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理”概念中的人與(yu) 治

作者：彭巍（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十七日甲寅

          耶穌2025年2月14日

“法理”是古已有之的中國本土概念，最早出現於(yu) 《漢書(shu) ·宣帝紀》中的一段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乃班固評價(jia) 宣帝的“讚”語。目前，學界主要以兩(liang) 種方式解釋這一最早的“法理”概念。一是作字麵的、狹義(yi) 的理解，認為(wei) 這是指法律，或與(yu) 法律運行相關(guan) 的職能。二是作引申的、寬泛的理解，認為(wei) 在法律規範、法律製度及法律職業(ye) 之外，還包括法律及其內(nei) 在的規律、意旨及正當性，而且以儒家思想為(wei) 基礎。但在圍繞法律本身的解讀之外，還應當注意“法理”概念在古代文獻中主要被用於(yu) 評述“人”或“治”的特定語境和用法。

在對“人”的能力和品格的描述中，有如“明法理”“工法理”“明練法理”“明達法理”“明識法理”“練達法理”“詳練法理”“精練法理”“精達法理”“雅長法理”“曉暢法理”“留意法理”“通於(yu) 法理”等表達。在闡發“法理”對“治”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時更是出現了許多震爍古今的名言，如“匠萬(wan) 物者以繩墨為(wei) 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wei) 本”“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不習(xi) 經史，無以立身；不習(xi) 法理，無以效職”“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言必出於(yu) 公實，行必落於(yu) 法理”。可以說，古代“法理”概念既能夠用以表達具體(ti) 個(ge) 人的特定品格，還能用以表達國家治理的重要遵循。既與(yu) “人”緊密相連，是一群明法通經、奉法循理的“法理之士”；又與(yu) “治”密切相關(guan) ，是嚴(yan) 以察吏、寬以馭民的“法理之治”。

法理之士：

明法通經、奉法循理之“人”

在《漢書(shu) 》的語境中，“法理之士”是對宣帝治下官吏的概稱，這些官吏既是“循吏”，是“良吏”，亦是“文吏”。

“循吏”往往“奉職循理”，奉公盡職，按原則行事，秉持“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可以讓百姓安樂(le) 、風俗淳美。如“循吏”典範黃霸，任廷尉屬官期間“獨用寬和為(wei) 名”“數決(jue) 疑獄，庭中稱平”，而且善於(yu) 治理地方，“力行教化而後誅罰”“以外寬內(nei)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wei) 天下第一”。從(cong) 《漢書(shu) 》記載看，“循吏”在治理地方期間大都善於(yu) 運用法律，能有效處理獄訟。

“良吏”，就是好的官員，在法律運用上也多有可圈點處。《漢書(shu) 》稱宣帝時期“漢世良吏，於(yu) 是為(wei) 盛，稱中興(xing) 焉”。如尹翁歸“為(wei) 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yu) 朝廷”。韓延壽“上禮義(yi) ，好古教化”，與(yu) 郡中長老“議定嫁娶、喪(sang) 祭儀(yi)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如張敞，“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兼用儒家教化和法家刑罰。既是“良吏”又是“酷吏”的嚴(yan) 延年，任河南太守期間以出入人罪的方式抑強扶弱，所製案卷竟能讓人無從(cong) 推翻，使“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

“文吏”，是宣帝所謂“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的“治獄之吏”。宣帝認為(wei) ，刑獄攸關(guan) 百姓性命，運用刑罰的目的是製止奸邪之徒，讓良善的民眾(zhong) 得以安穩生活，官吏既然負責獄訟，就應當使承受刑罰後還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都沒有怨恨，讓受刑之人對審理活動和所受刑罰都心悅誠服。正因如此，這種官吏被稱為(wei) “文吏”，而非“法吏”。如京兆尹趙廣漢在一次解救人質活動中，勸服劫犯釋放人質後，不僅(jin) 跪謝劫犯不殺人質，還在關(guan) 押期間以酒肉款待劫犯，為(wei) 伏誅的劫犯準備棺材並允諾安葬，劫犯臨(lin) 刑都說“死無所恨”。

因此，“法理之士”並非專(zhuan) 司法律或刑獄的廷尉等官吏的代稱，而是泛指一類具有良好法律素養(yang) 、善於(yu) 斷獄並擅長運用法律治理地方的官吏。這些“法理之士”不僅(jin) 長於(yu) “法理”，在“政事”“文學”上也頗有建樹。就“政事”而言，黃霸等人都以“治行”見長；就“文學”而論，許多官吏都曾專(zhuan) 門拜師學習(xi) 《春秋》《尚書(shu) 》等儒家經典，甚至以通曉經典獲得官職。不僅(jin) “法理之士”常常通曉“文學”並長於(yu) “政事”，“政事文學之士”也大都明於(yu) “法理”。所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一語，並非分指三類官吏，而是一種統稱。如果從(cong) 知識結構、入仕途徑、曾任官職這些偏形式的角度強行對宣帝時期的官吏進行分類，不足以反映這種通經明法的綜合素質。《宋史》記載：“宋之中葉，文學法理，鹹精其能。”也是這個(ge) 意思，而不是將士大夫區分為(wei) “文學”“法理”兩(liang) 類群體(ti) 。

法理之治：

嚴(yan) 以察吏、寬以馭民之“治”

《漢書(shu) 》中“孝宣之治”一語，並非“宣帝時期的治理”這般價(jia) 值無涉的描述，而是“宣帝時期天下大治”之意。“治”是“治世”，本身就是對治國成效的肯定。“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是宣帝治國之術，“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等語，則是對治國成效的描繪。

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就是對獎賞遵守承諾，對處罰嚴(yan) 格執行，全麵考察官吏的名位與(yu) 實績是否相符。“賞罰”和“名實”兩(liang) 對範疇是對宣帝治國手段的高度概括。“賞”與(yu) “罰”、“名”與(yu) “實”，在先秦法家思想中都是實現“法”“術”之治的關(guan) 鍵。循“名”以責“實”，以職位和職務來要求官員履行職責，是人君控製臣下的手段，這是“術”的運用。對守法者“賞”，對違法者“罰”，才能保證“法”成為(wei) 官吏民眾(zhong) 一切行動的標準和依據，這是對“法”權威性的保障。這也表明了宣帝之治的法家基調，漢代史籍處處可見宣帝對法家政製特別是法律之治的重視和貫徹。但宣帝之治並非專(zhuan) 任刑名。《漢書(shu) ·元帝紀》記錄了宣帝的著名教誨：“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段話直白地表達了宣帝的治國之道。

宣帝兼采王道和霸道之所長，大量任用通曉儒家經典、能夠施行教化的官吏，同時以法律規章嚴(yan) 格約束和管理官吏，使奸邪之人不敢弄法，百姓的生產(chan) 生活得以安寧，成就了中興(xing) 之世。呂思勉論及漢家“霸王道雜之”時曾言：“宣帝所謂霸，便是法家；所謂王，是儒家；以霸王道雜之，謂以督責之術對付官僚階級，以儒家寬仁之政對待人民。質而言之，便是‘嚴(yan) 以察吏，寬以馭民’，這實在是最合理的治法。”“政事文學法理之士”正是在這一治國理念中湧現的一群有治理才能、能夠實現儒家善治的官吏。

自《漢書(shu) 》以來，中國古代“法理”概念始終表達著“治理”含義(yi) ，強調法律在治理活動中的運用，注重法律的施行過程和現實成效，這與(yu) 今天深受西方學術及學科專(zhuan) 門化影響形成的通常理解有較大差別，後者主要關(guan) 注法律本身，尤其是靜態視角的原理、原則、道理、規律等內(nei) 容。古代“法理”概念的這種含義(yi) 是儒法諸家思想融合的結果，構成了中國古代法律觀念的核心。近年來，當代中國法理學研究中對政法話語進行法理詮釋的研究，對法律運行和法治實踐進行法理提升的研究，以及“法理思維”“法理中國”等新概念的提出和廣泛傳(chuan) 播，都表現出與(yu) 中國古代“法理”概念在思維和觀念上的內(nei) 在一致性。甚至可以說，這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法律文化在當代法治實踐和法學研究中的複興(xing)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傳(chuan) 統法理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研究”（22CFX052）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