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對儒學的反思及其方法論建構

作者：張勇（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二日己未

          耶穌2025年2月19日

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時期，受安史之亂(luan) 影響，藩鎮割據局麵加劇，各藩鎮依恃強大的軍(jun) 事力量不服朝命，還大肆鼓吹“封建製”，企圖實現藩鎮政權的合法化、世襲化。經濟方麵，連年兵亂(luan) 造成國庫耗竭，苛捐雜稅日益嚴(yan) 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抑製藩鎮勢力，重建中央集權，發展國家經濟，解決(jue) 民生問題，是擺在唐王朝君臣麵前的首要任務。解決(jue) 這些問題，急需相應的思想文化來提供智力支持。當時的文化格局為(wei) 儒佛道三足鼎立。道教長於(yu) “治身”，佛教長於(yu) “治心”，“治世”責任隻能由儒學來承擔。而此時的儒學，或為(wei) 科考場上的“敲門磚”，或為(wei) 書(shu) 齋裏的“故紙堆”，完全脫離社會(hui) 現實，無力也無心承擔這一責任。複興(xing) 儒學，重建儒學話語體(ti) 係，使其承擔起經世濟民之責任，是擺在思想家麵前的首要任務。柳宗元是這些思想家中的傑出代表。他從(cong) 儒家經典中抽繹出“大公之道”作為(wei) 儒學的核心觀念，在此基礎上建構了一套完整的話語體(ti) 係。本文關(guan) 注的重點不是這套話語體(ti) 係的內(nei) 容，而是其建構方法。

經世致用的學術指向

入唐以來，章句之學為(wei) 儒學的主流，它把儒學視為(wei) 一門“學問”而不是思想，將治學目標放在文字校勘、名物訓詁，而不是義(yi) 理闡釋、經世致用上。這種學術風氣催生出大批皓首窮經卻不明義(yi) 理的學究。儒學也是當時學校教育的核心內(nei) 容。永徽四年（653），唐高宗詔令孔穎達《五經正義(yi) 》為(wei) 學校統一教材，“明經”考試依此命題、判卷。這種考試製度催生出大批隻會(hui) 死背經疏、鸚鵡學舌的書(shu) 呆子。表麵上看，儒學十分繁榮，實際上卻在“義(yi) 理”與(yu) “經世”方麵無能為(wei) 力、幾無建樹。柳宗元深刻認識到這一危機，呼籲改變學術路徑。

柳宗元猛烈批判儒學的章句之風。他說：“其言本儒術，則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yu) 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cong) 容，卒泥乎大道。”（《與(yu) 呂道州論非國語書(shu) 》）學究們(men) 以研究經典為(wei) 名，整日埋頭於(yu) 故紙堆，尋尋覓覓，修修補補，既脫離現實，又偏離“大道”。柳宗元蔑稱這些人為(wei) “腐爛之儒”（《上大理崔大卿應製舉(ju) 不敏啟》）。

批判繁瑣、不切實用的章句學風之後，柳宗元指出正確的治學路徑：“凡為(wei) 學，略章句之煩亂(luan) ，探扼奧旨，以知道為(wei) 宗。”（《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學術的根本目標在於(yu) 探究語言文字背後之“道”。他反複陳述這一觀點：“讀書(shu) 推孔子之道”（《亡友故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獨孤君墓碣》）；“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非國語序》）。所謂“孔子之道”“堯舜之道”，即儒學之“道”。讀書(shu) 治學目的在於(yu) 求“道”，求“道”目的在於(yu) 服務現實。柳宗元說：“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yu) 事、及於(yu) 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wei) 儒，儒可以說讀為(wei) 哉？”（《送徐從(cong) 事北遊序》）儒學不能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口頭與(yu) 書(shu) 麵，更重要的是付諸實踐、輔時及物。這就把儒學研究由章句之學引向經世致用。

文化經典的創造性詮釋

明確了儒學發展的總體(ti) 方向後，柳宗元接下來思考的問題是：儒學的核心觀念是什麽(me)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韓愈給出的答案是“仁義(yi) ”，柳宗元表示反對。先秦以來的儒家思想體(ti) 係中，既有仁義(yi) 道德的“內(nei) 聖”一麵，也有經世濟民的“外王”一麵。韓愈標榜“仁義(yi) ”作為(wei) 儒學的核心觀念，固然沒錯，但柳宗元認為(wei) 陳義(yi) 過高，不適合當時藩鎮割據、民不聊生的社會(hui) 現實。針對當時局麵，柳宗元認為(wei) 應該以“大公之道”作為(wei) 儒學的核心觀念。

柳宗元根據《尚書(shu) 》所記史實，創造性闡釋“大公之道”的創生過程。“於(yu) 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ju) 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貞符序》）堯建立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又確立了“非德不樹”的禪讓製度，因此成為(wei) “大公之道”的締造者。柳宗元此論的真實用意，肯定不在歌頌禪讓製度本身，而在歌頌這種製度蘊含的“大公”精神，歌頌“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同時暗中將批判矛頭指向藩鎮政權及其所鼓吹的“封建製”。

“大公之道”是一種抽象的“大公”精神，於(yu) 政治層麵表現為(wei) “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於(yu) 社會(hui) 層麵則表現為(wei) “生人之意”。在《寄許京兆孟容書(shu) 》中，柳宗元說：“以興(xing)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wei) 務。”“堯、舜、孔子之道”即“大公之道”，在現實社會(hui) 中表現為(wei) “利安元元”。這是一種“民本”情懷。柳宗元非常喜歡讀《春秋》，也寫(xie) 過多篇研究《春秋》的論文，如《答元饒州論〈春秋〉書(shu)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shu) 》等，深刻闡發《春秋》中的“大一統”與(yu) “生人之意”等思想。

柳宗元以“六經注我”方式闡釋儒家經典，著力從(cong) 中挖掘經世濟民的思想要素。如在《論語辯》中，他提出一個(ge) 前人從(cong) 未發現的問題：《論語》末篇《堯曰》之首章，沒有像其他篇章那樣記載孔子或其弟子的言行，而是寫(xie) 堯舜禹三代禪讓之事。這是為(wei) 什麽(me) ？柳宗元的答案是：這章記錄的是孔子的“諷道之辭”。孔子雖懷憂國憂民之心，但一直沒有實現政治理想的機會(hui) ，因此常常諷詠堯舜禹禪讓之事，借此表達對“大公之道”的向往。孔子門人編《論語》的時候，把它置於(yu) 末篇之首，以達卒章顯誌效果。這種解釋，既表達了柳宗元自己的政治理想，又合情合理，極富創造性！

“三教”資源的批判性吸收

唐代儒佛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決(jue) 定了一個(ge) 事實：探討儒學複興(xing) 之路，無法回避儒學與(yu) 佛、道之間的關(guan) 係問題。韓愈認為(wei) ，儒學之所以如此落魄，是因為(wei) 佛道二教迅猛發展所帶來的破壞性衝(chong) 擊，實現儒學複興(xing) 必須打擊佛、道。柳宗元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wei) 儒學危機不是由於(yu) 佛道二教衝(chong) 擊，而是由於(yu) 自身的不作為(wei) ；佛道二教與(yu) 儒學有許多相通之處，可以參與(yu) 儒學話語體(ti) 係的建構。於(yu) 是，他提出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三教融合”主張。

如何統合“三教”？柳宗元說：“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鹹伸其所長，而黜其奇邪，要之與(yu) 孔子同道，皆有以會(hui) 其趣。”（《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統合“三教”，有兩(liang) 條基本原則：一是伸長黜邪，二是通而同之。所謂“伸長黜邪”，是指吸收“三教”精華，剔除“三教”糟粕。具體(ti) 地說：於(yu) 儒學，吸收其經世濟民理論，剔除其神學色彩深厚的“天人感應”論；於(yu) 佛教，吸收其引人“趣於(yu) 仁愛”的部分，剔除其違背家庭倫(lun) 理的部分；於(yu) 道教，吸收其“自然論”“元氣論”，剔除其服餌、食氣等方術。

所謂“通而同之”，指通過創造性闡釋，把“三教”旨趣都歸於(yu) “佐世”，從(cong) 而實現“三教”融合。這其實是以儒學來統合佛、道，讓佛、道參與(yu) 儒學話語體(ti) 係的建構。基於(yu) 這一立場，柳宗元廣泛閱讀佛、道典籍，從(cong) 中發掘建設儒學的理論資源。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說：“浮圖誠不可斥者，往往與(yu) 《易》《論語》合。”在佛典之中，找到與(yu) 《周易》《論語》相通相合的資源。又在《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中說：“餘(yu) 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將道家定位於(yu) 儒家之“異流”，從(cong) 而把道家拉進儒家思想體(ti) 係之中。通過對“三教”典籍的創造性闡釋與(yu) 批判性吸收，成功實現了以儒學為(wei) 核心的“三教”融合，豐(feng) 富了儒學的思想內(nei)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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