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格物“窮理”與(yu) “切己”之學

作者：吳忠偉(wei) （蘇州大學哲學係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二十日丁亥

          耶穌2025年3月19日

朱熹為(wei) 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學多元格局的終結者。欲評判朱子學與(yu) 宋代理學諸派之差異，自然有許多著眼點，而對佛學尤其是禪學的態度可以說是重要標尺。相較於(yu) 其他理學家，朱熹對佛學尤其是禪學持有嚴(yan) 厲的批評態度，既體(ti) 現在他對陸九淵、胡五峰等人迎納佛教禪學元素的指責，也表現在其對佛教禪學的直接批評。盡管如此，朱熹與(yu) 佛教還是有關(guan) 聯的。從(cong) 時代背景看，置身宋代思想環境下，對於(yu) 仍有相當思想影響力的佛學，朱熹不可能置若罔聞，而是或直接或間接地吸納了佛學語匯，借用了佛學的思維方式；就具體(ti) 情況來說，雖然朱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ei) 向世人展現出一幅儒學“衛道士”的形象，對佛教禪學頗多譏貶，但在其理學體(ti) 係形成前的為(wei) 學階段，朱熹對佛教禪學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曾“留心於(yu) 禪”。從(cong) 朱熹之理學體(ti) 係看，雖然其思想內(nei) 容與(yu) 立場同佛教禪學扞格不入，但其知識論的理論話語模式則有相似於(yu) 後者尤其是禪學處，反映了朱子學“格物窮理”知識論對禪學知識論有某種程度的借用與(yu) 變形重置。

“窮理”之學

理學之為(wei) “理學”，乃在“理”字上做文章，此於(yu) 朱熹尤然。相對其所斥責之釋氏的“虛理”，朱熹以儒家“理實”，故以程顥“體(ti) 認天理”之說為(wei) 對儒家極大貢獻。相應於(yu) 在形而上層次上安頓“天理”，在二程對格物窮理與(yu) “脫然自有貫通處”關(guan) 係處理的基礎上，朱熹從(cong) 知識論上係統地給出了格物“窮理”之說，以落實其對綱常名教世界的有效參與(yu) 。

所謂“窮理”，也就是求知“當然之則”。朱熹以為(wei) “天理”乃形而上本體(ti) ，又落實於(yu) 形而下之事事物物上，故要就事物而求知本體(ti) 之“理”。為(wei) 此，朱熹不惜通過以“補傳(chuan) ”形式，對《大學》古本做了增補，為(wei) 其義(yi) 理詮釋提供經典文本基礎。朱熹以為(wei) ，《大學》有經有傳(chuan) ，而“右傳(chuan) 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yi) ，而今亡矣”，故其取程頤之意以補之。成書(shu) 於(yu) 戰國末至漢初的《大學》是基於(yu) “修身”原則而對內(nei) 聖與(yu) 外王之道的統合之作，其八條目的邏輯關(guan) 係特別是格物致知與(yu) 誠意正心之間雖然存在闕疑之處，但總體(ti) 是由內(nei) 而外、由己及人，且其中並無“窮理”一條，“格物”“致知”也並非指向“窮理”。然而，經過朱熹的補改，“窮理”成為(wei) 以“格物”“致知”為(wei) 代表之八條目的宗旨。朱熹由此構擬了格物—窮理—致知的知識論，以“窮理”為(wei) 中介，將“窮理”作為(wei) “格物”之“指向”與(yu) “致知”之“前提”。朱熹對“窮理”核心旨歸的確立，意在為(wei) 宋代理學全麵介入日常生活世界提供指導原則。這實質上是在儒釋判別的格局下，將佛教尤其是禪學之法貶縮到非常有限的空間境遇中。對此，朱熹並不諱言：“凡萬(wan) 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wan) 物之理皆不出此”“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窮理”。朱熹確認“天理”是落實於(yu) 事事物物之上，故事事物物都有“當然之則”，“窮理”就是於(yu) 事事物物上窮知此“當然之則”，絕非離棄事事物物而去討個(ge) 虛理、空理。所以，朱熹把“窮理”確立為(wei) “宗旨”，以此作為(wei) 儒家與(yu) 佛學分界的一個(ge) 核心。

事實上，朱熹之“窮理”是基於(yu) “格物”而表現為(wei) “致知”，而“格物”是要就生活世界之“事物”來“格”，“致知”則是針對主體(ti) 之心“推極吾之知識”，三者雖分說，實應連通而述。按照朱熹，所謂“格”，“至也”，又雲(yun) “到也”。所謂“物至”或“物到”，是指“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而“致”，“推極也”，亦雲(yun) “推致也”，“致知”即將已有但未竟之“靈知”“推而至於(yu) 無所不知”。聯係起來說，此相應於(yu) 朱熹《大學》補傳(chuan) 中的“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理也”。顯然，經此處理，朱熹將《大學》之“格物”擴解為(wei) “格物窮理”，賦予其一“增義(yi) ”；而“致知”也不是抽象之“致知”，乃是相應於(yu) “窮理”而來的“致知”。這樣一來，朱熹之談“窮理”必依“格物”而相應於(yu) “致知”，而談“格物”“致知”必歸於(yu) “窮理”；以此，“窮理”是將已知之物理“至乎其極”，由此使心“無不知”，而“心之全體(ti) 大用無不明”。但“致知”不隻是“窮理”之效應，其實也是“窮理”之前提或“窮理”本身，因為(wei) “窮理”需要“心知”之“推”。“物理”之“至乎其極”，其實就是達乎“源頭”，“天下萬(wan) 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便是源頭處”，“心知”之“不推”，則事物之源頭難至也，則事物之安立、應處難為(wei) 也。可見，格物是“就事物上求個(ge) 當然之理”，而窮理反過來是要“恰當”地安立、應處日常生活之事物。由此，朱熹以為(wei) 佛教或有“格物”之學，但因未在源頭上用功，無“窮理”義(yi) ，終非真正之“格物”。

“切己”之學

南宋時期大慧宗杲看話禪法特盛，其尤為(wei) 接引士人而出，故針對士大夫之博識洽聞、耽於(yu) 他人學問，大慧強調生死之知的“切己”性。無獨有偶，朱熹之學雖“道問學”色彩甚濃，亦特別重視學之“切己”性。隻是相對於(yu) 禪法以生死之知為(wei) “切己”之學，朱熹則以圍繞自己“身心”的學問為(wei) “切己”之學。

重“為(wei) 己”之學，本有儒家自身之傳(chuan) 統。早期儒家之成立即特標“修己”之意義(yi) ，區別為(wei) 己之學與(yu) 為(wei) 人之學，所謂“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麵對古典世界的危機，孔子通過對“己”（自我）之價(jia) 值的肯定，確認了獨立於(yu) 政治世界之外的“道德世界”的合法性。相對於(yu) 早期儒家的“為(wei) 己”之學，朱熹突出“切己”之學，自然也是基於(yu) 道德哲學的麵向，但從(cong) “為(wei) 己”到“切己”，可見此一為(wei) 學所具有的緊迫性與(yu) 緊張感。事實上，由於(yu) 唐宋變革帶來的轉折，宋代士人處於(yu) 繁複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麵對多元化的知識世界，士子之自我心智處於(yu) 分裂與(yu) 無所適從(cong) 狀態，而禪法林立的禪門與(yu) 學派蜂起的理學可視為(wei) 兩(liang) 種麵向士人的應對處境、安頓自我的身心技術。對於(yu) 朱熹而言，他從(cong) 知識形態上將理學予以普遍化，可視為(wei) 對士人出入禪門的不滿，對理學、禪學身心技術並處格局的拒絕，而意欲給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單一的理學身心技術體(ti) 係。“切己”之學的提出，正相應於(yu) 此。

對於(yu) 學問宏富的朱熹來說，給出“切己”之學，也是基於(yu) 對自身既往學問之道的反省。如其對弟子雲(yun)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liang) 冊(ce) 。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隻一個(ge) 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個(ge) 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朱熹早年同宋代士人一樣，具有“無所不知”的心智品格，其之宏大學問也是得緣於(yu) 這一“不厭求知”的熱情，其後來之反省，部分緣於(yu) 年長精力不濟，但根本在於(yu) 要確立學問之根本、知識之統緒。

既然從(cong) 知識論來講，“窮理”是為(wei) 學之根本，則種種學問知識，千差萬(wan) 別，隻是其“表現”，而根本是要尋到“理”，達乎“當然之則”。若此，對於(yu) 朱熹的“切己之學”也就好理解了。“切己之學”其實就是“窮理”之學，其是“窮理”這一知識論原則在士人個(ge) 體(ti) 身上的落實。從(cong) 知識論來講，這裏其實存在著“窮理”這一原則與(yu) 一般性的“求知”之間的張力。一方麵，“窮理”既是基於(yu) “格物”，自然是要依托於(yu) 一般性的求知問學；但另一方麵，若耽於(yu) 求知問學，不達“本源”，則“窮理”無法落實。“切己之學”的“切己”性正在於(yu) 此也。故此，我們(men) 看到，朱熹一方麵特別標識“切己”之學也就是“單一”的“窮理”之學，另一方麵又強調“學”之緊迫感，不可“悠悠而過”。朱熹以格物致知、把握天理為(wei) 知識論之根本，故麵對“學者多入於(yu) 禪”，認為(wei) 禪學是取巧捷徑而實無落實處；相反，“吾儒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存者。今釋子謂我有個(ge) 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者靡然從(cong) 之”。可見，朱熹對士人傍依禪學的不滿。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