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有感於儒教之花果飄零
作者：張晚林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0月15日



    一批民間知識分子，致力於儒教之複興，企圖出版相應的書籍刊物加以弘揚推進。其中以任重兄出力最多，貢獻尤大，他不但在工作之餘編輯了《儒生》輯刊，而且主持主編了《儒生文叢》第一輯的出版。這些書刊，都是在沒有任何固定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得以印行的，個中之艱難，隻有任重兄自己知道。如今，《儒生文叢》第二輯已搜集書稿十本，即將交由出版社付梓，但因為出版資金無著落，故至今仍無任何進展。但任重兄依然信心十足，表示一定會出版麵世，不必憂慮。這裏特別提出此點，並不是要宣揚任重兄個人的善舉，因為對於一個篤信儒教的士人來說，此亦為分內之事，不必特別加以稱道。我之所以說此，隻想讓大家正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即儒教之花果飄零，既而重視儒教之複興問題。
    
    本來，在傳統的中國，有儒道釋三教分簽共架、並行不悖，且以儒教為主體。這三教，都有各自的組織、道場與財產，使得它們都得到了健康而持續的發展。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因中國的曆史巨變，意識形態領域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與科學主義的宣揚，使得宗教文化在大眾心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質疑，乃至否定。這樣，三教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現出了萎縮之勢。但盡管如此，佛教與道教依然保持有相對穩定的組織機構，對於這些機構，由國家出資建設，且道觀、寺廟等宗教場所亦分別為道教組織或佛教組織所有，它們都有一定的資產以支撐其生存。因此，道教與佛教基本上能維持在相對比較好的自我運行上，這為它們弘教宣道，以滿足信眾的需要提供了方便。但出乎意料的是，曩時最興盛的儒教，卻徹底花果飄零，不但沒有儒教的組織機構，甚至儒教是不是“教”亦被質疑。而且，儒教昔時弘道宣教的場所——文廟或書院，或辟為商業旅遊之地，或廢棄為倉庫，或用為辦公場所。這樣，儒教既無組織以彌倫其誌識，又無地盤以支撐其事業。於是，儒生弘教之難，不亦宜乎？！
    
    諺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儒教無組織、無場所、無資產，使得儒生成無主之遊魂，儒業為斷潢之絕港。於是，“文叢”出版之遭遇，豈非事有必至乎？爲了改變這種狀況，複興儒教昔日之盛況，或至少應與當今儒、道二教並駕齊驅。謹作兩點呼籲：
    
    其一，全國儒生應聯合起來，成立儒教組織機構，領導儒教事務。與佛、道二家的組織機構一樣，國家應承認它的合法性，並以國家的名義加以推進與資助。當然，儒教組織必須在國家法律範圍之內開展活動。
    
    其二，全國數以百計的文廟與書院，是儒教弘教宣道的場所，應劃歸儒教組織來管理，需要修繕或重建的，由國家財政劃撥專項資金加以修繕或重建。
    
    或曰：如今大學中有專職的儒學教授，有朝一日，國學進課堂，儒教或可漸至複興矣。儒教之複興何以必待恢複文廟和書院的教化功能耶？答曰：專職的儒學教授或國學進課堂，斯二者皆不可至儒教之複興。何也？
    
    先且看大學中之專職儒學教授。的確，全國各大學中分別有數量不同的專職儒學教授，他們的水平雖不一，但多能盡職於儒學之研究。但爲什麽他們不能擔綱儒教複興之大任呢？這在於他們治學之精神與願力。大學中的專職儒學教授，之所以要進行儒學研究，其精神與願力是要做學問家，而不是聖賢。於是，他們之閱讀經典，並非希望以經典之精神感召自己，提升自己，而是質疑其中的問題，以便構造自己的哲學係統，美其名曰“學術創新”。而其自己對於經典中的聖賢精神是否敬信與執持，在儒學教授那裏，是很少被問及的。誠然，如果隻是想做學問家，那就應該有所創新，不然無以在學界自立。但這隻是在“做學問”，而不是“弘教”。“做學問”中的儒學是學者追討的對象，以客觀冷靜的態度來審視它，完全除去了信念與情感。一個人何以以儒學為學問追討的對象？可能是因為專業的限製，亦可能是因一個現實的機緣。從原則上講，這個人完全可以不以儒學為追討對象，亦可做類似問題的研究，而成為這個領域的學問家。但“弘教者”決不如此，他們乃基於聖賢精神的感召，欲罷不能，既而成為自家生命之信念與價值之歸依，最後投入精力與情感以弘揚此種精神。他們隻在乎此種精神是否能化民成俗，而絕不在意自己是否對此種精神有所創新。總之，學問家是冷的智光多，而弘教者是熱的德力足。冷的智光雖然於弘教並非完全無價值，但僅有這冷的智光是決不夠的。而問題也恰恰在這裏，大學裏這些專職儒學教授隻是關注這冷的智光。吾曾在弘毅會講中告誡諸生：“對於聖賢書，不要隨便質疑。”此語一出，立即便遭到我的同事及諸生的反對。“何以不能質疑？你這不是思想專製嗎？”吾答曰：這要看你以怎樣的心態，如果你隻想做學問家，那就要質疑，且應該質疑；但如果你隻是想學聖賢，那麽，你就不應該質疑。但對於庸眾來說，吾人讀聖賢書其實不是想做學問家，而是企慕聖賢而欲學之，故不應質疑。但學問家的本性，就在於質疑以創新，焉能把弘揚儒教之責任寄之於他們。李空同嚐謂：“真詩乃在民間。”吾人亦可謂：“真儒乃在民間。”把儒教複興之希望寄之於大學中的專職儒學教授，可謂是所托非人也。吾之此說，決非有意貶抑儒學教授之學術成就，就學問家自身而言，他們或可足以名世，但再炫目的學術，與弘教無關。這也是爲什麽盡管西方各大學雖有宗教學教授，乃至有專門的神學院，卻依然需要專職的傳教士存在的根本原因。因為大學屬於廣義的教育係統，而不是狹義的弘教係統。由此，我們便可進入第二個問題的探討。
    
    在中國，無論是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均沒有普及國學教育，於是，有人希望通過國學進課堂，普及國學的方式來複興儒教。那麽，國學進入課堂而普及之，是否可帶來儒教的複興呢？我看依然很難。何也？因為現代教育的模式與古代中國書院教育之模式根本不同，同樣是傳授中國的“四書五經”，其背後之精神霄壤懸隔。中國古代書院的教育模式，其根本理念是“學達性天”。所謂“學達性天”乃究極天人性命之學，其根本目標是要人成為聖賢，外此無別務。但是，中國現在的教育模式，無論是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是從西方引進的課堂模式。而西方的這種課堂模式乃建立在科學知識傳授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西方的教育其所究極的是科學知識的客觀傳授，而不是要人成聖賢。西方的這種教育模式相對於它們的教育目標而言，是很成功的，但如果用這種模式來傳播聖賢學問，卻絕對的不適用，最終亦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即便有朝一日國學真的進入了課堂，也不可能使得儒教複興，這是可以預見的。當然，國學進課堂並非完全無意義，可以使國人獲得一點國學之知識，這些知識或許可以助人存養儒教之信仰，但又沒有必然性。簡言之，知識與信仰沒有必然的聯係。這也是爲什麽許多儒學教授具備深厚的儒學知識背景，卻沒有儒教信仰的原因所在。請切記，儒教不是知識，是信念，是行動，是智慧，是生命的安頓與解放。這些東西決不是在課堂裏可以獲得的。所以，寄希望於在課堂裏普及國學而複興儒教，此理想不過水中之月耳。
    
    以上論說是欲說明，何以儒教之複興需要有專門的組織機構，需要有專門的弘教道場的根本原因。所以，建立專門的儒教組織機構與弘教道場，並不隻是為儒教爭財產，更是為儒教自身的發展爭理念。當我們看到，眾多的文廟與書院成為某些人獲得商業利益的手段與機器、而遊人們卻不知其在中國文化中所蘊涵的重大意義而肆意嬉笑於其間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儒學經典成為了眾多學人士子顯示學問而不是修身養性、而學生們卻為這學問之高深與問題之尖刻而吸引瘋迷的時候，我們該作何感想呢？難道這不是對聖物的踐踏、經典的褻瀆與聖賢的不敬嗎？
    
    已矣夫，儒教之難，固其宜哉？！有識之士，當有所思也。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