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wei) 什麽(me) 說宋朝已出現了近代化轉型？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節選自《宋：現代的拂曉時辰》一書(shu) 自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二日己未

          耶穌2025年2月19日

1

當一個(ge) 社會(hui) 從(cong) 中世紀進入近代，總是會(hui) 出現某些共同的趨勢與(yu) 特征，我們(men) 試列舉(ju) 如下：

商業(ye) 化。商業(ye) 漸次繁華，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然經濟。

市場化。隨著商品經濟的展開，市場取代行政命令，成為(wei) 配置資源的重要機製。

貨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使得貨幣成為(wei) 市場交易的結算工具，而且國民的賦稅與(yu) 勞役、國家的行政動員，也可以用貨幣結算，達成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來越多的人口脫離農(nong) 村和土地，進入城市謀生，成為(wei) 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工業(ye) 化。手工業(ye) 發達，出現了以市場交換為(wei) 生產(chan) 目的、以手工業(ye) 坊場為(wei) 生產(chan) 形態的手工業(ye) 。

契約化。英國曆史學家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hui) 的運動，到此為(wei) 止，都是一個(ge) ‘從(cong) 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cong) 中世邁向近代化的核心標誌之一，便是出現了從(cong) “人身依附”向“契約關(guan) 係”的轉型。

流動化。由於(yu) 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個(ge) 近代化的社會(hui) 必然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包括地域之間的流動、階層之間的流動。

平民化。世襲的貴族作為(wei) 一個(ge) 特權階層，日漸式微，平民階層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長，最終形成一個(ge) 平民社會(hui) 。

平等化。貴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結果，是人與(yu) 人之間基於(yu) 不同出身的地位懸殊被抹平，階層之間的森嚴(yan) 壁壘被打破。

功利化。由於(yu) 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hui) 風氣的世俗化演變，一個(ge) 近代化的社會(hui) 總是會(hui) 產(chan) 生出明顯的功利主義(yi) 思潮。

福利化。近代歐洲的經驗表明，當一個(ge) 社會(hui) 開始了商業(ye) 化、城市化、流動化的轉型，必然將誕生一個(ge) 龐大的貧民階層，原來由宗教團體(ti) 提供的救濟體(ti) 係已經無法滿足社會(hui) 的需求，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財政負擔起救濟的責任。

擴張化。這裏的擴張化是指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一些自由主義(yi) 者認為(wei) ，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製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ge) 近代化的經濟體(ti) 係。但這從(cong) 來隻是假想，而非事實。事實是，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yi) 為(wei) 先導，政府設立的經濟部門出現明顯的擴張，如此，才能為(wei) 市場的擴張奠定基礎。

集權化。國家的權力結構從(cong) 貴族封建製轉化為(wei) 王權製。有學者指出：“無論是遲是早，幾乎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經曆了專(zhuan) 製王權這個(ge) 階段之後，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門。未完成由封建國家向專(zhuan) 製製度的轉變，意味著未能進入近代政治的起點，從(cong) 而意味著國家在近代化第一階段的完全失敗。”這裏的“專(zhuan) 製”一詞如果換成“王權製”，會(hui) 更準確。

文官化（理性化）。隨著王權製的確立，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被一個(ge) 科層化的文官體(ti) 係所接替。在韋伯看來，文官製與(yu) 理性化幾乎是一個(ge) 同義(yi) 詞，文官製的建立，即預示著國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權力的分配與(yu) 行使由明確的程序與(yu) 製度來規範，從(cong) 而擺脫了私人意誌與(yu) 情感的幹擾。

法治化。近代化的漸次展開，塑造出一個(ge) 複雜化的陌生人社會(hui) ，以及一個(ge) 龐雜的治理體(ti) 係，熟人關(guan) 係、習(xi) 俗與(yu) 道德已不足以應對這種複雜性，因此，國家需要創製出更加繁複的法律，以適應時代的嬗變。

那麽(me) ，這些涉及到經濟變遷、社會(hui) 轉型與(yu) 政治構建的近代化指標，在宋朝一齊出現了嗎？

是的，它們(men) 一齊出現了。

2

宋代是繼漢初之後的又一個(ge) 商業(ye) 繁華期，商業(ye) 化的浪潮席卷整個(ge) 宋朝國境，“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xing) 販，豈肯閑著錢買(mai) 金在家頓放？”宋朝人家有了閑錢，即拿出來投資。一些漢學家甚至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ye) 革命”。

既然稱之為(wei) “商業(ye) 革命”，當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經濟表現。宋代在經濟上確實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遷：

——“田製不立”，即國家承認完整的私有產(chan) 權（中唐之前實行均田製，產(chan) 權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製的）。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獲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別是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與(yu) 複耕技術的推廣，讓同樣麵積的土地可以養(yang) 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從(cong) 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賦餘(yu) 人口與(yu) 農(nong) 產(chan) 品，流入城市與(yu) 工商業(ye) 。

——原來束縛了商業(ye) 自由的坊市製在宋代徹底瓦解，街市製開始形成，“自大街至諸小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每日淩晨，兩(liang) 街巷門上行百市，買(mai) 賣熱鬧”。在宋代之前，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貿易高度繁華，當時整個(ge) 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yu) 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市舶司（海關(guan) ）每年從(cong) 海上貿易中抽稅近200萬(wan) 貫（明代在“隆慶開關(guan) ”後，海關(guan) 抽解每年不過區區幾萬(wan) 兩(liang) 銀），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2000萬(wan) 貫。

——商業(ye) 信用非常發達，從(cong) 北宋到南宋，陸續出現了便錢（類似於(yu) 銀行匯票）、現錢公據（類似於(yu) 現金支票）、茶引、鹽引、香藥引、礬引（類似於(yu) 有價(jia) 證券）、交子與(yu) 會(hui) 子（法幣）等商業(ye) 信用。如果沒有發達的商業(ye) 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區域的市場交易是不可能達成的。

——商業(ye) 化的深入，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即農(nong) 業(ye) 稅的比重下降，商業(ye) 稅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紹熙年間，來自非農(nong) 業(ye) 稅的財政收入接近85%，農(nong) 業(ye) 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曆史絕無僅(jin) 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紀的晚清，洋務運動之後，清政府的田賦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業(ye) 化的展開，也是市場化不斷深化的過程。市場化不但表現為(wei) 民間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過市場解決(jue) ，宋代江南一帶的許多農(nong) 戶，基本上已經不種田，“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而且，國家也放棄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場機製獲取政府消費品、調撥公用物資，甚至使用經濟製裁的威懾來維持與(yu) 鄰國的和平。

貨幣化的趨勢在宋朝也非常明顯。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鑄造巨量的貨幣來滿足民間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wan) 貫，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wan) 貫至300萬(wan) 貫之間；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宋人用兩(liang) 年時間便鑄造出來了。

為(wei) 什麽(me) 宋人必須大量鑄造貨幣？因為(wei) 需要滿足貨幣化的時代需求。不獨市場交易以貨幣結算（在自然經濟時代，還可以以物易物）；官吏與(yu) 雇工的酬勞，也要用貨幣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資以實物為(wei) 主，貨幣隻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國家的稅收，也從(cong) 以實物為(wei) 主向以貨幣為(wei) 主過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貨幣性歲入的比重超過了50%；王安石變法更將力役也折成貨幣結算，顯示出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現：城市人口的比重達至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yi) 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wei) 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

還有一些曆史學者認為(wei) 宋代出現了“原始工業(ye) 化”。一個(ge) 最能體(ti) 現宋代“原始工業(ye) 化”的例子是鐵的產(chan) 量：由於(yu) 煤礦的規模化開采及應用於(yu) 煉鐵，北宋的鐵產(chan) 量表現出飛躍性的發展勢頭，而英國要到16世紀的工業(ye) 化早期才產(chan) 生類似的“煤鐵革命”。大量的科學技術也應用於(yu) 手工業(ye) 生產(chan) ，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麵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ye) 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3

上麵我們(men) 從(cong) 經濟變遷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現，接下來我們(men) 再從(cong) 社會(hui) 轉型的視角來觀察宋代——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hui) 發生了一個(ge) 非常深刻的大變遷：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為(wei) 門閥世族耕種的農(nong) 奴，沒有獨立戶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不獨立編戶，是附依於(yu) 主家的賤戶；入宋之後，隨著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yu) 賤口都成為(wei) 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戶與(yu) 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關(guan) 係，隻是結成經濟上的租佃關(guan) 係，租佃關(guan) 係基於(yu) 雙方的自願結合，以契約為(wei) 證。宋代奴婢與(yu) 主家之間也不是人身依附關(guan) 係，而是經濟意義(yi) 上的雇傭(yong) 關(guan) 係，雇傭(yong) 關(guan) 係同樣基於(yu) 雙方自願的契約。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社會(hui) 變革，核心意義(yi) 就是“契約化”——從(cong) “人身依附”向“契約關(guan) 係”轉型。

這個(ge) 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ge) 平等化的進程。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屬於(yu) 賤民，而這些賤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說，從(cong) 前的賤民現在已經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擁有平等的法律主體(ti) 資格：“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貴族的消亡，推演著一個(ge) 平民化社會(hui) 的來臨(lin) 。宋代之前，政治幾乎為(wei) 貴族壟斷，唐代雖有科舉(ju) 製，但借科舉(ju) 晉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數。宋代情勢一變，取士不問世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chuan) 統的遺存”（錢穆語）。據學者對南宋寶佑四年（1256）《登科錄》的統計，在601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門進士占了絕大多數。

作為(wei) 平民社會(hui) 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一齊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shu) 。文學、音樂(le) 、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玩的高雅品，進入宋代後，才產(chan) 生了完全屬於(yu) 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le) 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我們(men) 從(cong) 宋代之前的美術作品上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隻有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才會(hui) 撲麵而來。

同時，隨著人身依附狀態的解除，宋朝社會(hui) 出現了廣泛、持續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化既包括地理意義(yi) 上的橫向流動，即可以從(cong) 一地自由遷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階層意義(yi) 上的縱向流動，即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hui) 。

宋人發現，“古者鄉(xiang) 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xiang) 土，轉徙四方，固不為(wei) 患。”這裏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用現代概念來說，宋人有了“自由遷徙”的權利。

宋人又發現，“先王之製，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wei) 四，起於(yu) 後世。”這裏的“後世”，也是指宋代。“貧富貴賤，離而為(wei) 四”的意思，是說從(cong) 宋代開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組合，貧者可以富，可以貴；賤者可以貴，可以富；富者可能貴，也可能賤；貴者可能富，也可能貧；貧富貴賤處於(yu) 變動之中。用現代社會(hui) 學的概念來說，社會(hui) 階層沒有“板結化”。社會(hui) 也因此才煥發出活力。

整個(ge) 社會(hui) 的結構性轉換，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展開，也讓宋朝的社會(hui) 風氣出現巨大嬗變——人們(men) 不憚於(yu) 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yu) 農(nong) 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追逐財富成為(wei) 理所當然之事。拜金主義(yi) 、消費主義(yi) 、享樂(le) 主義(yi) 大行其道，這種功利化世態乃是資本主義(yi) 時代開始來臨(lin) 的一般社會(hui) 景象，不管是兩(liang) 宋、晚明，還是近代的西歐城市，莫不如此。

4

現在，我們(men) 從(cong) 國家治理功能構建的角度再來觀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現——

研究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經濟結構從(cong) 封建製度過渡至資本主義(yi) 製度之際，出現了一個(ge) 特征，即由於(yu) 經濟失調而產(chan) 生大量都市貧民，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wei) 了應對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轉化。英國也是在近代化開始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發布了一係列“濟貧法”，由政府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中國的國家福利體(ti) 係，也恰好在宋代發展至頂峰，這種“福利化”國家功能的出現並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產(chan) 生的壓力催生出來的結果。

宋朝的貧民救濟主要由兩(liang) 個(ge) 係統組成，一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施行的“惠養(yang) 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後，各州政府“差官檢視內(nei) 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er) 半之”。宋人對“乞丐”的定義(yi) 與(yu) 今日不同，凡貧困人口，均納入乞丐範圍；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頒行的“居養(yang) 法”：各州設立居養(yang) 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簡單地說，“惠養(yang) 乞丐法”指由政府給貧民發放米錢；“居養(yang) 法”則指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貧民。

為(wei) 了應對近代化的挑戰，國家不僅(jin) 要發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征稅、借款、投資、開拓市場、調控市場、製訂商業(ye) 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等，這便是重商主義(yi) 下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化。宋朝無疑是曆代最具重商主義(yi) 性格的一個(ge) 王朝，政府設立非常多的經濟部門參與(yu) 市場經濟，包括市舶司、鹽井監、樓店務（房地產(chan) 公司）、酒務（釀酒廠）、曲院（製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經濟部門就有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市易務、青苗法、檢校庫、抵當所等。

可以說，宋代的國家扮演了一個(ge) “超級商人”的角色，自由主義(yi) 者可能會(hui) 對此嗤之以鼻，但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業(ye) 引擎，離不開以國家之力來啟動。一個(ge) 對商業(ye) 發展無動於(yu) 衷、碌碌無為(wei) 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於(yu) 近代化的擴展嗎？

也許有一個(ge) 例子可以說明國家重商政策對於(yu) 資本主義(yi) 之興(xing) 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與(yu) 京東(dong) 路實行食鹽自由通商製度，在其他地方則推行鹽引製（國家間接專(zhuan) 賣）。按道理說，食鹽的禁榷應該會(hui) 妨礙民間商品經濟的發育，遲滯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但學者的研究卻發現，在宋朝的食鹽自由貿易區，“生產(chan) 技術並無任何進步與(yu) 創新，生產(chan) 規模也未見擴大，鹽商的資本增殖速度似乎並不快，見不到特富的大鹽商”。倒是在推行鹽引製的禁榷區，“能夠發現生產(chan) 技術和工藝的明顯改進與(yu) 革新，井鹽生產(chan) 似乎還出現新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萌芽，也能在實行鈔引製的東(dong) 南鹽區見到發家致富的大鹽商”。

正因為(wei) 近代化的啟動與(yu) 展開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國總是在完成了國家的集權化之後才有可能順利實現近代化，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歐洲大陸與(yu) 英倫(lun) ，還是後發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中國的集權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縣製，即宣告王權製的來臨(lin) 。早熟的集權化未必合乎曆史趨勢，因而中國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貴族製的回潮，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門閥世族。經過唐宋變革，“君主獨裁”政治才完全確立下來。

需要提醒的是，我們(men) 這裏所說的“君主獨裁”，隻是表示一種與(yu) 貴族政治相對的政體(ti) ，指政府機構被置於(yu) 天子的直接指揮之下；而不是說君主不受約束，可以乾綱獨斷。恰恰相反，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種“虛君共治”體(ti) 製，君主“以製命為(wei) 職”，但“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即由宰相執掌具體(ti) 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台諫劾舉(ju) 之”，即台諫掌握著監察、審查之權，以製衡宰執的執政大權；執政、台諫，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

中國的文官製也建立得早，與(yu) 郡縣製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製才發展出足夠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製的核心意義(yi) ，即公務員的分類、職能、考試錄用、考核、獎懲、培訓、晉升、調動、解職，權力命令的發起、傳(chuan) 遞、審查、執行、反饋、問責，都有完備的製度與(yu) 程序可遵循，從(cong) 而最大限度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那些不欲受到約束的帝王，都會(hui) 產(chan) 生突破文官製的衝(chong) 動，如西漢武帝啟用了一個(ge) 由宦官、侍從(cong) 、外戚、尚書(shu) （皇帝的私人秘書(shu) ）等親(qin) 信、近臣組成的“內(nei) 朝”，將三公領導的“外朝”撇在一邊；明朝幹脆廢掉宰相，另立“內(nei) 閣”，內(nei) 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秘書(shu) 班子。惟獨宋朝三百餘(yu) 年，沒有形成破壞文官製的“內(nei) 朝”，文官製的運作非常穩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還有一個(ge) 特點：法治化。今人多以為(wei) “法治”是西方特產(chan) ，中國的治理傳(chuan) 統是“人治”，但宋人並不這麽(me) 認為(wei) ，宋人自稱“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陳亮與(yu) 葉適總結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yu) 法。”所謂“任法”、“一聽於(yu) 法”，套用現代的術語，就是“以法治國”的意思。

宋朝法製體(ti) 係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許多人的想象。宋人葉適這麽(me) 描述道：“今內(nei) 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誌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wei) 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一個(ge) 聰明人，窮盡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項立法，自以為(wei) 新奇，但查一下法律匯編，卻發現類似的法條早已製訂出來了。

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民間租賃、抵押、出典、買(mai) 賣、借貸、財產(chan) 繼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給予規範。宋人自己說，“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wei) 詳備，蓋欲以杜爭(zheng) 端也。”發達的民商事立法讓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經產(chan) 生了“法學近代化”的跡象。

如果我們(men) 同意前麵對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對宋朝近代化表現的描述，那麽(me) 我們(men) 應該承認，宋代中國確實已經邁入了近代的門檻。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