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非聖人之言：朱熹論《孝經》

作者：湯勤福（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4年第6期

摘要：朱熹是重視《孝經》的，因為(wei) 《孝經》中蘊含著義(yi) 理。他認為(wei) 《孝經》傳(chuan) 自孔子與(yu) 曾子答問的內(nei) 容是“經”，其他“雜引傳(chuan) 記以釋經文”的內(nei) 容屬於(yu) “傳(chuan) ”。他對混入“經”中非聖人之言，尤其是背離聖人之言是持批評意見的。朱熹從(cong) 義(yi) 理角度否定嚴(yan) 父配天是孔子所言。嚴(yan) 父配天始行於(yu) 漢平帝元始五年的南郊改革，因此朱熹的否定應當是正確的。但朱熹並不反對後世郊祀時嚴(yan) 父配天，而且非常重視祖宗祭祀。朱熹持仁體(ti) 孝用的觀點，從(cong) 天理論高度，闡述了仁之未發、已發與(yu) 孝的關(guan) 係，構建起一個(ge) 能夠解釋所有人際關(guan) 係的“孝—禮”結構。

關(guan) 鍵詞：朱熹；《孝經》；嚴(yan) 父配天；仁體(ti) 孝用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對孝有諸多論述，學界對此研究成果頗多，尤其對朱熹《孝經刊誤》一書(shu) 也有數文加以研討（1）。那麽(me) ，朱熹對《孝經》持何種看法?他曾說：“《孝經》，疑非聖人之言”（2），顯然已經作出判斷。但朱熹究竟怎麽(me) 評述《孝經》?在具體(ti) 問題上是如何解析《孝經》相關(guan) 觀點?本文將從(cong) 朱熹對《孝經》的整體(ti) 看法到對具體(ti) 問題的分析來進行論述，塞漏補闕，求教於(yu) 同仁。

一、朱熹對《孝經》的整體(ti) 看法

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wei) 朱熹並不重視《孝經》，因為(wei) 《孝經》中摻雜了許多非聖賢之語，有許多地方甚至背離聖賢之言，因此朱熹沒有給《孝經》作注疏（3）。此說當然沒有什麽(me) 大問題，因為(wei) 朱熹確實沒有留下象注疏四書(shu) 那樣的《孝經》著作。而且，《朱子語類》還明明白白記了這麽(me) 一條：

問：“《孝經》一書(shu) ，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為(wei) 理會(hui) 過?”曰：“此亦難說。據此書(shu) ，隻是前麵一段是當時曾子聞於(yu) 孔子者，後麵皆是後人綴緝而成。”（《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1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朱熹畢竟撰了《孝經刊誤》，盡管對《孝經》有不少懷疑與(yu) 批評，但並沒有否定更不會(hui) 否定孝的作用。進一步說，從(cong) 朱熹《孝經刊誤》來看，主要是糾正《孝經》內(nei) 容的錯亂(luan) ，尤其著力揭示“後人綴緝而成”的部分，盡管他沒有全文注疏《孝經》，顯然不等於(yu) 他不重視《孝經》，更不是沒對它進行過研究與(yu) 思考。

眾(zhong) 所周知，唐玄宗親(qin) 自注疏《孝經》，頒示天下，並作為(wei) 太學和國子學的教材，甚至於(yu) 天寶四年刻於(yu) 太學（史稱《石台孝經》），影響極大，自然朱熹也不會(hui) 熟視無睹。其實朱熹在任職南康軍(jun) 時，曾撰不少榜文示民眾(zhong) ，也以《孝經》一書(shu) 來勸喻百姓，如榜文《示俗》引用《孝經》中“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yang) 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一語，奉勸百姓“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yu) 身，枉費力也”（4）。他先後還頒布過《曉諭兄弟爭(zheng) 財產(chan) 事》《曉諭居喪(sang) 持服遵禮律事》《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勸農(nong) 文》等等，都基於(yu) “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yi) 廉恥之意”，以便百姓“去惡從(cong) 善，取是舍非，愛惜體(ti) 膚，保守家業(ye) ”（《朱熹集》卷一〇〇《勸農(nong) 文》，第5107-5108頁），“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qin) 族，和睦鄉(xiang) 鄰”（《朱熹集》卷九九《曉諭兄弟爭(zheng) 財產(chan) 事》，第5059頁）。可見朱熹對《孝經》確實也是比較重視的。

那麽(me) 朱熹對《孝經》中什麽(me) 內(nei) 容感興(xing) 趣?用一句話來表示，即他對含有義(yi) 理的內(nei) 容感興(xing) 趣，並以此來教導學生與(yu) 其他人。在朱熹文集和《朱子語類》中，朱熹回答學生問目甚多，他對《孝經》中聖賢之言或符合聖賢之意者都是持肯定態度的。如輔廣問：“如‘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人之行莫大於(yu) 孝’，恐非聖人不能言此。”朱熹明確回答說：“此兩(liang) 句固好”（《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1頁）。對非聖人之言但符合聖賢之意者也予以肯定，如對《孝經·孝治》章，他稱：“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得仍舊耳。”（《朱熹集》卷六六《孝經刊誤》，第3461-3462頁）這兩(liang) 條正是對聖賢之語或符合聖賢之意的內(nei) 容加以肯定的。這也就解釋了為(wei) 何《孝經》雖非聖賢所著，但朱熹仍親(qin) 自撰寫(xie) 《孝經刊誤》，並有如此興(xing) 趣來回答學生之問。

那麽(me) 朱熹對《孝經》究竟是什麽(me) 看法?他說：“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chuan) 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chuan) 也”（《朱熹集》卷六六《孝經刊誤》，第3459頁），即認為(wei) 《孝經》傳(chuan) 自孔子與(yu) 曾子答問的內(nei) 容是“經”，後麵則附會(hui) 了“雜引傳(chuan) 記以釋經文”的內(nei) 容，屬於(yu) “傳(chuan) ”。因此朱熹說：“竊嚐考之，傳(chuan) 文固多傅會(hui) ，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諸儒傳(chuan) 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wei) 孔子之所自著，則又可笑之尤者。”（《朱熹集》卷六六《孝經刊誤》，第3459頁）顯然，朱熹認為(wei) 《孝經》自然是先秦著述，但經中雜入傳(chuan) ，而且“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這是朱熹對《孝經》的整體(ti) 看法。

具體(ti) 說，《朱子語類》中還有如下記載：

《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麵都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效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qin) 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隻是下麵都不親(qin) 切。（《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2頁）

因說：“《孝經》隻有前一段，後皆雲(yun) ‘廣至德’，‘廣要道’，都是湊合來，演說前意，但其文多不全。隻是《諫諍》《五刑》《喪(sang) 親(qin) 》三篇，稍是全文。如‘配天’等說，亦不是聖人說孝來曆，豈有人人皆可以配天!豈有必配天斯可以為(wei) 孝!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於(yu) 《孝經》。”賀孫問：“恐後人湊合成《孝經》時，亦未必見《禮記》。如《曲禮》《少儀(yi) 》之類，猶是說禮節。若《祭義(yi) 》後麵許多說孝處，說得極好，豈不可為(wei) 《孝經》?”曰：“然。今看《孝經》中有得一段似這個(ge) 否?”（《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3頁）

由此可見，朱熹對《孝經》中某些篇章混入“經”的非聖人之言，尤其是背離聖人之言是持批評意見的。

正由於(yu) 此，朱熹對《孝經》非聖人之言的甄別，以及對背離聖賢之道言論的批評也是很激烈的。比如上引學生問“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人之行莫大於(yu) 孝”時，朱熹雖肯定此語為(wei) 聖人所言，但對下麵“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一句則大加批判，認為(wei) 這兩(liang) 句“豈不害理”（《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1頁）。

朱熹還明確指出《孝經》中混入非聖賢之語：“其中煞有《左傳(chuan) 》及《國語》中言語。”（《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1頁）朱熹是有根據的，例如《孝經》中有“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yi)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一段，在《孝經刊誤》中明確指出：“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yi) ’，皆是《春秋左氏傳(chuan) 》所載子太叔為(wei) 趙簡子道子產(chan) 之言，唯易‘禮’字為(wei) ‘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朱熹集》卷六六《孝經刊誤》，第3460頁）《朱子語類》中也記載“《左傳(chuan) 》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yi) ，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朱子語類》卷八七，第2254頁），可見朱熹實實在在地抓住了《孝經》作者改易《左傳(chuan) 》之文的真憑實據。

二、《孝經》嚴(yan) 父配天問題

如上所述，朱熹對《孝經》中含有義(yi) 理的內(nei) 容感興(xing) 趣，並以此來教導學生與(yu) 其他人，因此他並未完全否定《孝經》，但他對《孝經》中不符合“聖人之言”的一些觀點，則加以駁斥與(yu) 批評。

朱熹對禮製深有研究，在朱熹文集中，與(yu) 汪尚書(shu) 討論過家廟、祭外祖和祭儀(yi) 等問題，與(yu) 陸子壽討論祔祀，與(yu) 吳晦叔討論喪(sang) 禮祭禮，答周叔謹討論喪(sang) 禮與(yu) 服製，答胡伯量問喪(sang) 禮等等，還上奏章反複申述宋代廟製，在《朱子語類》中也討論過許多禮製問題。從(cong) 對祖宗祭祀來說，朱熹是持肯定態度的，要求以相關(guan) 祭禮來祭祀祖先。但是他對《孝經》“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大為(wei) 反感，認為(wei) 非聖人之言。在封建社會(hui) 中，嚴(yan) 父配天是曆代王朝崇敬祖先、宣示合法性的重要途徑與(yu) 手段，為(wei) 何朱熹會(hui) 持反對態度?

《孝經》成書(shu) 一直有戰國和漢兩(liang) 種說法，現在大多學者傾(qing) 向於(yu) 成於(yu) 戰國（5），當然也不能否認此書(shu) 或有在漢初重現後漢儒所作的某些修改，尤其後儒對其中內(nei) 容的解釋又會(hui) 背離《孝經》原意，因此需要仔細抉擇與(yu) 甄別。

《孝經》中“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一語，這是漢之後曆代帝王行用南郊或明堂之禮時必要和關(guan) 鍵根據，因為(wei) 此語在《孝經》記載中出於(yu) “孔聖人”之口。盡管《孝經》成書(shu) 於(yu) 戰國，但這一記載是否出於(yu) 孔子是需要考慮的。當然，直接否定是孔子所說自然涉嫌有點武斷，但是可以從(cong) 另外一個(ge) 角度來思考，或許問題就明白了。

我們(men) 從(cong) 嚴(yan) 父配天禮儀(yi) 始於(yu) 何時來探討這一問題，那麽(me) 是否為(wei) 聖人所語就會(hui) 真相大白了。從(cong) 禮製史角度來看，先秦沒有嚴(yan) 父配天的郊祀禮儀(yi) ，至少到春秋之末，未見這種嚴(yan) 父配天的禮儀(yi) 形式。《左傳(chuan) 》記載過先祖配天，哀公元年伍員諫吳王時提到少康“遂滅過、戈，複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6），這是祭天配夏始祖來保持舊儀(yi) ，並非是嚴(yan) 父配天，史料也未反映是否為(wei) 郊祀。《史記·封禪書(shu) 》追記“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yu) 明堂以配上帝”（《史記》卷二八《封禪書(shu) 》）。這雖然是周之郊祀，但後稷並非是嚴(yan) 父，而是周之始祖，配享明堂者是成王伯父文王，不是成王之父武王。可見到西周初也沒有嚴(yan) 格的郊祀嚴(yan) 父配天之禮儀(yi) 。在春秋戰國，沒有明確的郊祀存在嚴(yan) 父配天的記載。

那麽(me) 史籍明確記載嚴(yan) 父配天始於(yu) 何時?這一禮儀(yi) 當始於(yu) 西漢元始五年。《漢書(shu) 》記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漢書(shu) 》卷一二《平帝紀》），顯然該年並未采納嚴(yan) 父配天之製。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始奏稱“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並引“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yu) 孝，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yu) 明堂以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莽又頗改其祭儀(yi) ……奏可”（《漢書(shu) 》卷二五下《郊祀誌下》）。可見，王莽奏改郊祀禮儀(yi) 、要求嚴(yan) 父配天得到皇帝的認可。這就是曆史上非常著名的元始南郊改革。自此，郊祀采用嚴(yan) 父配天成為(wei) 後世王朝最為(wei) 重要的祭祀禮儀(yi) 形式。

由此可見，嚴(yan) 父配天出於(yu) 西漢元始五年，那麽(me) 孔子講“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就難以成立了。盡管朱熹沒有追查“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出處，但他認為(wei) 此語並非出自聖人之手筆則確實有先見之明的，其說可以成立。

在討論《孝經》問題上，朱熹並不相信其中許多“聖人之言”。再舉(ju) 一例：《孝經·五刑》中載孔子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yu) 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qin) 。此大亂(luan) 之道也。”朱熹在《孝經刊誤》中明確說道：“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雲(yun) 而係於(yu) 此。乃傳(chuan) 之八章，格言也。”（《朱熹集》卷六六《孝經刊誤》，第3464頁）所謂格言，是指傳(chuan) 承下來的言簡意賅的警世語句，朱熹認為(wei) 盡管話沒有錯，但並非是孔子所言，故稱之格言而已。當然，至今無法找出否定孔子是否說過此話，但可據理判斷這不是孔子所說。因為(wei) 《左傳(chuan) ·昭公二十九》記載：“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wei) 刑書(shu) 焉”，即趙鞅和荀寅做刑鼎，以示法治。而孔子聽聞之後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ye)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wei) 被廬之法，以為(wei) 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wei) 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ye) 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wei) 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搜也，晉國之亂(luan) 製也，若之何以為(wei) 法?”可見孔子是反對以法治國的，強調以禮治國，因而《孝經》這一體(ti) 現孔子法治思想的話是難以被認定的。朱熹認為(wei) 是“格言”而非孔子之語當有見識。

自西漢末始行嚴(yan) 父配天，曆代都將其視為(wei) 宣示王朝合法性和正統性的重要手段，而朱熹所生活的宋代也是如此。那麽(me) 朱熹為(wei) 何要反對嚴(yan) 父配天之說?

《孝經·聖治》中“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yu) 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為(wei) 貴。人之行，莫大於(yu) 孝。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yu) 明堂，以配上帝。’朱熹在《孝經刊誤》中說“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chuan) 之五章也。但嚴(yan) 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讚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wei) 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wei) 大者，本自有親(qin) 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wei) 孝，則是使為(wei) 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yu) 大不孝矣。作傳(chuan) 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wei) 天下之通訓。”（《朱熹集》卷六六《孝經刊誤》，第3462頁）朱熹首先反駁嚴(yan) 父配天“非謂凡為(wei) 孝者皆欲如此”，進而稱“孝之所以為(wei) 大者，本自有親(qin) 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言下之意是否定了為(wei) 孝就必須嚴(yan) 父配天的觀點。甚至他還說若行此製，“使為(wei) 人臣子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於(yu) 大不孝矣”。朱熹學生還記載如下之語：“‘孝莫大於(yu) 嚴(yan) 父，嚴(yan) 父莫大於(yu) 配天’，非聖人之言。必若此而後可以為(wei) 孝，豈不啟人僭亂(luan) 之心!”（《朱子語類》卷八二，第2141頁）顯然，朱熹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否定“嚴(yan) 父配天”之說，因為(wei) 這不符合義(yi) 理。

當然，朱熹否定嚴(yan) 父配天，隻是從(cong) 義(yi) 理角度判斷是否為(wei) 孔子所言，實際上，朱熹對後世郊祀嚴(yan) 父配天並不反對，相反，他非常重視祖宗祭祀，這從(cong) 朱熹相關(guan) 言論和《家禮》祭祀中可以看出。

三、《孝經》“教民親(qin) 愛，莫善於(yu) 孝。教民禮順，莫善於(yu) 悌”

對朱熹“孝”論問題的研究成果不算少，學者意見大同小異。其中馮(feng) 兵有很好的論述，他認為(wei) 朱熹孝論是“集納儒家孝論的精粹而成，具有集大成的性質”，指出朱熹以“理—氣”結構來論證孝的合法性，以“理—禮”結構確定禮為(wei) 孝的運行機製、由權而“得中”為(wei) 孝的實踐原則，並基於(yu) 孝弟為(wei) “行仁之始”的理解，從(cong) 心性與(yu) 政治兩(liang) 個(ge) 層麵總結了孝的意義(yi) 。他提出的這些觀點，筆者是認同的，這裏也就不再贅言。此僅(jin) 以學界關(guan) 注不多的孝、禮關(guan) 係作些探討。

朱熹持仁體(ti) 孝用的觀點來闡述事親(qin) 倫(lun) 理的，這來源於(yu) 程頤。但在如何行孝來體(ti) 現內(nei) 在之仁時，朱熹又引入了禮：“事親(qin) 有事親(qin) 之禮，事兄有事兄之禮”（《朱子語類》卷一一九，第2871頁），“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qin) ，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隻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為(wei) 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朱子語類》卷八九，第2285頁）可見，朱熹認為(wei) 能行事親(qin) 事兄之禮是孝悌的表現，即使行用世俗之禮也是允許的，這也是“孝”的表現，因為(wei) 它反映出內(nei) 在之“仁”德。因而朱熹對《孝經》“教民親(qin) 愛，莫善於(yu) 孝。教民禮順，莫善於(yu) 悌”是持肯定態度的，因為(wei) 它符合朱熹的義(yi) 理觀。

按照朱熹的話來說，這是未發與(yu) 已發之間的關(guan) 係：“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悌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見仁、義(yi) 、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悌在其中，但未發出來，未有孝悌之名耳。非孝悌與(yu) 仁各是一物，性中隻有仁而無孝悌也。”（《朱熹集》卷三九《答範伯崇》，第1808頁）也就是說，仁義(yi) 禮智四者為(wei) 性，仁包攝孝悌。仁孝是一體(ti) 兩(liang) 麵：仁是性，未發就沒有孝之名；孝是情，是仁之已發，兩(liang) 者是體(ti) 用關(guan) 係。同時，這還可以類推到君臣、國人等關(guan) 係中，如他學生問：“去歲聞先生曰：‘隻是一個(ge) 道理，其分不同。’所謂分者，莫隻是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yu) 國人交之信之類是也。”朱熹回答說：“其體(ti) 已略不同。君臣、父子、國人是體(ti) ；仁敬慈孝與(yu) 信是用。”（《朱子語類》卷六，第102頁）可見體(ti) 用關(guan) 係在君臣、父子、國人各類關(guan) 係中都可以表現出來，這也體(ti) 現出理一分殊原則。

由此，朱熹說：“某尋常與(yu) 朋友說，仁為(wei) 孝弟之本，義(yi) 禮智亦然。義(yi) 隻是知事親(qin) 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qin) 事長之禮，知隻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為(wei) 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朱子語類》卷二○，第466頁）顯然，仁是理、是性，故為(wei) 孝悌之本，義(yi) 禮智也是理是性，自然也可為(wei) 孝悌之本，隻是側(ce) 重不同而已：義(yi) 是懂得事親(qin) 需要孝，事兄需要悌，禮則是事親(qin) 事長之必行禮，智是了解孝悌之道應當如此。進而事君有事君之禮，交友有交友之禮，如此，朱熹從(cong) 天理論高度構建起一個(ge) 能夠解釋所有人際關(guan) 係的“孝—禮”結構。

按照朱熹的說法，這種從(cong) 仁中發出來的情，“如事親(qin) 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朱子語類》卷一五，第287頁）可見朱熹認為(wei) 無論事親(qin) 還是事君，都需要“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他甚至強調孝不僅(jin) 是生事、死無違，而是“生事葬祭，須一於(yu) 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朱子語類》卷二三，第561頁），如此將“事死如生的理念”永久化，強化了孝的始終性，以體(ti) 現仁之天理的始終性。他批評浙間學者“不過孝悌忠信而已”時說：“便是守此四字不得，須是從(cong) 頭理會(hui) 來，見天理從(cong) 此流出便是’”（《朱子語類》卷一二〇，第2939頁），需要懂得“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隻是統舉(ju) 理而言。德者，己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又所行處每事不違於(yu) 仁。”（《朱子語類》卷三四，第864頁）“道者，人之所共由”，是把忠孝等德目都納入了天理；“統舉(ju) 理而言”，即指出“人之所共由”之道是天理之要求。如此，孝悌忠信都是天理流行的必然要求與(yu) 規範，這就從(cong) 理論高度概括出孝悌等德目的天理內(nei) 涵和行用孝悌的重要意義(yi) 。眾(zhong) 所周知，仁隻是一種道德約束，而禮則是一種規範或說製度，“出於(yu) 禮而入於(yu) 刑”（7）是曆代帝王治國手段，如此使孝又變成了不得不遵循的法律法規的要求。

綜上所述，朱熹認為(wei) 《孝經》中既有聖賢之言，也存在大量“後人綴緝而成”的內(nei) 容。他對其中符合聖人之意卻非聖人所言者，都是持肯定態度的。他強調“《孝經》，非聖人之言”，是整體(ti) 上否定它出自聖人，因而他不給《孝經》作注疏也就容易理解了。但是，《孝經》雖非出自聖人之手，也存在許多不符合聖人之言的觀點，但它畢竟也包含著一些符合朱熹義(yi) 理觀的內(nei) 容，因此他並未完全拋棄《孝經》，而是對那些雖非出自聖人之手但符合“聖人之言”者加以肯定與(yu) 宣揚，而對其中不符合“聖人之言”的觀點則加以反駁與(yu) 批評，由此我們(men) 可以清楚地看出朱熹是以自己的義(yi) 理觀來評判《孝經》的。

注釋
（1）王德玉：《〈孝經刊誤〉的是與非——兼論朱熹的治學態度與精神》，《中州學刊》2002年第2期；朱明勳：《論朱熹〈孝經刊誤〉的影響》，《安徽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劉增光：《朱熹〈孝經刊誤〉在明代的流傳與反響》，《朱子文化》2011年第3期；陳壁生：《朱熹〈孝經〉學評議》，《哲學研究》2015年第10期；張馨睿：《朱熹〈孝經刊誤〉研究》，曲阜師範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
（2）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八二，中華書局，1986年，第2142頁。
（3）劉增光：《朱熹〈孝經〉學探微三題——從元明學者的理解看》，《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4）朱熹：《朱熹集》卷九九《示俗》，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58頁。
（5）舒大剛：《〈孝經〉名義考——兼及〈孝經〉的成書時代》，《西華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袁青：《〈孝經〉成書時代新辨》，《齊魯學刊》2014年第5期。
（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哀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2009年，第1752頁。
（7）葉方靄等：《禦定孝經衍義》卷一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18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