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蒂亞·森《正義的理念》簡要評介
    作者：蘇冀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年10月12日
    
     
    
    從正義的字源上看，就能知道其日常的意思。“義，宜也。裁製事物，使各宜也。”justice的字源是justness。簡單來說，是恰當的意思，一般用於描述重要事情。若要進一步地思考正義的問題，森的書是一個不錯的起點。我們了解國外的曆史、學術能夠有利於學習，有利於切實推進變革，摒棄各種洋、土的迷思、圈套。學習別人的是“經驗”，要析構式利用，而不是“信仰”，在世俗世界不要期望“神諭”，沒有人能揭示天國的模樣。
    
     
    
    開始閱讀的時候，應該注意到森的治學的特點，或者可以說是他的局限。森首先是學數學，後轉到經濟學，後又轉到了政治哲學。所以，或許我們能感到他缺少哲學家的思辨力、曆史學家的包容度。把問題簡單化、平麵化，對其“最終後果”進行量化比較，這是森所批評的，但或許他提出自己答案的時候也有這種傾向。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作為印度公民的森的情懷。森以解決印度問題為出發點，嚐試給出答案。印度國情有其特點，社會鬆散而保守，而其憲政框架已經運行了好多年。森還說過印度人喜歡爭鳴。所以其文風很多時候讓人感覺到像是一個智者在給選民講課。書中很大部分在討論人心的明智，畢竟一致性投票的力量在憲政框架下是無可匹敵的，盡管或許這隻是一種表麵的結論。
    
     
    
    森在書裏很強調全麵地探討問題，包括所用的方法和關注對象。舉個例子來說，西方文化通過宗教深受猶太人的影響。猶太人的律法師的角色類似於中國古代士大夫，而不是“訟師”。其所關注的是“道行天下”，而不是對局部的、既有的東西的技能。森在書裏仔細地分析了“契約論”的製度原教旨主義的誤區，其沒有涵蓋紛繁複雜的、活生生的人類生活。
    
     
    
    我們說一個事情是正義的，意味著它和我們對理想社會的期待相符合。一個人的社會理想或許更像一副連環畫，而不像一門數學課程。總和來看，人們的社會理想就像一個詩會，而不像一個數學研討班。其中，說出來的隻是一小部分，而我們感到的很多是沉默的。較理想治理的情況下，生存就像一部儺戲，人們“自動地”舉止得體。男人們“自動地”去漁獵，女人們“自動地”去采集，當然還有科學家們“自動地”去鑽研。
    
     
    
    當然，我們並不應當主張迷狂，應當反對各種各樣的迷信，包括很久以來或最近被奉為神聖的東西。正像森在書裏反複強調的一樣，我們要準備把所有的主張置於反思之下，經過檢討之後才賦予它更堅實的地位。比如人口過剩問題，國人是不是在各種各樣的舊的理念支配之下，並且在現實的各種力量的歪曲之下，比如“利潤”、“發展”等幻像，失去了對問題的更好的理解，也失去了追求一種更好生活的可能？瘋狂的壓榨易辨，緩慢的死路也要警惕。當然，要妥善對待各種宗教門派和俗信。
    
     
    
    一個公理係統有如下特性，必須是內洽的、必須是完備的、應當是獨立的。就人類智力的局限和社會存在的複雜性而言，如果要這樣來描述人們的社會理想，那這個公理係統應該有極多的條目。事實上這樣的論述是不能存在的。所有提出的簡化模型都不可能和俗世吻合，並遭到了反駁。應該說社會理想是一個博雜的係統，其中的規則是多種多樣的。森列出了很多“適當的行為”的理由，比如“單邊義務”。 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些顯然也構成了恰當行為的理由。社區道德維係的最堅實的基礎是老嫗們的口，而她們並不需要理論的深化。由此我們應該了解，所謂超越的、極簡化的道德論說對改善治理的不必要和不充分。森的書中大量地討論了分散的改善的可能性和技術問題。就諸多重要價值的思辨而言，我們也不要局限於森的觀點，所謂兼聽則明。因為現在的技術複雜度、分化度越來越強，一項政策的執行很可能需要各方麵的人才。
    
     
    
    在社區道德維護方麵，我們看到了人性、曆史和文化的作用。書中提到英國聖公會祈禱書，提倡“我對神的義務以及我對鄰居的義務”。這顯示了各國文化的差異。中國自古以來都強調了宗族和親戚關係的重要性。對個體差異和文化差異的相關性，現在已有很多曆史性的觀察和分析性的研究。即使現代性大為增加，我們也不應期望突尼斯人和瑞典人對美好生活的設想沒有差異。保持多樣性，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而言。最近有新聞說，印歐語係發源於安納托利亞。就是說，西歐白人受到更早的農人的文明的激勵而發展起來。後來彼接受的基督教，也是歐亞大陸長期文明流轉的一部分。所以，不要簡單崇拜，獲得新知識需要自信。
    
     
    
    雖然要從生存論的廣闊視角看待人們之間的關係，但物質利益肯定是重要的一部分。在現實世界中知識總是和利益關聯起來，我們經常感覺到的是，改革遲滯和人們期待的差距。偏見背後很可能有宗派的利益，一項純粹技術的應用也會帶來對利益結構的衝擊，因而遭遇阻力。所以要在現實世界中推進正義，不單單是著眼於改變個人，而是需采取政治方麵的技術。而這方麵的強度要因國情而異。學術化的論述和曆史的知識要並重，《三國演義》既是教化、也是技能。
    
     
    
    在我們的世俗世界中，正義經常會遭到折衷。一方麵是人際的折衷，比如我們要鼓勵科技創新，就會以優厚的待遇延攬人才，那可能既不高雅，也不平等的哦，“匠人無需有德”。人們能夠在公開的辯論中主張的利益，不是出於本能，而是社會化的。人們主動地限製自己，社會的運行成本就會低，就是道德力量的展現。森關注了製度改革和行為變化的相互依賴，就是要關注人的自我改變。一方麵是曆史的折衷，利益集團的衝突的結果很多時候是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人們必須在不完美的世界生存下去。比如說，“疆裏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的渤海國被凶殘、狡詐的契丹滅了，在大局已定的時候，渤海國人以死相拚也於事無補。務實的作法恰如事實發展所示，後來的渤海國人在遼、金的文明化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就“轉型正義”而言，哪派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革”中爭取到主動，其在對故人的評價上發言權就大。法統或許不是路線問題，而是親情問題。
    
     
    
    森在書中列舉了三個小孩和一支長笛的故事，但我們應該明白實際上任何政府都不會直接幹預這種小事情，家長間的協商大概也不會關注這種不重要的事。人們之間的合作總是要解決重要的事情。就一國層麵來說，無論政府還是組織要做的事情，根本來說是異質陌生人之間的互動。所以，現實中的正義準則的貫徹總是限於要務方麵，個人間的差異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盜版黨”實際很少，而且會被人看作不正經。比如說，良好的治理要保證絕大多數青年都能按時娶上老婆，但顯然我們無法關注他們快樂度的差異。所謂“某某關心你的每一天”，背後必有謀求不當利益的勢力。外在的幹涉太多，會讓人感覺自由的缺失。另一方麵，如果縣議會都有賢良的長者主持，顯然會有利於培養孩子們謙讓的美德，這是榜樣的力量。
    
     
    
    一個國家向別國學習的問題上，我們也要超越個體明智與否的視角，從思潮和利益集團的糾纏入手。論辯要發揮作用，需要有它的關切域。就是說論辯能夠動員域內的個體、改變力量格局、形成實際的壓力、推動實際的變革的發生。比如，比利時外長由於各種緣由發表了一個關於非洲某地區人道主義危機的聲明，但比利時人對此並不關心，而非洲人也無法因獲知這個信息而采取任何行動。這個例子也說明了全球正義的薄弱和改善的遙遠。當前，從國際格局的現狀來考慮變革，既要利用外在的積極因素，也不要對利益的衝突抱有浪漫的想法。就現實的國與國關係而言，外在的推動變革的力量常有“弱化”的政策目標，所以健康力量要妥善借力，以免落下“賣國”口實。所提的治國理念，既要不違背普世價值，也要立足於切實可行的、積極的建設性。
    
     
    
    相對而言，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更濃烈的集權色彩。一方麵要關注政府發揮積極的作用，也要始終關注失控造成的危害。森廣泛地討論了公共理性的問題，這是我們要認真學習的。要促進政治參與的容易性，雖然我們對此應避免不切實際的期望。要多層次的促進參與，要探索權力在中央、省、市縣等各層級的適當布局，使能權衡者受到責任製約，使人們不得不遵循明確的規則，使地區體製保持靈活性的同時抑製局部、短期利益狂飆。隻有重建社會，強化道德氛圍，才能夠使代議製得以良好的運行。妥善抉擇的社會，人皆無可怨，世俗的正義在中國應更可期待。
    
     
    
    思想能發揮巨大的但有限的作用。發揮作用的路徑往往是曲折的，或許還會發揮和原本期待相反的作用。我們期待思想和實踐的相互正向促進，智慧和知識的相互正向促進，勇氣和見解的相互正向促進，各種專長的人的之間的相互正向促進。在這個幻滅而微妙的時刻，坐觀、猜測是無意義的，建設性力量應努力發揮杠杆撬動似的作用。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