的策略問題，即不是哪個政府或個人認為哪種文化好就可以隨便拿來加以宣揚推廣的，因為文化之曆史傳統有極大的膠固性與蘊涵性。這也是爲什麽中國曆史上盡管在文化上有外教之傳入，但終能以本位之儒家文化潤澤涵容乃至轉化調適之的根本原因，本位之儒家文化依然故我，這不隻是一個簡單的保守或頑固所能盡的，人類文化之傳承事實就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的文化可能有短暫的歧出，但最終必複自身之大位，這也是曆史的必然，不是哪個政府或個人一廂情願的事，更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作祟。秋風先生嚐雲：“中國人都是天生的儒家。”亦須在這個意義上方可理解。一個人對於文化必須體會到這個高度，才算是具有了文化意識。所以，文化意識是比對某種文化之價值考量更高一級的問題。這與信仰之自由或不自由完全無涉。

    何以文化意識是一個更高級的問題呢？顧亭林於《日知錄》卷十三論“正始”時說得極為沉痛：
    
    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君無父，而入於禽獸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這是說魏晉一代之士人，因崇尚清談，於是雅好老莊，而不能宏發仁義之性，闡揚禮樂之教，最後之結果是“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局麵。此種局麵不隻是亡國，而是亡天下。所謂“亡天下”是指人倫廉恥喪盡，社會沒有基本之價值維係與精神信仰，徹底墮退為一禽獸世界。這是比亡一家一姓之國更為嚴重的問題。亡國，不過是上層之易君易臣，百姓自可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的安靜生活，但若亡天下，則此種生活不複有，是以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吾人當然不能說老莊不好，在社會黑暗，民不聊生之時，賴此實可退守自保、調適情性，這雖然不算壞，但卑之亦不甚高，因為這隻是求個人之自救。若一世之人皆不能闡道翼教，擔綱文運，既而扭轉世風，反而以老莊競相祖尚，僅求自家之自好自救，致使“教淪於下”，結果是“入於禽獸”而不自知。文脈教化不能自保而延續，國無以治，終亦亡。因此，任何時代，愛國之首要義務是承襲自家之文教與傳統。對於任何國家，如果完全割裂傳統，就意味著對自身國家特性與曆史的放棄，這是最大的不義與賣國。龔定庵嚐曰：“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鉤沉論》）此論豈不發人深思乎？！

    就自家之愛好而言，吾個人亦雅好純粹之哲學思辯，由此而打開思想自由遨遊之大門，於我乃頗為愉快愜意之事，且精神可飛越遷升之無限境界，不為世俗之繁瑣雜亂所拘束也。吾於此，亦可得自樂與自救。然吾深知，此並非文化意識，隻有個人之意義而無文化的、民族之意義。弘毅諸子常問我曰：“何以弘毅總是會講那幾本書？難道就不能擴展一下嗎？”但弘毅幾年來一直固守儒典，未越雷池半步，其意自在弘揚儒教，而非傳播知識也。因為盡管弘毅諸子之專業各異，但弘道翼教人人有責，此即“弘毅”之誌業也。

    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其精神祈向高者，則皈依一宗教以求自救；其精神祈向低者，則攻一技之術業以求自娛。盲視傳統而不知繼往開來，甚者以思想自由相標榜，而謾罵弘揚儒教者為複古、頑固、守舊、狹隘、專製等，此皆為缺乏文化意識而無大眼目，眼光塵下則境界自限。此非有大慧覺、大擔當者不能至此。由此，吾人進一步可知一個知識分子之於社會之貢獻。居常以為，知識分子之貢獻在知識與學術之創新，然顧亭林既曰“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則一個人首先當盡此責，然後再談知識與學術創新。知識發展緩慢乃至停滯不前，人類之物質生活或許相對落後與貧窮，但隻要教化不墜，依然可過上有品位與尊嚴的生活。況且，知識之突飛猛進之於世界來說，最終是福樂還是災禍尚不好說。但一旦教化失墜，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物質之充裕成為了弱肉強食的競技場，又何益哉？所以，一個知識分子，可以沒有知識與學術上的創新，但須具備起碼的文化意識，在弘教傳道上有所作為。王船山曰：
    
    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辯，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捥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間，陰以為功於造化。君子自竭其才盡人道之極致者，唯此為務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複，功亦大矣。（《讀通鑒論》卷九《獻帝》六）
    
    現在正“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時，乃需要吾人有足夠的擔當與器識，“獨握天樞以爭剝複”，而這“天樞”不在別處，乃在吾華族幾千年之儒教道統也。其餘之各大小宗教，皆空華外道，雖於世並非無益，但皆為“架漏過時、牽補度日”（陳同甫《答朱元晦又甲辰答書》），不足以扭轉世運，扶持人心也。有識之士，若果有家國天下之心，則不可不慎且思也。
    一言以蔽之，如果一個人不隻是求個人之得救，而是基於文化意識與使命擔當而去信教、弘教，則在中國，他所信與所弘者，非儒教莫屬。若汝果知文化之甘苦，則此為必至之證會，且欲力行踐履之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