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學係的100年
    作者：張世英
    原載：《中華讀書報》2012年10月24日
    
    
    
    北大哲學係百周年的曆史，從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也代表了中國現代哲學的發展史。
    
    
    明清之際西學的第一次輸入，其影響範圍小，力度淺。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的第二次西學輸入，才對中華傳統思想文化起了既深且廣的影響。北大哲學係是在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重大影響下成立的，所以北大哲學係從成立之初，就具有打破幾千年來封建傳統的封閉意識而要求與西學相結合的特點，這一特點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甚至形成了北大哲學係的傳統，其具體內容就是在繼承中華思想文化之優點的基礎上，吸取西方之所長，以補自己之不足。從這個角度來看百年中國哲學的發展史，包括北大哲學係學者們的學術思想發展史，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在那個階段，從胡適、蔡元培、陳獨秀到金嶽霖、馮友蘭、湯用彤、賀麟，等等，其哲學成就，都與中西結合有深刻的聯係，他們都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大家，陳獨秀吸取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孤立地、封閉式地研究哲學的人都不可能有創造性的成就。
    
    
    第二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新中國成立大約兩三年以後，就日益濃重地籠罩著左的教條主義的烏雲，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首先是思想改造運動，以批判崇洋媚外為主題，這一下子就阻斷了會通中西以發展哲學的大道。1952年院係調整，全國哲學係合並到北大哲學係，老教授不能登台講課，主要做自我批判，業務方麵最好的情況也隻是做點翻譯工作，年輕的批判年老的。如果有人多談西方哲學的優點，那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就是反動。1957年，各校恢複哲學係，師資來源於北大哲學係。但因政治運動愈來愈緊密，哲學學者們即使在政治運動的夾縫中做點學問，那也大多打上了濃厚的政治烙印，更談不上會通中西了，至於說發揮自己的獨立思考，發表有獨創性的哲學觀點，那更是不容許的。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流行話：“搞哲學的人，隻能算哲學工作者，不能做哲學家。”這句話是對那個時代中國哲學（包括北大哲學係）狀況的最準確、最具體的描繪。在這種形勢和思想指導下，搞馬克思主義的老師隻能對馬克思主義經典做注解，或者對當前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和政府文件做政治宣傳；搞中囯哲學史的，主要是想方設法把中國傳統思想納入唯物與唯心鬥爭的框架；搞西方哲學的，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西方哲學，在批判其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基礎上還可以講一點吸取其“合理內核”，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的西方現當代哲學，則一概斥為帝國主義時期反動腐朽的東西而大加批判，我在那個時代，曾多年為北大哲學係開設西方哲學史課程，就是按照上麵規定的這一模式來講授的。
    
    
    第三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後的這30餘年。改革開放給前30年左的教條主義套在哲學脖子上的政治枷鎖，逐漸鬆綁，被禁錮了30年的西方哲學日益活躍，西方現當代哲學更成了熱門，甚至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大講西方現當代哲學，有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其所掌握的西方現當代哲學的東西，比我這個以西方哲學為專業的人還要多。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過去被敵視的西方現當代哲學聯係以至結合起來，這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哲學發展的新氣象。北大哲學係如此，其它大學哲學係亦然。這是值得肯定的。
    
    
    改革開放以來，國學熱一浪高過一浪，過去30年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受壓製特別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遭受扼殺的時代過去了。這30年來，北大哲學係以至全國哲學界在國學方麵的各項重大成績，人所共知，不需我來多費筆墨。
    
    
    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麵，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呈現的新氣象，亦引人注目。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所謂“文本學派”，提倡讀原著，深入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來麵目。這需要學者的踏實、耐苦、深入思考、獨立創新的精神和境界，比起那種不讀原著、但求迎合的學風來，確有天壤之別。北大哲學係的中青年教授在馬克思主義文本學研究方麵所達到的成就，是這方麵最好的一例，其所樹立的榜樣，值得我們大加讚揚。
    
    
    中西結合是改革開放以來哲學發展的另一重要特點和優點。現在，搞中國哲學的學者，很多都通外文，其著述很少不談西方哲學，有的人堪稱精通西方哲學。原來專治西方哲學的學者，不少人都轉而致力於中西結合的研究。北大哲學係成立之初注重會通中西的特點，至今似乎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峰。
    
    
    總之，改革開放以後，隻能做哲學工作者的時代已成過去，近30餘年，是一個孕育哲學家的時代，一個哲學家輩出的時代即將開始。
    
    
    近30餘年哲學發展方麵的不足之處在於：一是國學研究還不夠踏實。國學熱大談己之所長，是中國崛起、中華文化複興之必然。百年前，中華民族備受外人欺淩，今天，中國人站起來了，腰板硬起來了，多說說自己的過去及其優勝處，這是人情之常，不足為異。但是，把提倡國學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以致造成迎合邀寵，空喊國學、國學之口號，卻不切實研究國學，甚至根本不讀古書，缺乏起碼的古典知識的虛浮之風，則是學界的悲哀。我以為，提倡國學要從熟讀古書，能背誦（當然不一定要求全部）《論語》、《孟子》、《道德經》、《史記》、《古文觀止》之類的東西做起，唯有背誦，才能把古人的東西經過消化過程，融化在自己的血液裏。提倡國學，還要提倡把中文文章寫好，要寫得顯功底，功底就在於多讀、多背。語言、文字不隻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它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一個個人的靈魂的直接體現。觀其文而知其人。從一個人的文章中就可以讀出其素質和精神境界。
    
    
    二是西學研究不夠深入、不夠地道。中國人研究西方的東西，條件當然不能同西方人自己研究自己的東西相比，但首先總應從態度上力求深入、地道。有的介紹西方哲學的文章，佶屈聱牙，表麵上是中文方塊字，讀起來卻比讀外文原文還難懂。究其原因，還不止於文字表達不佳，更根本地是沒有弄懂原文原著，便生吞活剝地硬搬過來，有故弄玄虛之嫌。
    
    
    三是缺乏獨創性的哲學思想和巨著。國學方麵，片麵地熱衷於傳統的編纂古籍工作，其中所謂創新也大多隻是注疏中的一點新見。此類工作當然很必要，很重要，但由此而不重視個人獨創性的創作，則是不合適的。此中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傳統思想的痼疾：缺乏獨立自我的精神，個性解放的啟蒙運動較之西方，來得太晚，走得太慢、太曲折，從而對西方重個體性、重主體性的思想優點采取排斥、警惕的態度。總之，封閉的意識還阻塞著我國哲學發展的道路。有的學者提倡中西平等對話，這當然很好。但這還不足以解決上述的問題。平等對話可以是各說各話，雙方都自吹自擂，這顯然無助於問題的解決。我主張在平對話的基礎上再加上中西互補：中西雙方在對話中都注重吸收對方之所長，以補己方之所短。就中國哲學的發展而言，我們應該多一點憂患意識，多想想中華傳統思想文化在今天看來是缺點和局限性之所在，吸取西方哲學中的優點，從而在會通中西方麵更上一層樓，讓中國哲學以嶄新的姿態跨出國門，走向世界。
    
    
    作者簡介：張世英，1921年5月生，湖北省武漢市人。1946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哲學係。1946年-1952年任南開大學哲學係助教、教員，武漢大學哲學係講師。1952年起在北京大學哲學係、外國哲學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兼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西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全國西方哲學學科學術帶頭人，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名譽顧問，美國傳記研究中心名譽顧問，國際“哲學體係”研究會會員，《德國哲學叢刊》主編，南京大學、河北大學、河南大學、湖北大學兼職教授。張世英教授在德國古典哲學和中西文化比較方麵建樹頗豐。主要著作：《論黑格爾的邏輯學》、《西方哲學史》、《歸途——我的哲學生涯》、《哲學導論》、《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新哲學講演錄》、《進入澄明之境——哲學的新方向》等20餘部。
    
    在201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學哲學係百年慶典儀式上，張世英與黃枬森、、楊辛、湯一介共獲“北京大學哲學教育終身成就獎”（每人獎金50萬元），頒獎方給張世英老的表彰詞是：“天人之際，澄明之境；精神現象，惟吾德馨。融通中西，回複本然，建構真善美一體之希望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