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理學的境遇與(yu) 反道統思潮

作者：戴森宇

來源：節選自《麵向教化的經學：劉沅經學思想研究》，戴森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理學“道統”提出的曆史際遇

隋唐以來，佛道興(xing) 盛，至兩(liang) 宋漸熾。佛教禪宗在宋代形成所謂“五家七派”的格局，而此時的道教內(nei) 丹學也大行天下。宋儒眼見佛道二教的興(xing) 盛，心知儒學若要與(yu) 之抗衡，不能不補上“性與(yu) 天道”層麵的理論缺失。這些儒者或多或少都受過佛道的熏染，做的又是前人未有之功，幾無參取，故而在其理論建構中借鑒佛道，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正因為(wei) 是與(yu) 佛道針鋒相對，宋儒辟佛老之語於(yu) 其著作或語錄中隨處可見，避談或否認與(yu) 佛道的關(guan) 聯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與(yu) 佛道辯難的過程中，理學的基本觀念因之而愈加成形，基本理論亦隨之精湛。“理一分殊”“理欲之辨”“體(ti) 用之分”等基本問題多借此而發，儒學之心性論、本體(ti) 論等思想體(ti) 係也在此激蕩中日趨完備。不得不說，釋老之學風行天下對宋儒是不小的刺激，二氏之說在間接促進宋代儒學理論發展高度與(yu) 深度上功不可沒。而宋代理學家刻意趨避自身對佛道理論有所吸收的事實並力辟之，乃在於(yu) 其出發點與(yu) 立場使然。宋儒辟佛老一方麵當然是為(wei) 了振拔儒學，以便能與(yu) 當時席卷神州的佛道並立甚至超越之，搶占意識形態與(yu) 話語權高地；而另一方麵則是為(wei) 了爭(zheng) 華夏正統。從(cong) 宋與(yu) 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對峙開始，各政權都認為(wei) 自己才是“中國”，代表華夏之正統。兩(liang) 宋時期再度興(xing) 起的“華夷之辯”正是宋儒為(wei) 了證明宋的正統性的表現。而宋代理學家們(men) 將“道統”與(yu) “治統”結合，認為(wei) “道統”所在就是治統之所在。出於(yu) 以上緣由，程朱理學遂呈現出對外強調與(yu) 佛老等“外道”之異，在儒學內(nei) 部則樹立並完善所謂“道統”為(wei) 宋朝的正統性提供理論支撐。因此，雖然後來遭遇慶元黨(dang) 禁，理學受到打擊，但程朱構建的“道統”理論並未受到影響，並隨著元代統治者重新重視理學並推尊程朱而受到後儒崇信。

所謂“道統論”，從(cong) 韓愈發端到朱熹，並非一開始便是如今的架構，而是經曆了一個(ge) 建構的過程，其中對於(yu) 一些大儒是否應在道統之中的討論在不同時期也有過反複。如對於(yu) 揚雄與(yu) 荀子的評價(jia) 在韓愈《原道》與(yu) 《讀荀》篇中明顯不同，顯露出其晚年觀點的轉變。元滅宋以後，由於(yu) 元代統治者又需要“道統”來彰顯其統治的合法性，程朱理學及其道統論在政治權力的強勢推動下，愈加深入人心。明清兩(liang) 代皇權專(zhuan) 製逐漸加強，在裹挾與(yu) 異化中，“廟堂上的程朱”與(yu) “科場中的程朱”使得理學真麵目漸被扭曲，進而嚴(yan) 重教條化。由於(yu) 明末清初已不存在佛道與(yu) 儒家的嚴(yan) 重對立和理論衝(chong) 突，加之有陽明學由盛而衰的前車之鑒與(yu) 明中後期漸興(xing) 的實學洗禮，明清之際很多學者已對宋明理學及其僵化後的流弊有相當程度的反思。

明清之際反理學道統思潮出現的理論分析

人處於(yu) 曆史中，人的思想也具有曆史性。這意味著人與(yu) 周圍環境的互動而引起的心靈與(yu) 思想的感知與(yu) 變化是具有連續性、累積性的。這種累積性並非指簡單的量的疊加，因為(wei) 對於(yu) 人的感知與(yu) 思想來說，它無法被量化。麵對同樣的情境與(yu) 事物，不同的人的感知與(yu) 思考徑路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這裏的連續性和累積性是說人的感知與(yu) 思考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而在此過程中所產(chan) 生的觸動與(yu) 靈感都是促成其思想觀念形成的養(yang) 料。這一過程並不必然經由自身的理性或意識來把握它的存在、確認它的價(jia) 值。這樣所凝成的思想觀念及所形成的理論便也具有了曆史性。正如宋儒有意無意地借鑒佛道理論來建構新儒學一般，他們(men) 雖然理性上辟佛老，但無法擺脫當下的曆史情境所帶來的思想影響。再如陽明心學離開了程朱理學，也不可能建立。陽明“格竹”正見其對所信朱子觀念的篤行，而格竹失敗產(chan) 生的失落與(yu) 反省，雖最終走向對朱子理論的懷疑，但若無早期對朱子理論的篤信與(yu) 踐行，則陽明無法對朱子思想有較一般儒者更深入的理解。若無對朱子思想深入的理解，也未必能對朱子理論中的問題敏銳地察知並產(chan) 生深刻的質疑。可以說，陽明創發心學亦仰賴對朱子理學的深造自得，而早年之浸潤佛道，亦為(wei) 其後質疑朱子、建構心學理論有襄助之功。

同樣，清代學術相對程朱理學，無論是梁啟超的“反動”說，還是錢穆的“延續”說，都包含了一個(ge) 事實前提，即清儒大多早年都是受過宋明理學之熏染，無論其後來是質疑或認同。所以，當清初學者們(men) 在經學領域開啟建立在反理學目的上的“回歸原典”運動時，無論他們(men) 是走向經史考證之學，是重建孔孟學統的義(yi) 理之學，或是欲以子學輔經學，而興(xing) 起新諸子學的研究。無論哪一種徑路，都已無法繞開理學而談經學、子學，更遑論新的理學。何況，宋明理學填補了儒學對終極問題關(guan) 懷的不足，並一手提供了異彩紛呈的答案；同時也為(wei) 經學詮釋貢獻了新的範式與(yu) 理論。可以說到了清代，理學早已融為(wei) 儒學肌體(ti) 的一部分，而不僅(jin) 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就思想史而言，宋明理學論域之深廣亦達到前一千年儒學從(cong) 未觸及的高度，而為(wei) 後八百年儒學開一新統，可謂是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一座繞不過去的高峰。無怪錢穆在談論漢宋之爭(zheng) 的時候評說：“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yu) 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wei) 判”，“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但同時，問題也隨之出現。

思想既具有曆史性，那麽(me) 其於(yu) 社會(hui) 環境中互動而在當下呈現出與(yu) 之前不同的存在形態。明清兩(liang) 代大多數讀書(shu) 人早年修習(xi) 程朱理學多為(wei) 應試，理學意識形態化體(ti) 現為(wei) 受皇權的利用與(yu) 科舉(ju) 的功利引導，變為(wei) 權力的附庸和思想教條。當讀書(shu) 被認為(wei) 是唯一的改變命運途徑的時候，“迂闊空談”也自然成為(wei) 一種社會(hui) 弊病，才有顧炎武“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日知錄》卷七）的慨歎。因此，這一時期清儒對程朱理學的反感和批判，主要集中於(yu) 以下三點：（1）僵化與(yu) 意識形態化；（2）忽視經世與(yu) 實踐的迂闊空談；（3）隻見程朱而不見孔孟。而第一點與(yu) 後兩(liang) 點形成一定的因果關(guan) 係。基於(yu) 以上三點，又鑒於(yu) 反程朱之陽明學最終亦陷入空疏，甚至逃禪。清儒發現問題不在於(yu) 程朱理學本身，而在於(yu) 其提出的道統說所衍生的“傲慢”與(yu) “偏見”，故而很多人批判理學實際上是在打破程朱理學所建立之“道統”，而欲建立新的統緒。正如前文所言，宋明理學已然成為(wei) 儒學思想肌體(ti) 部分，且不可或缺。主張反理學的學者，亦不可能打爛程朱重新來過。即便如陽明融古今智慧，從(cong) 百死千難中創出一套體(ti) 係，亦未嚐將程朱理學整個(ge) 推翻。另一方麵，從(cong) 明清之際大量譜係類、學案類著作問世也可以看出這一時期儒家學者們(men) 建構新統緒之努力，同時為(wei) 前賢思想作係統的梳理。如周汝登的《聖學宗傳(chuan) 》、孫奇逢的《理學宗傳(chuan) 》、湯斌的《洛學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後來還有李紱的《陸子學譜》和全祖望的《宋元學案》等，這麽(me) 多譜係類、學案類著作的集中問世，絕不隻是巧合。他們(men) 有的意圖以陽明承接孟子，有的欲以荀子代替孟子而接孔子之傳(chuan) ，有的則為(wei) 漢唐儒在儒家統緒中爭(zheng) 一席之地。

就經學而言，即便如一直尊程朱為(wei) 正統的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官方編纂的經學注疏中，也已不完全以程朱及其後學的注釋為(wei) 唯一標準了。《欽定三禮義(yi) 疏》等官方注疏除保留程朱一係注解以外，大多都補有漢晉以來儒者的注解。這都證明了那些能影響統治階層的儒學精英們(men) 在經學解釋上已不獨尊程朱。

明清之際儒者對理學道統的批判

明代中後期以降，對理學道統說的質疑已經漸次鋪開。李贄曾譏諷所謂“繼道統”的宋代反不如被認為(wei) “失道統”的唐代。清代思想家戴震所謂“以理殺人”，正是批評理學家所建立的道統及後世附於(yu) 其上的所謂正統的觀念與(yu) 規範，已泛化為(wei) 道德標準的部分之“理”對所謂“異端”的排斥，並隨著意識形態化進入社會(hui) 生活之中。而對於(yu) 理學倫(lun) 理在社會(hui) 生活的普及與(yu) 理學思想逐漸走向封閉，活躍於(yu) 清中期的袁枚明確提出“道本無統”。

道就是道，自在而未曾斷絕。它極公而無私意，極廣而不狹隘。而且道不遠人，徹上徹下，無所不在。袁枚之後，為(wei) 江藩的《國朝宋學淵源記》作序的達三對漢至明的儒學亦有一段論述。在達《序》中，達三表漢儒、韓愈、陸王之功，唯獨認為(wei) 宋儒倡“道統說”令本合一之“心性事功”判然，漢唐儒傳(chuan) 經之功遂湮。甚或使得程朱後學與(yu) 異見之陸九淵、陳亮、王陽明後學互相攻訐貶斥。儒學門戶之爭(zheng) ，自明中期以來愈演愈烈。可見洛閩一派以舍我其誰的姿態苦心孤詣構建“道統”，不料卻在儒學內(nei) 部引發了廣泛而持久的紛爭(zheng) ，這實在有違孟子“深造自得”之教。

另外，在清中葉的反理學風潮中，仍有一些無門戶之見的對理學道統作理性反思的學者，劉沅就是其中之一。他選擇回歸原典，以宋學方法重注群經，意圖打破程朱理學對儒家經典解釋話語權的壟斷。其作《理學道統論》專(zhuan) 門批評後世學者高標理學之名、曲解孔孟之意、抬高學聖門檻的作為(wei) 。其《正訛》一書(shu) 專(zhuan) 就宋儒之文逐段評點，且經解中的義(yi) 理也多與(yu) 程朱相抵牾。盡管如此，劉沅仍申宋儒之功，認可其對聖學的理論貢獻。

在當時“反理學”的風潮下，劉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朱子理論及其貢獻，把思想理論本身與(yu) 作為(wei) 意識形態的思想及其所產(chan) 生的流弊辯證地予以分別，這一點又比執漢宋門戶之見的俗儒高明許多。

渠之常清，賴有源頭活水不斷生出；思想之生命力，也在其博大閎深。朱子思想的活力正在其能海納百川、披沙揀金。吸收佛道，發明二程，涵化南軒、橫渠，又與(yu) 陸子砥礪切磋。但當程朱將“道統”的旗幟高舉(ju) ，元明理學逐漸從(cong) 革新轉向保守，在皇權專(zhuan) 製的裹挾下愈加封閉。理學遂不能吸納其他思想進行自我更新，甚至排斥其他思想，陷入教條進而變得僵化便是不可避免。宋代理學家及其後學的思想即便是萬(wan) 古不易的真理，其對理學道統的建構與(yu) 維護即便再合情合理，也無法否認一個(ge) 事實，即其所樹立起來的不僅(jin) 是一麵旗幟、一個(ge) 標杆，也是一道壁壘。程朱所標榜的“道統”到明清逐漸狹隘化，意識形態化，甚至成為(wei) 打擊異見、排斥異己的理論工具。正如萬(wan) 斯同在《儒林宗派》中所揭示的：“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淩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流毒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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