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孫中山——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的典型案例

作者：張道奎（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後）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國際儒學》2024年第3期

摘 要：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鬥爭(zheng) 走向糅合的演化曆程，孫中山是這一演化過程的重要推動者。目前學界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討論，仍囿於(yu) 固有價(jia) 值取向和學科視野之中，且尚未能充分探討孫中山相關(guan) 思考的重要價(jia) 值。因此，以孫中山研究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的學術意義(yi) 在於(yu) ：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思考和實踐，不僅(jin) 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深入對話提供了基於(yu) 曆史學的實證材料，也為(wei) 理解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的分歧與(yu) 共識提供了一個(ge) 典型案例。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民國時期的分歧與(yu) 共識，或能夠成為(wei) 當下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的重要議題來源。

關(guan) 鍵詞：孫中山；儒學；自由主義(yi) ；實證材料；民國時期

如何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是近年來學界熱議的學術話題，而其中核心問題之一是如何理解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是在民國時期的社會(hui) 轉型與(yu) 思想轉型過程中生發出來的具有重大現實指向的理論課題，相關(guan) 討論自民國時期以來已經積累了豐(feng) 厚的研究成果。有學者早已注意到，“‘中國文化傳(chuan) 統與(yu) 自由主義(yi) ’既是胡適、殷海光、林毓生等現代中國自由主義(yi) 者與(yu) 徐複觀、杜維明等現代新儒家所共同關(guan) 注的話題，也是在目前學界相關(guan) 討論中備受關(guan) 注的焦點問題之一。”[①]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及其相關(guan) 子議題的重新關(guan) 注與(yu) 研究，則主要是由哲學家與(yu) 政治學家提出並參與(yu) 討論的。與(yu) 之相伴隨的問題是，近年來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討論也似乎具有一種愈加明顯的理論化傾(qing) 向——即目前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研究似乎是從(cong) 立場到理論、從(cong) 價(jia) 值預設到理論論證。這就導致相關(guan) 討論在走向思辨、走向理論深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種脫離了近代中國實證材料[②]的不良傾(qing) 向。進一步講，目前學界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領域的探索，要麽(me) 延續民國時期提出的接納西方哲學的學科預設[③]，接納民主科學的價(jia) 值預設[④]，進而趨向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體(ti) 係；要麽(me) 將目光回向傳(chuan) 統中國，試圖“在舊時風景中幻想未來藍圖”[⑤]，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重拾傳(chuan) 統儒學的價(jia) 值判斷以理解當下的取向。因而就上述兩(liang) 種立場來看，目前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討論實際上仍深囿於(yu) 固有的觀察視野與(yu) 價(jia) 值旨歸之中，無法擺脫自由主義(yi) 或傳(chuan) 統儒學所賦予的理論認知立場。因此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的對話走向深入，還需要設置新的議題，尋求新的參照。

這個(ge) 新的參照案例之一，就是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相關(guan) 思考和探索。孫中山在民國時期反思自由主義(yi) 、改造借鑒儒學，進而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的基礎上重新解釋三民主義(yi) 的探索，不僅(jin) 為(wei) 民國時期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在中國的本土化開辟了新的道路，也為(wei) 當下思考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提供了一個(ge) 典型案例——而目前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似乎仍不夠充分。本文試圖據此而展開討論，以作引玉之磚。

一、重視實證性材料：作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共同基礎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問題最初在民國時期提出時，是具有理論內(nei) 涵與(yu) 實踐指向的重大時代課題，因而表現出一定的理論預設性。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講，相關(guan) 問題是晚清時期“中體(ti) 西用”思維模式所要回答的中學西學問題在民國時期的翻版與(yu) 再現；而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yi) 獲得了獨立的地位且具有價(jia) 值正義(yi) 性，並不斷挑戰試儒學的國家意識形態地位。因而梁漱溟才會(hui) 提出“東(dong) 方文化究竟能否存在”“西方化對於(yu) 東(dong) 方化，是否要連根拔掉”[⑥]這類尖銳的問題。中國現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場由此而逐漸生發，隨後有馮(feng) 友蘭(lan) 、熊十力、張君勱等人的不同探索，並根據各自思考而逐步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也就是說，從(cong) 20世紀初期開始，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之中就已經呈現出儒學不得不接納自由主義(yi) 的理論前提。

中國傳(chuan) 統儒學如何接納自由主義(yi) 的問題，或者自由主義(yi) 如何改造儒學的問題，在海外學界的相關(guan) 探討中得到進一步深化。海外學界較早展開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比研究的，是集中在波士頓的查爾斯河兩(liang) 岸的一批心係中國的學者。後來學界一般把聲名鵲起於(yu) 20世紀的這批儒學研究者稱之為(wei) “波士頓的儒家”，這其中又以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以南樂(le) 山、白詩朗、安樂(le) 哲、安靖如、狄百瑞、杜維明等一批學者為(wei) 代表。因身處自由主義(yi) 世界，這批學者在探討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時大都帶有較為(wei) 鮮明的自由主義(yi) 理論立場，他們(men) 習(xi) 慣於(yu) 以“啟蒙話語”“自由傳(chuan) 統”“民主視野”“人道主義(yi) ”[⑦]，以及“人權視域”“儒學修正主義(yi) 知識體(ti) 係”“有限民主”[⑧]等等議題來衡量審視儒學。例如白彤東(dong) 就在“當代西方主流政治價(jia) 值”的立場上深度探討了“儒家與(yu) 民主人權能否相容”的問題。[⑨]因而相關(guan)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之為(wei) 試圖經過理論改造把儒學引向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體(ti) 係的努力，而在學科屬性上則集中在哲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等領域。相關(guan) 討論在改革開放後逐步傳(chuan) 播到中國學界。

受現代新儒家“三代四群”[⑩]學者開創的儒學與(yu) “民主科學”相融合[11]的理論建構路徑和“波士頓的儒家”群體(ti) 影響，中國學界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的研究上衍生出了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預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研究逐漸演化為(wei) 了“儒學的現代性”問題。由於(yu) 這個(ge) “現代性”是由西方文明基本理念即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預設所規定的，因而很大程度上儒學的現代性問題即延續了儒學接納自由主義(yi) 基本價(jia) 值立場的取向，這就在學術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發掘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及儒學中的“自由傳(chuan) 統”[12]的問題。在現代新儒家第三代群體(ti) 中這一理論預設是鮮明的，劉述先就曾鮮明指出了這一預設立場：“我們(men) 這一代海外的新儒家多到外國留學，在異域謀求一枝之棲，預設了一個(ge) 民主、自由、多元的架構。”[13]這也即是杜維明所強調的“儒家創新必須培養(yang) 自我批判的智慧和能力，充分吸取西方現代精神為(wei) 發展的渠道”[14]，以及餘(yu) 英時所強調的“怎樣在儒家價(jia) 值與(yu) 現代社會(hui) 結構之間重新建立製度性的聯係”[15]等相關(guan) 認識。而目前中國大陸學界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儒學的現代性立場。也就是說，在“現代性與(yu) 儒學”“儒學現代化”“自由主義(yi) 儒學”的思路之下，哲學、政治學領域多位學者的研究是立足現代性而主張評判、改造儒學的。

與(yu) 上述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立場不同的是，當代大陸新儒家群體(ti) 的興(xing) 起為(wei) 探討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提供了另一種價(jia) 值立場。這一價(jia) 值立場用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蔣慶的觀點來表述，即是“儒學的當務之急就是以自己獨特的精神價(jia) 值為(wei) 標準來理解近代以來中國遭受的苦難與(yu) 解答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問題”[16]。這一立場也為(wei) 反思“現代性”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因為(wei) 蔣慶等明確提出，“近代工具理性作為(wei) ‘現代性’鋪天蓋地席卷全世界，中國受其影響最大，中國可以說是近代世界史中唯一的一個(ge) 以徹底否定自身傳(chuan) 統走向現代化的國家。”[17]如果以儒學的傳(chuan) 統立場與(yu) 傳(chuan) 統話語來理解近代中國麵臨(lin) 的自由主義(yi) 思想觀念的衝(chong) 擊，那麽(me) 儒學對自由主義(yi) 的接納乃至被迫改造就成為(wei) 了中國文化的“第四次危機”與(yu) “文化的歧出”。[18]在這一價(jia) 值預判之下，於(yu) 是中國學界出現了“康有為(wei) 是現代中國的立法者”“要從(cong) 西式的教化迷信中拯救康有為(wei) ”[19]、“發掘儒家的政治思想資源”以應對現實問題[20]之類的主張。但從(cong) 目前中國學界的討論來看，中國大陸儒學複古主義(yi) 和試圖照搬傳(chuan) 統的發展勢頭，似乎得到了一定的遏製。然而傳(chuan) 統儒學的學術研究能否有獨立的價(jia) 值立場，目前仍是不明朗的。

從(cong) 上文討論可見，目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討論仍在一定程度上囿於(yu) 二元的基本立場中，即或者趨向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立場，或者趨向於(yu) 傳(chuan) 統儒學的價(jia) 值立場。顯而易見的是，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討論中的自由主義(yi) 立場或是傳(chuan) 統儒學立場，都不是學界所期望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平等對話。

為(wei) 繼續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的學術研究持續走向深入，2015年以來《文史哲》編輯部在王學典主編的推動下，以“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為(wei) 主題舉(ju) 辦了一係列學術研討會(hui) 。在曆屆相關(guan) 的學術研討會(hui) 中，先後設置了“性善與(yu) 性惡”[21]、“賢能政治”[22]、“個(ge) 體(ti) 與(yu) 社群”[23]、“公德與(yu) 私德”[24]等一係列議題。從(cong) 上述議題的擇取可以看出，哲學與(yu) 政治學領域的問題仍是其中的討論重點，哲學與(yu) 政治學相關(guan) 領域學者仍是參與(yu) 討論的主力軍(jun) ，其中尤以哲學領域的議題與(yu) 學者為(wei) 代表。上述議題的討論由來已久，如性善性惡論是哲學領域的老話題；公私觀念在明清時期的展開[25]等問題，餘(yu) 英時、狄百瑞等學者早已提出，隻是未深入展開討論；個(ge) 體(ti) 與(yu) 社群問題，則是自由主義(yi) 與(yu) 社群主義(yi) 之爭(zheng) [26]的繼續；賢能政治問題[27]等相關(guan) 研究，在此前已經有學者作出了深入探討。而把上述議題放到“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視野中，更有在文明對話中消弭分歧、取得共識的用意。與(yu) 此同時，王學典在探討“賢能政治”相關(guan) 議題時所提出的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開展對話時“必須既有實證材料，又有理論上的說明”[28]的原則，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展開深入對話、拓展研究議題指出了一個(ge) 新的方向。而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相關(guan) 實證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仍需回望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實證性案例，這就需要曆史學研究的在場。

從(cong) 曆史學角度審視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中國學界則更多地關(guan) 注到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近代中國的相遇、並存、衝(chong) 突與(yu) 借鑒進程，而這個(ge) 進程相對集中地呈現在民國時期。關(guan) 於(yu) 民國時期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學界已經有所關(guan) 注並進行了探討，如關(guan) 於(yu) 民國時期“儒家的自由民主之路”[29]的研究，20世紀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互動以及自由主義(yi) 對儒學的衝(chong) 擊研究[30]，作為(wei) 思潮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及其關(guan) 係的研究[31]等等。同時有學者強調，20世紀以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互動糾葛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以後三大主義(yi) 及“意識形態”互動更替的組成部分，[32]因而從(cong) 整體(ti) 全麵的視角揭示三大主義(yi) 之間的關(guan) 係，也逐步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而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實證性研究案例，如徐複觀、殷海光[33]等也逐步得到發掘。

可以預見的是，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的研究發掘相關(guan) 實證材料，將能夠在自由主義(yi) 和傳(chuan) 統儒學的價(jia) 值立場之外提供新的觀察視角——這是因為(wei) 到目前為(wei) 止關(guan) 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相關(guan) 議題的生成大都是源於(yu) 理論辨析，除賢能政治問題之外，鮮有為(wei) 解決(jue) 實踐問題或總結曆史經驗而提煉出的議題，因而相關(guan) 討論也就不能同時具有理論分析說明和實踐經驗總結的特點。而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是在近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帶有實踐指向的重大理論課題，因此忽略意識形態意義(yi) 上的實踐案例的討論則是不全麵的。那麽(me) 中國學界能否提供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實踐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民國時期孫中山建設新政府、新三民主義(yi) 理論的相關(guan) 探索與(yu) 實踐。因而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問題的相關(guan) 實證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則必須從(cong) 曆史學的視角予以發掘與(yu) 闡釋。

綜合來看，目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的相關(guan) 議題的提出，仍主要集中在哲學、政治學等領域；而且從(cong) 價(jia) 值預設來看，解釋、闡明中國傳(chuan) 統儒學之中具有能夠連接自由主義(yi) 價(jia) 值理念的生發點，仍是當下探討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基本預設和主要論證方向。因而在相關(guan) 研究中，一般的趨勢仍是解構儒學、改造儒學以融入由自由主義(yi) 所規定的“現代性”之中，而尚未真正形成對比視野下的平等對話與(yu) 雙向詮釋，也尚未擺脫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二者非此即彼的價(jia) 值判定立場。近年中國學界出現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努力克服上述立場預設[34]，但同時也應警惕矯枉過正的、照搬傳(chuan) 統秩序的現象——進一步講，辛亥革命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識，應該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研究中得到認同並延續。而這些基本共識的進一步鞏固，仍需要充分總結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化的基本經驗，在相關(guan) 實證性材料的發掘與(yu) 闡釋中實現共識的凝聚，並以之作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的共同認識基礎。

二、重新思考孫中山：發掘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典型案例

如果說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化的實證材料能夠為(wei) 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提供新的觀察視角，那麽(me) 能夠集中展現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化進程的重要人物，則首推孫中山。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是一個(ge) 具有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同時又具有相當理論複雜性的問題。總的來說，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糾葛、互動進程有一個(ge) 從(cong) 鬥爭(zheng) 到糅合的演化趨向；而在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從(cong) 鬥爭(zheng) 到糅合的轉折過程中，孫中山的相關(guan) 思考與(yu) 實踐則發揮了重要的引領性作用，是這一轉折過程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由鬥爭(zheng) 走向糅合，是孫中山晚年作出的重大理論探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孫中山的思想發展是具有階段性的，“並非始終站在一點上”[35]，在對待自由主義(yi) 及對待儒學的認識問題時更是如此。孫中山從(cong) 改良主義(yi) 者到革命者的青年轉變，從(cong) 信奉“歐美之法”到主張中外融合的晚年轉變，是兩(liang) 個(ge) 最關(guan) 鍵的節點。[36]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孫中山對辛亥革命以來政治活動的反思，推動了孫中山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認識轉向。馮(feng) 友蘭(lan) 就認為(wei) ，“孫先生的思想，是混合的，非化合的，故甚為(wei) 龐雜”，這個(ge) 混合的思想，指的就是吸收了“孔子之思想”“西洋之社會(hui) 主義(yi) ”[37]的新三民主義(yi) 。改革開放以來，侯外廬較早注意到孫中山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關(guan) 係問題並給予了正麵評價(jia) [38]，馮(feng) 契也高度評價(jia) 了孫中山的晚年理論探索，認為(wei) 孫中山提出的以三民主義(yi) 為(wei) 實踐基礎的“天下為(wei) 公”的社會(hui) 理想，“是繼洪秀全、康有為(wei) 之後解決(jue) ‘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第三個(ge) 方案，較前有一定的現實性。”[39]這個(ge) 理想是建立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理論基礎上的。

從(cong) 中國學界現有研究來看，孫中山晚年（1918—1925）[40]的相關(guan) 探索對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轉折的重要意義(yi) ，似乎仍未得到充分闡釋。學界對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從(cong) 不同角度關(guan) 涉到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相關(guan) 論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熱”“儒學熱”的興(xing) 起，孫中山與(yu) 傳(chuan) 統文化及儒學的議題被熱烈討論起來。如馮(feng) 天瑜、章開沅、耿雲(yun) 誌、丁偉(wei) 誌等學者們(men) ，大都以中西文化的角度切入對孫中山晚年接納儒學與(yu) 傳(chuan) 統文化問題的探討。陳崧也曾明確提出“東(dong) 西兩(liang) 種文化在孫中山學說的形成或構成中，究竟各據什麽(me) 樣的地位，起什麽(me) 樣的作用”[41]的問題。總的來看，此時學界對孫中山晚年思想的整體(ti) 認識形成了中體(ti) 西用、西體(ti) 中用、中西融貫等種種判斷。[42]而中國學界對孫中山的儒學觀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種認識：其一是認為(wei) 儒學對孫中山有根深蒂固的影響，[43]這一認識進而演變為(wei) 具有一貫性同時也具變動性[44]的判斷；其二是認為(wei) 孫中山對儒學的吸收隻是戰略性的，主要目的在於(yu) 推行三民主義(yi) ；[45]其三則認為(wei) 孫中山政治家的立場，導致他對儒學持一種批判繼承[46]、“以主義(yi) 承載道統”[47]的態度。於(yu) 是關(guan) 於(yu) 孫中山晚年對儒學的接納與(yu) 認同、孫中山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具體(ti) 態度的研究，也形成了批判繼承、離異回歸、綜合創新[48]等認知模式。

學者們(men) 也注意到民國時期孫中山對待自由主義(yi) 的態度轉變問題。有學者強調“在民初政治鬥爭(zheng) 的失敗和理論思考深入的基礎上，孫中山從(cong) 轉型期‘維護框架’轉向了‘建設基礎’”[49]。也有部分學者立足於(yu) 自由主義(yi) 立場認為(wei) ，孫中山晚年轉向是“從(cong) 民權主義(yi) 退行到黨(dang) 權主義(yi) ”，[50]更有學者明確批評孫中山的權能分離說，“倒可以成為(wei) 符合皇帝獨裁統治需要的東(dong) 西。”[51]類似觀點尤以張朋園的《從(cong) 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yu) 轉折兼論黨(dang) 人繼誌述事》為(wei) 代表。張朋園認為(wei) 孫中山放棄了代議政治拾起了直接民權、放棄了政黨(dang) 政治拾起了國民黨(dang) 一黨(dang) 專(zhuan) 政是孫中山晚年的“兩(liang) 大轉變”，並對孫中山晚年轉向、特別對孫中山晚年采取“行權”措施持批評態度，明確提出“中山走向權威主義(yi) 是不幸的”。[52]張朋園判定孫中山晚年“終於(yu) 放棄了長久以來的自由主義(yi) ”[53]，這一認識在中國港台地區及海外，乃至在中國大陸都有一定的影響。

上述關(guan) 於(yu) 孫中山晚年對儒學的接納、對自由主義(yi) 反思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問題。而直接談論這一主題的，相對集中在孫中山晚年文化觀的研究方麵。學者們(men) 基本上認為(wei) ，孫中山對自由主義(yi) 、對儒學的認識是有變化的；[54]而孫中山晚年的新文化觀，是“在中西文化衝(chong) 突、交流和融合的時代”[55]，“衝(chong) 破封建主義(yi) 文化觀念和‘中體(ti) 西用’論的束縛”[56]而形成的，同時又區別於(yu) 西化派和國粹派的偏狹認識，[57]而最終“中西文化兼融是其文化觀形成的歸宿”[58]。上述孫中山文化觀發展的階段性特點，也可以具體(ti) 表述為(wei) “早期以學習(xi) 西方科學和民主為(wei) 主旨，中期以學習(xi) 日本經驗為(wei) 要務，晚期以弘揚中國王道文化為(wei) 重任”[59]。這就能夠把孫中山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態度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來理解，更進一步切入了孫中山如何處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命題。因而無論主張孫中山晚年是在民族主義(yi) 以及民族文化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的融合嚐試[60]，或主張孫中山是在中西文化之間、在“科學與(yu) 人文精神”“國格與(yu) 人格教育”方麵的“融合與(yu) 互補”[61]，或表述為(wei) “儒學思想與(yu) 自由理念之間”的會(hui) 通並明確提出了“孫中山與(yu) 自由理念的中國化”的理論命題[62]，相關(guan) 研究皆是意識到了孫中山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方麵做出的探索。上述關(guan) 於(yu) 孫中山晚年時期思考中西文化關(guan) 係的研究成果，順應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演化態勢；但同時在孫中山傳(chuan) 統文化觀與(yu) 孫中山民主政治觀的研究方麵，也呈現出受固有立場束縛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孫中山晚年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化所作出的獨特探索，至今仍未能展開充分討論的原因所在。

更進一步講，中國學界對孫中山晚年探索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糅合發展道路的相對忽視，有其價(jia) 值判斷的深層次原因。對於(yu) 從(cong) 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雖然認為(wei) 自由民主思潮是主流思潮，但是如何從(cong) 傳(chuan) 統文化中開發資源，使其適合中國國情？也成為(wei) 人們(men) 思考的重要方麵。”[63]毋庸諱言的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立場仍受到此前“如何讓自由民主思潮突破傳(chuan) 統文化的心靈積習(xi) ”[64]判定的影響；正因改革開放後西方民主思潮仍處於(yu) 廣泛傳(chuan) 播時期，所以孫中山探索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道路所具有的在主義(yi) 融合基礎上創製立法的意義(yi) ，也就在這一價(jia) 值判定的立場影響下長期得不到重視，孫中山對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的反思與(yu) 新建構也長期未曾納入上述研究者的視野中。同時，從(cong) 學術研究上來看，部分學者認為(wei) 孫中山晚年的理論是一種混雜，甚至日本學者如鈴江言一等認為(wei) “他不但沒有任何新的理論，連一直強調的好象是他獨創的那一部分，更充滿著謬誤與(yu) 誇大”[65]。這些囿於(yu) 特殊立場、特殊視角的判斷，對於(yu) 揭示孫中山晚年思想轉向及其對推動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化的創造性意義(yi) ，應當說是不利的。

從(cong) 上述討論可見，發掘孫中山對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變的思想價(jia) 值，一方麵可以重新思考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推進孫中山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麵也能夠為(wei) 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提供新的實證性案例，進而總結民國時期的相關(guan) 實踐經驗。總的來說，主張以孫中山作為(wei) 典型案例來分析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互動糾葛關(guan) 係，主要有以下考量：

其一，在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鬥爭(zheng) 、互鑒、糅合的理論進程中，孫中山對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糅合互鑒發揮了重要作用。從(cong) 民國政治思想演進方麵來看，孫中山在南京臨(lin) 時政府時期實踐美國民主製度與(yu) 宣傳(chuan) 法國自由主義(yi) 理念、批判中國傳(chuan) 統帝製儒學之時，在北京臨(lin) 時政府時期推動保守主義(yi) 的北洋派與(yu) 激進主義(yi) 的革命派、儒學的秩序邏輯與(yu) 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的秩序邏輯的合作與(yu) 共處之時，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反思自由主義(yi) 宣傳(chuan) 偏差與(yu) 實踐困境、接納儒學內(nei) 聖之學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之時，皆走在一般中國思想家的前列。這些思考探索與(yu) 民國初年新儒家的純粹理論性探索大不相同，正是由於(yu) 孫中山在上述政治實踐中的開創性貢獻，民國時期才逐漸形成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從(cong) 鬥爭(zheng) 走向糅合的實踐路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孫中山是民國時期推行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實踐的本土化路徑，進而開創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互動、糅合實踐道路的第一人。[66]因此，即使稱孫中山為(wei) 民國時期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本土化的立法者，稱之為(w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互鑒糅合進程的引路人，在此意義(yi) 上來說也是不過分的。

其二，從(cong) 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民國時期孫中山開創自由主義(yi) 本土化的思想演進曆程，以及開創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糅合發展路徑，其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意義(yi) 仍未得到恰當評估。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由鬥爭(zheng) 走向糅合，這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遺憾的是，民國時期孫中山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進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yi) ，曾長期處於(yu) 被遮蔽的狀態。孫中山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的實踐主張與(yu) 蔣介石主政時期的獨裁道路雖有一定的關(guan) 聯，但區別仍是主要的方麵；同時，孫中山晚年接納儒學的一係列理論創造，又直接開辟了三民主義(yi) 與(yu) 儒學相結合的理論道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1949年後的港台新儒家的認識基礎。胡適在民國年間就曾指出，“孫先生在近代中國思想上影響甚大，寫(xie) 中國近代思想史不可遺掉。”[67]這個(ge) 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影響甚大的重要方麵之一，就是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對自由主義(yi) 在中國傳(chuan) 播實踐的反思和對儒學的揚棄與(yu) 改造，以及在此基礎上開辟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的道路。同時由孫中山所開創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的道路，不僅(jin) 僅(jin) 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演化發展有意義(yi) ，而且對其他流派的演化也具有方法論意義(yi) 。在一定意義(yi) 上也可以說，民國時期的主義(yi) 糅合發展道路是由孫中山首先開辟的。因而以孫中山晚年思想轉向切入民國前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研究，在選題上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因此，研究民國時期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鬥爭(zheng) 糅合的關(guan) 係問題，仍需要以孫中山在民國初年對自由主義(yi) 的宣傳(chuan) 提倡及對儒學的批判、二次革命後對自由主義(yi) 的反思及對儒學的逐漸接納、晚年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糅合路徑的探索等一係列階段性的實踐探索與(yu) 理論重構作為(wei) 實證性材料，來作一個(ge) 全新的審視和判斷。

三、探明分歧與(yu) 凝聚共識：以孫中山研究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

民國時期的思想生態具有不同於(yu) 晚清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特殊性，即辛亥革命後自由主義(yi) 與(yu) 儒學的交替主導是這一時期意識形態領域的基本麵貌。自由主義(yi) 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就意味著自由主義(yi) 作為(wei) 外來意識形態必須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帝製儒學意識形態進行理論層麵的對話與(yu) 實踐層麵的互動[68]，因而民國時期也是觀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實踐中互動、對話的最佳窗口。民國時期儒學的現代化與(yu) 自由主義(yi) 本土化的理論轉型，及其雙方在爭(zheng) 奪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過程中的對立與(yu) 妥協，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乃至世界近現代史上絕無僅(jin) 有的現象。充分發掘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鬥爭(zheng) 與(yu) 糅合的相關(guan) 史料，將能夠為(wei) 推進當代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提供獨特的思維材料。

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對話、互動，仍大致呈現出從(cong) 鬥爭(zheng) 到糅合的演化趨向。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也在民國時期的糾葛中凸顯了各自主張的理論內(nei) 涵與(yu) 實踐指向，並在互相鬥爭(zheng) 、強調各自價(jia) 值立場中暴露了某些根本分歧，在互相妥協、互相糅合中凝聚了一些基本共識。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民國時期暴露出來的分歧與(yu) 共識，是兩(liang) 派主張在政治實踐領域的充分展現，是兩(liang) 種國家治理思想在過渡時代轉型過程中的寶貴經驗。而在總結民國時期相關(guan) 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其焦點或可集中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演化過程中的分歧與(yu) 共識的兩(liang) 方麵。這與(yu) 目前哲學、政治學界關(guan) 注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對話的相關(guan) 子議題是有一定區別的。

從(cong)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的分歧來看，正因辛亥革命後帝製儒學喪(sang) 失了獨尊的地位且自由主義(yi) 在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價(jia) 值正義(yi) 性，於(yu) 是兩(liang) 者在民國初年處於(yu) 一種爭(zheng) 奪政治話語權的狀態，尚不存在一方完全壓倒另一方的局麵。這就使得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為(wei) 以袁世凱為(wei) 首的北洋派和以孫中山為(wei) 首的革命派）能夠有機會(hui) 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嚐試爭(zheng) 奪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因而導致雙方分歧的充分顯露。具體(ti) 來說，在辛亥革命後由孫中山主導的南京臨(lin) 時政府時期，自由主義(yi) 的秩序邏輯對帝製儒學在政治與(yu) 道德倫(lun) 理領域“定於(yu) 一尊”的秩序預設、對中央政權集中於(yu) 君主的帝製秩序預設是極端反對的；並且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堅持自由主義(yi) 立場的中國知識分子蔡元培[69]，以及陳獨秀等，也以毫不妥協的態度對帝製儒學“定於(yu) 一尊”的秩序邏輯展開了猛烈批判。而在民國初年的帝製複辟運動中表露出的經學秩序邏輯，也正是帝製儒學立足“定於(yu) 一尊”與(yu) “聖人執要”原則嚐試對自由主義(yi) 的“多元”價(jia) 值預設與(yu) “平等”秩序預設予以批判和改造。從(cong) 近代以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實踐中互相鬥爭(zheng) 的曆史進程來看，自由主義(yi) 對帝製儒學“聖人執要”的政治秩序與(yu) “定於(yu) 一尊”的思想秩序的批判，是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實踐領域始終未曾妥協的兩(liang) 個(ge) 方麵。

與(yu) 此同時，民國時期的中國政治社會(hui) 轉型局麵又使得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治理模式皆不能完全適用於(yu) 這一時期，因而兩(liang) 者又存在共存與(yu) 互鑒、進而凝聚共識的可能性。具體(ti) 來說，在南北議和後的北京臨(lin) 時政府時期，在孫中山與(yu) 袁世凱等“共濟時艱”的合作意識推動下，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圍繞組建“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儒學禮法穩定社會(hui) 秩序等問題達成了初步共識。其中前一個(ge) 共識同樣出現於(yu) 美國建國時期對自由主義(yi) 理論的主動調整過程中，並得到了托克維爾的大力讚許[70]；後一個(ge) 共識則是民國前期自由主義(yi) 在與(yu) 儒學的互動過程中的本土化、妥協性調整[71]的結果。而二次革命後在孫中山創造的三民主義(yi) 框架內(nei)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形成了新的妥協——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容納了儒學的內(nei) 聖道德之學，而儒學舍棄了“聖人執要”的君主集權式的政治製度建構邏輯，於(yu) 是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通過妥協的方式做到了在同一框架（即三民主義(yi) ）中的和解互補、並凝聚了內(nei) 聖——外王二分的秩序新共識。因而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從(cong) 鬥爭(zheng) 到糅合並且具有理論升華意義(yi) 的轉折點，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孫中山晚年的三民主義(yi) 理論建構。換言之，民國時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真正由鬥爭(zheng) 轉向糅合的探索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孫中山主導的。

而欲跳出前文討論的或傳(chuan) 統儒學或自由主義(yi) 的固有價(jia) 值立場，闡明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分歧與(yu) 共識，進而為(wei) 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重新建構一個(ge) 新視角、新立場，或還應該考慮以下兩(liang) 點：

其一，當下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需要走出在晚清時期形成的“中體(ti) 西用”思維模式。在近代中國曆史上，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互動、糾葛、糅合過程中形成了兩(liang) 大理論體(ti) 係，一個(ge) 是晚清時期的中體(ti) 西用理論，另一個(ge) 就是孫中山晚年在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互鑒的基礎上開創的新三民主義(yi) 。如果我們(men) 認同今天的中國仍處在曆史中國的延長線上的判斷，那麽(me) 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ge) 重大問題就是如何理解、處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體(ti) 用”模式是晚清時期的主流思考模式，三大“主義(yi) ”即三大意識形態間的鬥爭(zheng) 與(yu) 糅合則是民國時期的另一條曆史演進線索。而孫中山晚年探索對於(yu)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的創新性意義(yi) 就在於(yu) ，孫中山突破了晚清時期麵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問題的“中體(ti) 西用”思維模式。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在民國初年對意識形態主導權的爭(zheng) 奪，實際上已經表明“體(ti) 用”論在民國時期的破產(chan)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對三民主義(yi) 的新建構，則是民主政治實踐在中國以“用”的要求而促進了三民主義(yi) 之“體(ti) ”的探索。孫中山晚年對自由主義(yi) 的反思和對儒學、社會(hui) 主義(yi) 的部分接納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三民主義(yi) 的理論再造，是孫中山晚年思考三大主義(yi) 之關(guan) 係的理論結晶。從(cong) 思想史的意義(yi) 上來看，孫中山晚年破除教條主義(yi) 立場的理論勇氣和尋找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互鑒融合的應用領域的思路，並以三民主義(yi) 為(wei) 框架吸收儒學精神內(nei) 核的理論再創造，應當視作是對“體(ti) ”的創新。如果以“大曆史觀”回望民國年間自由主義(yi) 本土化與(yu) 儒學當代化的思想演進曆程，那麽(me) 孫中山突破體(ti) 用模式而試圖融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合理成分的思路，對於(yu) 今天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jia) 值。

其二，當下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還需要擺脫革命者的理論立場轉而樹立建設者的自覺意識。從(cong) 自由主義(yi) 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來看，懷有自由主義(yi) 民主共和政治理想的革命者也先後承擔起打破舊秩序與(yu) 建立新政體(ti) 的時代使命；然而民國時期的局勢演化卻要求以孫中山為(wei) 首的革命黨(dang) 人，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nei) 完成從(cong) 打破舊秩序的“革命者”到建立新政體(ti) 的“立法者”的身份轉變。這一社會(hui) 轉型的時代要求，不僅(jin) 在實踐轉向與(yu) 理論預備上難度極大，對革命者個(ge) 人來說也極其艱難與(yu) 痛苦，因為(wei) 這不啻於(yu) 自我批判與(yu) 自我否定。雖然自由主義(yi) 在歐美與(yu) 在中國所憑依的思想資源與(yu) 政治生態各不相同，但是孫中山晚年從(cong) 革命者到建設者的思想轉向過程，卻也大致符合自由主義(yi) 的一般性演化路徑。這個(ge) 一般路徑即是由托克維爾明確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國的建立過程中，“戰士之後便是立法者。戰士誌在破壞，立法者專(zhuan) 於(yu) 建設，但兩(liang) 者都有功勞。”[72]從(cong) 戰士到立法者的轉變過程，可能在歐美國家中並不是在一代人之內(nei) 完成的（如法國），但同樣存在這個(ge) 一般性曆程——這在美國是如此，在法國是如此，甚至在中國也未曾例外——而這個(ge) 轉變過程在民國時期的孫中山身上就已經基本實現了。

在處理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關(guan) 係中，孫中山的典型性就在於(yu) 他是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家而不是學者來理解、借鑒儒學的。如果僅(jin) 僅(jin) 肯定孫中山作為(wei) 自由主義(yi) 戰士暨革命者的功績而否定作為(wei) 自由主義(yi) 立法者的功績，進而輕視孫中山晚年轉向後所創造的試圖同時容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新探索，那麽(me) 最終還會(hui) 回到托克維爾所提出的問題：“我們(men) 要建立的是一個(ge) 動亂(luan) 不已的共和國還是一個(ge) 永久康寧的共和國，是一個(ge) 有條不紊的共和國還是一個(ge) 雜亂(luan) 無章的共和國？”[73]托克維爾所思考的問題，孫中山彼時也同樣在思考，這即是孫中山當年的質問與(yu) 自解：“吾人亦本素所懷抱平等自由之主義(yi) ，行權於(yu) 建設之初期，為(wei) 公乎？為(wei) 私乎？”[74]這是孫中山能夠開創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糅合的新道路的動機所在。所以我們(men) 基本可以認為(wei) ，從(cong) 自由主義(yi) 的戰士到民主共和國立法者的轉變，從(cong) 主張“仿效歐美”的理想主義(yi) 者到主張“集合中外精華”的成熟政治家的轉變，從(cong) 以自由主義(yi) 排斥儒學到尋求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相互融納借鑒的轉變，是孫中山晚年作出的具有思想意義(yi) 與(yu) 實踐意義(yi) 的重大抉擇。

也就是說，在整個(ge) 民國前期隻有孫中山等極少數人能夠認識到“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75]是民主政治受挫的重要原因，並在極短時間內(nei) 初步完成從(cong) 革命者到立法者的身份轉變。正因如此，孫中山的追隨者戴季陶才格外強調：“凡是‘革命主義(yi) 者’，一定要有破壞力和創造力。……（孫中山）的破壞力和創造力，是絕倫(lun) 的。”[76]從(cong) 政治實踐的角度來看，民國初年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相關(guan) 共識，是北洋派與(yu) 革命黨(dang) 在辛亥革命後政治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共濟時艱”的新政權建設的自覺中產(chan) 生的；二次革命後孫中山吸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而重新改造三民主義(yi) 理論體(ti) 係，也是在“對於(yu) 國家不知道用什麽(me) 方法去建設”[77]的自覺意識之下的新創造。這個(ge) 立場的轉變在自由主義(yi) 者是期望實現一個(ge) “永久康寧的共和國”“一個(ge) 有條不紊的共和國”，這在歐美國家是如此，在中國也同樣如此——對持傳(chuan) 統儒學立場者也是如此。而從(cong) 孫中山個(ge) 人思想發展來說也是如此。孫中山最關(guan) 心的是社會(hui) 現實問題，而不是国际1946伟德問題，因而他的立場是多變的。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孫中山晚年創造的新三民主義(yi) 才能成為(wei) “中華文化近代化轉型第一個(ge) 完整的理論體(ti) 係”“具有完備形態並能影響社會(hui) 意識的理論”[78]。承認孫中山晚年從(cong) 革命者到建設者的立場轉變，是整體(ti) 而全麵地理解孫中山晚年思想要旨、探索出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糅合道路的必要條件。以此反觀整個(ge) 20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yi) 本土化實踐則可以發現，懷有批判意識的自由主義(yi) “戰士”比比皆是，而能夠創製建構的民主政治“立法者”卻總是鳳毛麟角。而從(cong) 中國的曆史事實和實踐經驗上來看，隻有“立法者”才能夠真正立足本土政治實踐的客觀要求，擺脫外來意識形態的理論與(yu) 立場束縛，糾正脫離現實要求的移植截取式的做法，進而探索出中國自由主義(yi) 民主政治本土化與(yu) 傳(chuan) 統儒學當代化的恰當實踐道路。

結語

綜上所述，觀察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的上述分歧與(yu) 共識，離不開民國時期的政治社會(hui) 實踐的相關(guan) 實證材料——正因如此，對從(cong) 民國時期政治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係列議題的探討成果，或許能夠給予推進當下學界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深入對話、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提供一個(ge) 具有參考價(jia) 值的實證性案例。從(cong) 上述思考出發，進而突破“體(ti) 用”思維模式，樹立建設立場的自覺，在充分總結民國時期由孫中山主導的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糾葛的政治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煉出探明分歧、凝聚共識的基本議題並加以理論論證，或許是以孫中山研究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的可行性路徑之一。

推進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展開深入對話的現實意義(yi) 或許在於(yu) ，中國至今仍處在近百年的社會(hui) 與(yu) 治理思想大轉型的過程之中，我們(men) 至今仍需要深入思考如何為(wei) 建立一個(ge) 永久康寧的共和國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的問題。這個(ge) 轉型過程的完成必須恰當解決(jue) 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問題進而恰當處理三大思想資源的關(guan) 係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塑造一種新的理論體(ti) 係或文明新形態——在新的理論體(ti) 係產(chan) 生過程中，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的關(guan) 係及其相關(guan) 實踐經驗是將是核心問題之一。對儒學與(yu) 自由主義(yi) 分歧共識進行深入探討的思維材料，不僅(jin) 僅(jin) 是來自從(cong) 基本概念出發或從(cong) 基本準則出發的理論論辯，而仍需要來自從(cong) 基本事實出發的實證性研究——認識這一問題的最具典型性的實證案例之一，就是民國時期的實踐經驗以及孫中山的相關(guan) 探索。

[①] 謝曉東：《現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徐複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研究》李翔海序，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第6頁。
 
[②] 王學典：《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③]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頁。
 
[④]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新版序，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第8-12頁。
 
[⑤] 葛兆光：《異想天開：近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思想》2017年總第33期。
 
[⑥]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29、31頁。
 
[⑦] 哈佛燕京學社、三聯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184、227、358頁。
 
[⑧] 哈佛燕京學社主編：《波士頓的儒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147頁。
 
[⑨] 白彤東：《舊邦新命：古今中西參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40頁。
 
[⑩] 現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劃分，參見劉述先：《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183-186頁。
 
[11] 徐複觀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後有無意義，其決定點之一，也在於它能否開出民主政治。”這幾乎是現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識。徐複觀：《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72頁。
 
[12]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中國的自由傳統》，李弘祺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5-118頁。
 
[13] 劉述先：《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第260頁。
 
[14]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代序，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第4頁。
 
[15] 餘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267頁。
 
[16] 蔣慶：《儒學的時代價值》自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頁。
 
[17] 蔣慶：《儒學的時代價值》，第70-71頁。
 
[18] 蔣慶：《廣論政治儒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69-75頁。
 
[19] 甘陽、唐文明、張翔等：《康有為與製度化儒學》，《開放時代》2014年第5期。
 
[20] 李明輝、陳明、林月惠等：《首屆兩岸新儒家會講》，《天府新論》2016年第2期。
 
[21] 鄒曉東：《性善與性惡：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對話——“〈文史哲〉雜誌人文高端論壇之五”述評》，《文史哲》2015年第4期。
 
[22] 鄒曉東：《儒學研究者與自由主義學人共話“賢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文史哲》2017年第3期。
 
[23] 劉京希、李梅：《“個體與社群孰先孰後：儒學與自由主義持續對話”綜述》，《文史哲》2018年第4期。
 
[24] 郭萍：《現代道德建設路向何方？——〈文史哲〉公德私德論戰述要》，《當代儒學》2021年第1期。
 
[25] 餘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第155—166頁。
 
[26] 黃勇：《自由主義的超越與仁愛政治觀》，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73-198頁；李風華：《自由主義儒學的困境：基於政治觀與群己觀的分析》，《求索》2017年第6期。
 
[27] 貝淡寧（Daniel A. Bell）：《賢能政治》，吳萬偉、宋冰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36-163頁。
 
[28] 王學典：《中國向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向》，《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29] 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當代新儒家政治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
 
[30] 呂明灼、王鈞林、張佩國、權錫鑒：《儒學與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第173-390頁；崔大華：《儒學的現代命運：儒家傳統的現代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1-556頁；幹春鬆：《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修訂版，第340-389頁等。
 
[31] 徐素華、賈洪蓮、黃玉順等：《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五四後期的思想文化論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年，主編前言第3-4頁；俞祖華、趙慧峰：《離合之間：中國現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關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9-301頁。
 
[32]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1-235頁。
 
[33] 參見謝曉東：《現代新儒學與自由主義：徐複觀殷海光政治哲學比較研究》。
 
[34] 有學者提出，儒學與自由主義的“理路不同很大程度上源於政治價值觀的分歧，而價值層麵在相當程度上又是由關於人的哲學思考所決定的”。謝曉東：《人性、優良政府與正義：政治哲學視角下的先秦儒學與古典自由主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5頁。
 
[35] 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頁。
 
[36] 唐德剛：《論孫文思想發展的階段性》，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學術討論會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64頁。
 
[3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再版自序，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頁。
 
[38] 侯外廬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19-421頁。
 
[39] 馮契主編：《中國近代哲學史》，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修訂版，第475頁。
 
[40] 關於孫中山晚年的時段劃分，本文以孫中山廣州護法失敗、蟄居上海進行理論探索的1918年的時間節點作為孫中山晚年的起始。這裏參照了趙春晨教授的觀點。詳見趙春晨：《再論孫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41] 陳崧：《試論孫中山對西方文化的認知與態度》，見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第1833頁。
 
[42] 王傑：《孫中山研究》，見曾業英主編《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第516-525頁。
 
[43] 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呂厚軒：《接續“道統”：國民黨實權派對儒家思想的改造與利用(1927—1949)》，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30頁。
 
[44] 黃明同、張冰、張樹旺等：《孫中山的儒學情結：中華文化的承傳與超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版，第31頁。
 
[45] 李侃：《孫中山與傳統儒學》，《曆史研究》1986年第5期；張磊：《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孫中山與儒學》，《學術研究》1996年第10期。
 
[46] 馬克鋒：《孫中山與傳統儒學》，《學術研究》1986年第5期；李吉奎：《論孫中山晚年的儒學觀》，《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3期；桑兵：《孫中山與傳統文化三題》，《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7] 姚中秋：《論孫中山之道統自覺》，《現代哲學》2015年第3期。
 
[48] 張豈之：《孫中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薑義華：《孫中山晚年對於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郭齊勇：《孫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評》，《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等等。
 
[49] 趙立彬：《“建設必自人民始”：從“立礎”視角看民初孫中山政治思想的轉變》，《廣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期。
 
[50] 程廣雲：《革命與建國：孫中山的政治哲學》，見幹春鬆主編《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50頁。
 
[51]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338頁。
 
[52]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誌述事》，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153頁。
 
[53]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誌述事》，第6頁。
 
[54] 龔書鐸：《論孫中山的文化觀》，《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第6期。
 
[55] 韓昱：《孫中山與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
 
[56] 趙春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文化觀念的更新》，《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57] 於建福：《因襲國故·規撫歐學·獨見創獲——孫中山的文化自覺及其中庸教育哲學》，《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58] 薛正昌：《孫中山文化觀的中西兼融》，《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59] 胡波：《論孫中山的東西文化觀及其價值取向》，《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60] 張春林：《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融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再解讀》，《理論與改革》2009年第2期。
 
[61] 林家有：《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54-615頁。
 
[62] 宋誌明：《自由理念與儒學的衝突與會通》，《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4期。
 
[63] 曾明珠整理：《儒家與自由主義：和杜維明教授的對話》，見哈佛燕京學社、三聯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第5頁。
 
[64] 曾明珠整理：《儒家與自由主義：和杜維明教授的對話》，見哈佛燕京學社、三聯書店主編《儒家與自由主義》，第4頁。
 
[65] 久保田文次：《日本的孫文研究與問題》，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20、624頁。
 
[66] 沈渭濱：《孫中山：推動中華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人》，見孫中山基金會、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59-165頁。
 
[6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研究》再版自序，第2頁。
 
[68] 任劍濤：《中國現代思想脈絡中的自由主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2-92頁。
 
[69] 戴維翰（W.J.Duiker)：《蔡元培的人文主義與民國的教育改革》，戚雯英譯，見周陽山、楊肅獻編《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自由主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第296-309頁。
 
[70] 參見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de Tocqueville）：《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42-143頁。
 
[71] 關於自由主義在民國初年的本土化進程以及基於選擇性表達的自我調整，參見張道奎《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選擇性表達：自由觀念在民國初年的演變邏輯及其本土化進程》，《中國政治學》2022年第4期。
 
[72]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董果良譯，第2頁。
 
[73]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董果良譯，第2頁。
 
[74] 孫中山：《致吳敬恒書》（1914年），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版，第152頁。
 
[75] 孫中山：《〈建設〉雜誌發刊詞》（1919年8月1日），見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曆史係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89頁。
 
[76] 戴傳賢：《革命！何故？為何？——複康君白情的信》，《建設》1919年第1卷第3號。
 
[77]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90頁。
 
[78] 沈渭濱：《孫中山：推動中華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人》，見孫中山基金會、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孔子基金會編《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第165、1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