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與(yu) 馮(feng) 友蘭(lan) 文化觀

作者：張斯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西曆2024年11月12日

自20世紀初傳(chuan) 入中國以來，馬克思主義(yi) 作為(wei) 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hui) 和人類思維之規律的普遍真理，得到了越來越多先進中國人的認同和接受，並通過與(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結合，最終成為(wei) 他們(men) 認識和改造中國社會(hui) 的強大思想武器。一個(ge) 典型的例子就是由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馮(feng) 友蘭(lan) 所著的《新事論》。作者以唯物史觀為(wei) 理論依據，將經濟基礎作為(wei) 剖析東(dong) 西方社會(hui) 類型的標準，以此說明中國在近代落後於(yu) 西方的根源，同時探究了中華文明走向現代化的可能路徑。

共相分析法：認識東(dong) 西方差異的方法論原則

《新事論》的副標題名為(wei) “中國到自由之路”，它不僅(jin) 揭示了本書(shu) 的寫(xie) 作目的，更闡明了作者哲學探索的終極關(guan) 懷，即探究古老的中華文明實現現代轉型的可能路徑。在馮(feng) 友蘭(lan) 看來，中華文明在未來既要擁抱現代化，又要堅持自身的文明特點，最終實現“舊邦新命”的文明革新。

基於(yu) 對中華文明之前途的深切關(guan) 懷，馮(feng) 友蘭(lan) 批判從(cong) 清末到民國初年中國人對中西方文化的種種誤解。在他看來，無論是流傳(chuan) 於(yu) 清末的“三統說”（黑統、赤統和白統）和“文質說”（西方重質，中國重文），還是盛行於(yu) 民初的“全盤西化論”和“中國文化本位論”，要麽(me) 是以古觀今的可笑附會(hui) ，要麽(me) 是執於(yu) 一端的可怕偏見，均不能構成對兩(liang) 種文明的正確認識。其原因是人們(men) 不具備正確認識東(dong) 西方差異的理論框架，無法發現東(dong) 西方文化的真正區別。為(wei) 了解決(jue) 這一問題，馮(feng) 友蘭(lan) 引入了《新理學》的“共相分析法”作為(wei) 方法論原則。該原則強調不囿於(yu) 個(ge) 別性而是從(cong) 類的角度認識事物，“從(cong) 某類之觀點，以觀某個(ge) 體(ti) ，則某個(ge) 體(ti) 於(yu) 此方麵所有之某性，即是其主要底性質；其所有之別底性，即是其偶然底性質”。

運用共相分析法可以引導國人關(guan) 注和發現東(dong) 西方在文明形態上的根本不同，避免糾纏於(yu) 細枝末節的差異，這是正確認識西方的前提條件。馮(feng) 友蘭(lan) 指出，“民初以來，一般人專(zhuan) 從(cong) 特殊的觀點，以看所謂西洋文化”，推崇“全盤西化論”。這使得民初之人被西方文明的多重麵向所迷惑，無暇亦無力分清究竟什麽(me) 才是西方強盛的根源。在他看來，當時的人們(men) 連“飛機大炮與(yu) 狐步跳舞，是否都是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所必須有者”都搞不清楚，遑論洞悉西方文明的本質特征。這從(cong) 反麵凸顯了共相分析法在認識西方過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共相分析法亦有自身的局限，即它隻強調“以類觀之”的重要性，卻不提供劃分類別的標準，需要研究者自己確定。而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製於(yu) 自身的眼界，在運用共相分析法時往往隻能借助傳(chuan) 統理論來劃分文明類別，最終落入“以中釋西”的窠臼。在馮(feng) 友蘭(lan) 看來，清末人犯的就是這樣的錯誤：他們(men) 劃分文化類別的標準是政治上的“三統說”或文化領域的“文質二分”觀念，以此來評價(jia) 西方文明隻是“可笑底附會(hui) ”。這意味著僅(jin) 有共相分析法是不夠的，人們(men) 還需要找到能夠真正反映二者差異的性質，做出正確的分類。為(wei) 此，馮(feng) 友蘭(lan) 引入唯物史觀，將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上的差異視為(wei) 東(dong) 西方社會(hui) 的根本差別，從(cong) 而找到了正確理解西方文明的鑰匙。

經濟基礎：中西文明的核心差別

雖然馮(feng) 友蘭(lan) 並非黨(dang) 內(nei) 的理論家，但他始終對社會(hui) 主義(yi) 抱有好感，並於(yu) 20世紀30年代在英國自學了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其中，他特別重視唯物史觀，認為(wei) “曆史唯物論幫助我解決(jue) 了中西文化問題”。他對於(yu) 唯物史觀的理解是，“人若隻有某種生產(chan) 工具，人隻能用某種生產(chan) 方法；用某種生產(chan) 方法，隻能有某種社會(hui) 製度；有某種社會(hui) 製度，隻能有某種道德”。這一論斷不僅(jin) 闡明了生產(chan) 力決(jue) 定生產(chan) 關(guan) 係、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社會(hui) 存在決(jue) 定社會(hui) 意識這三對曆史唯物主義(yi) 領域的重要關(guan) 係，而且對貫穿於(yu) 三者的遞進邏輯也有準確把握。以上述論斷為(wei) 總綱，馮(feng) 友蘭(lan) 提出了一整套理解中西文化的理論框架。

首先，西方文明能夠在近代占據優(you) 勢地位的原因是其實現了工業(ye) 化，完成了產(chan) 業(ye) 革命。這使得其首先在生產(chan) 力領域，繼而在生產(chan) 關(guan) 係領域都領先於(yu) 東(dong) 方，造成了東(dong) 方對西方的從(cong) 屬關(guan) 係，馮(feng) 友蘭(lan) 稱之為(wei) “城鄉(xiang) 關(guan) 係”：西方人是“城裏人”，東(dong) 方人是“鄉(xiang) 下人”，城裏人優(you) 越的經濟地位和體(ti) 麵的生活皆是“從(cong) 鄉(xiang) 下人身上盤剝來底”。這一認識顯然深受《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影響。因此，中西之爭(zheng) 的實質是西方人借助工業(ye) 革命實現了文明的現代轉型，從(cong) 而對仍停留在中古時代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全麵優(you) 勢。

其次，工業(ye) 革命改變了生產(chan) 的組織結構和社會(hui) 架構，由以家庭為(wei) 本位轉變為(wei) 以社會(hui) 為(wei) 本位，並帶來了社會(hui) 製度和思想觀念的全麵革新。馮(feng) 友蘭(lan) 指出，前工業(ye) 化社會(hui) 的整個(ge) 生產(chan) 活動乃至社會(hui) 生活都是以家庭為(wei) 核心，故社會(hui) 的製度構建和價(jia) 值觀念都以維持家庭關(guan) 係的持久穩定為(wei) 目的。相反，工業(ye) 革命之後，生產(chan) 活動大多在工廠中進行，同時人們(men) 也走出家庭，在社會(hui) 中形成各種各樣新的關(guan) 係。這種社會(hui) 即“以社會(hui) 為(wei) 本位底社會(hui) ”，其製度設計和價(jia) 值重構都圍繞助力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以方便人的社會(hui) 生活為(wei) 目標。因此，經濟基礎的改變必然帶來上層建築的全麵變革，進而重塑文明的整體(ti) 形態。

再次，中國擺脫積貧積弱之狀態的關(guan) 鍵是實現工業(ye) 化。在馮(feng) 友蘭(lan) 看來，既然西方的根本優(you) 勢在於(yu) 工業(ye) 革命帶來的先進生產(chan) 力，因此，“東(dong) 方底鄉(xiang) 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裏，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裏的盤剝，如果想得到解放，惟一底辦法，即是亦有這種底產(chan) 業(ye) 革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馮(feng) 友蘭(lan) 批判了民初之人一味強調西方的精神文明而忽視物質文明的觀念，認為(wei) 此舉(ju) 大大延緩了清末本已啟動的產(chan) 業(ye) 革命進程，使中國與(yu) 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

最後，隨著工業(ye) 化的深入，中華文明在社會(hui) 形態和文化心理等領域會(hui) 產(chan) 生一係列變革，推動中華文明實現整體(ti) 轉型。但這一過程有其內(nei) 在規律，人們(men) 不能憑主觀意願隨意顛倒變革次序。在這一點上，馮(feng) 友蘭(lan) 同樣認為(wei) 民初不及清末。清末固守“中體(ti) 西用”，隻想變革器物層麵，實現產(chan) 業(ye) 革命，而在製度和文化上一切如故。其雖有“體(ti) 用兩(liang) 橛”的弊端，但認識和學習(xi) 西方的次序是正確的。民初的西化論者則認為(wei) 隻要實現了製度和精神領域的變革，物質文明、產(chan) 業(ye) 革命都是可有可無的東(dong) 西，其弊在於(yu) “體(ti) 用倒置”，顛倒了變革的次序，使得這些變革成為(wei) 無源之水，最終難以為(wei) 繼。一個(ge) 典型的例子就是民初的議會(hui) 製度。議會(hui) 本是西方資產(chan) 階級參政的手段，但中國並不存在強大的資產(chan) 階級，議會(hui) 黨(dang) 團的經費隻能仰仗軍(jun) 閥，而“它們(men) 用了軍(jun) 閥的錢，它們(men) 的地位，即不能不依附於(yu) 軍(jun) 閥”。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源就在於(yu) 中國缺乏實行議會(hui) 製的經濟基礎，使得製度隻能淪為(wei) 空中樓閣。因此，他強調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在經濟上趕緊使生產(chan) 社會(hui) 化”。

民族文化與(yu) 精神信念：中華文明的價(jia) 值所在

以經濟基礎作為(wei) 判斷中西方社會(hui) 類別的依據，馮(feng) 友蘭(lan) 不僅(jin) 明確了中國應向西方學習(xi) 的方麵，而且說明了中華文明中應予以繼承和發展的部分，即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精神信念。

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一個(ge) 民族的所有事物在與(yu) 其他民族的同類事物相比時，一部分具有“程度”的區別，有先進與(yu) 落後之分，另一部分則表現為(wei) “花樣”的不同，沒有高下之分，隻有形式上的差別。“程度”上落後的東(dong) 西必須改變，“花樣”上的特色則須保留。我們(men) 的飲食、衣著、建築風格、語言文字及藝術類型都是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是屬於(yu) “花樣”的部分。這些內(nei) 容與(yu) 工業(ye) 化的關(guan) 係並不緊密，卻是彰顯民族特征的重要形式。通過這種形式，中國人得以直觀地感受到中華文明與(yu) 其他文明的不同，確證自身的文化身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中國特色文化有重大價(jia) 值，理應予以保留和發展。

除此之外，另一應當傳(chuan) 承的內(nei) 容是中國人的精神信念，包括對道德的重視和灑脫樂(le) 觀的態度。兩(liang) 者相結合，使中國人在曆史上既能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會(hui) 和國家，確保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而未曾斷絕，又賦予中國人樂(le) 觀積極的處世態度，坦然麵對生活中的種種磨難。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這些在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精神，經過繼承與(yu) 轉化，必將能在未來繼續支撐和促進中華文明的發展。

在此基礎上，馮(feng) 友蘭(lan) 展望了中華文明實現轉型後的理想形態，“在新中國，有鐵路，有工廠，有槍炮，但中國人仍穿中國衣服，吃中國飯，說中國話，唱中國歌，畫中國畫”。也就是說，一方麵實現工業(ye) 化，在物質上追上西方，另一方麵在精神文化領域傳(chuan) 承和發揚民族特色。這樣就可以讓中華文明在保持自身風格的同時實現現代轉型，達成“中國”與(yu) “自由”的統一。

綜上，馮(feng) 友蘭(lan) 的《新事論》運用唯物史觀，從(cong) 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角度認識和區分東(dong) 西方社會(hui) ，既明確了工業(ye) 化是中國走向富強的必由之路，又說明了文化特色和精神信念是中華文明必須堅持的民族特征。這一認識將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東(dong) 方與(yu) 西方、物質與(yu) 精神有機地整合起來，是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的典型案例，對今天的我們(men) 仍有很強的借鑒意義(yi)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人與(yu) 自然是生命共同體(ti) ’理念的哲學研究”（19CKS015）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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