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暉 著《文化、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出版暨序言

《文化、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

方朝暉 著，41萬(wan) 字

貴陽：孔學堂書(shu) 局，2025年2月

內(nei) 容簡介

作者站在儒家立場，對未來中國現代性圖景進行了全方位思考。從(cong) 多元現代性視野人手，探討了儒學與(yu) 法治、民主、市民社會(hui) 以及未來中國文化理想之間的關(guan) 係等重要課題，其中借鑒了文化心理學、社會(hui) 學、政治學、人類學、哲學等多個(ge) 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本書(shu) 試圖說明：中國文化的習(xi) 性決(jue) 定了，未來中國的現代性適合於(yu) 走一條倫(lun) 理本位、文化精英主導、治人而非治法的道路，而不能機械照搬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西方現代性模式；儒家夷夏之辨、王霸之辨思想對於(yu) 重鑄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確立行業(ye) 的自治與(yu) 理性化、實現人的尊嚴(yan) 與(yu) 價(jia) 值仍有不可磨滅的意義(yi) 。

作者簡介

方朝暉，安徽省樅陽縣人，哲學博士，1996年4月起在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曆史係正式任教，現為(wei)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曾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在韓國首爾大學、中國台灣佛光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員。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第五屆理事、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等。專(zhuan) 攻領域為(wei) 中國思想史，以儒學及其與(yu) 中國現代性關(guan) 係研究為(wei) 主，主要著作有：《為(wei) “三綱”正名》（2014年）、《“三綱”與(yu) 秩序重建》（2014年）、《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2011年）、《儒家修身九講》（2008/2011/2020年）、《“中學”與(yu) “西學”——重新解讀現代中國學術史》（2002年）、《春秋左傳(chuan) 人物譜》（2001年）等。

目錄  

自序  

新版序  

導論：重鑄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    

——從(cong) 夷夏之辨看     

附：文化與(yu) 文明  

第一章 從(cong) 多元現代性到中國現代性    

從(cong) 文明衝(chong) 突論到多元現代性  

現代性是多元的?  

奇特的東(dong) 亞(ya) 現代性  

追問中國現代性  

第二章 文化模式、文化心理與(yu) 禮治    

文化理論的啟示  

中國文化的關(guan) 係本位特征  

禮是關(guan) 係本位下的最有效製度安排  

為(wei) 什麽(me) 不是“自由”？  

從(cong) “禮”看儒學對中國現代性的意義(yi)  

第三章 儒學與(yu) 民主關(guan) 係再思考    

現代新儒家民主觀若幹觀點  

民主的曆史文化基礎      

重新審視民主  

從(cong) 東(dong) 亞(ya) 文化的特征看民主  

小結：重思儒學與(yu) 民主  

第四章 王霸之辨、行業(ye) 自治與(yu) 儒學    

《左傳(chuan) 》中的史學傳(chuan) 統  

正名與(yu) 行業(ye) 自治  

行業(ye) 自治與(yu) 理性化的曆史  

行業(ye) 自治與(yu) 性善論  

行業(ye) 自治與(yu) 今日王道  

第五章 市民社會(hui) 與(yu) 現代儒學使命    

何為(wei) 市民社會(hui) ？  

何為(wei) 市民/公民？  

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及其匯合  

中國式市民社會(hui)   

市民社會(hui) 對儒學的挑戰  

第六章 文化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    

——文化進化論與(yu) 文化相對論之爭(zheng) 研究     

文化進化論的興(xing) 起  

文化進化論的問題  

文化相對論的批判  

新進化論的啟示  

走出文化進化論      

附錄：中華文明的新形態與(yu) 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參考文獻    

跋    

新版後記    

人名索引    

術語索引          

新版序

本書(shu) 2011年初版，當時書(shu) 名不同。時隔十年，之所以再版此書(shu) ，主要是自認此書(shu) 討論問題的方式至今並未過時，同時也因為(wei) 初版後收到的各種意見有必要回應。下麵我就圍繞這兩(liang) 方麵稍加說明。

2011年8月31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的此書(shu) 初版座談會(hui) 上，陳來、徐友漁、秦暉、秋風、陳明、張國剛、任劍濤、貝淡寧、幹春鬆、彭永捷、楊學功、曹峰等多位學者就本書(shu) 初版的相關(guan) 內(nei) 容進行了討論。批評意見主要來自於(yu) 兩(liang) 方麵，一是以秦暉、徐友漁為(wei) 代表的，認為(wei) 西方現代性特別是民主、人權等內(nei) 容是普世價(jia) 值，儒家的價(jia) 值理想可能更適合於(yu) 西周時期的熟人社會(hui) ，而非主要依賴於(yu) 製度約束的現代社會(hui) ；二是以陳明、秋風等人為(wei) 代表的，認為(wei) 中、西文化都不能用某種抽象的本質絕對化，建立在這種絕對化基礎上的文化模式學說，不足以解釋中國現代性的未來。

對此，我在回應中認為(wei) ，現代性本來就是多元的，秦、徐缺乏文化相對論視野，沒有解答民主等價(jia) 值需依賴於(yu) 具體(ti) 的文化曆史土壤才能有效運作的問題；至於(yu) 文化模式學說作為(wei) 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基礎，本來就不是尋求儒學的先驗基礎，隻是把文化模式作為(wei) 一種經驗科學的假設來解釋儒學和它之間的關(guan) 係。「本次座談會(hui) 內(nei) 容參：《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學術座談會(hui) 發言紀要》，《國學新視野》（何誌平主編），秋季號，漓江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第61—83頁。」

本書(shu) 常常被誤解為(wei) 我試圖將儒學的現代發展建立在文化心理結構這樣一種不靠譜的東(dong) 西之上。這主要是由於(yu) 不理解我的研究方式所致。我研究文化習(xi) 性並非為(wei) 了給現代儒學奠定新的理論基礎這一動機。文化習(xi) 性在我這兒(er) 是中性的，既不褒也不貶，既不是什麽(me) 理論基礎，也不是什麽(me) 價(jia) 值標準，我隻是把它當作不得不麵對的現實。所以，我並不主張一味放任文化習(xi) 性，我是指需要在它的地基上前行，我們(men) 不可能將它連根拔起，不可能對它視而不見。

文化習(xi) 性好比一個(ge) 人的身體(ti) 狀況，是我們(men) 每個(ge) 人生存的基礎和條件，我們(men) 不可能聽任機體(ti) 的欲求發展，那樣有可能導致種種疾病。但如果因為(wei) 一個(ge) 人的身體(ti) 有種種天生的缺陷或疾病而毀棄之，那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對於(yu) 我們(men) 的身體(ti) ，惟一正確的做法也許是“養(yang) ”，其中包括順應、調試、節製等。對於(yu) 文化習(xi) 性同樣如此。文化習(xi) 性是我們(men) 的基礎和現實。無法消除，也不能聽任，需要順應和調節。

也許儒家對文化習(xi) 性的態度最能說明問題，本書(shu) 對禮治的論述體(ti) 現了儒家對文化習(xi) 性的基本態度。儒家主張聖人“人情以為(wei) 田”（《禮運》）、“緣人情而製禮”（《史記·禮書(shu) 》），按照本書(shu) 的思路，這正是指在尊重文化習(xi) 性的基礎上理順它。所以儒家對人情、對文化習(xi) 性的態度是既非消除，也非聽憑。從(cong) 人情的現實出發，儒家治道呈現出與(yu) 西方治道的重要差異，這可幫助我們(men) 理解儒家治道為(wei) 什麽(me) 在中國文化中長盛不衰，以及為(wei) 什麽(me) 比法家、墨家更有生命力。正如中醫看病要根據各人的身體(ti) 狀況因病立方，酌其虛實、強弱、寒熱，不能追求一刀切式的通方。儒家的治道思想也是基於(yu) 中國文化習(xi) 性而來，它在中國文化中長盛不衰的秘密也在於(yu) 此。   

有人認為(wei) ，文化習(xi) 性不是什麽(me) 永恒不變的東(dong) 西，而是一直隨時代變動不居的。這一說法誠然有理，不過我建議批評者看看我所講的文化習(xi) 性（或稱文化心理結構）有什麽(me) 具體(ti) 內(nei) 容，不必過早地下結論。我從(cong) 來沒有籠統地講文化習(xi) 性或文化心理結構，而隻是在講那些經過學者們(men) 大量討論認定、或者經文化心理學大量實驗驗證的特定文化心理，比如我本書(shu) 中講的關(guan) 係本位以及我後來講的團體(ti) 主義(yi) 等。

多年來，我講文化習(xi) 性、文化心理，隻限於(yu) 講其中若幹種——更具體(ti) 地說，是在講此岸/此世取向、關(guan) 係本位和團體(ti) 主義(yi) 等三種文化習(xi) 性（我又稱其為(wei) “文化預設”）對中國文明路徑的塑造，並認為(wei)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它們(men) 仍將塑造我們(men) 的文明路徑，這是我們(men) 理解中國現代性未來的重要基礎。我不是要讚美或消除它們(men) ，但提醒人們(men) 來正視它們(men) 。

因此，本書(shu) 主張中國現代性不能照搬西方，主要是基於(yu) 西方現代性的文化心理土壤與(yu) 我們(men) 不同；本書(shu) 講發揮儒家對中國現代性的塑造作用，不僅(jin) 是因為(wei) 儒家在理論上很高明，主要因為(wei) 儒家更契合中國文化的土壤。長期以來，我一直批評現代中國學界盛行製度決(jue) 定論（有時是政體(ti) 決(jue) 定論），正因為(wei) 這種思想把製度看成脫離文化心理土壤的空中樓閣，基於(yu) 一種想當然的製度理想來理解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和出路。殊不知他們(men) 對“製度”的理解，早已被製度經濟學遠遠超越。隻要他們(men) 稍微研究一下製度經濟學的製度概念，即可發現將製度理解為(wei) 某種硬性的規則或規則體(ti) 係，是多麽(me) 幼稚。本書(shu) 作為(wei) 我從(cong) 文化心理角度研究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關(guan) 係的嚐試，正是基於(yu) 這樣一些想法。

借此次新版，我想簡單談一下本書(shu) 立場與(yu) 李澤厚等人文化心理學說的關(guan) 係。我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念書(shu) 的時候，對於(yu) 李澤厚先生這方麵的思想已有所了解。當時我雖然十分喜歡李澤厚這方麵的思想，但由於(yu) 當時他強調中華民族文化心理主要由儒學塑造，並總結出血緣基礎、實用理性、樂(le) 感文化和天人合一等若幹方麵，與(yu) 我本書(shu) 中的思路區別很大（具體(ti) 原因參本書(shu) 第2章有關(guan) 說明），所以在後來很長時間裏我基本沒有沿著他早期的路子走。也正因如此，我在寫(xie) 作此書(shu) 時，對李澤厚的相關(guan) 思想基本沒關(guan) 注。

但是，我後來發現，李澤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對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看法有了較大變化，他將中國文化心理結構形成的上限推進到“絕地天通”時期或者說巫史傳(chuan) 統之前，對其內(nei) 容的理解也遠遠超出了其當初藉孔子或儒家所總結出的那幾個(ge) 方麵（盡管他本人一直強調他前後觀點的一致性）。和早期的“三論”等書(shu) 相比，李澤厚在《人類學曆史本體(ti) 論》（天津，2008年）、《說巫史傳(chuan) 統》（上海，2012年）、《說文化心理》（上海，2012年）等書(shu) 中較完整地呈現出來的後期有關(guan) 中國文化心理的看法，與(yu) 本書(shu) 有相當接近的地方。我不得不承認，李澤厚在上世紀90年中期以來所形成的有關(guan) 中國文化心理的許多新看法，是早於(yu) 我形成的、迄今國內(nei) 這方麵最有意義(yi) 的有關(guan) 中國文化習(xi) 性的研究之一。

由於(yu) 我在寫(xie) 作此書(shu) 初稿時，對李澤厚文化心理結構思想的後來轉變不了解（當時他的有些論著也尚未出版），我基本於(yu) 上出自個(ge) 人的摸索而形成了本書(shu) 中有關(guan) 中國文化心理的看法，並未受到李澤厚的影響。1997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習(xi) 性與(yu) 中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建構”（《開放時代》，1997年第6期，11/12月號）一文，代表了我這方麵的積極探索和基本思路（或可作為(wei) 我當時未受李澤厚影響的一個(ge) 證據？）。

此後， 2003-2004年赴美進修期間，我閱讀到大量國外文化心理學方麵的論著，從(cong) 而基本上形成了我對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個(ge) 人看法。此後我於(yu) 2013年前後提出中國文化心理結構以此岸/此世取向為(wei) 前提，正是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基礎上個(ge) 人摸索出來的。但我後來發現不少西方漢學家（包括葛蘭(lan) 言、史華茲(zi) 、牟複禮、安樂(le) 哲、李約瑟、葛瑞漢、墨子刻、普鳴等人，也包括華裔學者張光直、杜維明等）也有與(yu) 我相近的見識，這使我非常佩服他們(men) 從(cong) 域外看中國，有時比我們(men) 從(cong) 域中看得更清楚。

我除了受文化人類學、文化心理學相關(guan) 研究的啟發，還受到了另一位學者即孫隆基的啟發。孫隆基雖然最近20多年來在中國大陸不太受重視，但在我看來，孫隆基有關(guan) 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思想，仍然是迄今為(wei) 止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習(xi) 性最深刻的認識之一，其思想深度在有些重要方麵甚至遠遠超過了李澤厚，曾經給我較大的震撼和影響（當然這不是說我完全讚同他的所有觀點）。   

我有關(guan) 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認識，在2014年出版的《“三綱”與(yu) 秩序重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年）中得到了較為(wei) 完整的表達，應該說後者代表我在此書(shu) 2011年初版後的進一步發展。接下來我仍將會(hui) 從(cong) 這一角度來開展對儒家治道以及對中國思想史上其他許多重要問題的解釋。

最後我想說明一點，本書(shu) 各章篇幅懸殊較大（例如第4章1.2萬(wan) 字，第3章6.1萬(wan) 字），主要是因為(wei) 每篇最初均是作為(wei) 一個(ge) 單一專(zhuan) 題完成，並非為(wei) 了一本書(shu) 的計劃而寫(xie) 。我希望讀者在閱讀時不必追求各章之間的銜接與(yu) 篇幅相當，而是把各章作為(wei) 一個(ge) 試圖自圓其說的單一專(zhuan) 題來對待。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於(yu) 清華園

新版後記   

本書(shu) 為(wei) 拙著《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之修訂再版。再版時將書(shu) 名修改為(wei) 《文化、儒學與(yu) 現代性》，非欲混淆視聽，乃為(wei) 名符其實。其實在2011年初版前，我就曾在初稿中將此書(shu) 命名為(wei) 《文化、儒學與(yu) 現代性》，但後來不知何故在正式出版時更名了。現在我覺得還是用這個(ge) 書(shu) 名更妥。

本書(shu) 2011初版後得到的回應，可參：（1）“儒學與(yu) 中國現代性學術座談會(hui) 發言紀要”，載：《國學新視野》（何誌平主編），秋季號，2011年10月，桂林：漓江出版社，頁61-83。後轉載於(yu) 《愛思想網》、《儒家郵報》、《孔子2000》、《觀察者網》等學術網站。（2）唐山，“文化民族主義(yi) 這條死胡同：《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的評論”，《北京晨報》2011年9月2日〈大家悅讀欄目〉；（3）秦暉，“人類的美德：東(dong) 西方是一樣的：從(cong) 方朝暉的《文明的毀滅與(yu) 新生》說開去”，《中國青年報》2011年9月26日02版；（4）春暉，“倫(lun) 理之外，更需製度安排”，《新京報》，2011年10月15日C05（社科）；（5）任劍濤，“文明生態史觀中的儒學與(yu) 現代性”，《文匯讀書(shu) 周報》（第9版）2012年3月9日星期五，後全文發表於(yu) 《愛思想網》2012年4月17日;（5）彭永捷，“回歸中華文明的價(jia) 值理想”，《北京晨報》2011年9月7日C03版；等。（秦、任、彭的書(shu) 評與(yu) 《國學新視野》紀要相關(guan) 內(nei) 容相同）   

這次再版，原來的“前言”此次更為(wei) 舊版序（因為(wei) 從(cong) 內(nei) 容看它更像序言），增加了一個(ge) 新版序，試圖更清楚地表述我的想法，也作為(wei) 對種種意見的回應。此外，我還對各章節劃分、節標題及文字作了一些調整，特別是第3、5、6章分節方式及節標題有所調整。另外，對參考文獻的分布方式也有調整。希望這樣能更好體(ti) 現原作內(nei) 容，也使全書(shu) 體(ti) 例更統一。整體(ti) 上講，沒有對內(nei) 容作大幅改動。

在此，要特別感謝郭齊勇先生對本書(shu) 再版的慷慨支持。郭老師德高望重，支持後學，令人敬佩。孔學堂書(shu) 局陳真先生對本書(shu) 的編輯出版付出大量心血和勞動，也在此深表謝意。

2022年1月6日星期四於(yu) 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