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說“法不外乎人情”？

作者：劉雲(yun) 生（廣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初八日乙亥

          耶穌2025年3月7日

春秋衛國大臣石碏的兒(er) 子石厚附從(cong) 州籲，密謀發動政變，刺殺桓公自立。石碏忍無可忍，聯合陳國，抓住了州籲和石厚。州籲最危險，立馬就被殺掉了；石厚是石碏的兒(er) 子，大家都下不去手，還勸石碏念在父子之情，放過兒(er) 子。石碏卻認為(wei) 兒(er) 子為(wei) 虎作倀(chang) 、助紂為(wei) 虐，不殺不僅(jin) 難以維護法律的權威，也難以維護政治的統一，所以專(zhuan) 門派了獳羊肩到陳國處死石厚。《左傳(chuan) 》高度評價(jia) 了石碏的義(yi) 舉(ju) ，為(wei) 了法律正義(yi) 和國家安全，不惜依法處死弑君的兒(er) 子，這是典型的大義(yi) 滅親(qin) 。

法不容情與(yu) 大義(yi) 滅親(qin)

大義(yi) 滅親(qin) 是法不容情的最有力注腳，有利於(yu) 維護法律的尊嚴(yan) 和權威，彰顯“天子犯法與(yu) 庶民同罪”的公平正義(yi) 理念。但必須留意的是，大義(yi) 滅親(qin) 是法不容情的極端呈現，當法和情發生尖銳衝(chong) 突的時候，特別是涉及父母子女的親(qin) 子之情，雖然法律有明確規定，也必須關(guan) 注所謂的“義(yi) ”是否屬於(yu) 真正的“大義(yi) ”，是否達到維護法律正義(yi) 、國家安全的道義(yi) 高度。如果僅(jin) 僅(jin) 是出於(yu) 私利、私欲甚至個(ge) 人怨憤而弑父殺子，顯然就不是所謂“大義(yi) ”。

比如武則天式的大義(yi) 滅親(qin) 就值得懷疑。章懷太子李賢升任太子後，對親(qin) 媽臨(lin) 朝稱製構成了實質性威脅，再加上有人拱火挑撥，武則天就派手下搜集太子謀反的證據，要依法殺子，連唐高宗出麵說情都不行，理由很簡單，態度很強硬：兒(er) 子要造親(qin) 媽的反，天地不容，大義(yi) 滅親(qin) ，赦無可赦。據史料考察，武則天為(wei) 了自己的政治寶座，憑著個(ge) 人喜怒以法律的名義(yi) 不僅(jin) 逼死兒(er) 子，還利用酷吏殺人無數，實在稱不上什麽(me) 大義(yi) 。這就在法和情之間增加了一個(ge) 最重要的變量：義(yi) ，還必須大義(yi) ，才能滅親(qin) 。換言之，雖然我們(men) 提倡法不容情，但說到大義(yi) 滅親(qin) 還是要慎之又慎，因為(wei) 法律一旦摧毀碾壓了親(qin) 情，甚至被用來戕害骨肉，法律本身是否合於(yu) 正義(yi) 就值得懷疑。

法律為(wei) 什麽(me) 要尊崇情理？

“法不容情”強調的是法的剛性和權威，“法不外乎人情”強調的則是法律與(yu) 人情之間的契合協調。法的剛性之外，為(wei) 什麽(me) 還要尊崇人情？歸根到底，這涉及法律和道德的關(guan) 係。中國自古主張“法無德不立”“為(wei) 政以德”，強調道德對法律的絕對影響力。西方也同樣重視法律與(yu) 道德的兼容協調。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提到兩(liang) 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觀點：“缺少道德的法律皆是徒勞”，“法律之內(nei) ，應有天理人情在”。英國曆史學家富勒也說過：“人類受製於(yu) 法律，法律受製於(yu) 情理。”當然，在法學界流傳(chuan) 最廣、影響最大的還是傑爾蘇和烏(wu) 爾比安等人的名言：“法是關(guan) 於(yu) 善良和公正的藝術。”

為(wei) 什麽(me) 中西法文化都高度重視道德對法律的影響力？理由有二：一是情理是道德訴求的呈現方式，也是建構法律的內(nei) 核和基座；二是法律必須維護最基本的人情人道，才能合於(yu) 最低限度的公平正義(yi) 。換言之，法律必然具備剛性，但絕不能無視柔情。中國傳(chuan) 統法文化反對重刑主義(yi) ，根本原因就在於(yu) ：刑法雖然可以懲治惡行，但其本身也具有惡性。作為(wei) 一種必須的、合理的惡，稍有不慎，刑法就可能違情悖理，轉換為(wei) 真正的惡。

《舊唐書(shu) ·刑法誌》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者隻有29人；到了貞觀六年暴漲到390人之多。唐太宗很疑惑，也很憤怒：不到兩(liang) 年，死刑犯怎麽(me) 多出十幾倍？答案就在唐太宗自己身上。貞觀五年，間歇性精神病人李好德非議朝政，依法當判死罪。大理寺丞張蘊古認為(wei) ，這人有病，依法應當赦免。唐太宗也同意赦免。然而，張蘊古去了監獄，當麵傳(chuan) 達了好消息，還和精神正常的李好德下了一盤棋。後來禦史緊追不放，認為(wei) 李好德的哥哥是刺史，張蘊古官官相衛，幫人脫罪。唐太宗很生氣，一聲令下，間歇性精神病人保住了小命，精神正常的張蘊古卻丟(diu) 了性命。雖然唐太宗殺完張蘊古就後悔了，但影響立竿見影：凡在有罪無罪之間的，在輕罪重罪之間的，審判者為(wei) 了保住腦袋，會(hui) 毫不猶豫宣判有罪重罪，大唐的死刑犯數據瞬間飆升。

解鈴還須係鈴人。貞觀六年冬至，唐太宗親(qin) 臨(lin) 監獄，將390多名死刑犯全部放回家過年，要求來年回監。後來這些人如數如期回監，唐太宗一高興(xing) ，立馬全部赦免死罪。大唐的死刑率也漸次走低，回歸正常。後來白居易寫(xie) 詩說“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高度讚揚唐太宗的恤刑善舉(ju) 。但後來的歐陽修不買(mai) 賬，寫(xie) 下《縱囚論》，嚴(yan) 厲譴責唐太宗搞政治作秀，濫用人情，損害法律的剛性。此處不討論白居易和歐陽修的是非對錯，但有一點無可非議：唐太宗殺掉張蘊古就深刻反省，沒有再殺人立威，反倒是通過縱囚的方式喻示法官慎刑恤刑，無論如何都體(ti) 現了對生命和人性的尊重。

情、理與(yu) 法如何統一兼顧？

“法不外乎人情”涉及兩(liang) 個(ge) 維度：一個(ge) 是立法維度，法律是人情的提煉和抽象；另一個(ge) 是司法維度，當法律和人情衝(chong) 突時，法官不僅(jin) 要循法而動，還必須充分考量人道和人倫(lun) 。這就要求法官裁判時必須設身處地，推己及人。亞(ya) 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特別指出，設身處地、推己及人是一種天性，從(cong) 中可以開發出兩(liang) 種美德：一是作為(wei) “旁觀者”，能夠體(ti) 諒他人，獲得公正、仁慈的道德力量；二是作為(wei) 自我觀照者，隨時要警醒克製，尊重他人的尊嚴(yan) 、自由和名譽。

這就涉及另一個(ge) 問題，情與(yu) 法有沒有可能協調？還是以大義(yi) 滅親(qin) 為(wei) 例。為(wei) 什麽(me) 大義(yi) 滅親(qin) 需要慎之又慎？因為(wei) 法律的剛性隨時可能刺破親(qin) 情，實現了個(ge) 案的表象正義(yi) ，但其代價(jia) 卻是親(qin) 情毀滅、家庭碎裂。曆史上有人稱武則天為(wei) “凶母”，就是因為(wei) 她濫用大義(yi) 滅親(qin) 的立法精神和法律條文，既曲解了法律，也背離了人道。試想，如果法律高度獎勵或強迫兒(er) 子舉(ju) 報父親(qin) ，妻子舉(ju) 報丈夫，首先喪(sang) 失的就是人倫(lun) 人道，無數家庭的破裂換來的所謂正義(yi) 算是什麽(me) 樣的正義(yi) ？所以，中國有了“親(qin) 親(qin) 相隱”的法律傳(chuan) 統。美國、德國、意大利等國涉及親(qin) 人犯罪時，其近親(qin) 屬都享有“豁免權”，警察、檢察官、法官都不得強行要求其對親(qin) 人做出不利的陳述，最終保持了公法和私情的必要平衡。

這種情理法合一的精神在民事案件中也很突出。北宋名臣張詠擔任杭州知州期間裁判了一個(ge) 案件：有富翁病危時立下遺囑，將十分之三家產(chan) 留給年僅(jin) 三歲的小兒(er) 子，十分之七留給女婿。這既不合法，也不合情理。後來小孩子長大了，起訴到杭州府。換一般官員，無非就兩(liang) 種選擇：要麽(me) 判定遺囑屬臨(lin) 終亂(luan) 命，違法悖理，當堂塗抹，遺產(chan) 歸子；要麽(me) 判定遺囑真實有效，維持原狀。但張詠從(cong) 反常遺囑中找到了人性人情的關(guan) 節點：要是富翁臨(lin) 終將絕大部分財產(chan) 留給年幼的兒(er) 子，女婿貪財，會(hui) 千方百計害死妻弟；女婿得到最多的財產(chan) ，反而會(hui) 謹遵遺命，關(guan) 照幫助小舅。於(yu) 是，果斷下判：財產(chan) 七分歸子；三分歸婿。後人高度讚譽張詠既能“謹持法理”，還能“深察人情”。當事人反應如何？富翁的兒(er) 子和女婿對判決(jue) 雙雙感動，哭拜而去。遺產(chan) 糾紛解決(jue) 了，兩(liang) 家的親(qin) 情也保住了。

“法不容情”和“法不外乎人情”是傳(chuan) 統中國司法辯證思維的高度凝練，既強調法律的權威，也承認人情的變量。“法不外乎人情”更有力地證明：法律從(cong) 來都不是冰冷如鐵的法條，法官也不是無知無覺的傀儡，司法判決(jue) 更不是單純的走過場式的證據確證和行為(wei) 定性。法律是有溫度的製度設置，法官是有人性的能動主體(ti) 。正因如此，傳(chuan) 統司法才能在激活法律溫度的同時，不斷提升人性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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