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研究的三重辨析

作者：吳根友  傅佳一

來源：《倫(lun) 理學研究》2024年第6期

摘要：麵對中國社會(hui) 和文化的轉型，活躍在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對傳(chuan) 統儒家家庭倫(lun) 理有著持續性的討論和反思，試圖開辟一條重構現代家庭倫(lun) 理的道路。近三十年來，當代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亦給予了多方麵關(guan) 注，從(cong) 不同角度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進行掘發，既有肯定、認同，也有否定、批判。依照傳(chuan) 統性、現代性、個(ge) 體(ti) 性三個(ge) 方麵對近三十年有關(guan)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研究進行學術梳理與(yu) 辨析，一方麵，可為(wei) 繼續深入研究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提供學術前緣，另一方麵，也可借助對這些研究成果的辨析和反思，為(wei) 當代及未來中國社會(hui) 的家庭倫(lun) 理建設，提供有益的思想啟迪。

關(guan) 鍵詞： 現代新儒家  家庭倫(lun) 理  三重辨析

作者簡介：吳根友，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文明對話高等研究院院長；傅佳一，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家庭倫(lun) 理是儒家倫(lun) 理思想的核心論域之一，也是古今儒學共享的思想問題之一。傳(chuan) 統儒家家庭倫(lun) 理以孝為(wei) 核心，以仁孝、忠孝為(wei) 主要理論建構模式，配合政治、經濟、選官等相關(guan) 製度，成為(wei) 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基本倫(lun) 理秩序之基礎或曰出發點。20世紀以來，隨著傳(chuan) 統社會(hui) 秩序的崩塌和西方近現代思想文化的不斷湧入，儒學包括傳(chuan) 統儒家家庭倫(lun) 理遇到前所未有的衝(chong) 擊與(yu) 挑戰。作為(wei) 社會(hui) 基本細胞的家庭，其結構與(yu) 功能以及相關(guan) 的生活方式、倫(lun) 理關(guan) 係、價(jia) 值觀念等也同時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核心家庭逐步取代了大家庭和主幹家庭；傳(chuan) 統社會(hui) 以血緣親(qin) 子縱貫之軸為(wei) 核心的家庭倫(lun) 理逐步轉化為(wei) 以男女情感的橫向夫妻關(guan) 係為(wei) 基礎的家庭倫(lun) 理；父母子女之間的縱向關(guan) 係也不再以傳(chuan) 統孝道為(wei) 核心，而主要表現為(wei) 父母關(guan) 懷孩子成長的“向下關(guan) 懷”的新家庭倫(lun) 理。這種隨時代發展變化而產(chan) 生的家庭倫(lun) 理關(guan) 係中心與(yu) 重心的深刻變化與(yu) 位移，使得儒學和傳(chuan) 統儒家家庭倫(lun) 理長期成為(wei) 被反思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但是，活躍在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①逆時代潮流而行之，堅決(jue) 地扛起了護衛和更新儒學（包括家庭倫(lun) 理）的旗幟，並對其進行持續地討論和反思，試圖“承接傳(chuan) 統，繼往開來，以對應現實問題和外來挑戰”[1]（282），開辟一條重構中國式現代家庭倫(lun) 理的道路。

嚴(yan) 格意義(yi) 上講，現代新儒家“還難得算是過去的曆史，它近在眼前”[1]（282）。20世紀80年代中期，內(nei) 地學術界對於(yu) 現代新儒家的研究才真正開始起步。“現代新儒學思想研究”曾被確立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七五”和“八五”規劃重點課題，但其重點主要放在思想史、文化史等宏觀方麵，對於(yu) 家庭倫(lun) 理思想等微觀方麵的研究涉獵尚少。1990年以後，一些研究者開始關(guan) 注現代新儒家的家庭倫(lun) 理思想，有了一些專(zhuan) 項專(zhuan) 題的考察與(yu) 研究，但還處在比較清冷的狀態①。從(cong) 學術層麵講，如果不研究現代新儒家關(guan) 於(yu) 家庭倫(lun) 理的思想，對於(yu) 現代新儒家的研究似乎就無法找到屬於(yu) 他們(men) 的思想之根。本文嚐試對當代中國研究者②在近三十年關(guan) 於(yu)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研究成果進行考察與(yu) 簡要述評，為(wei) 進一步深入研究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提供一個(ge) 初步的學術基礎。

限於(yu) 篇幅，本文主要涉及兩(liang) 個(ge) 領域：一是對現代新儒家研究領域中關(guan) 於(yu) 家庭倫(lun) 理研究的成果予以考察，二是在對儒家家庭倫(lun) 理及相關(guan) 領域中關(guan) 涉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成果予以考察。因相關(guan) 研究成果較為(wei) 分散，為(wei) 了方便敘述，筆者將當代研究者考察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主要成果集中到傳(chuan) 統性、現代性和個(ge) 體(ti) 性三個(ge) 視角進行辨析。這三重辨析的出發點、思想立場、價(jia) 值取舍各有特色，有助於(yu) 我們(men) 更加全麵地認識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理論得失，為(wei) 進一步深化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研究提供思想與(yu) 學術前緣。鑒於(yu) 材料的多樣化和分散性，本文涉及的研究者及相關(guan) 文獻難免有所遺漏，希冀方家教正。

一、“返本開新”與(yu) “因循守舊”的極化評價(jia) ——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傳(chuan) 統性之辨析

現代新儒家之所以被稱為(wei) “儒家”，主要原因就是他們(men) 維護儒家的核心思想並以發揚儒家思想為(wei) 己任，認定家庭倫(lun) 理為(wei) 儒家文化的核心，信奉孝德的根本性和永恒性。當代研究者首先關(guan) 注到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傳(chuan) 統性這一麵向，並對之展開辨析，對於(yu) 其中的“儒家”思想成分加以評析。現代新儒家群體(ti) 曾鮮明地提出“返本開新”說，即基於(yu) 包括儒家家庭倫(lun) 理在內(nei) 的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開出時代之“新”。而研究者對這種“返本”是否會(hui) 導致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守舊”色彩，則產(chan) 生了較為(wei) 極化的評價(jia) 。

肯定一派的研究者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很好地繼承了儒家傳(chuan) 統家庭倫(lun) 理合理和精華的部分，其家庭倫(lun) 理既未脫離儒家倫(lun) 理的基本範疇和討論視域，又在堅持不脫離民族化和自身特有的倫(lun) 理傳(chuan) 統基礎上，力圖將中國傳(chuan) 統儒家家庭倫(lun) 理進行改造，可以稱之為(wei) “返本開新”。這主要體(ti) 現在文化與(yu) 政治兩(liang) 個(ge) 方麵：

對於(yu) 文化方麵的“返本開新”之肯定，又主要涉及兩(liang) 個(ge) 麵向：一是認同現代新儒家以重孝和禮樂(le) 文化作為(wei) 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基本思路。於(yu) 文博等人比較認可馬一浮孝論中“孝為(wei) 德本”《孝經》為(wei) 六藝之本等觀點及其在哲學體(ti) 係的構建、倫(lun) 理德性的提升、精神信仰的支撐等方麵對家庭倫(lun) 理建設帶來的正麵作用[2]（64）。李宗桂也認同唐君毅將中國文化概括為(wei) 以孝德為(wei) 基礎的“禮樂(le) 文化”，稱中國家庭中所表現的子女對父母的孝、弟弟對兄長的順，以及夫婦之間的敬，都是依於(yu) 禮樂(le) 的家庭生活[3]（28）。肖群忠提出，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對孝道精神之於(yu) 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hui) 的深遠影響，都給予精辟的闡發，充分肯定了孝的人文意義(yi) [4]（94）。二是對現代新儒家將家庭倫(lun) 理視作中國文化的出發點和民族生命的寄托處的價(jia) 值予以充分地肯認。其中陳來[5]（9-10）、楊澤波[6]（57）肯定了梁漱溟從(cong) 家庭倫(lun) 理生活中提煉出的“道德代宗教”之說。方熹還特別注重梁漱溟在家庭倫(lun) 理中發掘的情感內(nei) 核，認為(wei) 梁漱溟的家庭倫(lun) 理思想對於(yu) 建設倫(lun) 理情誼社會(hui) 具有關(guan) 鍵性作用，這種以情相待的人際關(guan) 係倫(lun) 理帶給人民情感上的諸多認同[7]（66）。

對政治方麵的“返本開新”之肯定，集中在對現代新儒家關(guan) 於(yu) 家庭倫(lun) 理與(yu) 政治關(guan) 係的處理上。眾(zhong) 所周知，儒家家庭倫(lun) 理與(yu) 政治緊密關(guan) 聯，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儒家家庭倫(lun) 理曾在權力交接、選官製度、法律法規等方麵深度參與(yu) 了政治建構，但是這種深度參與(yu) 也曾使傳(chuan) 統家庭倫(lun) 理顯現種種弊端。研究者發現，現代新儒家重思傳(chuan) 統家庭倫(lun) 理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主要有三個(ge) 思想來源：一是傳(chuan) 統儒家與(yu) 陽明學思想的直接影響，如劉增光考察到熊十力主張孝德而不同意政治化的孝，是通過對陽明心學中良知觀念的吸收，將事親(qin) 、忠君、仁民看作平行而非推移關(guan) 係[8]（10）；而任劍濤、蔡誌棟、孫清海等人認為(wei) 徐複觀對仁與(yu) 孝、忠與(yu) 孝的區分，以及對先秦孝道和秦漢專(zhuan) 製社會(hui) 之後孝道的區分，是來源於(yu) 對孟子和孔子重孝思想之繼承，認為(wei) 徐複觀反思了孟子之說過於(yu) 勾連孝道與(yu) 良知良能的不足以及在忠孝之間未能給出清晰界限的理論不足，還以為(wei) 徐複觀重視孔子與(yu) 孝道以及政治行為(wei) 、政治約束轉向每個(ge) 人內(nei) 心中“天性之愛”是重要思想貢獻。二是援佛入儒的思想路徑，如於(yu) 文博指出馬一浮的《孝經》將“五孝”這一政治性較強的內(nei) 容轉化為(wei) 倫(lun) 理性的解釋，眾(zhong) 生的生命主體(ti) 是正報，而“五孝”因修養(yang) 程度不同所達到的境界也不同，屬於(yu) 依報，依正不二而又隨轉，這就提升了道德主體(ti) 自身的能動性；其孝論是對真諦俗諦、依報正報這兩(liang) 對佛學概念的吸收，將政治意涵置換為(wei) 道德意涵，馬一浮是“借助佛教概念表達了他作為(wei) 儒者的深刻思考”[2]（70）。三是揭示西方哲學思想對於(yu) 現代新儒家的家庭倫(lun) 理建構的影響，如周浩翔十分推崇徐複觀對孝道思想形成、演變的考察所使用的“現象學”還原，把原初的孝德從(cong) 孝的曆史境遇化視角進行表達，將漢“移孝作忠”的觀念從(cong) “孝弟力田”的政策中剝離出來，從(cong) 而澄清孔孟孝道的真實意涵，凸顯原始儒家倫(lun) 理的真精神，避免了五四時期對孝道和家的偏見和誤解，從(cong) 思想史的觀念迷霧中探尋儒家思想發展變遷的真相[9]（102）。

對此持質疑甚至否定態度的研究者包括鄭家棟、崔海亮等。他們(men) 的大致意見是，現代新儒家對家庭倫(lun) 理的研究有明顯的理論和時代局限性，並且總體(ti) 上未能擺脫傳(chuan) 統儒學的局限性，表現出“因循守舊”的特征。具體(ti) 到孝的方麵，鄭家棟認為(wei) ，“孝”的觀念在當代新儒家的理論中隻具有“非常邊緣的意義(yi) ”，認為(wei) 杜維明否定了父子關(guan) 係在儒家思想中的特殊意義(yi) ，這基本可以代表當代新儒家的詮釋向度；哪怕杜維明依然堅持孝順、悌愛、友誼利於(yu) 精神發展，但仍隻局限於(yu) 理念層麵，引述的具體(ti) 材料十分稀少，不具備太多的現實意義(yi) [10]（60）。崔海亮針對孝論，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對儒家傳(chuan) 統倫(lun) 理道德貫徹的努力整體(ti) 上“收效並不大”，哪怕是想繼續複興(xing) 儒學，也缺乏切實可行的係統方案和製度保證[11]（99）。

概略地看，在上述極化的諸評價(jia) 中，肯定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作者較多，批評者相對處於(yu) 弱勢。肯定一係的作者主要是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中有關(guan) 孝德重要性的論述予以肯定，而且也肯定了現代新儒家維護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立場，以及基於(yu) 傳(chuan) 統儒家思想的基礎而開中國文化新方向的思想企圖，與(yu) 全盤西化流派構成了思想的張力。質疑或否定一係的作者，其主要觀點是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在本質上並沒有脫離傳(chuan) 統儒家道德體(ti) 係，沒有多少“開新”的成分。筆者認為(wei) ，兩(liang) 派的觀點都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他們(men) 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中傳(chuan) 統性內(nei) 容的認識還不夠具體(ti)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雖然標舉(ju) 返“本”，但這個(ge) “本”的具體(ti) 內(nei) 容是否等於(yu) “守舊”，其本身是否就具有“開新”的內(nei) 容，還值得細究。

二、“現代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有限”的相對性評價(jia) ——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現代性之辨析

儒家家庭倫(lun) 理在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中曾經起到過維護家庭和睦、維持社會(hui) 秩序、形成良好美德等持久性的作用。但在現代社會(hui) ，儒家家庭倫(lun) 理是否仍具實踐價(jia) 值，特別是現代新儒家倡導的家庭倫(lun) 理思想能否繼續適用，對此的回答必然牽涉其中的“現代性”問題。當代研究者就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現代性這一麵向也展開了諸多辨析，並把它與(yu)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緊密聯係起來。孫清海就曾極富針對性地提出過這樣的追問：“儒家孝道真的是‘現代性’的絆腳石嗎？真的毫無價(jia) 值應該批判去除嗎？”[12]（10）筆者發現，相較於(yu) 一些研究者著重辨析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中的傳(chuan) 統性對於(yu) “開新”的可能性之評價(jia) 方麵所呈現出的觀點，關(guan) 於(yu) 其所具有的現代性性質之辨析，則更多圍繞其思想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有無”而形成了旗鼓相當且頗具思想張力的評價(jia) ，顯示出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時代意義(yi) 的極大興(xing) 趣。這些辨析也大致可分成肯定和質疑甚至否定兩(liang) 派。簡潔地講，肯定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具有現代價(jia) 值的，主要表現在三個(ge) 方麵：

其一，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已經對以孝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和道德權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和補充，可以適應現代社會(hui) 。如陳來認為(wei) ，實存的現代社會(hui) 不能“僅(jin) 靠”現代性而存在，無論是賀麟結合現代生活重新闡釋三綱和五倫(lun) ，還是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傳(chuan) 統道德中的“不變的道德”仍可用來組織社會(hui) 和調節精神生活，都在兼求傳(chuan) 統道德與(yu) 現代性的結合，他們(men) 皆對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根據時代加以調整、批判、補充”[13]（29）。左玉河分析了賀麟著力於(yu) 對傳(chuan) 統“五倫(lun) ”觀念及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謝幼偉(wei) 等人著力於(yu) 對傳(chuan) 統“忠孝”觀念進行的闡釋和現代轉化，認為(wei) 這些觀點都可以成為(wei) 研究中國傳(chuan) 統道德現代化的重要途徑，雖然他們(men) 的現代闡釋是初步的，但後繼者需要沿著這種方式推進轉化[14]（155）。方朝暉則仍然比較堅決(jue) 地認為(wei) ，三綱符合正常人的基本道德或良知，“仁、義(yi) 、忠、信可以成為(wei) 推動中國社會(hui) 進步和發展的核心價(jia) 值”，三綱甚至是“未來中國實現健全民主的條件之一”[15]（52）。

其二，現代新儒家的家庭倫(lun) 理在內(nei) 核層麵明顯進行了麵向現代化的新構建。這種構建一是基於(yu) 對西方哲學的吸收，如高力克指出，賀麟五倫(lun) 思想之“新”建立在對西方哲學思想的選擇和吸收之上，這種“儒化的現代性”關(guan) 乎中國現代化的成敗，也關(guan) 乎儒學和中國文化的未來[16]（95）。二是這種構建更為(wei) 隱性地融合了中西觀點，並構架出新的家庭倫(lun) 理內(nei) 核範疇，尤其體(ti) 現在唐君毅以“道德理性”這一新範疇討論男女夫妻關(guan) 係上。“道德理性”一詞可以說是第二代現代新儒家為(wei) 進一步深化哲學討論而創造並共同使用的新詞，唐君毅曾以“文化意識與(yu) 道德理性”作為(wei) 書(shu) 名。陳張林、王水龍等人考察到唐君毅以“道德理性”重鑄家庭倫(lun) 理尤其是婚姻的內(nei) 核問題。陳張林認為(wei) ，唐君毅的家庭哲學思想與(yu) 經驗的、社會(hui) 學的對家庭認識不同，其以超越的道德理性、道德自我為(wei) 基線，縱貫地論證、肯認了家庭之當然性及家庭道德之必然性，並有嚴(yan) 密的論證和鮮明的觀點，這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建構適合時代、提振家庭信心的家庭哲學具有重要意義(yi) [17]（41）。王水龍、陳支那梳理了唐君毅基於(yu) 道德理性從(cong) 形上學角度闡述的“道德家庭觀”，認為(wei) 其將內(nei) 化的道德理性發用為(wei) 外在的家庭活動實踐，可用以解決(jue) 當代社會(hui) 市場經濟體(ti) 製衝(chong) 擊下的夫妻離婚、親(qin) 子衝(chong) 突、兄弟鬩牆等家庭危機[18]（153）。

其三，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勝過西方家庭價(jia) 值觀，具有全球視野。這是當代研究者在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現代性肯認中相對最為(wei) 樂(le) 觀的審視。胡治洪高度評價(jia) 杜維明在全球化條件下對包含以家庭和相關(guan) 倫(lun) 理作為(wei) 社群部分的儒家文化、東(dong) 方傳(chuan) 統超越西方排斥性的人文主義(yi) 的主張，高度認同這種觀點有獲得作為(wei) “普世價(jia) 值全球倫(lun) 理之精神資源”的現實可能性[19]（319）。徐誌偉(wei) 認為(wei) ，梁漱溟相信重建以“家庭”和“倫(lun) 理”為(wei) 特征的中國社會(hui) 結構，將引導中國走上一條超越資本主義(yi) 的現代道路，這意味著梁漱溟已經在全球視野裏探索理論和製度的創新[20]（139-140）。

當然，在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現代性的問題上，也不乏質疑甚至否定的聲音。他們(men) 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現代意義(yi) 有限。持有此種觀點的研究者，大體(ti) 上也提供了三個(ge) 方麵的理由：

其一，現代新儒家所捍衛的家庭倫(lun) 理隻有曆史意義(yi) 而沒有現實意義(yi) ，或者說其理論設想與(yu) 現實應用存在較大的差距。如李存山不讚同賀麟用哲學的觀點和客觀的文化思想史立場詮釋的“三綱”的意義(yi) ，隻承認“三綱”有一定的曆史意義(yi) ，否認其至今仍有“現實意義(yi) ”[21]（33）。孫長虹則認為(wei) ，若如唐君毅所說，通過“體(ti) 證和自我反省”就能實現對家庭道德和社會(hui) 道德的貫通，這顯然忽視了應然與(yu) 實然的差別，片麵誇大了道德自覺的作用，太過理想化[22]（74）。

其二，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由於(yu) 受到時代背景、思維結構和社會(hui) 條件的局限，較難實現現代轉化，哪怕已經根據時代進行更新，仍然不符合時代潮流。這種批評主要針對第一代新儒家。聶文軍(jun) 擔憂梁漱溟以家庭為(wei) 核心、社會(hui) 一切組織的原則都來源於(yu) 家庭倫(lun) 理這種“儒家道德的泛化”或“倫(lun) 理本位”，認為(wei) 其缺陷是極端缺乏建設性而止於(yu) 道德，束縛了社會(hui) 生產(chan) 並使其停滯不前，甚至“至今仍嚴(yan) 重製約著我國社會(hui) 的發展”[23]（21）。唐凱麟、王澤應雖然認可賀麟促使儒家倫(lun) 理現代化的努力，但也指出賀麟試圖把三綱五倫(lun) 移植到現代中國社會(hui) ，反映了其認識的片麵性和倫(lun) 理保守主義(yi) 傾(qing) 向，這也成為(wei) 其倫(lun) 理思想的嚴(yan) 重缺陷與(yu) 錯誤[24]（181）。此外，柴文華認為(wei) ，無論是梁漱溟還是馬一浮所持有的包括孝悌論在內(nei) 的中國傳(chuan) 統道德觀，在中國現代文化的背景下，其所說的儒家倫(lun) 理精神都“過於(yu) 理想化”甚至“迂腐”；無論是傳(chuan) 統還是新的儒學，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征途中都“隻能處於(yu) 社會(hui) 的邊緣”[25]（208-209）。陳來特別指出，在現代社會(hui) ，梁漱溟所謂“始於(yu) 家庭”的傳(chuan) 統倫(lun) 理能否適用於(yu) 工商為(wei) 本的現代社會(hui) 之人際關(guan) 係，並非沒有疑問，仍需麵對“現代性”的挑戰[5]（11）。

其三，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仍然會(hui) 影響公私關(guan) 係的界限，盡管他們(men) 已經在努力防止家庭和社會(hui) 的對立，但在處理現代社會(hui) 的公私關(guan) 係上仍有疏忽。如廖濟忠認為(wei) ，家庭倫(lun) 理生活的價(jia) 值被梁漱溟“無限放大”了，梁漱溟認為(wei) 需要從(cong) 家庭通向社會(hui) ，但現代社會(hui) 則要求二者斷開，否則容易出現私德對公德的敗壞，因而隻能在嚴(yan) 格分明家庭生活與(yu) 公共界限的情況下認取其家庭倫(lun) 理中美妙而有限的價(jia) 值[26]（31）。孫長虹則認為(wei) ，雖然唐君毅克服了把家庭道德與(yu) 社會(hui) 道德二元對立的錯誤看法，但其同時也有抹殺家庭特殊性的傾(qing) 向，忽視了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以個(ge) 人及家庭私利危害社會(hui) 公義(yi) 的現象和事實，沒有對這些現象和事實進行理論分析並提出解決(jue) 方案，從(cong) 而影響其研究深度[22]（74）。

上述的這些評價(jia) 主要是圍繞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是否具有足夠的“現代性”而展開的辨析。筆者以為(wei) ，價(jia) 值和意義(yi) “有無”之判斷，會(hui) 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因而往往是相對的。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因有意識地麵對現代化構建進行了調整，無疑具有一定的現代價(jia) 值；但又因時代背景、思維慣性和理論結構所製約，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代研究者從(cong) 現代性的多重解讀出發，有肯定、有質疑，能夠為(wei) 我們(men) 加深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全麵理解和進行批判性思考提供新的角度。

三、“解放個(ge) 性”與(yu) “犧牲個(ge) 性”的對立性評價(jia) ——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個(ge) 體(ti) 性內(nei) 容之辨析

進入20世紀以後，傳(chuan) 統儒家的倫(lun) 理思想受到各種文化思潮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非孝”“毀家”之說的衝(chong) 擊，特別是其家庭倫(lun) 理經受了十分嚴(yan) 厲的批判和抨擊。批判者所強調的要旨是帶有威權主義(yi) 特征的儒家倫(lun) 理學和家庭倫(lun) 理思想與(yu) 自由平等、追求個(ge) 性解放等現代價(jia) 值理想衝(chong) 突與(yu) 對立。對於(yu) 現代社會(hui) 來說，是否尊重個(ge) 體(ti) 自由發展，是衡量其進步與(yu) 否的重要標準之一。因此，近三十年來，當代研究者特別聚焦於(yu) 個(ge) 體(ti) 性的視角，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進行反思與(yu) 考察。一些研究者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也強調個(ge) 體(ti) 性，保護和肯定人的個(ge) 性，並激發人的道德天性和良知良能，同時致力於(yu) 成就人的自我實現，具有解放個(ge) 性的一麵。但也有部分研究者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仍舊具有很強的集體(ti) 主義(yi) 色彩，建立在壓抑人的個(ge) 性甚至犧牲個(ge) 性之上。二者構成了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評價(jia) 的一種對立性張力。

肯定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有助於(yu) “解放個(ge) 性”，促進“自我實現”的研究者認為(wei) ：

其一，現代新儒家挖掘了傳(chuan) 統儒家家庭倫(lun) 理具有的先天情感內(nei) 核，不僅(jin) 利於(yu) 個(ge) 性培養(yang) ，也利於(yu) 在以情感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倫(lun) 理建構中實現自我。如陳來認為(wei) ，梁漱溟從(cong) 人與(yu) 人之間類似家庭成員間親(qin) 切關(guan) 愛的“感情”介入倫(lun) 理討論，把倫(lun) 理說為(wei) 一種心情，形成“以對方為(wei) 重”的倫(lun) 理觀，這與(yu) 突出主體(ti) 意識不同，也與(yu) “交互主體(ti) 性”觀念不同，是一種以“他者”優(you) 先為(wei) 特征的倫(lun) 理。在這點上，梁漱溟的倫(lun) 理思想有重要的意義(yi) [5]（14）。孫長虹則認為(wei) 杜維明與(yu) 梁漱溟相仿，都重視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作用，將之用於(yu) 社會(hui) 仁愛的實踐中，並且評價(jia) “其邏輯起點是個(ge) 人的實現，而其最終的落腳點卻是在群體(ti) 中實現自己”[27]（77）。這明顯是看到了個(ge) 人的價(jia) 值以及個(ge) 人與(yu) 家庭、社會(hui) 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掙脫了單向度思維模式的束縛。

其二，現代新儒家重新思考個(ge) 體(ti) 在家庭倫(lun) 理中的應然位置，將個(ge) 人的道德感深化為(wei) 責任感，將五倫(lun) 義(yi) 務內(nei) 化為(wei) 人性實踐。李楊認為(wei) ，徐複觀重視“盡性工夫”在人倫(lun) 日用中的作用，尤其是其中親(qin) 子關(guan) 係、夫妻關(guan) 係等家庭倫(lun) 理關(guan) 係，在做事時時刻考慮到對家庭和家族的影響，以此確定自己的責任與(yu) 義(yi) 務，從(cong) 而作為(wei) 對人性的踐履[28]（111）。孫長虹在論及牟宗三、唐君毅、方東(dong) 美、杜維明等人的家庭倫(lun) 理相關(guan) 思想時，認為(wei) 他們(men) 提出的家庭倫(lun) 理屬於(yu) 一種責任倫(lun) 理，家庭責任可以和社會(hui) 責任兼顧，不同位分有不同的責任，二者並不對立，尤其是杜維明明確提出家庭是“自我實現發生的場所”“齊家”的能力意味著把封閉的私我轉化為(wei) 開放的自我[27]（74）。顧紅亮指出，針對如何在“現代性語境”中詮釋儒家責任倫(lun) 理的現代內(nei) 涵，賀麟和馮(feng) 友蘭(lan) 已經“作了一定的有益探索”。他借賀麟、馮(feng) 友蘭(lan) 的理路討論了儒家責任倫(lun) 理對在當代社會(hui) 轉型期的可能啟發，包括反思理想人格的目標定位、支撐問責製的健康推行、助推公民道德建設等，有比較強的現實意義(yi) [29]（26-28）。

其三，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對於(yu) 社會(hui) 和集體(ti) 具有鮮明的正麵效果，這方麵勝於(yu) 西方社會(hui) 的群己對立。如高力克指出，梁漱溟視中國家庭倫(lun) 理為(wei) 中國文化的“瑰寶”，家庭倫(lun) 理、倫(lun) 理本位的中國文化可化解西方文化中團體(ti) 本位與(yu) 個(ge) 人本位的價(jia) 值衝(chong) 突[30]（36-37），某種程度上揭示了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優(you) 於(yu) 西方緊張的群己關(guan) 係及其價(jia) 值原則在人與(yu) 人關(guan) 係方麵的現實規範意義(yi) 。孫長虹則對比現代新儒家的群己關(guan) 係與(yu) 西方社群主義(yi) 理論，分析了梁漱溟、唐君毅、杜維明都以家庭和倫(lun) 理作為(wei) 自我個(ge) 性發展的基礎性要素，開辟了有關(guan) 個(ge) 人與(yu) 集體(ti) 關(guan) 係的新道路，超越了西方普遍的自由主義(yi) 與(yu) 社群主義(yi) 之視域和在群己關(guan) 係上的對立。

持否定性意見的研究者認為(wei)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並沒有跳出在傳(chuan) 統皇權、男權下犧牲個(ge) 體(ti) 的窠臼，他們(men) 對於(yu) 自由個(ge) 性和個(ge) 體(ti) 發展等內(nei) 容沒有實質性的改進。

其一，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與(yu) 儒家傳(chuan) 統家庭倫(lun) 理類似，依然存在壓抑個(ge) 體(ti) 、犧牲個(ge) 性的問題。如周熾成雖然也讚同賀麟對絕對的義(yi) 務精神的認可，但認為(wei) 賀麟利用三綱來宣傳(chuan) 這種精神是“走錯了方向”，因為(wei) 三綱恰好是中國人發揮這種精神的阻礙；唯有拋棄三綱，人人獨立而平等，才談得上全麵地履行絕對的義(yi) 務[31]（44）。劉金鵬認為(wei) ，賀麟“三綱說”的本質是為(wei) 了維護皇權、父權和夫權（或男權），這是與(yu) 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新倫(lun) 理與(yu) 新觀念”截然對立的[32]（119-120）。

其二，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導致個(ge) 體(ti) 不自覺地忽視“己”的一麵。雖然他們(men) 並非捍衛傳(chuan) 統的三綱觀念，卻仍舊不能擴大人的自身權利，無法促進人的個(ge) 性解放。如蔡誌棟重視社會(hui) 團體(ti) 中權利和義(yi) 務的一致性，因而認為(wei) 徐複觀主張的單方麵付出是一種“忽略自身權利”的方式，這種愛所蘊含的單向度思維具有“一定的危險性”[33]（167）。萬(wan) 星偉(wei) 指出，唐君毅的“心通九境”中以孝言仁為(wei) 感通他人之始，但若隻講推擴，不講作為(wei) 推擴之源的“愛己”，事實上已經偏離了孔子的“為(wei) 己之學”[34]（20）。

其三，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在個(ge) 體(ti) 解放中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且缺乏實際應用性。盡管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起到解放個(ge) 性的作用，但無論是不可靠的情感能否應用在具體(ti) 社會(hui) 生活中，抑或其過強的個(ge) 體(ti) 主義(yi) 色彩導致的過於(yu) 理想化，都表明它對個(ge) 性解放的反思並未超過五四時期。孫長虹辯證地指出，盡管梁漱溟的倫(lun) 理本位在一定意義(yi) 上能夠實現自我救贖，但是強調依靠情感這種不可靠的力量來實現自我救贖，難以真正實現個(ge) 體(ti) 性與(yu) 普遍性的有機統一[35]（34）。鄭家棟關(guan) 注到杜維明在中西對比中認為(wei) 傳(chuan) 統儒家的父子關(guan) 係並非如“盲點”般造成保守和落後的局麵，而是具有解放個(ge) 人的積極意義(yi) ，但同時認為(wei) 其將父子關(guan) 係的意義(yi) 還原為(wei) “自我實現”，盡管具有很強的個(ge) 體(ti) 主義(yi) 色彩，卻是一種哲學或宗教性倫(lun) 理的詮釋，有一定的局限性[10]（60）。

上述這些評析精準對焦了現代社會(hui) 最為(wei) 關(guan) 注的個(ge) 體(ti) 問題，也是基於(yu)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個(ge) 體(ti) 解放的持久追問。筆者以為(wei) ，現代新儒家在家庭倫(lun) 理中特別強調“自我實現”，體(ti) 現出對個(ge) 體(ti) 的高度重視，並致力於(yu) 在群己關(guan) 係中安頓個(ge) 體(ti) ，將個(ge) 人的道德感深化為(wei) 責任感，試圖構造出超越西方社會(hui) 的一種更為(wei) 和諧的社會(hui) 模式；但因其依然捍衛儒家思想文化，也必然會(hui) 存在忽視個(ge) 體(ti) 利益、難以促成自我實現的可能隱患。不過，第三代現代新儒家也明確提出需要甚至首先在家庭倫(lun) 理中進行“自我實現”，在保持、保留儒家家庭倫(lun) 理之核心特色——溫情色彩——的同時，將家庭倫(lun) 理賦予人的道德、情感內(nei) 化為(wei) 責任感、社會(hui) 實踐感等，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觀察到現代新儒家不斷適應社會(hui) 變化，從(cong) 而使其家庭倫(lun) 理所蘊含的價(jia) 值觀在新時期更容易被接受和認可的一種嚐試。當然，這種嚐試有多大的新意、在何種程度上具有現實性，則仍然有待現實社會(hui) 檢驗。

結語

從(cong) 上述三重辨析中可見，當代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討論具有明顯的思維張力。這三個(ge) 問題也是當代研究者借助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分析而對傳(chuan) 統倫(lun) 理文化思想資源所進行的又一次理性思考。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或肯定或質疑甚至批評、否定，大多是基於(yu) 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性要求而展開的學術討論。

筆者認為(wei) ，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研究或許還可從(cong) 以下兩(liang) 個(ge) 方麵加以拓展：一是研究的廣度。除了對早期人物和熱門人物的研究，也需要關(guan) 聯和拓展到對更多現代新儒家人物的研究，以便較為(wei) 完整地發掘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本身脈絡的演變過程。目前的研究明顯集中於(yu) 前兩(liang) 代，缺少對第三代人物的關(guan) 注。其實，第三代現代新儒家在家庭倫(lun) 理方麵有不少創新，如杜維明提出的“父子對應體(ti) ”、成中英將“對等交互德行”作為(wei) “現代化的孝的倫(lun) 理模型”等，體(ti) 現出第三代現代新儒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基於(yu) 中西平等對話的前提，將孝作為(wei) 獨立的模型提出，對中西家庭倫(lun) 理進行的深度比較。二是在擴大研究範圍的基礎上，更清晰地梳理相關(guan) 核心範疇，並強化研究的專(zhuan) 題度。目前研究中論述視角的多樣化和語詞範疇的多元化使得對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之重複和混亂(luan) 。如從(cong) 群己關(guan) 係和人我關(guan) 係、集體(ti) 主義(yi) 等視角都可以論述處理家庭與(yu) 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與(yu) 國家間的關(guan) 係，它們(men) 均可視作政治哲學之道；而孝道、夫婦之道等在個(ge) 體(ti) 層麵可視作人生哲學，在社會(hui) 層麵則可視作文化觀，又可以從(cong) 人類學的視角進行分析。當把這些視角放在一起看待時，容易把對家庭倫(lun) 理的針對性研究分散化，從(cong) 而使本來有含攝關(guan) 係、邏輯關(guan) 係的視角產(chan) 生一定的衝(chong) 突。

有關(guan)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的研究前景曾被認為(wei) 不甚樂(le) 觀①，作出這樣的判斷確實尖銳地指出了其中的潛在問題，但這種悲觀立場既不完全符合現代新儒家在論家庭倫(lun) 理時的實際情況和思想態度，更會(hui) 造成對研究現代新儒家思想的打擊，並不足取。我們(men) 認為(wei) ，對於(yu) 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的研究需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角度加以考察和深化：一是從(cong) 建構現代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的角度考察現代新儒家有關(guan) 家庭倫(lun) 理的論述在建構現代文化傳(chuan) 統中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二是從(cong) 現代家庭倫(lun) 理建設的角度出發，考察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思想所可能具有的啟迪意義(yi) 。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有可能比較正確地對待現代新儒家家庭倫(lun) 理這份寶貴的思想遺產(chan) 。

參考文獻
 
[1]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2]於文博.德位關係的道德意涵：馬一浮《孝經大義》中的“五孝”思想及當代價值[J].道德與文明，2015(4).
 
[3]李宗桂.評唐君毅的文化精神價值論和文化重構觀[J].哲學研究，1989(3).
 
[4]肖群忠.論現代新儒家對孝道的弘揚發展[J].齊魯學刊，2000(4).
 
[5]陳來.“以對方為重”：梁漱溟的儒家倫理觀[J].浙江學刊，2005(1).
 
[6]楊澤波.道德代宗教：一個有意義話題的重提：論梁漱溟儒學具有宗教作用之學說的理論意義[J].河北學刊，2003,23(3).
 
[7]方熹.梁漱溟人生倫理思想的建構與價值指向[J].倫理學研究，2019(3).
 
[8]劉增光.家、國、天下之間：熊十力的《孝經》觀與孝論[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7(3).
 
[9]周浩翔.徐複觀論《孝經》與孝道[J].中國哲學史，2022(6).
 
[10]鄭家棟.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父子關係及詮釋的麵向：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說起[J].中國哲學史，2003(1).
 
[11]崔海亮.儒家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價值[J].船山學刊，2009(2).
 
[12]孫清海.孝道觀在“儒學三期”中的曆時性演進脈絡[J].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20,40(5).
 
[13]陳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的儒學困境[J].浙江社會科學，1998(3).
 
[14]左玉河.闡釋與轉化：“忠孝”觀念的現代解讀[J].社會科學輯刊，2017(6).
 
[15]方朝暉。“三綱”真的是糟粕嗎？：重新審視“三綱”的曆史與現實意義[J].天津社會科學，2011(2).
 
[16]高力克.儒化的現代性：賀麟論新文化運動[J].探索與爭鳴，2015(11).
 
[17]陳張林.家庭是形式：唐君毅家庭哲學思想[J].宜賓學院學報，2019,19(4).
 
[18]王水龍，陳支那.唐君毅道德家庭觀之用思方式及其現實意義[J].中華文化論壇，2017(6).
 
[19]胡治洪.專製政治·儒家精神·現代自由主義：徐複觀政治思想述論[M]//人文論叢（2007年卷）.馮天瑜，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20]徐誌偉.重評梁漱溟的“鄉土中國”再造方案及其現代性[J].倫理學研究，2021(3).
 
[21]李存山.對“三綱”之本義的辨析與評價：與方朝暉教授商榷[J].天津社會科學，2012(1).
 
[22]孫長虹.家庭道德與社會道德之貫通：唐君毅的群己觀研究[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1(4).
 
[23]聶文軍.儒家道德的泛化與倫理製度建設[J].湖南社會科學，2001(1).
 
[24]唐凱麟，王澤應. 20世紀中國倫理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5]柴文華.中國現代道德倫理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26]廖濟忠.與人相關係，因情而有義：梁漱溟的倫理內涵探析[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8(4).
 
[27]孫長虹.自我實現：杜維明的群己觀研究[J].船山學刊，2018(3).
 
[28]李楊.現代新儒家倫理範疇研究[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
 
[29]顧紅亮.儒家責任倫理的現代詮釋與啟發[J].河北學刊，2015,35(3).
 
[30]高力克.中國人的家：梁漱溟論中國文化之特質[J].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
 
[31]周熾成.賀麟：抗戰時期的倫理學家[J].廣東社會科學，1994(1).
 
[32]劉金鵬.論賀麟對儒家倫理思想的反思與重構[J].船山學刊，2013(4).
 
[33]蔡誌棟.孝道的現代命運及其轉化：對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簡略考察[J].青海社會科學，2014(3).
 
[34]萬星偉.唐君毅對孔孟思想的詮釋研究：以三向九境論為中心[D].南昌：江西師範大學，2022.
 
[35]孫長虹.倫理本位的自我救贖：梁漱溟的群己觀研究[J].閩江學院學報，2017,38(6).
 
注釋
 
（1）綜合主流說法，現代新儒家分為“三代”共十餘人。本文根據其對家庭倫理思想的關注度，把第一代的梁漱溟、賀麟、馮友蘭、馬一浮作為代表，把第二代的唐君毅、徐複觀作為代表，把第三代的杜維明、成中英作為代表。
 
（1）對於現代新儒家家庭倫理的研究，近三十年隻有專文，暫沒有專著。關於我國學術界對家庭倫理研究現狀的述評，近二十年主要有三篇典型綜述，都直接或間接呼籲加強對現當代家庭倫理的關注。
 
（2）主要是內地研究者。海外漢學家如艾愷等對梁漱溟的家庭倫理也有所關注，但由於本文篇幅所限，暫不納入討論範圍，同時，本文所及也基本不包括港台研究者。
 
（1）如武東生曾說，“經過了七十年的努力，新儒家學者的思想主張也隻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之中，而絕少產生什麽現實的影響。我們可以預計，在未來發展中，新儒家學者的這種‘寂寞孤懷’的境遇似乎也難以有多大改觀”。參見武東生：《現代新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述評》，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