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曆史縱深與(yu) 世界意涵

作者：北京大學黨(dang) 委宣傳(chuan) 部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臘月十七日乙酉

          耶穌2025年1月16日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偉(wei) 大的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為(wei) 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圖為(wei) 在景山上拍攝的北京故宮。新華社記者 陳曄華 攝

中國之所以是大國，不僅(jin) 在於(yu) 疆域廣大、人口眾(zhong) 多，更在於(yu) 她“充實而有光輝”，有著高度發達的文化。國家之大，文化是最光彩的標識。沒有文化認同，就不能凝聚起億(yi) 萬(wan) 人心，沒有文化自信，就不能自立於(yu) 世界，而文化主體(ti) 性，則是認同與(yu) 自信的根基。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深刻指出：“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曆來重視文化，新時代我們(men) 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的基礎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men) 的文化主體(ti) 性。”

任何一國的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都必須牢固確立自己的主體(ti) 性。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在其五千年之久的曆史縱深和獨樹一幟的世界意涵中得以彰顯；而對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強調，正是習(xi) 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

“宅茲(zi) 中國”

在構建國家文化特征和國人身份認同時，有的國家會(hui) 訴諸抽象的概念。而中國的選擇是“曆史”，曆史是解開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核心密碼。

1963年陝西寶雞出土的西周銅器何尊，用122個(ge) 字的銘文記錄商亡周興(xing) 的故事。其中有四個(ge) 字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guan) 注——“宅茲(zi) 中國”。雖然這裏的“中國”還隻是地理上的方位詞，但在形與(yu) 意的結合裏流露出對“國之中央”、“天下四方中心”的自覺思考，中國的文明史由此展開。

《尚書(shu) 》載：“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yu) 先王。”《詩經·大雅·民勞》又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這裏描述的是先秦時期理想中的“中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這裏的“中國”並不是一個(ge) 地理的概念，而是有著鮮明的文化特性——吾土吾民，文化之根。“中國”可以在夏的二裏頭，可以在商的殷，可以在周的豐(feng) 鎬和洛邑，政治都城可能會(hui) 隨著朝代興(xing) 衰而變動，但文化認同不會(hui)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在這樣的文化認同裏，文明社會(hui) 初步形成，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也由此覺醒。與(yu) 之伴生的，是元氣淋漓的文化興(xing) 衍，禮樂(le) 製度、工藝器物、詩歌文章，還有諸子百家學說，共同造就了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成為(wei) 後世思想的源頭典範。

無論秦漢的“大一統”，還是盛唐的“九天閶闔開宮殿”，都是中國文化生機與(yu) 活力的體(ti) 現。中國文化從(cong) 民族融合裏，提煉自己的特性；在絲(si) 路交流中，強化自己的主體(ti) 性。在這漫長的曆史裏，有了儒學的獨崇地位，有了道教的興(xing) 起，有了佛教的東(dong) 來。中國曆史上的三教會(hui) 通，根始終紮在中國大地。

到了宋明，中國文化迎來又一次高峰。麵對周邊政權的威脅，宋人將“居安思危”的底線思維注入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在重塑正統秩序的同時，強調樸素的道德情感，“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中國文化的道德主體(ti) ，就在這天理人欲之辯中凸顯。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更是將道德主體(ti) 與(yu) 人性解放交織在一起，推動士人文化走入市井走入民間。因此宋明之際不僅(jin) 有宋明理學，還有井水處流傳(chuan) 的宋詞元曲，有媲美莎翁戲的《牡丹亭》，有流傳(chuan) 至今的《水滸傳(chuan) 》《三國演義(yi) 》《西遊記》。中國文化在此時出現新一輪盛世，邁向新的高峰。

到了清前中期，“道統”與(yu) “治統”合於(yu) 一身，極大地影響了清代的學術，加之“同文之治”的文化特色，不僅(jin) 增加了國家認同，也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法國學者維吉爾·比諾曾寫(xie) 道：“當人們(men) 翻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經濟學家撰寫(xie) 的作品、遊記或報刊文章時，會(hui) 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名字是如此頻繁地出現，激起了那麽(me) 多的讚譽之詞。”可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道德文教也難以動搖“船堅炮利”的現實。“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民族蒙恥，文明蒙塵”，近代中國的文化主體(ti) 性受到了多方麵的挑戰，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同時，中國人又看到，“先生”總是在欺侮“學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謂“文明國家”製造的野蠻場景與(yu) 關(guan) 於(yu) 中國主權的荒誕結果，打破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迷思。當時的有識之士，紛紛提出中國現代化轉型到底要轉到哪裏去的大問題。特別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跳出了當時的“中西之辨”，紮根“吾土吾民”、麵向未來提出“第三種文明”“社會(hui) 主義(yi) 文明”，並以我為(wei) 主體(ti) 思考世界。現代意義(yi) 上的民族國家意識進一步形成。

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中指出，“倫(lun) 理的覺悟，為(wei) 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魯迅在《摩羅詩力說》論及文化自覺的巨大效應，從(cong) 詩歌及文藝形式的比較觀出發，而振聾發聵之處落於(yu) “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yu) 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五四”的新文化意義(yi) 與(yu) 革命性，與(yu) 延安文藝運動、社會(hui) 主義(yi) 文藝建設探索有著目標同一性，都在圍繞新的中國話語、新的民族形式如何形成。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寫(xie) 作於(yu) 抗戰時期的“貞元六書(shu) ”提出“舊邦新命”，其中的“新”便是文化之新，自覺地提出再造一種“別共殊”即超越中西文化對立的新文化，此後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yi) 後，他更強調“中國特色”，認為(wei) 這必然是深深植根於(yu) 民族的曆史發展和精神傳(chuan) 統之中，問題意識集中到了如何傳(chuan) 承和創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

上世紀九十年代，費孝通的“文化自覺”論引發人文學界普遍反響，“自知之明是為(wei) 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jue) 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在近十餘(yu) 年的時間裏，不同代際的中國文化人共同把目光聚焦於(yu) 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上，民族的“自我”被現代觀念的熱能重新鍍亮，並被更成熟的大眾(zhong) 文化形式引燃，釋放出極富時代感的文化創造活力。

如今，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何以中國”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時代意涵。未來的人回望我們(men) 的時代，將一如今人凝視泱泱中華的源流匯聚。民族複興(xing) 、中國道路，當今文化思潮反複討論的兩(liang) 個(ge) 核心議題，由“兩(liang) 個(ge) 結合”特別是“第二個(ge) 結合”提綱挈領地開辟出創新空間，我們(men) 又一次強烈感受到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凸顯，這將為(wei) 中國曆史的展開打開極壯麗(li) 的宏大空間。

“世界曆史的形成”

“世界曆史的形成”理論是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yu) 日益完善的生產(chan) 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曆史也就越是成為(wei) 世界曆史。”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構想了前人所未曾想象過的世界。在他們(men) 的筆下，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辯證圖景徐徐展開：社會(hui) 形態的演進與(yu) 世界範圍的融合同時並舉(ju) ，兩(liang) 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正是這種縱向的升級發展與(yu) 橫向的整體(ti) 性發展之間的交織互動，使得世界曆史呈現出豐(feng) 富多樣的發展態勢。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之所以有如此恢弘的曆史想象力，在於(yu) 他們(men) 對於(yu) 人類交往特別是精神交往的研究與(yu) 強調。

人類曆史表明，交往產(chan) 生了文明、擴散了文明，特別是不同文化圈之間的交往，顯著地加速了“世界曆史的形成”。精神的交往表現為(wei) 不同主體(ti) 之間的交流，對於(yu) 文明與(yu) 文明之間的關(guan) 係來說，就是文明交流互鑒。中華文明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中國不僅(jin) 是一個(ge) 國家，也是文化生命體(ti) ，在曆史上的文明交流互鑒中一直是重要的參與(yu) 者。特別是古今“一帶一路”，以商品為(wei) 載體(ti) 的交往也傳(chuan) 播著東(dong) 西方的文化符號及其意義(yi) ，為(wei) 道路兩(liang) 端的文明不斷注入新的活力。是曆史的幸運也是曆史的必然，古代絲(si) 綢之路的東(dong) 方起點——中國，其文化保持了長期的延續性，保存了大量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物質遺存與(yu) 思想元素。如今，在中國很多邊疆省份的博物館裏，都能看到帶有顯著異域文化色彩的文物。古代中國麵對外來文明所體(ti) 現的開放包容的心態，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不斷豐(feng) 富壯大的重要原因，也構成了中國文化的顯著特征。古代中國參與(yu) 文明交流與(yu) 互鑒的曆史啟示當下，保持文化主體(ti) 性當然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同時比較、借鑒也為(wei) 文化主體(ti) 性注入了新的意涵，使文化主體(ti) 性在文明發展進程中不斷被擦亮。

中華文明在近代遭受了劇烈的“舊邦新造”過程，本質上就是古老中國探索成為(wei) 現代世界曆史的能動主體(ti) 。“曆史選擇了馬克思主義(yi) ”有著深刻的現實依據和曆史邏輯，馬克思主義(yi) 引入中國，與(yu) 中華文化高度契合、內(nei) 在融通，在中國現代曆史上產(chan) 生了“深刻的化學反應”，挽救了民族危亡，並實現了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這場化學反應的產(chan) 物，是冠以“中國”二字的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麵對馬克思主義(yi) 時，重視其所蘊含的強大真理力量，結合中國現實形成了極富能動性的理論，又將馬克思主義(yi) 融入中國文化，使主義(yi) 朝著主義(yi) 創立者當年暢想的人類未來繼續前進。馬克思主義(yi) 進入中國、融入中國的曆史，是在“世界曆史的形成”背景下實現的，是馬克思主義(yi) 交往理論的生動實踐，也證明了文化主體(ti) 性在精神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以我為(wei) 主”，在新的曆史起點建設文化強國

對文化主體(ti) 性的強調，往往是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前奏和必要準備。文化主體(ti) 性使文化有了深深紮入土壤的“根”，獲得了利用外部環境不斷生長的基本條件，枝葉與(yu) 花朵才有了出現的可能。

從(cong) 人類曆史來看，文化主體(ti) 性形成意味著人類曆史由區域曆史走向世界曆史的敘事。中國文化具有鮮明的主體(ti) 性意識，這是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時體(ti) 現出的強大特質和精神力量。中國是一個(ge) “充實而有光輝”的大國，必然曆史性地承擔起構建世界秩序新敘事的責任，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也將與(yu) 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一道，從(cong) 各美其美走向美人之美、美美與(yu) 共。

在新的曆史起點建設文化強國，當代中國銜接的是曆史與(yu) 未來，麵對的是中國與(yu) 世界，要立足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華大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主體(ti) 性的意義(yi) 尤為(wei) 突出。特別是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日益活躍、新的文化技術與(yu) 文化生產(chan) 模式不斷豐(feng) 富的時代，文化強國建設更要明確堅持什麽(me) ，並在堅持的基礎上拓展創新的最大空間。以習(xi) 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文化強國建設，特別要把握這一思想明體(ti) 達用、體(ti) 用貫通的鮮明特征。

“兩(liang) 個(ge) 結合”特別是“第二個(ge) 結合”，體(ti) 現著習(xi) 近平文化思想之體(ti) ：馬克思主義(yi) 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yi) 的文化生命，推動馬克思主義(yi) 在中國、在中國的新時代實現新飛躍。“第二個(ge) 結合”確立了新時代文化意義(yi) 上的中國，再次擦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ti) 性，使中國文化以更加主動的姿態、更加鮮明的特色參與(yu) 到人類文明交流與(yu) 互鑒的大曆史之中，為(wei) 世界曆史的進一步演進與(yu) 發展帶來了新的活力。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