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孔子生在曲阜，但屬於(yu) 全人類
    采訪人：周紹綱
    原載：新華月報2012年第7期下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陳明，湖南長沙人，1962年出生。曾就學於(yu) 湖南株洲師專(zhuan) 中文係、山東(dong) 大學哲學係、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係。1992年至2006年任職於(yu) 中國社科院宗教所儒教室，現任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暨儒教文化中心主任。1994年起創辦、主編《原道》迄今，致力於(yu) 儒學、儒教文化研究，為(wei) 當代中國儒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儒學的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維》、《文化儒學：思辨與(yu) 論辯》等。
    　　
    　　端午節又稱為(wei) 端陽節，為(wei) 每年的農(nong) 曆五月初五。時至今日，端午節在國人心中仍十分重要。2006年5月20日，端午節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名錄；自2008年開始，正式列入國家法定節日；2009年9月30日，成功入選《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代表作名錄》。端午節是中國的傳(chuan) 統節日，“傳(chuan) 統”這個(ge) 詞，很大一部分是指儒家文化，為(wei) 此，在2012年的端午，我們(men) 走訪了新儒家著名學者、首都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儒教文化中心主任陳明。 

    　　
    　　儒家文化以和諧為(wei) 最高價(jia) 值，具有普世性
    　　
    　　周紹綱：端午節是我國的傳(chuan) 統節日。“傳(chuan) 統”這個(ge) 詞，很大一部分是指儒家文化。在2005年，韓國“江陵端午祭”申遺成功。雖然韓國的“江陵端午祭”與(yu) 我們(men) 的端午節有些區別，但本質上都屬於(yu) 儒家文化，按照“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說法，韓國的行為(wei) 也有其自身的邏輯。這個(ge) 事件本身是現代性的產(chan) 物，在前現代，儒家文化是一個(ge) 文明共同體(ti)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東(dong) 亞(ya) 諸國在擺脫殖民統治後，建立起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彼此在政治、經濟甚至文化疆界方麵都刻意清晰化。這個(ge) 事件所折射出來的政治生態，是否可以理解為(wei) 韓國在爭(zheng) 奪東(dong) 亞(ya) 的文化話語權？作為(wei) 當下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您是如何看待這個(ge) 事件的？
    　　
    　　陳明：儒家文化是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主流文化，對這一地區的社會(hui) 發展貢獻很多。近代民族國家體(ti) 係確立以後，政治分立文化共享，形成了許多複雜關(guan) 係，剪不斷理還亂(luan) 。但總的來說，對曆史這是一段溫馨記憶，對現實這是一個(ge) 聯係紐帶，對未來這是一個(ge) 發展基礎。究竟如何走，關(guan) 鍵是大家要有開放的、善意的心理和心態。孔子生在曲阜，但他屬於(yu) 中國、東(dong) 亞(ya) 和全人類。就像基督教裏的耶穌是人之子，以所有人為(wei) 服務對象一樣。文明衝(chong) 突論、文化遺產(chan) 爭(zheng) 奪什麽(me) 的，多是文化之外的因素在主導，我認為(wei) 沒有內(nei) 在必然性。文明之間或許有不同的價(jia) 值排序和論述邏輯，但這並不意味著文明的衝(chong) 突。亨廷頓的說法有提醒作用，但把它當方法論可能就得不償(chang) 失了。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me) 話語權要爭(zheng) 奪的話，那麽(me) 把韓國當對象顯然也搞錯了方向。
    　　
    　　“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這裏的“中國”主要是個(ge) 文化概念、文明概念。但我們(men) 今天所謂中國則首先是一個(ge) 政治概念，是與(yu) 土地、人民和主權聯係在一起的，而作為(wei) 文化的儒學或儒教並不構成中國的本質——漢以後的製度就是霸王道雜之，並不是以禮樂(le) 製度為(wei) 主要政治結構。以文化為(wei) 國家的本質是前現代的思維，與(yu) 前現代的世界格局和前現代的政治共同體(ti) 結構、組織形式具有某種關(guan) 係——它的特點就是政治與(yu) 文化混而不分，周公製禮作樂(le) 就既是一個(ge) 政治事件也是一個(ge) 文化事件。我們(men) 應該注意到這點，注意到17世紀在歐洲戰爭(zheng) 之後，《威斯特法利亞(ya) 條約》簽訂後發生的曆史變化。所以儒教文化圈是一個(ge) 文化人類學概念，不能簡單地當做政治概念來使用。如果直接把它與(yu) 作為(wei) 政治、法律的中國概念對應，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是行不通的。韓國成均館大學儒教氛圍超過曲阜任何一所學校，但你能說它是中國的嗎？中國那麽(me) 多的公民信奉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你能把他們(men) 劃到西歐北美、阿拉伯去嗎？儒教文化圈內(nei) 的日本、越南哪個(ge) 不叫你頭疼？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台灣南部地區從(cong) 語言到信仰，比北部更接近傳(chuan) 統中國，但它卻是台獨的大本營！
    　　
    　　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要足夠重視，但也要清楚它的邊界所在，不能過度想象誇大。在製度建設、規則製定中，文化是奠基者，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政製的本質就是文化。在人與(yu) 人、國與(yu) 國的交往中，政治、經濟的利益利害關(guan) 係才是更加主要也更加重要的方麵，對行為(wei) 決(jue) 策也更有影響力——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這樣的實踐活動中形成，積累起來的。
    　　
    　　周紹綱：您怎麽(me) 理解儒家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比如說朝鮮李朝的李退溪對朱子的繼承和發展，他和奇高峰的“四端七情之辨”等。
    　　
    　　陳明：儒家文化是從(cong) 血親(qin) 組織裏升華出來的，以和諧為(wei) 最高價(jia) 值，具有普世性。我的老師餘(yu) 敦康、李澤厚都認為(wei) 和諧高於(yu) 正義(yi) 。前陣子一位叫Dallmaye的美國教授也這樣認為(wei) 。他還給出論證，說和諧不是執於(yu) 一端，不從(cong) 對待和分別的視角看問題。這個(ge) 和諧不是和稀泥，而是指一種大化流行的狀態和過程，萬(wan) 物各有其地位和意義(yi) 。儒家文化在東(dong) 亞(ya) 的傳(chuan) 播帶來的是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文明發展。傳(chuan) 教士把它帶到歐洲，對人文主義(yi) 運動也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由於(yu) 時代階段和社會(hui) 結構的關(guan) 係，儒學在日本、朝鮮甚至越南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論述。李退溪當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四端七情說”使“程朱理學”中天理人欲的緊張對立獲得某種程度的化解，從(cong) 而使儒教倫(lun) 理在實踐上更有彈性。從(cong) 儒家思想內(nei) 部說，李退溪以理氣說性說情，是在朱子思想架構內(nei) 的一些深化。他與(yu) 奇高峰關(guan) 於(yu) “四心”與(yu) “七情”的辯論從(cong) 學術劃分的意義(yi) 上說或許更接近朱子，但整體(ti) 上說，我個(ge) 人對朱子本身就不是很有興(xing) 趣。朱子以理說天已經將天的人格性、生命性、創造性大大弱化，而李退溪更是以理為(wei) 核心去講它與(yu) 氣、情、性的關(guan) 係，論題縮小到了倫(lun) 理學的範圍，儒教的大格局幾近蕩然無存。我不知道這是否與(yu) 當時朝鮮半島的宗教環境有關(guan) ，有機會(hui) 的話我願意做些探索。
    　　
    　　周紹綱：2004年，儒學複興(xing) 的浪潮在中國悄然興(xing) 起。2008年，國務院決(jue) 定把端午節等傳(chuan) 統節日列入國家法定節假日的範疇。2011年春晚，大山率孔子學院的弟子演出《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2011年初，孔子雕像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東(dong) 北側(ce) 。2011年10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指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這些事件是否可以理解為(wei) 政府對儒學複興(xing) 的積極回應？對於(yu) 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中提出的“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這個(ge) 倡導，您是如何理解的？
    　　
    　　陳明：亞(ya) 洲“四小龍”的現代化和民主化使得“五四”以來強加給儒家文化身上的一些惡諡不攻自破，使得我們(men) 可以平心靜氣地觀照傳(chuan) 統。改革開放使中國日益壯大，使得我們(men) 需要尋找表述自己的話語。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效力下降，促使政府不得不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冷戰結束，全球化擴展認同問題凸顯，打開了認識文化的新視域。儒學複興(xing) 的浪潮就是由這一係列因素推動的。由此我們(men) 還可以看出，這一過程還隻是開始。也正因為(wei) 僅(jin) 僅(jin) 隻是開始，從(cong) 儒門內(nei) 部到自由派、左派，尤其是一些主管部門還不是很適應。孔子像顛三倒四地一放一收說明還存在一些思想力量上的博弈、精神目標上的遊移。實際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章程已經把自己定位為(wei) 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把執政目標定位為(we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這裏已經為(wei) 自己的意識形態話語與(yu) 社會(hui) 文化價(jia) 值、傳(chuan) 統文化資源的對接打開了通道。如何走？需要探索，需要謹慎，乍暖還寒正常，但回頭路不能走也走不通。
    　　
    　　對文化產(chan) 業(ye) 的重視也是認識上的一大改變和提升，但不能隻看到產(chan) 業(ye) 和技術而對文化本身的理念、價(jia) 值沒有感覺和體(ti) 認。必需先立乎其大者，這個(ge) “大者”就是天道，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仁。沒有這種深層的係統把握，龍、熊貓什麽(me) 的終究隻是一堆符號、一堆沒有精氣神的骨骸，至於(yu) 軟實力則更無從(cong) 談起！道在民間。政府不要以為(wei) 自己擁有一切、包辦一切，就是說需要尋找與(yu) 文化產(chan) 業(ye) 或事業(ye) 相匹配的操作模式或製度安排。美國的軟實力之所以強大，因為(wei) 它們(men) 有教會(hui) ，有好萊塢。而我們(men) 的孔子學院，錢花了不少，可連吆喝也沒賺到幾聲。還有現在分貝很高的“北京精神”：愛國、創新、包容、厚德。基本還行，但“厚德”顯然應該放在“包容”的前麵，無論從(cong) 意義(yi) 層次還是音韻語感都應該如此。這麽(me) 大的事，辦個(ge) 聽證會(hui) ，不僅(jin) 實際效果會(hui) 好很多，宣傳(chuan) 效果也會(hui) 好很多。這些都是值得從(cong) 文化深層次認真反思的。
    　　
    　　周紹綱：作為(wei)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如何理解當下一些保守主義(yi) 人物提出的整合各種社會(hui) 資源的“通三統”學說的？
    　　
    　　陳明：我雖然被看成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我首先是一個(ge) 中國公民，一個(ge) 知識分子。相信儒家文化的價(jia) 值意義(yi) 並不意味著認為(wei) 它就是一切，就能夠代替一切。既要尊重其他的話語係統，尤其重要的是，要清醒意識到儒家文化功能的有限性以及與(yu) 時俱進的必要性。
    　　
    　　現在講“通三統”的既有左派學者，也有儒家學者。這表現了一種從(cong) 宏觀視角對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傳(chuan) 統加以調和、整合的取向。這比那種激進的斷裂論、決(jue) 裂論思維要好很多，但公羊學“三統說”的理論基礎在今天是否能成立，是否有說服力，我看很可疑。左派可能不是從(cong) 公羊學出發，隻是正好與(yu) “三”這個(ge) 數字耦合便信手拈來而已。公羊學的精神，“通”是為(wei) 了“開”，開萬(wan) 世太平。所以我覺得更應該朝前看，更應該關(guan) 注現實問題。
    　　
    　　周紹綱：從(cong) 學問積澱的角度看，一個(ge) 學人的求學路徑也很有價(jia) 值。您能談談早年的求學經曆對您後來學術道路的影響嗎？
    　　
    　　陳明：從(cong) 小學到初中，我都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好學生。可是到了高一的時候，發生了一個(ge) 很偶然的事件——班主任在他的備課本上發現了罵他是“鴉片煙鬼”、“大草包”的字樣。他覺得筆跡跟我的接近，就要我承認。我當然否認，因為(wei) 不是我寫(xie) 的。他就不讓我上課，還每天都把我父親(qin) 叫到學校教務處配合處理。我很同情我父親(qin) ，為(wei) 了不耽誤他的工作就把這事認了下來，而承認的結果就是記大過處分。那時正流行分班製，成績差的編到一起叫“慢班”，上課放羊似的，也沒有參加高考的資格。作為(wei) 懲罰，我也被分派到慢班。最後一個(ge) 學期沒上幾天課就畢業(ye) 了。後來一個(ge) 叫羅鬆武的老師跟我爸講這孩子是讀書(shu) 的料，試一試吧，於(yu) 是就想辦法參加高考，一路走到現在。
    　　
    　　這事對我性格的影響有二：一是堅持，對自己認定的東(dong) 西決(jue) 不改變。二是無所謂，不在乎也不相信任何外部的評價(jia) 標準，任情而動率性而為(wei) 。你看我是不是很嘻嘻哈哈、很不“學者”、更不“儒學”？但是，我又自己創辦《原道》鼓吹儒學複興(xing) ，從(cong) 1994年直到現在。
    　　
    　　周紹綱：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您讀研期間，港台新儒家的影響非常大，他們(men) 的理論旨趣主要在於(yu) “心學”，您當時的學術進路是什麽(me) 呢？
    　　
    　　陳明：我讀書(shu) 期間主要呆在兩(liang) 個(ge) 地方：足球場和圖書(shu) 館。山東(dong) 大學特別好的一點是研究生可以進教師閱覽室。人少，港台書(shu) 多。我受的影響主要是方向性的：儒家文本居然可以這樣解讀，儒家文化在曆史上居然還有那麽(me) 多正麵作用。至於(yu) 表述和論證方式，並沒什麽(me) 衝(chong) 擊力。因為(wei) 那時我已經讀了一些西方哲學的書(shu) ，而新儒家們(men) 的話語形式也多是借鑒它們(men) 而來。
    　　
    　　我同時還大量閱讀曆史哲學、文化人類學方麵的書(shu) 。博士期間，餘(yu) 英時的《曆史與(yu) 思想》、《史學與(yu) 傳(chuan) 統》之類的書(shu) 進一步促進我在閱讀儒家文本時增加一個(ge) 社會(hui) 的維度和社會(hui) 學的結構。我現在基本還是這樣去思考問題。
    　　
    　　周紹綱：1989年，您進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博士論文後來形成《儒學的曆史功能——士族：特殊形態的知識分子研究》一書(shu) 。在該書(shu) 中，您以中古士大夫為(wei) 個(ge) 案，對儒學在曆史上的文化功能展開論證。這裏有一個(ge) 問題，作為(wei) 社會(hui) 文化基礎的儒學之所以能夠製約或導引世人，是因為(wei) 它同時還是官學，有一套禮法製度。晚清以降，隨著西方現代政治的興(xing) 起，作為(wei) 官學的儒學，越來越難給當時衰落的清朝提供合法性支撐，作為(wei) 政製層麵的儒學也隨之衰落。重構儒家，如果僅(jin) 僅(jin) 是在心性方麵，沒有政製層麵的依托，是否可能？
    　　
    　　陳明：你這裏有一個(ge) 因果顛倒。不是因為(wei) 儒學是官學才能夠製約或引導世人，而是因為(wei) 它社會(hui) 基礎深厚、廣為(wei) 大眾(zhong) 認同，官府才不得不做出妥協將其接納——這一改變發生在秦漢之際。
    　　
    　　晚清以來的變化有內(nei) 外多種原因。儒學和儒家士大夫並沒把為(wei) 清朝統治提供合法性作為(wei) 自己的目標和義(yi) 務。他們(men) 挺身而出是為(wei) 天下蒼生計，是為(wei) 文化道統計。民國後的政製架構中，儒家文化的地位發生變化是正常的，基本是符合現代社會(hui) 和價(jia) 值理念的。它們(men) 有新的結合形式。戴季陶做了理論論證。我到台灣考察，覺得台灣地區的儒家文化基本是以公民宗教的形式存在並發揮作用。這也使我對自己提出的儒教公民宗教論述在實踐上抱有信心。
    　　
    　　內(nei) 地儒學已經破土而出。它區別於(yu) 港台儒學或現代儒學的基本特征：一是話語形式由哲學轉向宗教，二是問題意識由外部轉向內(nei) 部，即對西方文化的論戰批評轉向對國內(nei) 社會(hui) 政治問題的思考探索。如果還有什麽(me) 其他，可能就是對“心性論”的不滿或者叫超越意識吧。這種變化對儒家自身來說，是一種正常而積極的發展。
    　　
    　　周紹綱：從(cong) 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新儒家還必須麵對歐美世界。康有為(wei) 把“夷夏之辨”的範疇從(cong) 大陸擴展到海洋，在世界的範疇內(nei) 構建大同——一種新的儒學普遍主義(yi) 。您認為(wei) 在當下，新儒家該如何應對西方的文明衝(chong) 擊呢？
    　　
    　　陳明：儒家有關(guan) 天與(yu) 天下的論述顯然都是普遍主義(yi) 話語，所謂“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但儒家又認為(wei) 人們(men) 應該“施愛自親(qin) 始”，表現出一定的差序性而反對墨家的“兼愛”——就是沒有等差的愛。儒家認為(wei) 那是無父無君。天道與(yu) 人情，在這裏各有其意義(yi) 。康有為(wei) 既講“大同”又講“夷夏之辨”，有些矛盾。但引入他那“三世說”的曆史階段論這種緊張就可以化解了。這是我們(men) 理解儒家普遍主義(yi) 與(yu) 特殊主義(yi) 定位時需要給予足夠關(guan) 注和重視的。
    　　
    　　西方文明的衝(chong) 擊，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轉換成為(wei) 社會(hui) 變遷導致的思維方式和價(jia) 值觀念上的改變。這並不是要把中西之辯轉換成古今之辯，古今之辯不僅(jin) 預設了單線的曆史進化論，而且預設了西方現代性問題解決(jue) 方案的唯一性。儒家要麵對的是中國社會(hui) 在現代性變遷中提出的問題，需要對這些問題的解決(jue) 提出自己的解決(jue) 方案。在這個(ge) 過程中西方文化既是壓力、挑戰，也是動力、資源，是我們(men) 探索、形成自己方案的參考框架。比如，我們(men) 要在滿清帝國的疆域基礎上建構一個(ge) 由56個(ge) 民族組成的政治共同體(ti) 的問題。古聖先賢不僅(jin) 沒有提供答案，而且那時形成的“夷夏之辨”反而需要超越。西方所謂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的民族主義(yi) 思路因與(yu) 我們(men) 的願景相悖也同樣必須加以拒斥。而自由、憲政、公民社會(hui) 這些政治價(jia) 值和構想卻可因有助於(yu) 我們(men) 願景的達成而加以接納運用而成為(wei) 傳(chuan) 統的有機組成部分。
    　　
    　　衝(chong) 擊麵前，腦子要清楚。腦子清楚就是知道自己要幹什麽(me) ，怎樣幹才最好。
    
                  
    
       文化複興(xing) ：個(ge) 體(ti) 與(yu) 國家
    　　
    　　周紹綱：“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韓愈在《原道》一文中主張恢複古道、尊崇儒學，這有它特殊的曆史語境。因為(wei) 當時儒家麵臨(lin) 著佛老思想的衝(chong) 擊。曆史驚人地相似，20世紀80年代中華文明也麵臨(lin) 著西方文明的挑戰。1995年，您創辦了《原道》，今天它已成為(wei) 內(nei) 地文化保守主義(yi) 的一種文化符號，同時期的《原學》、《學人》等雜誌都已經停刊了，當時是什麽(me) 原因促使您創辦《原道》的？又是什麽(me) 讓您一直堅持到今天的？
    　　
    　　陳明：《原道》的“原”是尋找的意思。對道的尋找就是對意義(yi) 的尋找，這是沒有止境的，並且表現為(wei) 一個(ge) 實踐的過程，與(yu) 生活和生命相同一相始終。這也就意味著道是開放性的，不同於(yu) 那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閉性理解。
    　　
    　　“五四”以來都是向西方尋找真理。到20世紀90年代，西方思想走馬燈似的在中國轉過一輪之後，好像人們(men) 對已經找到的東(dong) 西不再那麽(me) 深信不疑。我用“原道”這個(ge) 詞，意味著某種由西向東(dong) 、由外向內(nei) 的方向性轉變。這實際是整個(ge) 社會(hui) 開始覺醒，開始自我尋找、自我建構的反映，也是傳(chuan) 統文化內(nei) 在生命力開始萌芽覺醒的表現。
    　　
    　　另一個(ge) 原因，可能就是因為(wei) 我個(ge) 性比較執著執拗吧。《原道》上無掛靠下無資助，就是靠一種湖南騾子的霸蠻精神硬挺著。
    　　
    　　周紹綱：除了《原道》外，您還主編了一份電子刊物《儒家郵報》，宗旨是“以天下為(wei) 己任，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您一直在不遺餘(yu) 力地擴大儒學的影響力，但儒家始終是賢人政治或者說貴族政治，在平民政治的時代，如何解決(jue) 二者的衝(chong) 突？
    　　
    　　陳明：《儒家郵報》主要是任重在編，我隻是掛個(ge) 名，雖然有時也提提意見、把把關(guan) 。至於(yu) “以天下為(wei) 己任，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宗旨，是儒門的共識。賢人政治、貴族政治，實際上隻是與(yu) 特定曆史條件相關(guan) 的特定製度安排或治理模式。儒家政治哲學在孔子那裏是非常開放的，作為(wei) 最高境界的聖就是“博施廣濟”。“人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就是化育萬(wan) 物生生不息。“博施廣濟”如何施，如何濟？所施者何，所濟者何？孔子都沒給出標準答案。他是聖之時者，他強調的是目標、效果。何晏說“體(ti) 天製度，順時立教”，天、時與(yu) 度、教之間是通過人的創造性活動來建立連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就意味著儒家政治哲學巨大的開放性，意味著如果賢人政治、貴族政治不足以安老懷少、悅近來遠的話，它就完全可以也完全應該被替代，而憲政在我看來就是首選方案。
    　　
    　　周紹綱：我們(men) 《新華月報》辟有“文化中國”欄目，您覺得“文化中國”這個(ge) 概念應該包括哪些範疇？您對這個(ge) 欄目有什麽(me) 建議？
    　　
    　　陳明：意大利共產(chan) 黨(dang) 領袖安東(dong) 尼奧·葛蘭(lan) 西文化領導權理論前提是“文化核心”概念。這個(ge) 文化核心包括對世界和人、善與(yu) 惡、美與(yu) 醜(chou) 的觀念總和，包括大量的象征、傳(chuan) 統、成見、許多世紀的知識和經驗。顯然這個(ge) 文化核心不是意識形態。要使人們(men) 對執政者心悅誠服就要對這個(ge) 文化核心給予足夠尊重，換言之就是不要試圖以自己的意念去覆蓋壓製這個(ge) 文化係統。要尊重社會(hui) ，尊重知識分子，要以理服人。我認為(wei) 這些是真正實現“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最基本、最重要的地方。從(cong) 尼山論壇看，這些方麵做得還很不夠，對儒家傳(chuan) 統和真正的儒家知識分子缺乏足夠的體(ti) 認和必要的重視。
    　　
    　　杜維明的文化中國概念實際是“文化上的中國”的意思，“中國”這裏實際是一個(ge) 文化概念，它是要在超越國界的意義(yi) 上，勾勒出儒家文化的影響區域。前麵說了，這雖不是完全沒有意義(yi) ，但意義(yi) 卻是有限的，過於(yu) 強調甚至還有不少負麵影響。相信你們(men) 的“文化中國”概念與(yu) 此還是有所區隔的，更多的還是中國文化的意思。這樣，就需要在關(guan) 注境外的中華文化狀況時對境內(nei) 的各族文化也要給予足夠重視。中華文化是多元的，不隻是漢族的，更不隻是儒家的，切記切記！
    　　
    　　欄目的成功與(yu) 刊物的成功是一樣的。首先，是要有立場宗旨，互聯網時代特點一是信息太多、太容易獲取，要被人辨認記住，你必須有特點，要找到與(yu) 你心意相通、氣味相投的人，而立場與(yu) 宗旨正是聚類分群的標準標識；二是都是自由電子，各自為(wei) 戰卻又無所適從(cong) 。隻要真有見識品位，不僅(jin) 風行草偃一呼百應，而且自由電子可以有序組織形成巨大的能量。其次，是要有話題，話題就是大家談論的問題，這實際是要貼近生活和麵對矛盾，要鼓勵百家爭(zheng) 鳴。第三，就是前麵提到的，請嘉賓做主持，考慮不同知識背景和思想立場，一期做一個(ge) 專(zhuan) 題，厚積薄發，做深做透，自然動見觀瞻，成為(wei) 標杆。如果大權限、高稿費，離成功就更近了。
    　　
    　　具體(ti) 問題，找幾個(ge) 真正的學者來座談、禮聘他們(men) 為(wei) 顧問，甚至客串欄目主持，他們(men) 就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定精彩紛呈。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