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鴻雁】《左傳》賦詩引詩的邊界與特征

欄目:文化雜談
發布時間:2025-03-02 17:2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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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chuan) 》賦詩引詩的邊界與(yu) 特征

作者:曾鴻雁(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七日甲子

          耶穌2025年2月24日

 

無論是推崇“實錄”的中國古代史家,還是追求“據事直書(shu) ”的西方“蘭(lan) 克學派”及其後世學者,都將“真實地記錄”視作曆史著作的最高標準。然而,後現代史學認為(wei) 曆史著作中“絕對客觀的曆史真實”並不存在。雖然後現代史學理論中的偏激觀點已被擯棄,但是正如學者所言,“史料或者說曆史事實要說話,靠的是曆史學家將它們(men) 編排為(wei) 有機的整體(ti) ……通常我們(men) 要求於(yu) 一個(ge) 曆史文本的,是要它傳(chuan) 達曆史的真實……然而,由真的陳述構成的整體(ti) 畫麵,卻難免有片麵和歪曲的嫌疑……在曆史學家針對某一個(ge) 主題選擇史實時,可能有著主觀性和自由度,其間也並非就全然沒有帶有一定強製性的約束……從(cong) 這一點出發,在謹慎得多的意義(yi) 上來討論曆史學的客觀性,才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彭剛《相對主義(yi) 、敘事主義(yi) 與(yu) 曆史學客觀性問題》)。

 

當我們(men) 謹慎討論曆史學客觀性時,需重新審視《左傳(chuan) 》賦詩引詩這一經典問題。傳(chuan) 統賦詩引詩的研究重點在《詩經》。《左傳(chuan) 》僅(jin) 作為(wei) 堅實可靠的曆史著作,被用來論證春秋時期《詩經》采錄、結集、傳(chuan) 播、運用等情況。這些研究成果忽視了《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活動對賦詩引詩的影響。換言之,《詩經》具體(ti) 詩篇在《左傳(chuan) 》中的實際使用情景不盡相似。作為(wei) 先秦文獻材料,《左傳(chuan) 》賦詩引詩有各自的材料適用界限,即所謂“文本邊界”。

 

 

綜合諸家統計,《左傳(chuan) 》賦詩引詩文本共157條。這157條賦詩引詩與(yu) 《左傳(chuan) 》之間的關(guan) 聯,可由表及裏劃分為(wei) 三個(ge) 層次。

 

第一層是《詩經》篇目在《左傳(chuan) 》中屬於(yu) 國君、卿大夫、貴族女性或樂(le) 工創作吟誦的賦詩,還是君子或春秋時人發表言論時引用的引詩。33條《左傳(chuan) 》賦詩文本按照使用情形可分為(wei) 創作《詩經》篇章的“造篇”和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誦古”。賦詩者均為(wei) 春秋時人。124條《左傳(chuan) 》引詩文本根據引詩者身份可分為(wei) 君子引詩和春秋時人引詩。春秋時人引詩依據其在敘事中的功能,又可細分為(wei) 闡述觀點、判斷形勢、表明心跡和作出預言四種類型。

 

第二層是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文本,與(yu) 所屬曆史事件之間的關(guan) 聯性。賦詩中創作《詩經》篇章、引詩中君子引詩與(yu) 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均與(yu) 所屬曆史事件存在一定程度的疏離。相對而言,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篇章,引詩中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yu) 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則與(yu) 所屬曆史事件聯係密切。

 

第三層是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文本,與(yu) 《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之間的關(guan) 聯性。《左傳(chuan) 》所載史實以齊桓公去世(僖公十七年)和晉楚第二次彌兵之會(hui) (襄公二十七年)為(wei) 界,可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左傳(chuan) 》在書(shu) 寫(xie) 這三個(ge) 階段的曆史事件時,其書(shu) 寫(xie) 重點並不相同。賦詩中創作《詩經》篇章的“造篇”和引詩中的君子引詩,不受《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製約。而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誦古”和引詩中的春秋時人引詩,均受到《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的影響。尤其是朝聘盟會(hui) 等儀(yi) 式場合的賦詩,是《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晉楚爭(zheng) 霸的關(guan) 鍵敘述因素。同時,春秋時人引詩的文本數量與(yu) 《左傳(chuan) 》全書(shu) 言論數量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guan) 性。春秋時人引詩數量隨時間推移而逐漸增加,符合《左傳(chuan) 》後期重點書(shu) 寫(xie) 卿大夫言論的特征。

 

綜上所述,賦詩中的“造篇”和君子引詩,不僅(jin) 與(yu) 所屬曆史事件聯係鬆散,而且也不受《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的製約。賦詩中的“誦古”和春秋時人引詩均受《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製約,但與(yu) 所屬史實的關(guan) 係較為(wei) 複雜。不同類別的賦詩引詩在《左傳(chuan) 》中的具體(ti) 適用情境並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春秋時人引詩和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春秋時人賦詩,均在不同程度受到《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與(yu) 所屬曆史事件的製約。

 

《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重點對這兩(liang) 類賦詩引詩的製約,關(guan) 鍵在《左傳(chuan) 》三個(ge) 階段的文本書(shu) 寫(xie) 重點並不相同,呈現明顯的書(shu) 寫(xie) 轉向。具體(ti) 而言,齊桓公去世之前(隱公元年至僖公十七年)重點記述鄭莊公小霸和齊桓公稱霸。齊桓公去世至晉楚第二次彌兵的階段(僖公十八年至襄公二十七年)重點記述晉國和楚國對中原諸侯國的爭(zheng) 奪,即所謂“晉楚爭(zheng) 霸”。二次彌兵後至魯哀公欲去三桓(襄公二十八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重點記述各諸侯國的內(nei) 憂外患。吟誦已有《詩經》篇章的春秋時人賦詩,就與(yu) 《左傳(chuan) 》第二階段重點書(shu) 寫(xie) 的晉楚爭(zheng) 霸關(guan) 係密切。而《左傳(chuan) 》第三階段沒有明確的曆史主線,書(shu) 寫(xie) 重點是諸侯國內(nei) 憂外患。此期卿大夫言論數量急劇增加,春秋時人引詩數量也隨之激增。因此,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與(yu) 《左傳(chuan) 》其他預言共同以“預言—應驗”的因果邏輯,記述春秋後期紛繁複雜的曆史進程。

 

所屬史實對這兩(liang) 類賦詩引詩的製約,體(ti) 現為(wei) 《左傳(chuan) 》記述具體(ti) 史實時不可或缺“誦古”賦詩與(yu) 春秋時人引詩。換言之,賦詩中吟誦已有《詩經》篇章,引詩中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yu) 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都是《左傳(chuan) 》記述曆史事件的有機組成部分。春秋時人“誦古”賦詩始於(yu) 秦穆公送晉文公回國奪取國君之位前夕(僖公二十三年),結束於(yu) 吳師破楚國都時申包胥去秦國請求出兵援楚之際(定公四年),與(yu) 《左傳(chuan) 》記載晉楚爭(zheng) 霸的時間段重合。同時,“誦古”賦詩及時生動地呈現出長達百年的晉楚爭(zheng) 霸情形。如《左傳(chuan) 》第三階段書(shu) 寫(xie) 重點由爭(zheng) 霸轉向內(nei) 亂(luan) ,但第三階段仍有6條“誦古”賦詩涉及晉楚爭(zheng) 霸,反映晉、楚兩(liang) 國爭(zheng) 奪鄭國臣服以彰顯霸主地位的最新進展。又如,作為(wei) 依附霸主的小國國君或卿大夫在盟會(hui) 聘問等場合“誦古”賦詩再得體(ti) ,也改變不了小國不從(cong) 晉就得從(cong) 楚的附屬地位。何況“誦古”賦詩不當,會(hui) 為(wei) 本國招來災禍。而判斷形勢、表明心跡與(yu) 作出預言的春秋時人引詩,則是《左傳(chuan) 》記述具體(ti) 曆史事件時必不可少的敘述要素。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雖與(yu) 所屬史實之間相對疏離,但也是曆史事件的敘述因素。

 

此外,賦詩中的“造篇”雖頗具文學史料價(jia) 值,但數量過少且與(yu) 所屬史實聯係鬆散。君子引詩則完全不受所屬史實製約。剝離具體(ti) 史實中的君子引詩,並不影響《左傳(chuan) 》所載曆史事件的完整性。值得一提的是,君子引詩和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其言論內(nei) 容是相對獨立的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如“忠”“信”“任人唯賢”“施惠於(yu) 下”等。

 

 

以《左傳(chuan) 》賦詩引詩作為(wei) 個(ge) 案,可知《左傳(chuan) 》在記述曆史事件時包含三種敘事結構,分別是:單純記述曆史事件;以曆史事件為(wei) 引子闡述觀點;拋開曆史事件敘述而重在評價(jia) 時人時事。這三種敘事結構或單獨或組合出現,加之“預言—應驗”的敘事邏輯,以及數量眾(zhong) 多的君子和春秋時人言論,使得《左傳(chuan) 》的書(shu) 寫(xie) 活動呈現出龐雜繁複卻有條不紊的特征。

 

同時,君子引詩和闡述觀點的春秋時人引詩,其言論闡發了諸多獨立完整的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它們(men) 體(ti) 現出《左傳(chuan) 》“言事相兼”的書(shu) 寫(xie) 特征,即《左傳(chuan) 》不僅(jin) 詳細記述史實,還載錄眾(zhong) 多言論。尤其是道德觀念和治國原則,是君子和春秋時人麵對政治社會(hui) 不斷動蕩總結出的生存經驗與(yu) 政治智慧。春秋早期周王室逐漸喪(sang) 失統治權、春秋後期霸主製度不斷崩潰。針對這樣的現實情形,《左傳(chuan) 》書(shu) 寫(xie) 者借春秋時人和君子之口為(wei) 曆史事件提出合理解釋、為(wei) 動蕩現實尋求應對之道。正所謂“古之聖王,欲傳(chuan) 其道於(yu) 後世,是故書(shu) 之竹帛,鏤之金石,傳(chuan) 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墨子·貴義(yi) 》)。《左傳(chuan) 》載錄君子和春秋時人的言論,延續了前人將“春秋”文本用作國子教育的悠久傳(chuan) 統。

 

要之,《左傳(chuan) 》盡可能周密全麵地載錄春秋時期多樣的曆史細節與(yu) 豐(feng) 富的時代觀念。正是這種對曆史事件的多維展現、對古人觀念的詳盡記錄,使其成為(wei) 研究中國古代文化的經典文獻。

 

責任編輯:近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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