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的含義(yi) 分疏及其正名
作者：高瑞傑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光明日報》（ 2023年10月14日 11版）

  古代學術可以概稱為(wei) 四部之學，以經部為(wei) 首，甚至自漢武帝以降直至清末，被稱為(wei) “經學時代”，經學在古典學術之地位，由此可見一斑。但經學到底指什麽(me) ，肇端於(yu) 何時，卻曆來聚訟，仍待我們(men) 仔細辨析。

  考鏡源流，經學之義(yi) ，大致有五種說法。第一，以“經”為(wei) 古代圖書(shu) 之型製。許慎《說文解字》雲(yun) ：“經，織也，從(cong) 糹坙聲。”此一觀點從(cong) 本字入手，以為(wei) “經”是一個(ge) 左形右聲的形聲字，與(yu) 絲(si) 線有關(guan) 。章太炎又推闡此說：“經者，編絲(si) 綴屬之稱……專(zhuan) （傳(chuan) ）之得名，以其體(ti) 短，有異於(yu) 經。”（《國故論衡》）其以為(wei) 周秦竹簡之書(shu) 用經線連貫，故書(shu) 籍也稱經；而傳(chuan) 記之傳(chuan) ，是專(zhuan) 的假借，是直接為(wei) 經服務的。且經最初非專(zhuan) 名，而是諸子書(shu) 之類名，如墨經、黃帝內(nei) 經等。需指出，章太炎的類似說法當置於(yu) 其“藏經於(yu) 史”，化經為(wei) 文的角度來理解，有很強的時局關(guan) 切。

  第二，前孔子之經。此稱《詩》《書(shu) 》《禮》《樂(le) 》等為(wei) 王官學固有之經，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莊子·天運篇》亦引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不過先秦時有關(guan) 記載僅(jin) 是隻言片語，未成係統。自劉歆以來，有關(guan) “諸子出於(yu) 王官”說便蔚然風行，此說強調六藝出於(yu) 周初王官，而後衍生出諸子百家，當然亦包括儒家（蓋出於(yu) 司徒之官），由此又衍生出“六經皆史”等觀點，受到王陽明、章實齋等儒者之肯認。而近代以來，康有為(wei) 等今文家敏銳地發現如果堅持“諸子出於(yu) 王官”說，雖然使得六藝賅備諸子百家，凸顯六藝的整全性與(yu) 涵攝性，但卻一方麵使六藝之教與(yu) 諸子百家雜而不分，未能凸顯正統與(yu) 異端之別；另一方麵，六藝之教肇端於(yu) 王官，則孔子與(yu) 六藝的關(guan) 係便顯得十分脆弱，淹沒了孔子對六經的述作之功。由是反對劉歆“諸子出於(yu) 王官”說，甚或懷疑劉歆偽(wei) 造群經、批評劉歆所謂“周公作《周禮》”諸說，強調孔子製作六經，為(wei) 大地教主，儒家為(wei) 傳(chuan) 經者等鮮明立場。這一說法雖然招致章太炎等古文經學家的批評，但又深刻影響了近代一大批受新式教育訓練的學人，可以說為(wei) 重塑中國學術奠定了基礎，而這卻非起初爭(zheng) 論雙方所能預見。

  第三，強調經學為(wei) 經過孔子刪述、編輯後之六經（即孔子經典化的六經），抑或可稱之為(wei) “經孔子訂正的先王之典”。如《莊子·天運》篇即雲(yun)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六經，自以為(wei) 久矣，熟知其故矣。”而自漢武帝經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後，開始“推明孔氏，表章六經”，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開始逐漸密不可分。正如司馬遷雲(yun)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yu) 夫子，可謂至聖矣。”在漢代，一方麵孔子因作六經為(wei) 漢（抑或為(wei) 後世）立法，而成就其至聖地位（《中庸》“作者之謂聖”）；另一方麵六經正因孔子手訂，且折中於(yu) 夫子，因而更具權威性與(yu) 神聖性（《公羊傳(chuan) 》言“撥亂(luan) 世，反諸正，莫近於(yu) 《春秋》”，《文心雕龍》雲(yun) “道沿聖以垂文”等，皆具此義(yi) ）。此說法在以今文經學主導的漢代尤為(wei) 興(xing) 盛，因此自晚清常州學派發揚春秋公羊學以來，又再度複興(xing) 。尤其在清末受西方進化論影響頗深的《公羊》三世說開始席卷全國，而廖平、康有為(wei) 掀起的今古文經學之爭(zheng) ，又開始了對古文經學的全麵批判，由此卻又引發學人對傳(chuan) 統經學的全麵懷疑與(yu) 否定，影響了近代一批新式學者。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為(wei) 例，其從(cong) 現代學科“揚子抑經”的立場出發，承認“諸子不出於(yu) 王官”，諸子蓋因時勢而起，突出其因應時代而生的初始性和獨立性，由此強調諸子的開端意義(yi) 。而馮(feng) 友蘭(lan) 更是在此基礎上斬斷了六經與(yu) 孔子的關(guan) 係，而僅(jin) 將《論語》附著於(yu) 孔子之下，從(cong) 而使孔子與(yu) 其他諸家百家無異；同時真正的六藝之學要等到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才得以確立。因此，馮(feng) 氏將諸子到漢初稱為(wei) “子學時代”；漢武帝“表彰六經”之後直至近代經學瓦解，稱為(wei) “經學時代”。近代學術，經曆了由“諸子出於(yu) 王官”，先秦王官失散走向諸子學的古文經學敘事；轉向孔子製作六經，刪述之旨，如日中天的今文經學敘事；最終形成子學興(xing) 起而後百家爭(zheng) 鳴，而後形成武帝時六藝定於(yu) 一尊的哲學史敘事，並以前者為(wei) 子學時代，後者為(wei) 經學時代，可謂經曆了一次巨大的反轉，究其始，此說之泛濫康有為(wei) 可謂是導夫先路。不過，平心而論，無論如何推崇王官體(ti) 係下的六藝之學，孔子對於(yu) 聖王譜係與(yu) 六藝之學的收攝與(yu) 刪述，仍絕不可忽視。可以說，孔子確實是在回應整個(ge) 三皇五帝聖王譜係及三墳五典等經典體(ti) 係中，融攝刪述整理先王政典，從(cong) 而形成後世具有一以貫之思想理路的經學體(ti) 係。因此稱經學為(wei) 經孔子訂正的先王之典，並不為(wei) 過。

  第四，寬泛而言，在經學史的視域中，經目不斷擴張，從(cong) 五經擴大到十三經，皆可稱為(wei) 經學。自漢武帝尊經黜子，建立五經博士後，曆代經目屢有變動。漢代《論語》《孝經》為(wei) 《傳(chuan) 》，輔翼六經，甚或稱為(wei) “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因其重要地位，亦稱“七經”。唐代“明經”科考，官方規定“三禮”“三傳(chuan) ”、《易》《書(shu) 》《詩》為(wei) 九經。唐文宗刻開成石經，將經書(shu) 書(shu) 目擴大為(wei) 十二經（加《論語》《孝經》《爾雅》等）。南宋，隨著唐宋時孟子升格運動，最終增《孟子》而為(wei) 十三經，自此經目得以確立，再無變動。此一經目擴張衍生下的作為(wei) 十三經的經學，應當置於(yu) 經學的現實性維度下來理解，可以說體(ti) 現的是經學的曆史維度或者世俗性維度。需要說明，遷子為(wei) 經、經目擴張的脈絡表明，經書(shu) 的性質和範圍絕非是排他的、封閉的，在其獨尊、權威的表象下，隱含著極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學術品格，體(ti) 現出適應時代精神與(yu) 社會(hui) 情境的強大融攝能力。某些子書(shu) 升格為(wei) 經，給經書(shu) 係統注入新的文化要素，拓展了經書(shu) 的思想容量，使其以更加堅實和廣闊的思想基礎來吸納各種同質或異質，本土或異域的文化資源。但自宋代十三經確立以來，鮮有變化，又說明，經目的擴張並非漫無目的、率性而為(wei) ，其遵循的原則，與(yu) 標準非常之高，從(cong) 而確立了經學的權威性。

  第五，經學常常被視為(wei) 常道、常法，或稱普遍性，這是經學在經學時代最為(wei) 流傳(chuan) 廣泛之定義(yi) 。如《詩·小旻》毛傳(chuan) 稱：“經，常也。”《孝經》鄭玄注：“經者，不易之稱。”劉熙《釋名》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龍·宗經篇》亦稱：“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在經學時代，曆代學者幾乎皆認同經學是聖人為(wei) 萬(wan) 世之垂法，具有普遍性。直至清乾隆時四庫館臣之說可謂蓋棺論定：“經稟聖裁，垂型萬(wan) 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又言，“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連晚近開眼看世界的大學者嚴(yan) 複亦強調“今夫六藝之於(yu) 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天演論》）。甚至晚近學者如熊十力亦稱：“經者常道也。夫常道者，包天地，通古今，無時而不然也，無地而可易也。以其恒常，不可變改，故曰常道。”（《讀經示要》）李源澄亦稱：“在吾國人心目中，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wan) 古長存。董生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經為(wei) 明道之書(shu) ，故經學為(wei) 萬(wan) 古不變之道，故吾以為(wei) 以常法釋經學，最為(wei) 得當。”（《經學通論》）正如《白虎通·五經篇》所言：“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le) 》仁、《書(shu) 》義(yi) 、《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在古典時代，人們(men) 堅信，正因為(wei) 五經稟自於(yu) 天，聖人仰觀俯察，效仿天地而作五經，天具有恒常性，可知五經亦有恒常之義(yi) 。因而對聖人和五經的敬畏，亦包含著對天命的敬畏。

  需指出，無論經學含義(yi) 如何聚訟，在經學視域中，天道、聖人、經典，須臾不可離。《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鄭玄與(yu) 皇侃以天命、大人、聖人之言分別對應天道、聖人、五經典籍（《論語義(yi) 疏》）。《文心雕龍·原道篇》雲(yun)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其稱此三者為(wei) “文之樞紐”，所論對象雖為(wei) 文體(ti) ，然溯其源則是由其對經學深切體(ti) 認而來。蓋道為(wei) 生生之本源，聖人體(ti) 道而推行王道教化，其文明譜係之展開即為(wei) 道之全體(ti) ，並據天道倫(lun) 常而製作經典以垂法後世，經典最終成為(wei) 承擔聖人之道的核心載體(ti) 。同時，在兩(liang) 千多年的經學史長河中，並不是每一代都有一定的思想轉進與(yu) 學術特色。其中有剿襲前代、守先待後之說，也有遭受衝(chong) 擊、標新見立異說者。一言以蔽之，經學的展開或亦可借鑒“照著講”和“接著講”來說，“照著講”的大多數是守先待後的經師，秉持“師者傳(chuan) 道受業(ye) ”的古訓，將經典傳(chuan) 承下去；“接著講”的大多數是應對、解決(jue) 危機的世儒，秉持“經世致用”的古訓，將時代交予經學的使命承擔起來，並尋求經學的新生，但往往仍然是通過對經典的詮釋、演繹、重構、新闡以發掘其潛在命題（“賢者聖之譯”），而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意，早已寓於(yu) 其中。

  （作者：高瑞傑，係上海師範大學哲學係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