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皆史”與(yu) “經史分立”——章太炎與(yu) 廖平經史觀之比較

作者：苗澤輝（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來源：《中華文化論壇》2025年第1期

摘要:章太炎與(yu) 廖平在經史觀上存在顯著差異。章太炎提出“六經皆史”，解構了傳(chuan) 統經學的神聖地位，推動了學術研究的自由與(yu) 開放，促進了學術範式的重構。廖平則堅持“經史分立”，認為(wei) 經學與(yu) 史學在性質、功能及價(jia) 值取向上存在本質區別，並通過對微言大義(yi) 的深入闡釋，維護了經學的獨立性與(yu) 神聖性。兩(liang) 人經史觀念的差異，從(cong) 根本上而言，是源於(yu) 對傳(chuan) 統文化現代角色與(yu) 價(jia) 值的不同定位，以及對如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構建學術體(ti) 係的不同主張。這一分歧，不僅(jin) 是個(ge) 人學術觀點的交鋒，更是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張力的體(ti) 現。

關(guan) 鍵詞：章太炎 廖平 六經皆史 經史分立

經史關(guan) 係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ge) 複雜而重要的問題，也是曆代學者探究的焦點。然而，隨著時代演進和學術變遷，經史關(guan) 係不斷呈現新的麵貌。近代以來，西方學術的引入推動了學術現代化進程，同時傳(chuan) 統學術也麵臨(lin) 轉型壓力，急需在繼承與(yu) 創新間尋求平衡。在此背景下，章太炎以其“六經皆史”的論斷，將儒家經典置於(yu) 曆史文獻的視域下重新審視，既衝(chong) 擊了經學神聖化的傳(chuan) 統觀念，又強調了曆史文獻在學術研究中的基礎性作用[1]。相比之下，廖平始終堅持“經史分立”的立場，強調經與(yu) 史在性質、功能及價(jia) 值取向上存在本質區別，試圖在急劇變動的時代背景中捍衛經學的地位和價(jia) 值[2]。

盡管章太炎與(yu) 廖平的經史觀存在顯著差異，但他們(men) 都試圖在動蕩與(yu) 變革的特殊環境下為(wei) 經學尋找新的定位與(yu) 價(jia) 值。章太炎注重經學的曆史性與(yu) 科學性，而廖平則更強調經學的神聖性與(yu) 權威性。兩(liang) 人經史觀之間的差異，不僅(jin) 是學術觀點上的分歧，更是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東(dong) 方與(yu) 西方在近代中國學術轉型中的對話與(yu) 碰撞。然而，現有研究多集中於(yu) 對兩(liang) 位學者經史觀的獨立分析，較少直接對比二者之間的差異及其學術影響。因此，探討“六經皆史”與(yu) “經史分立”兩(liang) 種經史觀在不同學術語境下的具體(ti) 表現及其背後的思想淵源，不僅(jin) 有助於(yu) 我們(men) 更全麵地理解二人的學術思想，還能揭示近代學術轉型的複雜過程及其背後的時代動因。

一、章太炎與(yu) 廖平經史觀的理論分歧

“六經皆史”說是經史關(guan) 係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其經劉向、劉歆、郝經、王守仁和章學誠等曆代學者闡發[3]，成為(wei) 中國經學史和史學史上的重要議題。但近代以來，此說被學者們(men) 進一步剖析與(yu) 發掘，其內(nei) 涵與(yu) 意蘊又產(chan) 生新的變化。其中，無論是章太炎對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肯定與(yu) 深化，還是廖平對“六經皆史”說的反對與(yu) 駁斥，均使得經史關(guan) 係的討論發展至新的階段。而要分析章太炎與(yu) 廖平在經史觀上的理論分歧，首先需要了解二人對“經”與(yu) “史”的定義(yi) 與(yu) 詮釋。

（一）“夷六藝為(wei) 古史”：章太炎的“原經”路徑與(yu) 經史詮釋

章太炎對“經”的詮釋，首先從(cong) “經”的本義(yi) 入手，追溯其曆史淵源。在《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中，章太炎指出：

案經者，編絲(si) 綴屬之稱，異於(yu) 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猶浮屠書(shu) 稱“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wei) “線”，譯義(yi) 為(wei) “經”，蓋彼以貝葉成書(shu) ，故用線聯貫也。此以行簡成書(shu) ，亦編絲(si) 綴屬也。[4]

在章太炎看來，“經”最初是書(shu) 籍製作的一種物理形態，即用絲(si) 線編連竹簡成書(shu) ，後逐漸演變為(wei) 群書(shu) 通稱。但先秦時期，並非所有書(shu) 籍都能稱“經”，“所謂‘經’，乃是官府重要典籍和各學派重要著述的稱謂”[5]。在《原經》中，章太炎進一步以曆史眼光揭示“經”的本真麵目：

《吳語》稱“挾經秉枹”，兵書(shu) 為(wei) 經；《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yi) 別之，至禮與(yu) 律獨經也”，法律為(wei) 經；《管子》書(shu) 有“經言”“區言”，教令為(wei) 經。

按章氏的觀點，“經”最初並無神聖或特定意涵，僅(jin) 是兵書(shu) 、法律、教令等古籍通稱而已。至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6]，“經”逐漸成為(wei) 儒家經典的專(zhuan) 屬稱謂，其神聖性與(yu) 權威性也隨之確立。

清季民初，經典的權威性和神聖性逐漸瓦解，即“近代經典的淡出”[7]。羅誌田將其區分為(wei) “無意識的推動和有意識的努力”[8]，並將後者劃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一是從(cong) 清季已開始的使經典‘去神聖化’；二是民初特別明顯的整體(ti) ‘去經典化’。”[9]從(cong) 這一視角來看，章太炎“以曆史眼光‘原經’，而‘原’至於(yu) 最古時代，‘經’隻是古書(shu) 之統稱”[10]，實際上破除了經典神聖化的觀念。因此，“經”者，線裝書(shu) 之謂也，是書(shu) 籍製作的物理形態與(yu) 技術手段。此種解釋旨在反對將六經視為(wei) 絕對真理的今文經學，將經學置於(yu) 史學視角之下審視，從(cong) 而瓦解了“經”的神聖性。

在重新詮釋“經”的同時，章太炎也對“史”的概念進行了擴展與(yu) 深化。他指出“古無史之特稱”[11]。古代文獻分類並不像後世那樣明確區分經、史、子、集，許多典籍同時承載著曆史記載的功能，因此章氏指出“《尚書(shu) 》《春秋》皆史也”[12]。章氏進而拓寬史學範疇，將《周禮》所述官製、《儀(yi) 禮》所記儀(yi) 注等視為(wei) 史學旁支，乃至將禮樂(le) 、詩歌亦納入史學領域。他認為(wei) “《詩》之歌詠”[13]不僅(jin) 是文學作品，更是反映當時社會(hui) 的史料，尤其二雅中的史詩部分，直接映照曆史事件。此觀點將文學與(yu) 史學緊密相連，突破了傳(chuan) 統史學界限，拓寬了史料來源。而《易》所涵蓋的內(nei) 容極廣，“關(guan) 於(yu) 哲學者有之，關(guan) 於(yu) 社會(hui) 者有之，關(guan) 於(yu) 出處行藏者亦有之。其關(guan) 於(yu) 社會(hui) 進化之跡，亦可列入史類”[14]，因此，章太炎指出“史與(yu) 儒家，皆經之流裔”[15]，“史與(yu) 經本相通，子與(yu) 史亦相通”[16]，它們(men) 共同構築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基石。

章太炎在“原經”的過程中，不僅(jin) 重新詮釋了“經”與(yu) “史”的概念，更對二者之間的關(guan) 係進行了全新的論述。他繼承並發展了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讚其為(wei) “撥雲(yun) 霧見青天”[17]。然而，在經史關(guan) 係的闡發上，他並未止步於(yu) 前人的理論框架，而是提出了“夷六藝為(wei) 古史”的創見，意在從(cong) 根本上解構經學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被神聖化、絕對化的觀念。章太炎於(yu) 《經的大意》中指出：

《尚書(shu) 》《春秋》固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治，《禮》《樂(le) 》都是周朝的法製，這不是史，又是甚麽(me) 東(dong) 西？……《易經》也是史。……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18]

章太炎分析六經起源與(yu) 內(nei) 容，明確指出經外無史、經史同源一體(ti) 。但他比章學誠走得更遠，認為(wei) “六經”並非載道之書(shu) ：

今之經典，古之官書(shu) ，其用在考跡異同，而不在尋求義(yi) 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yu) 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shu) 既為(wei) 記事之書(shu) ，其學惟為(wei) 客觀之學……[19]

章太炎認為(wei) 孔子刪定六經之舉(ju) ，與(yu) 司馬遷、班固撰寫(xie) 史書(shu) 並無二致，意在“貶經為(wei) 史”，將六經視為(wei) 曆史典籍，否定前人“經以載道”的通行看法。張昭軍(jun) 認為(wei) ：“章太炎‘夷六藝於(yu) 古史’，提出‘經者古史，史即新經’，經史並論，一定程度上衝(chong) 擊了傳(chuan) 統的‘尊聖崇經’觀念。”[20]關(guan) 於(yu) 章太炎對“尊聖崇經”觀念的衝(chong) 擊，主要體(ti) 現在他將經學置於(yu) 曆史的長河中進行考察，不再局限於(yu) 經籍的文字訓詁和義(yi) 理闡發，如《訄書(shu) ·清儒》有雲(yun) ：“六藝，史也。上古史官，司國命，而記注義(yi) 法未備，其書(shu) 卓絕不循。”[21]他通過引入曆史視角，將六經視為(wei) 上古史官所記錄的曆史文獻，從(cong) 而為(wei) 經學的史學化進程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明經史之分”：廖平尊孔尊經立場中的經史新詮

無論是“經”與(yu) “史”的詮釋，還是經史關(guan) 係的闡發，廖平均與(yu) 章太炎有著較大分歧。章太炎以“曆史”的眼光審視經典，將六經置於(yu) 曆史文獻的視域中，解構了經典的神聖性與(yu) 權威性。相比之下，廖平將“尊孔尊經”作為(wei) 畢生治學宗旨，因此，他始終維護與(yu) 捍衛經典的神聖性與(yu) 權威性。廖平對經的詮釋首先體(ti) 現在對孔經地位的重新界定上。

廖平將孔子視為(wei) 中國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號和象征，“中國自漢唐以來，辟雍專(zhuan) 主尊孔，不言帝王周公也”[22]，“尊孔”是漢唐以來始終貫徹的學術傳(chuan) 統和政治傳(chuan) 統。同時，“尊經”是指推尊孔子思想和六經的普世義(yi) 理。廖平通過對比六經與(yu) 史籍，指出六經中的許多製度與(yu) 古代史實並不相符：“凡古事與(yu) 經不同者，皆為(wei) 真古事，以《禮》、《樂(le) 》二經出於(yu) 孔修，如同姓昏、三年喪(sang) 、親(qin) 迎、喪(sang) 服、烝報諸條，其明證。”[23]他指出六經並非舊史，而是孔子理想化的政治設計，旨在為(wei) 萬(wan) 世立法，垂教後世：“孔子製作六經，乃為(wei) 萬(wan) 世立法，非帝王已往之成跡。”[24]因此，他反對“六經皆史”之論，並明確經之定義(yi) ：“六藝皆為(wei) 新經，並非舊史。”[25]

廖平對孔經的推崇並未止步於(yu) 此。在《流演觀》中，廖平提出一個(ge) 堪稱驚世駭俗的觀點：“凡用六書(shu) 文字之書(shu) ，皆出孔後。凡用經語及傳(chuan) 記師說禮製者，皆為(wei) 孔學。”[26]在廖平看來，春秋以前的中國文字經過孔子整理、創製，形成了所謂“六書(shu) ”。這意味著六書(shu) 文字的應用以及經語、傳(chuan) 記、師說、禮製等內(nei) 容的傳(chuan) 承，都與(yu) 孔子及其學說密切相關(guan) ，這進一步凸顯了孔學在文化傳(chuan) 承中的主導地位。而孔學之影響並不限於(yu) 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甚至連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外國教派也與(yu) 其存在諸多關(guan) 聯：“墨與(yu) 耶教、回教、佛法小乘皆為(wei) 孔教前驅，諸教已行而後孔法可施；佛大乘法與(yu) 《列》、《莊》同，全為(wei) 天學，與(yu) 墨成反比例，則孔子之後勁。”[27]廖平對經的定義(yi) 超越了國家和民族的範疇。他認為(wei) “天下治亂(luan) 原於(yu) 經術”[28]，經學所蘊含的哲理和智慧，不僅(jin) 適用於(yu) 特定的民族和國家，更是對全人類的普遍關(guan) 懷和期望。換言之，六經和孔子所提出的倫(lun) 理道德與(yu) 社會(hui) 法則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製，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足以成為(wei) 人類文明的基石。

廖平對史的定義(yi) 與(yu) 詮釋，主要體(ti) 現在他對經與(yu) 史的辨義(yi) 中。在廖平看來，史與(yu) 經具有本質的區別。他指出：

舊說以記事為(wei) 史，不知經、史之分。史斷代為(wei) 書(shu) ，經為(wei) 百世法；史可廢，經不可廢。以經專(zhuan) 為(wei) 俟後聖而作。[29]

經學與(yu) 史學不同：史以斷代為(wei) 準，經乃百代之書(shu) ；史泛言考訂，錄其沿革，故《禹貢錐指》、《春秋大事表》，皆以史說經，不得為(wei) 經學。[30]

從(cong) 上述內(nei) 容可知，廖平從(cong) 三個(ge) 層麵對經、史之分進行辨析。第一，時間跨度。廖平強調，經乃百代之書(shu) ，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yi) 和價(jia) 值；而史則以斷代為(wei) 準，局限於(yu) 某一特定曆史時期。這種時間跨度的不同，決(jue) 定了經學與(yu) 史學在功能和目的上的根本差異。第二，內(nei) 容與(yu) 形式。經學注重哲理和道德教化的傳(chuan) 達，往往通過微言大義(yi) 的方式，借古喻今，闡述永恒不變的道理；而史學則主要記錄具體(ti) 的曆史事件和沿革變化，形式上更側(ce) 重於(yu) 考訂和實錄。第三，價(jia) 值意蘊。廖平認為(wei) ，經書(shu) 具有不可替代的價(jia) 值，是經世致用的根本法則，不可輕易廢棄；而史書(shu) 雖然記錄了豐(feng) 富的曆史信息，但在價(jia) 值優(you) 先性上不及經書(shu) 。經書(shu) 是為(wei) 後聖而作，具有指導未來世代的深遠意義(yi) 。因此，經是傳(chuan) 統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具有不可撼動的神聖性和權威性，而史則側(ce) 重於(yu) 學術性和研究性，其成果往往需要經過嚴(yan) 格的考訂和驗證。

在明辨經史之分後，廖平對“以史為(wei) 經”“古史皆經”等觀點進行了批駁：“以經為(wei) 史之輩，甚且謂古史皆經，是好學而不深思，甘為(wei) 淺見者流也。”[31]他認為(wei) “讀書(shu) 不先明經史之分，則以史目經，是由南轅而北轍也”[32]。若不明經史之分，必會(hui) 導致“以為(wei) 文明者，固信經而不諳事實；以經為(wei) 史者，又逐末而不識本根。謠諑煙霾，孔義(yi) 不著”[33]。因此，廖平主張“劃分經史之界，而後內(nei) 容外觀，文野迥異，即孔經之作用亦顯”[34]。

通過對“經史分立”理論的詮釋，廖平反複闡發了經史之別。“經”的主要功能在於(yu) 空言垂教，為(wei) 萬(wan) 世立法，具有超越時空的普遍指導意義(yi) ；而“史”則側(ce) 重於(yu) 記載事實，為(wei) 一代紀事，其價(jia) 值往往受限於(yu) 特定的曆史階段和地域範圍。他批評當時一些學者將經學與(yu) 史學混為(wei) 一談的做法，認為(wei) 這違背了經學的本質特征，並通過強調經學的獨立性與(yu) 神聖性，恢複孔子在經學領域的至高無上地位。廖平的論斷顛覆了“六經皆史”“古史皆經”等將六經視為(wei) 古代聖王遺教的觀念，將孔子從(cong) “述而不作”的傳(chuan) 統桎梏中解放出來，賦予其經學創製者的身份。這不僅(jin) 提升了孔子的文化地位，也為(wei) 經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與(yu) 方向。

二、章太炎與(yu) 廖平經史觀分歧之緣由

中國近代學術轉型中，西方思想湧入、社會(hui) 政治變革及民族危機加深，促使國人對傳(chuan) 統學術進行了反思與(yu) 重構，尤其是對儒家和孔子地位的重新評估成為(wei) 核心議題之一。章太炎和廖平作為(wei) 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們(men) 對孔子及經史的態度變化，深刻反映了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觀念的碰撞。章太炎對孔子的態度曆經尊孔、詆孔、再尊孔的曲折變化，映射出其在近代古今之變背景下的思想掙紮；廖平則矢誌捍衛孔經正統，對孔子及六經無上尊崇，視之為(wei) 超越時空的文化基石與(yu) 道德源泉。兩(liang) 人的分歧不僅(jin) 是個(ge) 人學術觀點的差異，更是對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認知的分野。從(cong) 章太炎與(yu) 廖平對儒家及孔子地位的不同認識入手，可揭示這一分歧如何影響了他們(men) 的經史觀念。

章太炎對傳(chuan) 統儒學的反思與(yu) 批判，很大程度上源於(yu) 他對孔子及儒家經典的認識。章太炎早年致力於(yu) 樸學研究，專(zhuan) 研古文經學，與(yu) 康有為(wei) 等今文學家背道而馳。之後，章太炎更是反對康有為(wei) 等人的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35]。他多次批判孔子及其學說，指出孔教之弊在於(yu) 使人追名逐利、貪圖富貴，“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wei) 心”[36]。對於(yu) 推尊孔教的弊害，他更是極力鞭笞：“漢武以後，定一尊於(yu) 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wei) 宗。強相援引，妄為(wei) 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hui) 者愈違其解故”[37]。在《訄書(shu) ·訂孔》篇中，他甚至援引日本學者遠藤隆吉“孔子出於(yu) 支那，則支那之禍本也……故更八十世而無進取者，咎亡於(yu) 孔氏”之說[38]，將孔子及其學說視為(wei) 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和社會(hui) 進步的阻礙。

然而，章太炎對孔子和儒家經典的態度並非一成不變。1914年，他在編訂《章氏叢(cong) 書(shu) 》時，對孔子的態度再度發生變化。他開始宣稱：“聖人之道，罩籠群有”，並孔子之美德“非孟、荀之所逮聞也”[39]。晚年作《自序》時，他自稱“始玩爻象”，“漸知《易》矣”，歸依孔學和《周易》。盡管他潛修佛學多年，但仍認為(wei) “孔子之道，所以與(yu) 佛法不盡同者，正以其出世則能正趣真如，而入世又能經緯人事，是則所謂事理無礙者也”[40]。

此外，從(cong) 章太炎對孔子的稱謂變化中，也可看出他對孔子和儒家經典的態度演變。他早年曾以“素王”來讚美孔子之德行，但後來在《檢論》中改稱孔子是百世伯主。這一稱謂的變化並非隨意，而是有著深刻的學術背景和思想考量。章太炎身處近代外族侵略、山河破碎的動蕩政局中，因此，他尤為(wei) 注重《春秋》“尊王攘夷”之義(yi) 的闡發。他在論著中有言：

綜觀《春秋》樂(le) 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雖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今以立言不朽，為(wei) 中國存種姓，遠殊類，自謂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41]

可知，章太炎認為(wei) 孔子“立言不朽”有著“為(wei) 中國存種性，遠殊類”之功，故孔子並非“素王”，而是百世伯主。這一稱謂變化，意在肯定與(yu) 讚揚孔子學說對於(yu) 傳(chuan) 承華夏文化、延續民族精神的重要價(jia) 值。

章太炎對待儒家經典及孔子的態度，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尊孔到詆孔，再到尊孔的複雜演變過程。這一演變不僅(jin) 反映了他個(ge) 人學術思想的發展與(yu) 變化，也折射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麵對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思潮衝(chong) 突時的深刻思考與(yu) 抉擇。

與(yu) 章太炎不同的是，廖平學凡六變，而尊孔尊經始終如一。有學者曾指出：“中西文化競爭(zheng) 的第一步就是要證明自身的文化優(you) 於(yu) 對方，而最終還是落實於(yu) 到底是誰能使對方改變其思想方式。”[42]從(cong) “孔經”這一層麵來看，廖平認為(wei) 孔子及經典具有超越時空的價(jia) 值和神聖性，是中國文化和道德的根基所在。廖平認為(wei) ，孔子作為(wei) “素王”，是群經的統宗和經典背後的靈魂。“‘素王’一義(yi) ，為(wei) 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yi) 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箴芥相投。自失此義(yi) ，則形體(ti) 分裂，南北背馳，六經無複一家之言”[43]。“素王”具有統宗群經的效用，而群經又是為(wei) 萬(wan) 世太平所製作。孔子與(yu) 六經在曆代儒家學者的推尊與(yu) 詮釋中，其身份、內(nei) 涵等均發生重大變化。“孔子受命製作，為(wei) 生知，為(wei) 素王，此經學微言，傳(chuan) 授大義(yi) ”[44]。自漢代始，孔子即被尊為(wei) “素王”，受命代天立法，而六經便是孔子所立萬(wan) 世不易之法。在古今中西之爭(zheng) 的背景下，廖平致力於(yu) 探索“素王改製”之深義(yi) ，以此尋求解決(jue) 古今、中西矛盾之途。

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論》中，廖平寫(xie) 道：

“素王”本義(yi) ，非謂孔子為(wei) 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義(yi) 耳……設此法以待其人，不謂孔子自為(wei) 王，謂設空王以製治法而已。[45]

“素王改製”是孔子為(wei) 後世立法的重要體(ti) 現，也是六經之所以能夠成為(wei) 萬(wan) 世不易之法的根本原因。孔子之時，傳(chuan) 統禮製已經無法滿足當時社會(hui) 的需求，因此他通過刪定六經、融入自己的政治理念等方式，對傳(chuan) 統禮製進行了改革和創新。

身為(wei) 素王的孔子，在廖平看來，具有超然的神聖性。“天生孔子，作六經、立萬(wan) 世法，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亦不再生孔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此其所以能統一全球也”[46]。廖平認為(wei) 孔子的地位在中華文化中是獨一無二的，不僅(jin) 是天生聖人，更是萬(wan) 世師表。由此，廖平進一步指出“經為(wei) 孔子所立空言，垂法萬(wan) 世”[47]，“孔經”不僅(jin) 蘊含孔子意圖傳(chuan) 遞給後世的微言大義(yi) ，且為(wei) 後人提供了垂法萬(wan) 世的基本思想。

概言之，章太炎與(yu) 廖平在儒家與(yu) 孔子地位上的不同立場，深層次地反映了他們(men) 各自對傳(chuan) 統文化現代價(jia) 值的理解及對未來學術走向的構想。章太炎態度的多次轉變，不僅(jin) 是他個(ge) 人學術思想演變的軌跡，更是那個(ge) 時代知識分子在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科學理性之間尋求平衡的縮影。他初期尊孔，源於(yu) 對傳(chuan) 統學問的深厚情感與(yu) 傳(chuan) 承責任感；隨後詆孔，則是對儒家某些教條束縛思想、阻礙社會(hui) 進步的深刻批判；而最終再尊孔，則是在經曆了西學衝(chong) 擊與(yu) 深刻反思後，對儒家思想中積極成分的重新發掘與(yu) 肯定，體(ti) 現了他在文化認同上的回歸與(yu) 超越。

相比之下，廖平的堅守則展現了一種更為(wei) 保守的文化立場。他將孔子及六經視為(wei) 不可動搖的文化根基，這不僅(jin) 是對傳(chuan) 統學術權威的維護，也是對在社會(hui) 急劇變遷中保持文化連續性與(yu) 民族認同感的強烈訴求。廖平認為(wei) ，隻有堅守孔經正統，才能確保中華文化的獨特性與(yu) 道德倫(lun) 理的永恒價(jia) 值，抵禦外來文化的侵蝕，實現文化的自我更新與(yu) 持續發展。

這種對儒家及孔子地位的不同認識，直接導致了章太炎與(yu) 廖平在經史觀念上的深刻分歧。章太炎傾(qing) 向於(yu) 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傳(chuan) 統經史，主張吸收西方學術方法，對經典進行重新審視與(yu) 解釋，以期達到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的目的。而廖平則更加注重經典的文本解讀與(yu) 傳(chuan) 承，強調經文的微言大義(yi) ，致力於(yu) 維護經學體(ti) 係的純粹性與(yu) 權威性，反對過度西化導致的文化根基動搖。因此，兩(liang) 人經史觀念的差異，從(cong) 根本上說是源於(yu) 對傳(chuan) 統文化現代角色與(yu) 價(jia) 值的不同定位，以及如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下構建學術體(ti) 係的不同策略。章太炎與(yu) 廖平經史觀之分歧，不僅(jin) 是個(ge) 人學術觀點的交鋒，更是中國近代學術轉型過程中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張力的體(ti) 現。

三、章太炎、廖平經史觀與(yu) 近代學術轉型的互動

清末民初，中國學術界經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轉型，標誌著傳(chuan) 統學術體(ti) 係在現代化浪潮中的深刻變革與(yu) 重構。這一過程不僅(jin) 促使學術框架適應新的時代需求，還驅動傳(chuan) 統學術觀念與(yu) 價(jia) 值在現代語境下尋求新的定位與(yu) 詮釋。在此背景下，中國學術界展開了深刻的自我反思與(yu) 重構，學者們(men) 開始反思傳(chuan) 統學術的局限和不足，積極吸納西方學術的精髓，推動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深度融合。然而，這場古今中西之爭(zheng) 也暴露出了中國學術在轉型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和困境。傳(chuan) 統學術中的某些部分難以直接融入現代學術體(ti) 係，需要在新的語境中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和位置。因此，通過比較章太炎與(yu) 廖平的經史觀，可分析其與(yu) 近代學術轉型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

章太炎指出：“國於(yu) 天地，必有與(yu) 立，非獨政教飭治而已，所以衛國性、類種族者，惟語言曆史為(wei) 亟。”[48]他強調語言、曆史在維護國家特性和種族類別中的重要性，並認為(wei) 研求國粹、傳(chuan) 承曆史是實現民族獨立的關(guan) 鍵所在。尤為(wei) 重要的是，章太炎並未將自己的觀點與(yu) 所恪守的古文經學割裂，而是巧妙地將古文經學也納入了“六經皆史”的宏大思路之中。他認為(wei) ：

古文是曆史，今文是議論。古文家治經，於(yu) 當時典章製度很明白的確；今文家治理，往往不合古時的典章製度。……古文家將經當曆史看，能夠以治史的法子為(wei) 治經，就沒有紛亂(luan) 的弊病，經就可治了。這是治經的途徑。[49]

他認為(wei) ，古文家的經學態度應定位為(wei) 史家的立場，經學研治中的史學思路方是可取的途徑。“六藝，史也”。西漢儒生“誦法既狹隘”，又用於(yu) “製法決(jue) 事”，自非正途，惟東(dong) 漢“杜、賈、馬、鄭之倫(lun) 作，即知‘摶國不在敦古’；博其別記，稽其法度，核其名實，論其群眾(zhong) 以觀世，而六藝複返於(yu) 史，秘祝之病不漬於(yu) 今。其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昭然察矣”[50]。“複返”二字最為(wei) 關(guan) 鍵，六經本即為(wei) 史，以史法治經才是正則。其後，經學“變於(yu) 魏、晉，定於(yu) 唐，及宋、明始蕩。繼漢有作，而次清儒”[51]。較之漢代經師，清儒“不以經術明治亂(luan) ，故短於(yu) 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yu) 求是”[52]，故其治經“夷六藝於(yu) 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為(wei) 律，則上世人事汙隆之跡，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流變；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53]。這一觀點與(yu) 清儒治經的方法論有著一脈相承的內(nei) 在聯係，清儒已開始嚐試將六經內(nei) 容與(yu) 古代曆史相結合進行深入研究，而章太炎則明確提出了“六經皆史”的論斷，從(cong) 而在學理層麵將研史與(yu) 治經等同起來，讓經學回歸曆史的本原，使得研究者能夠以平等的眼光去審視經史，“其影響於(yu) 近來學界者亦至巨”[54]。顧頡剛“隨從(cong) 太炎先生之風，用了看史書(shu) 的眼光去認識《六經》，用了看哲人和學者的眼光去認識孔子”[55]。這種平等的學術態度無疑是對章太炎思想的繼承與(yu) 發展。

在學術傳(chuan) 承與(yu) 影響方麵，章太炎的弟子如錢玄同、朱希祖等積極響應其思想，共同推動了史學的獨立發展。錢玄同提出：“‘經’是什麽(me) ？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學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國故的史料。”[56]錢玄同的這一主張，實際上是在倡導一種以史學為(wei) 核心，融合多學科知識的研究方法，以此來推動學術的創新與(yu) 發展。朱希祖對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有所疑問，其疑點主要在於(yu) “六經皆史”之語或有失當。具體(ti) 而言，若六經皆為(wei) 史籍，“則今之四部書(shu) 籍，亦皆史也。意者謂六經皆史料乎”[57]。古往今來，史之材料最廣最博，研治史學若局限於(yu) 史部書(shu) 籍，必然會(hui) 有所疏漏。因此，朱希祖推測“六經皆史”之意實為(wei) 六經皆為(wei) 史料。而朱希祖在憶及其師章太炎時，也指出章氏認可“六經皆史料”之意：

先師之意，以為(wei) 古代史料，具於(yu) 六經，六經即史，故治經必以史學治之，此實先師之所以異乎前賢者。且推先師之意，即四部書(shu) 籍，亦皆可以史視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視之，與(yu) 鄙意實相同也，特不欲明斥先賢耳。[58]

可知，朱希祖與(yu) 章太炎都主張六經及四部書(shu) 籍可作為(wei) 史料，故而朱希祖治文字學與(yu) 經學，均以史學為(wei) 出發點。由此，他進一步闡明：“經學之名，何以必須捐除呢？因為(wei) 經之本義(yi) ，是為(wei) 絲(si) 編，本無出奇的意義(yi) 。但後人稱經，是有天經地義(yi) ，不可移易的意義(yi) ，是不許人違背的一種名詞。”[59]治理經學應當以史學的方法來進行，同時主張捐除“經學”這一傳(chuan) 統名目，將學術領域細分為(wei) 各項具體(ti) 學科，以此來促進史學的獨立發展。

相較於(yu) 章太炎以曆史的視角重構經史關(guan) 係，廖平則呼籲回歸經典：“聖經原始要終，包括中外，凡一切皇帝伯王之政教，任人挹取，是今世界獨一無二之美善，可傳(chuan) 之無窮者。”[60]他強調尊孔尊經，堅持六經出於(yu) 孔子，以與(yu) 西教相抗衡。“蓋舍是不足以見至聖之大，尤不足以收外人尊仰之心”[61]，如此方能與(yu) 西教相抗衡。廖平將六經的經義(yi) 比作幾何學中的不變原理，並以之為(wei) 後世遵循之法則：

經、傳(chuan) 於(yu) 地球，亦如幾何於(yu) 方圓、分合、層累、曲折各種程式，無不立標本，以為(wei) 後世法。世局百變，經術隨之。使地球一旦猶存，則經術究不能廢也。[62]

盡管世局千變萬(wan) 化，經術也會(hui) 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調整，但經術的核心地位，卻如同幾何學中的公理，永遠不能被廢除。而西方學術，雖然在技藝層麵上有著舉(ju) 世矚目的專(zhuan) 長和精湛，但其被視為(wei) “器”而非“道”，總是在形而下的領域中徘徊，其缺乏道的層麵，終將需要皈依孔道，尋找真正的智慧之源。

對於(yu) 經史關(guan) 係，廖平主張經史分立，不可混淆。他認為(wei) ，“六經”是孔子為(wei) 天下萬(wan) 世立言，“既曰言，則非已往史跡；既曰立，則非鈔錄舊稿”[63]，因此，“六經”並不簡單地被定義(yi) 為(wei) 史實記錄或舊文鈔錄，而是孔子思想的傳(chuan) 承，且具有跨越時代的價(jia) 值。孔子作為(wei) 至聖先師，其“六經”便是他為(wei) 天下萬(wan) 世所立的言論，在宗教、哲學與(yu) 道德等領域，“六經”都起到了無可比擬的指導作用。

廖平之後，其弟子如蒙文通、李源澄則延續了經史分立的觀點。蒙文通強調了經學在中國文化中的無上地位：

由秦漢至明清，經學為(wei) 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yu) 行為(wei) 、政治與(yu) 風習(xi) ，皆不能出其軌範。雖二千年學術屢有變化，派別因之亦多，然皆不過闡發之方麵不同，而中心則莫之能異。其力量之宏偉(wei) 、影響之深廣，遠非子、史、文藝可與(yu) 抗衡。……其實，經學即是經學，本自為(wei) 一整體(ti) ，自有其對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wei) 後來文化之指導者也。[64]

他認為(wei) ，經學不僅(jin) 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後來文化發展的指導者。蒙文通認為(wei) 經學和史學是兩(liang) 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問題，“經史截分為(wei) 二途，猶涇清渭濁之不可混”[65]，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和路徑對經與(yu) 史進行研究。

李源澄對經學性質的認識與(yu) 廖平、蒙文通基本一致。在《經學通論》中，李源澄對經學的性質與(yu) 範圍進行辨析，試圖為(wei) 經學在現代學術體(ti) 係中的定位提供理論支持。他認為(wei) ：

經學之經，以常法為(wei) 正解，不必求經字之本義(yi) 。然經學雖漢人始有之，而經之得名，則在於(yu) 戰國之世。故常法為(wei) 經學之本義(yi) ，而非經之達詁。[66]

他以“常法”為(wei) 經學之“經”的正解，但他也指出“常法”是“經”的根本之義(yi) ，而非訓詁學對“經”的確切解詁。對於(yu) 經史關(guan) 係，李源澄既不讚同“六經皆史”，又不盲從(cong) 經史分立，而是從(cong) 經之源流入手，進行分析。他指出：“經本是史文，但自經學成立以後，即變其性質。”[67]經典原先雖是曆史文獻，但自經學成立以後，其性質就已變化。曆史對於(yu) 人生的意義(yi) ，“充其量不過知往察來，懲惡勸善”[68]，而經學則具有揭示“人生規律之意義(yi) ”[69]。因此，李源澄認為(wei) ：

經學，非史學，非子學，而為(wei) 子、史合流之學問，為(wei) 一特殊之學問，自具獨立之精神，而非史與(yu) 子所能包含。欲知經學對吾國影響之大，當自曆史中求之，亦惟於(yu) 曆史中求經學，始能見經學之意義(yi) 。[70]

劉複生認為(wei) ：“雖然蒙、李二人後來的研究重心都不同程度地轉向了史學，但他們(men) 把經學作為(wei) 中國文化‘根荄’的思想卻未嚐有變，‘六經皆史’的思想也始終未被他們(men) 接受。”[71]簡言之，盡管李源澄並不讚同“六經皆史”的觀點，認為(wei) 經學不應簡單地被歸結為(wei) 曆史文獻，但他同時也強調，從(cong) 曆史的角度去探究經學所蘊含的深層意義(yi) 是極有價(jia) 值的。

概而論之，章太炎通過積極倡導史學獨立，不僅(jin) 打破了經學對學術領域的長期壟斷，還為(wei) 中國學術的多元化和現代化進程鋪設了基石。其“六經皆史”理論，不僅(jin) 是對傳(chuan) 統史學觀念的深刻變革，更標誌著史學作為(wei) 獨立學科在現代學術體(ti) 係中的崛起。章門弟子如錢玄同、朱希祖等，不僅(jin) 傳(chuan) 承了這一思想，更通過實際行動推動了史學的學科化進程，進一步鞏固了史學的獨立地位。與(yu) 此同時，廖平堅守經學陣地，主張經史分立，通過構建孔經哲學體(ti) 係，強調了經學的神聖性與(yu) 權威性，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現代轉化提供了另一種路徑。廖平弟子蒙文通、李源澄等，延續並發展了這一思想，維護了經學的價(jia) 值與(yu) 地位。

結語

在清季民初的曆史轉折時期，傳(chuan) 統經學的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迫切需要重新定位。章太炎以“六經皆史”的論斷，將經學從(cong) 神聖化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獨立與(yu) 發展，為(wei) 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開辟了新徑。他通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不僅(jin) 解構了經學的權威地位，更以曆史的眼光審視傳(chuan) 統文化，使之在現代社會(hui) 中找到新的定位與(yu) 價(jia) 值。而廖平的觀點與(yu) 章太炎的“六經皆史”說形成鮮明對比，他主張經史分立，不可混淆，“六經”是孔子為(wei) 天下萬(wan) 世立言，具有超越時代的價(jia) 值。

章太炎與(yu) 廖平在經史觀上的分歧，實則是對傳(chuan) 統文化現代轉型路徑的不同探索。章太炎傾(qing) 向於(yu) 批判性繼承與(yu) 創新性發展，而廖平則更注重傳(chuan) 統價(jia) 值的維護與(yu) 弘揚。這種分歧不僅(jin) 體(ti) 現了個(ge) 人學術立場的差異，更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麵對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思潮交匯時的觀念衝(chong) 突與(yu) 選擇多元。一方麵，他們(men) 意識到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不願輕易放棄；另一方麵，他們(men) 又看到了現代社會(hui) 的變化與(yu) 需求，意識到傳(chuan) 統文化必須進行自我更新與(yu) 轉型。這種矛盾與(yu) 衝(chong) 突，使得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探索傳(chuan) 統文化現代轉型的路徑時，呈現出了多樣化的選擇與(yu) 嚐試。章太炎與(yu) 廖平的經史觀分歧，正是這一曆史背景下思想多元性的一個(ge) 縮影。

注釋
[1]關於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代表性研究，可參閱張昭軍：《論章太炎的經史觀》，《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2期；江湄：《章太炎〈春秋〉學三變考論--兼論章氏“六經皆史”說的本意》，《史學史研究》2012年第1期；陳壁生：《經學的瓦解：從“以經為綱”到“以史為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賈泉林：《從“以經為史”到“經為史綱”--論章太炎經史觀念之轉變》，《史學史研究》2021年第3期；陝慶：《從“六經皆史”到“古史皆經”--章太炎經史互釋的思想史內涵》，《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5期。
[2]關於廖平經史觀念的研究，可參閱張凱：《經今古文之爭與國難之際儒學走向》，《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超今文學”與近現代經史轉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3]參閱田河、趙彥昌：《“六經皆史”源流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3期。
[4][6]章太炎：《國故論衡先校本》，王培軍、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第1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頁，第55頁。
[5]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中國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頁。
[7]《漢書》卷六《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第212頁。
[8][9][10]羅誌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63頁，第164頁，第164頁。
[11]陳壁生：《經學的瓦解：從“以經為綱”到“以史為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3頁。
[12][13][14][15][16]章太炎：《論經史儒之分合》，《章太炎全集》第11冊，第591頁，第591頁，第591頁，第591-592頁，第592頁。
[17]章太炎：《曆史之重要》，《章太炎全集》第11冊，第492頁。
[18][19]章太炎：《經的大意》，《章太炎全集》第10冊，第99頁，第99-100頁。
[20]章太炎：《論諸子學》，《章太炎全集》第10冊，第49頁。
[11]張昭軍：《論章太炎的經史觀》，《史學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2]章太炎：《檢論·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81頁。
[23]廖平：《尊孔篇》，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第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13頁。
[24][31]廖平：《知聖篇》，《廖平全集》第1冊，第370頁，第369頁。
[25]廖平：《莊子經說敘意》，《廖平全集》第10冊，第301頁。
[26]廖平等著：《經學六變記》，《廖平全集》第2冊，第886頁。
[27][28]廖平：《孔經哲學發微》，《廖平全集》第3冊，第1110頁，第1112頁。
[29][30]廖平：《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廖平全集》第7冊，第988頁，第1395頁。
[32][34][35]廖平等著：《經學六變記》，《廖平全集》第2冊，第952頁，第908頁，第908頁。
[33]廖平：《書經大統凡例》，《廖平全集》第4冊，第18頁。
[36]章太炎：《與柳詒徵》，《章太炎全集》第16冊，第971頁。
[37][38]章太炎：《論諸子學》，《章太炎全集》第10冊，第52頁，第48頁。
[39]章太炎：《檢論·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30頁。
[40]章太炎：《檢論·訂孔下》，《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33頁。
[41]章太炎：《與車銘深》，《章太炎全集》第16冊，第1256頁。
[42]章太炎：《檢論·春秋故言》，《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19頁。
[43]羅誌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第6頁。
[44][45]廖平：《知聖篇》，《廖平全集》第1冊，第324頁，第324頁。
[46]廖平：《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廖平全集》第9冊，第2145頁。
[47]廖平：《闕裏大會大成節講義》，《廖平全集》第11冊，第469頁。
[48]廖平：《孔經哲學發微》，《廖平全集》第3冊，第1066頁。
[49]章太炎：《重刊〈古韻標準〉序》，《章太炎全集》第4冊，第209頁。
[50]章太炎：《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章太炎全集》第10冊，第286頁。
[51][52][53][54]章太炎：《檢論·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冊，第482頁，第482頁，第485-486頁，第486頁。
[5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湯誌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10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86頁。
[56]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頁。
[57]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古史辨》第5卷，第27頁。
[58][59]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學》，周文玖選編：《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8頁，第348頁。
[60]朱希祖：《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周文玖選編：《中國史學通論·補編》，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96頁。
[61][62]曾上珍：《代廖季平答某君論學書》，《廖平全集》第11冊，第851頁，第851頁。
[63]廖平：《公羊春秋經傳驗推補證》，《廖平全集》第7冊，第990頁。
[64]廖平：《尊孔篇》，《廖平全集》第2冊，第1014頁。
[65]蒙文通：《經學抉原·論經學遺稿三篇》，蒙默編：《蒙文通全集》第1冊，巴蜀書社，2015年，第310頁。
[66]蒙文通：《古史甄微·自序》，《蒙文通全集》第3冊，第5頁。
[67][67]李源澄：《經學通論·論經學之範圍性質及治經之途徑》，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李源澄集新編》第1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頁，第7頁。
[68][69][70]李源澄：《經學通論·論經學之範圍性質及治經之途徑》，《李源澄集新編》第1冊，第7頁，第7頁，第7頁。
[71]劉複生：《轉型而不同調：晚清以來蜀中學人之經史觀》，《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