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煥禮 著《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出版暨緒言

書(shu) 名：《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

作者：葛煥禮

出版社：中華書(shu) 局

出版時間：2025年1月

【作者簡介】

葛煥禮，山東(dong) 沂源人。山東(dong) 大學曆史學博士、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後，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dong) 亞(ya) 研究所訪問學者，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wei) 宋史、《春秋》學史、學術思想史。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出版專(zhuan) 著《尊經重義(yi) ：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學》，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在梳理、評述相關(guan) 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唐宋學術思想轉型領域內(nei) 前人關(guan) 注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問題，進行專(zhuan) 題性的深入研究。內(nei) 容包括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考辨及其《春秋》學轉型意義(yi) ，初唐道教重玄學與(yu) 程朱理學的思想關(guan) 聯，晚唐五代文人小說中的“仙境”與(yu) 道教“洞天福地”的關(guan) 係，“宋初三先生”胡瑗、孫複、石介以及開新學風的士建中、劉敞等人的生平事跡、學術思想和學術地位，唐宋時期的《左傳(chuan) 》學與(yu) 史書(shu) 紀事本末體(ti) 起源的關(guan) 係。期望通過係列這樣的專(zhuan) 題研究，將來連片成疇，能夠更為(wei) 真切地呈現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的機製和麵貌。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述評

第一節 唐宋思想文化轉型：國內(nei) 不同學科範式下的研究與(yu) 認知

第二節 範式與(yu) 問題：美國的唐宋思想轉型研究

第三節 思想與(yu) 思想史——土田健次郎《道學之形成》評介

第二章 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及其《春秋》學轉型意義(yi)

第一節 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考辨

第二節 由“義(yi) 見微旨”注再論陸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時間

第三節 啖助、趙匡和陸淳《春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yi)

第三章 唐宋道教與(yu) 儒學：思想文化關(guan) 聯

第一節 論李榮思想與(yu) 程朱理學的關(guan) 聯

第二節 晚唐五代小說中的“仙境”：文士與(yu) 道士構建之比較

第四章 宋初的儒士與(yu) 儒學：學術思想新聲

第一節 孫複生平事跡及著作考辨

第二節 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

第三節 石介儒學思想析論

第四節 論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

第五章 唐宋時期的經史關(guan) 係：《左傳(chuan) 》學與(yu) 紀事本末體(ti)

第一節 紀事本末體(ti) 創始說辨正

第二節《左傳(chuan) 》學與(yu) 紀事本末體(ti) 之源起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緒言】

作為(wei) 中國思想史上“最有突破性的轉型”之一，唐宋之際的學術思想轉型問題曆來受到學者重視，是一個(ge) 重要但研究難度很大的課題。說它重要，是因為(wei) 狹義(yi) 看來，它其實是漢唐儒家經學向宋代新儒學轉型的問題——這已經是儒學史領域一個(ge) 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若寬泛來看，除儒學轉型外，它還包括中古佛教的世俗化轉向（表現為(wei) 法相宗、華嚴(yan) 宗、天台宗等傳(chuan) 統大宗的衰落和禪宗、淨土教等貼近世俗的宗派勢力的崛起）、以“內(nei) 外丹興(xing) 替”為(wei) 標誌的道教轉型、史學的體(ti) 裁創新和顯著發展等，而這每一項轉變，在佛教、道教和傳(chuan) 統史學發展史上都有著關(guan) 鍵性的意義(yi) 。說它研究難度大，是因為(wei) 進行全麵深入的研究，需具備經學史、理學史、文學史、道教史、佛教史、史學史、科技史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綜合的視野。唐宋時期學術思想的承載者——知識分子，不僅(jin) 包括學界慣常所關(guan) 注的儒士或文士，而且還包括知識僧人、道士和科技人士等。這些不同身份的知識分子群體(ti) 不僅(jin) 承載、創造著本行業(ye) 的知識和思想，而且吸收並影響其他行業(ye) 的知識和思想，不同行業(ye) 間有著十分複雜的影響、融合關(guan) 係。因此，基於(yu) 學科劃分而按門類掘進固然必要，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更是重要，這對研究者來說是個(ge) 不小的挑戰。

一、近四十年來代表性的解釋模式

雖然該課題牽涉麵廣，研究難度大，但如本書(shu) 第一章所示，中外學者已做出積極的研究，對其轉型過程作了多種解釋，形成了一些具有典型意義(yi) 的解釋模式。在古代，最主要的解釋模式是清四庫館臣提出的漢、宋經學轉型說。近代以來，隨著經學沒落和哲學崛起，主流的解釋模式轉變為(wei) 中國哲學史敘事中的從(cong) 唐代佛學轉向宋代道學。近四十年來，因不滿哲學史敘事的“線條化、簡單化”，一些學者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從(cong) 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了幾種互有關(guan) 聯而又各具特色的解釋模式。

（一）道學（理學）的生發過程。這一解釋模式的源頭可上溯至朱熹《伊洛淵源錄》所構建的二程道學師承譜係，以及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基於(yu) 理學標準而構建的宋學派別和師承譜係。近代以來哲學史界對宋代道學家的認知和道學生發脈絡的構建，根本上即依據了這兩(liang) 種譜係。基於(yu) 這一學術傳(chuan) 統，在唐宋變革的視野下所構建的新的唐宋儒學轉型脈絡，可見於(yu) 徐洪興(xing) 《唐宋之際儒學轉型研究》一書(shu) 。

徐洪興(xing) 將道學思潮的演變曆程分為(wei) “萌發、初興(xing) 、高潮、鼎盛和衰變五個(ge) 階段”。從(cong) 唐朝中期至北宋慶曆之前是萌發階段，道學思潮“還是一股潛流”，但出現了要求振興(xing) 儒學、排斥佛道二教、批評四六駢文的呼聲，“孟子升格”、經學變古、古文運動等新文化活動初步展開；北宋慶曆至嘉祐之際是初興(xing) 階段，道學思潮“正式登上了曆史的舞台”，形成批判漢唐章句訓詁之學、佛道二教、四六駢文的社會(hui) 思潮和新的學術思想取向，“其倡導者是範仲淹和歐陽修，而胡瑗、孫複、石介、李覯等都是這一思潮中湧現出來的有代表性的學者”；嘉祐至元祐之際，道學有了顯著的理論創新，是高潮階段，湧現出一批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如周敦頤、邵雍、王安石、張載、程顥、程頤等，他們(men) “為(wei) 儒家的倫(lun) 常綱紀提供哲學的論證，重新確立全麵指導中國人社會(hui) 生活的精神歸宿；為(wei) 現實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的依據”；南宋中期是鼎盛階段，道學派別得到很大發展，主流學派即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程朱理學”派形成，出現反對派即陸九淵“心學”派，許多道學概念、範疇、命題走向深刻、精密和係統化，至此唐宋儒學轉型已經完成；從(cong) 南宋後期至元末明初，是衰變階段，道學主流派“程朱理學”逐漸得到官方承認，最終成為(wei) 官方統治思想，其生命力也隨之喪(sang) 失殆盡。

雖然徐洪興(xing) 鑒於(yu) 由朱熹《伊洛淵源錄》所開創而為(wei) 現今哲學史研究所繼承、發展的道學史敘事有著“線條化、簡單化”之弊，相對於(yu) 邏輯鏈條上的學說分析，更注重發掘道學的曆史麵相，從(cong) 時代思潮演變的角度構建了唐宋儒學轉型的理論框架。但是這一新敘事，無論是關(guan) 注對象（道學家）的擇取，還是對其思想的闡釋，皆未脫離傳(chuan) 統的哲學史敘事，在內(nei) 容上便無法包舉(ju) “唐宋之際儒學”。

（二）宋學的演變過程。1984年10月，鄧廣銘在杭州舉(ju) 行的宋史研究會(hui) 上發表《略談宋學》一文，明確指出：“理學是從(cong) 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ge) 支派，我們(men) 卻不應該把理學等同於(yu) 宋學”；“宋學”是指“萌興(xing) 於(yu) 唐代後期而大盛於(yu) 北宋建國以後的那個(ge) 新儒家學派”；其特點是：“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們(men) 尋章摘句的學風，向義(yi) 理的縱深處進行探索；2.都懷有經世致用的要求。”這就突破了理學研究興(xing) 起後學界往往將“宋學”等同於(yu) “理學”的狹隘認識，勘定了“宋學”的外延——理學之外，尚包括尉為(wei) 大宗的宋代經學等儒學門類。陳植鍔《北宋文化史述論》一書(shu) 延依鄧廣銘的認識，采用“宋學”概念，構建了北宋“宋學”的演變曆程。

陳植鍔認為(wei) ，“宋學在南渡之前，大抵經曆了從(cong) 準備、草創到繁榮三個(ge) 發展時期”。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漢唐注疏之學和文章之學的遺留期和宋學的準備期”，出現了宋學疑古派、議古派和擬聖派的先驅者，如王昭素、孫奭、賈同、柳開等；仁宗、英宗兩(liang) 朝，是宋學的草創期，形成“講明義(yi) 理而有別於(yu) 漢唐注疏之學”的學風，出現以孫複、石介為(wei) 代表的疑傳(chuan) 派，以歐陽修、劉敞為(wei) 代表的疑經派，以李覯、章望之、胡瑗為(wei) 代表的議古派，以及處在“宋學草創期與(yu) 繁榮期的交接階段”的擬聖派學者邵雍、周敦頤；仁宗、神宗之交，宋學“從(cong) 義(yi) 理之學過渡到進一步以心性問題的探討為(wei) 內(nei) 容的性理之學”，進入繁榮期，出現王學、洛學、關(guan) 學、蜀學等學派，其中王學的成就和影響最大。

作者運用曆史學的視角和方法，不僅(jin) 清晰劃分了北宋“宋學”前後相承的三個(ge) 發展時期，而且基於(yu) 學說創新與(yu) 社會(hui) 影響相結合的標準，精細辨析、論證了後兩(liang) 個(ge) 時期內(nei) 不同學派的先後關(guan) 係，這樣便呈現了一條以時期為(wei) 節段、由學派前後聯結而成的北宋“宋學”的演變鏈。遺憾的是，受論題時段所限，該書(shu) 內(nei) 容並未涉及南宋“宋學”。從(cong) 整體(ti) 上論述宋代“宋學”演變曆程的代表作，是漆俠(xia) 《宋學的發展和演變》一書(shu) 。

漆俠(xia) 將兩(liang) 宋“宋學”的發展曆程劃分為(wei) 形成、發展和演變三個(ge) 階段。“宋仁宗統治期間（慶曆前後）為(wei) 宋學的形成階段，其代表人物為(wei) 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複、石介和李覯、歐陽修，而以範仲淹為(wei) 核心人物。宋仁宗晚年（嘉祐）到宋神宗初是宋學的大發展階段，形成為(wei) 各具特色的荊公學派、溫公學派、蘇蜀學派和以洛（二程）關(guan) （張載）為(wei) 代表的理學派等四大學派。其中荊公學派影響最大。”南宋是宋學的演變階段，“在這個(ge) 階段中，從(cong) 宋學中發展起來的理學興(xing) 盛起來，成為(wei) 占主導地位的學派，同時與(yu) 理學對立的則是浙東(dong) 事功派”。

雖然上述三位學者的論述重心在於(yu) 宋代，在於(yu) 偏重學術的經學和偏重思想的理學，但這一解釋框架聚焦於(yu) “宋學”，最大程度上涵蓋了儒者之學意義(yi) 上的宋代儒學。然而，由於(yu) “宋學”的外延十分寬泛，在宋代經學、史學等領域，還有相當大的拓展空間，對這些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一定會(hui) 對上述解釋框架形成有效的補充和修正。

（三）士人價(jia) 值觀基礎的轉變過程。此以美國學者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所構建的解釋框架為(wei) 代表。該書(shu) 關(guan) 注的核心問題是公元600至1200年間士人價(jia) 值觀基礎的轉變，以及士人是如何確立價(jia) 值觀的。為(wei) 此，作者所切入的並非是通常意義(yi) 上的思想，而是“斯文”——“首先指稱源於(yu) 上古的典籍傳(chuan) 統”（特指儒家經典），“包括了諸如寫(xie) 作、統治和行為(wei) 方麵適宜的方式和傳(chuan) 統”；是“士學”而非儒學，尤其關(guan) 注最受當時士人重視的文學。

包弼德將公元600至1200年士人思想和價(jia) 值觀基礎的演變，大致劃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

1.初唐至755年安史之亂(luan) 爆發。朝廷學者將文化價(jia) 值觀具象為(wei) 可用作榜樣的“文化形式”（廣義(yi) 的“文”），包括“所有那些屬於(yu) ‘禮’的範疇的東(dong) 西，過去的文獻遺產(chan) ，以及文學創作（文章）”；就文學創作而言，他們(men) 標舉(ju) 的是一種綜合的文章觀，包括“建立在天地之上的普遍基礎，上古權威的典範，真情實感的充實（現在指向社會(hui) 、政治問題），以及文學技巧”等多種取向。

2.755年至唐朝末年。伴隨著安史之亂(luan) 所導致的唐朝政治危機，士人傳(chuan) 統的文化價(jia) 值觀也出現危機，他們(men) 認為(wei) 過去的“文化形式”並未像想象的那樣起作用。活躍在安史之亂(luan) 之後40年的學者，如蕭穎士、李華、賈至、獨孤及和梁肅，主張文章複古，強調寫(xie) 作為(wei) 公共道德服務。以韓愈為(wei) 中心的77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學者，繼承前輩通過文章複古來拯救個(ge) 人和社會(hui) 的理念，而且更進一步，認為(wei) 真正有價(jia) 值的寫(xie) 作必須建立在作者獨立思考的“聖人之道”的基礎上，這客觀上造成了學者的思想觀念獨立於(yu) 皇帝所代表的道德權威。

3.宋朝初年至1044年慶曆新政被廢罷。以徐鉉、田錫和張詠為(wei) 代表的宋初學者，追求“在終極的自然之道基礎上，建立文學與(yu) 典籍傳(chuan) 統的統一”，以此“將聖人之道和古文聯係起來”。在11世紀30年代，為(wei) 文標準出現了分化：以楊億(yi) 為(wei) 代表的一批士人追求“辭藻的繁縟”，“以顯示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的廣泛掌握以及有能力將其匯總為(wei) 適應當前需要的形式”；以範仲淹為(wei) 中心的古文家則“堅持認為(wei) 士應該以聖人之道作為(wei) 學的核心，並將寫(xie) 作當成實踐道的一種努力”，“這個(ge) 道可以不受曆史條件的限製”而對政治、社會(hui) 和文化產(chan) 生效用。

4.1044年至北宋末年。文學及其話題漸不被重視，學者致力於(yu) “探求一種可以為(wei) 政治、社會(hui) 和文化提供基礎的道”。作為(wei) 範仲淹追隨者中最重要的文士，歐陽修主張“學道先於(yu) 學文”，“人事的曆史”和“六經之本真”都是道的來源基礎。1020年前後出生的以司馬光和王安石為(wei) 代表的那一代文士，“對於(yu) 用古道來轉變國家和社會(hui) 這個(ge) 政治問題的關(guan) 心，超過了對士應該如何寫(xie) 作的關(guan) 心”。而更年輕一代的蘇軾和程頤的興(xing) 趣焦點，“已經從(cong) 製度化的探求轉向對於(yu) 思想風格更個(ge) 性化的探求，這種思想風格能使人像聖人一樣”應物。

上述四階段中，士人的價(jia) 值觀雖然都建立在“宇宙和曆史”基礎上，但把握方式卻發生了從(cong) 信仰政權所支撐的“文化形式”到獨立思考“聖人之道”，再到個(ge) 人獨立於(yu) 權威而解悟“天地之道”的轉變，即“從(cong) 唐代基於(yu) 曆史的文化觀向宋代基於(yu) 心念的文化觀的轉向”。

這一解釋框架聚焦於(yu) “文”（特別是文學），探討其主體(ti) （作者限定為(wei) 士人）以“道”為(wei) 把握對象的價(jia) 值觀的構建曆程。鑒於(yu) 唐宋時期文學在“士人之學”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視角選擇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唐宋士人價(jia) 值觀的轉變曆程。但是，同樣屬於(yu) “士人之學”重要內(nei) 容的“儒家經典和曆史研究”，卻被作者有意忽略了。而且如下文所述陳弱水的研究所示，這一框架並未能夠深入曆史從(cong) 更為(wei) 深廣的層麵揭示當時士人世界觀的構建實態（如“外儒內(nei) 道”“外儒內(nei) 佛”），即僅(jin) 著眼於(yu) 典型士人（主要是文人）及流派的文化（特別是文學）觀而論述士人價(jia) 值觀的構建及其演變曆程，卻未進一步發掘其世界觀的曆史實態。

（四）士人文學觀和世界觀的轉變過程。這一解釋模式見於(yu)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yu) 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shu) 。他認為(wei) “唐宋之際的思想巨變不是在短時間內(nei) 發生的，從(cong) 韓愈（768—824）的時代到範仲淹（989—1052），大約為(wei) 兩(liang) 百二十年，到程頤（1033—1107），則有兩(liang) 個(ge) 半世紀以上。在此期間，思想的變化不是均質進行的，而是有兩(liang) 個(ge) 明顯的突破點。第一個(ge) 突破點約在唐德宗至憲宗年間（780—820），第二個(ge) 則為(wei) 宋仁宗至神宗之際（1023—1085）”。陳弱水主要圍繞第一個(ge) 突破點，基於(yu) 對士人（尤其是文人）思想和心靈的考察，勾勒出兩(liang) 條中古思想演變的線索：

第一條線索著眼於(yu) 文人對文學與(yu) 文化關(guan) 係的認識。陳弱水認為(wei) ，從(cong) 南朝到初唐，文章寫(xie) 作一直存在著“獨立的文學觀”與(yu) “政治教化”間的結構性緊張，根本性的變異發生在8世紀後半葉，以安史之亂(luan) 前後出現的“文章中興(xing) ”為(wei) 標誌。“中興(xing) ”諸子“要求文學與(yu) 德行、政教、經典等文化要素相連接”，“徇至而有文本於(yu) 道的呼聲”；甚至“根本要求泯除文學和文化之間的界線，而把文學視為(wei) 從(cong) 屬於(yu) 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因此，這一文學風潮既“代表文學改革的努力”，也含有“以文學論述麵貌出現的思想運動”的成分。隨後，韓愈、柳宗元等人所領導的古文運動繼之而起，在9世紀初震動一時。古文家不僅(jin) 主張文以明道或文本於(yu) 道，而且開始了對儒道的探索——“這個(ge) ‘破繭而出’非關(guan) 小可，它不但是東(dong) 漢以後第一個(ge) 反思儒家之道的潮流，而且發生在主導士人文化的文人群中，造成關(guan) 鍵的影響。”“道”優(you) 先於(yu) “文”，儒道探索的出現，標誌著唐宋間“文學脫中心化的開始”，並漸至發展成為(wei) 新的儒家思想脈流。

第二條線索聚焦於(yu) 中古士人心靈結構的變遷。陳弱水認為(wei) ，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是“外儒內(nei) 道”和“外儒內(nei) 佛”，或者稱之為(wei) “二元世界觀”。曹魏時期登上曆史舞台的玄學，是開啟此二元世界觀的決(jue) 定性力量，在4世紀永嘉亂(luan) 後蓬勃興(xing) 起的佛教則大大強化了這一世界觀。即便對於(yu) 中唐“文章中興(xing) ”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關(guan) 集體(ti) 秩序的原理和價(jia) 值”，個(ge) 人生命的終極關(guan) 懷則寄托於(yu) 佛教或道教。中古時期對二元世界觀構成明顯挑戰的，主要有三種思想：一是6、7世紀時一些士人宣揚的“國家全體(ti) 主義(yi) ”觀點，“主張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應歸屬於(yu) 統治者的權威”；二是以杜甫為(wei) 代表的中唐少數士人“以儒家價(jia) 值為(wei) 個(ge) 人生命主要導向”的世界觀。這一思想在當時“屬於(yu) 較新的形態”，範圍有限，“屬於(yu) 一個(ge) 重大思潮變化的開端部分”；三是從(cong) 8世紀晚期到9世紀初，“在二元世界觀架構裏運行的儒家複振潮流中，冒出了直接向這個(ge) 中古思想基調挑戰的動向”，即韓愈、李翱等“力主單一的儒家價(jia) 值世界”，並“構建儒家本位的心性理論和修養(yang) 學說”，正是這一思想開啟了唐宋之際的思想巨變。

因受論題時段所限，這一解釋框架於(yu) 宋代部分略而未涉，所以對於(yu) 唐宋思想轉型整體(ti) 而言，並不完備。基於(yu) “文人居於(yu) 唐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絕高”的認知，與(yu) 包弼德一樣，陳弱水亦從(cong) 文學入手，經由對中古士人文學觀演變曆程的梳理，揭示出中晚唐“儒道探索”思潮的源流。但他更進一步，從(cong) 世界觀上揭示了中古士人“外儒內(nei) 道”“外儒內(nei) 佛”的基本心靈結構，以及先後出現的三種挑戰此二元世界觀的思想。他所指出的“即便對於(yu) 中唐‘文章中興(xing) ’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關(guan) 集體(ti) 秩序的原理和價(jia) 值’，個(ge) 人生命的終極關(guan) 懷則寄托於(yu) 佛教或道教”這一事實，提醒我們(men) 不能簡單地將當時文學所推揚的儒家之道，等同於(yu) 文人的“價(jia) 值結構以及世界觀”；這亦表明，從(cong) 佛、道二教入手是深入認識唐宋之際士人的思想世界乃至思想轉型問題的重要一途。

上述四種解釋模式雖然都有不足之處，但體(ti) 現了學者在解釋唐宋思想轉型問題上的努力。任何嚴(yan) 肅的框架性曆史解釋理論，都是曆史研究認識的結晶，體(ti) 現著一段時期內(nei) 學者研究所得認識的深度和高度。因此它通常會(hui) 隨著研究的新進展而得到補充、修正，甚至被推翻，而這正是學術創新生命力的重要體(ti) 現。就解釋唐宋思想轉型而言，上述四種模式的共同特點以及可深化之處有：

其一，將“唐宋學術思想”的承載者，都自覺不自覺地限定為(wei) 儒士，所探討的主體(ti) 對象，因而是唐宋時期的儒家學術思想，而非涵括佛、道二教教義(yi) 學說等在內(nei) 的廣義(yi) 上的“唐宋學術思想”。

其二，即使就儒家學術思想而言，“儒家經典和曆史研究”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但要麽(me) 未涉及，要麽(me) 論述簡略，未曾予以足夠重視，所描繪的唐宋儒家學術思想轉型的圖景便不夠詳實、完備。經史之學，不僅(jin) 是唐宋士人從(cong) 小所受基礎教育的課業(ye) 內(nei) 容，而且是多數士人進行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在士人的知識、思想世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別值得關(guan) 注。

其三，對佛教和道教之於(yu) 唐宋思想轉型的意義(yi) 重視不夠，即使有所探討，也局限在分析“若幹工夫及語句的形式上的異同”上，缺乏真正在把握儒、佛、道三種學說核心的基礎上“探究其對立、糾葛的緣由並能闡明其思想變遷的哲學性基礎”的研究。

二、研究思路與(yu) 框架內(nei) 容

本書(shu) 並不打算構建新的全麵解釋唐宋學術思想轉型問題的理論框架，而是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對該課題論域內(nei) 前人關(guan) 注較少或研究不足的重要問題，進行專(zhuan) 題性的研究。因為(wei) 如上述解釋模式所示，它們(men) 在論題所涉內(nei) 容研究的全麵性上都存在不足——要麽(me) 對某朝代、要麽(me) 對某些門類的學術思想未涉及或探討較少，這必然會(hui) 影響到解釋框架的涵蓋度和切實性。而且，新的解釋框架的構建，必須以數量足夠豐(feng) 富而又深入的專(zhuan) 題研究為(wei) 前提。當前而言，這方麵的研究尤其必要，隻有在小塊深耕的基礎上，將來連接成片，才能更為(wei) 真切地呈現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的機製和麵貌。

本書(shu) 書(shu) 名中所標的研究對象——“學術思想”，意為(wei) “學術”和“思想”，其內(nei) 容除通常意義(yi) 上的“思想”外，還包括知識和方法。限於(yu) 學力，所論“學術思想”仍然以儒學為(wei) 主。

依據專(zhuan) 題內(nei) 容，本書(shu) 分為(wei) 如下五章：

第一章《唐宋學術思想轉型研究述評》對唐宋學術思想研究重鎮——中國、美國和日本學界的相關(guan) 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評論。第一節《唐宋思想文化轉型：國內(nei) 不同學科範式下的研究與(yu) 認知》聚焦唐、宋“思想文化”的內(nei) 涵、轉變過程和原因等重要問題，梳理近代以來國內(nei) 代表性學者的相關(guan) 認識和研究，在此基礎上總結具有典型性的唐宋思想文化轉型解釋模式。第二節《範式與(yu) 問題：美國的唐宋思想轉型研究》基於(yu) 對代表性學者著作的解讀，從(cong) 派別劃分及其學說向背關(guan) 係的角度，評述美國唐宋思想轉型研究範式、問題認識及其演變曆程。遺憾的是筆者未及對日本學界的相關(guan) 成果進行全麵考察，於(yu) 此僅(jin) 評介其中的一部代表性著作，期望多少能夠收到窺斑之效，是為(wei) 第三節《思想與(yu) 思想史——土田健次郎〈道學之形成〉評介》。

中唐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是中古《春秋》學乃至漢、宋經學轉型的標誌，在學術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第二章《啖助、趙匡和陸淳的〈春秋〉學著作及其〈春秋〉學轉型意義(yi) 》在考辨三人各自著作的基礎上，闡明其《春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yi) 。第一節《啖助、趙匡和陸淳〈春秋〉學著作考辨》從(cong) 三人的《春秋》學著述活動入手，透過具體(ti) 的修撰做法，考辨他們(men) 各自的著作及其內(nei) 容體(ti) 例，以及著述間的繼承關(guan) 係，希望能夠正本清流，還原三人《春秋》學著作的真實麵貌。第二節《由“義(yi) 見微旨”注再論陸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時間》針對《春秋集傳(chuan) 纂例》中的一處注文“義(yi) 見微旨”，進一步辨正陸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時間。第三節《啖助、趙匡和陸淳〈春秋〉學的學術轉型意義(yi) 》擺脫慣常所謂的“尊經排傳(chuan) ，而又兼采三傳(chuan) ”“變專(zhuan) 門為(wei) 通學”等寬泛論說，闡述三人經傳(chuan) 解說中一些具體(ti) 認識和做法所呈現的學術理念層麵上的轉型意義(yi) 。

如所共知，佛教和道教對唐宋儒學思想轉型影響極為(wei) 深刻。限於(yu) 學力，本書(shu) 未涉及佛教方麵的內(nei) 容，第三章《唐宋道教與(yu) 儒學：思想文化關(guan) 聯》乃從(cong) 個(ge) 案角度論述當時道教和儒家之間的思想影響和文化融通關(guan) 係。第一節《論李榮思想與(yu) 程朱理學的關(guan) 聯》用概念史的方法，論證初唐道教重玄學大師李榮的學說思想與(yu) 宋代程朱理學在“理”“性”等概念內(nei) 涵上的關(guan) 聯，以呈現前者對後者的影響。第二節《晚唐五代小說中的“仙境”：文士與(yu) 道士構建之比較》將晚唐五代文人小說中的仙境描寫(xie) ，與(yu) 中唐道士司馬承禎、晚唐五代道士杜光庭各所記載的“洞天福地”係統進行比較研究，由此一隅，以窺當時文人與(yu) 道士在思想和知識上的共享、互動狀況。

“宋初三先生”胡瑗、孫複和石介，著名學者劉敞，曆來被視為(wei) 開宋代學術新風的人物。第四章《宋初的儒士與(yu) 儒學：學術思想新聲》探討他們(men) 以及與(yu) 孫、石有著密切交往的知名學者士建中的事跡和思想，辨正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以期在宋學始興(xing) 之處局部呈現新學術思想萌生時的學術生態。關(guan) 於(yu) 孫複的生平交遊和著作，相關(guan) 史料記載和後人說法中多有含混甚至扞格之處，第一節《孫複生平事跡及著作考辨》對此予以澄清。第二節《士建中生平及思想考述》勾稽一直湮沉不顯的士建中的生平事跡，論析其思想，標明他在當時學界的地位和影響。第三節《石介儒學思想析論》依據現存資料，從(cong) 思想特點及闡釋方式、哲理要點、弘儒思想及舉(ju) 措等方麵闡釋石介的學術思想。北宋“元祐史官”認為(wei) 劉敞及其《七經小傳(chuan) 》在當代學風轉變中具有標誌性地位，此說屢被以後的學者稱引，但現今有些學者提出質疑。第四節《論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從(cong) 宋廷修撰《實錄》和《正史》之記載、與(yu) 同時知名學者地位及聲譽的比較等方麵，對此說予以考辨，以標明劉敞在北宋的學術地位。

唐宋時期經學與(yu) 史學關(guan) 係複雜，其中有些內(nei) 容屬於(yu) 唐宋學術轉型的範疇。第五章《唐宋時期的經史關(guan) 係：〈左傳(chuan) 〉學與(yu) 紀事本末體(ti) 》探討《左傳(chuan) 》學與(yu) 史書(shu) 紀事本末體(ti) 之源起的關(guan) 係問題，以揭示當時經史關(guan) 係的一個(ge) 麵向。第一節《紀事本末體(ti) 創始說辨正》辨正以往關(guan) 於(yu) 紀事本末體(ti) 之創始的幾種說法，考定史書(shu) 紀事本末體(ti) 的創始之作。在此基礎上，第二節《〈左傳(chuan) 〉學與(yu) 紀事本末體(ti) 之源起》從(cong) 《左傳(chuan) 》紀事類編學的形成原因、著作源流，以及其與(yu) 史書(shu) 紀事本末體(ti) 的兩(liang) 部起始性著作（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和徐夢莘《三朝北盟會(hui) 編》）的學緣關(guan) 係等方麵，論證這一學術傳(chuan) 統是史書(shu) 紀事本末體(ti) 的曆史性生發源頭。

本書(shu) 所涉內(nei) 容繁雜，疏誤之處在所難免，而實證研究貴在求真求實，為(wei) 使內(nei) 容盡可能達到這一目標，尚請方家不吝教正。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