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四方 著《吳派與(yu) 清代的今文經學》出版暨序言、後記

書(shu) 名：《吳派與(yu) 清代的今文經學》

作者：趙四方

出版社：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

【作者簡介】

趙四方，男，河南開封人。複旦大學曆史學學士、博士，浙江大學曆史學博士後。現為(wei) 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講師（晨暉學者）。研究領域為(wei) 中國學術思想史。在《史學理論研究》《學術月刊》《史林》《中國經學》《新經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十餘(yu) 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上海市社科規劃年度青年課題等。譯有《詩與(yu) 人格：傳(chuan) 統中國的閱讀、注解與(yu) 詮釋》。

【內(nei) 容簡介】

吳派與(yu) 今文經學是清代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惠棟所揭櫫的“師法”“家法”觀念，上承晚明由“道統”複歸“學統”的思潮，下開有清一代經學新局，對常州學派以及常州之外的今文經學都產(chan) 生深刻影響。從(cong) 惠棟到廖平的經學史，在某種意義(yi) 上就是“師法”“家法”觀念在清代的變遷史。對這一脈學術開展研究，有利於(yu) 重新反思吳派經學的意義(yi) ，也有利於(yu) 促進清代今文經學的相關(guan) 研究走向深入。

【目錄】

【序言】

《〈吳派與(yu) 清代的今文經學〉序》 鄧秉元

在近代，吳派經學不能說不被重視，早在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書(shu) （重刻本）·清儒》，便已指出，清學真正“成學箸係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

假如清楚章太炎早年曾心儀(yi) 墨辯、名家之學，並欲以此融攝近代西方學術，便可知章太炎對皖派的判斷是極為(wei) 精審的，何況章學本來就以戴震一派為(wei) 底色。所謂“綜形名”，大體(ti) 也就相當於(yu) 近人所說的，建立在邏輯學基礎上的科學方法。這一判斷後來基本被梁啟超、胡適所繼承，在後者看來，“這三百年的學術，自顧炎武、閻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以至孫詒讓、章太炎，我們(men) 絕不能不說是‘嚴(yan) 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讀梁漱溟先生的<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

但《清儒》對吳派惠棟之學評價(jia) 卻並不高，此時的章太炎似乎仍未跳出前人窠臼，特別是戴震一係對吳派的批評。所謂“好博”，意味著缺乏統紀；所謂“尊聞”，意味著缺少裁斷。前者也就是他所說的：“初，太湖之濱，蘇、常、鬆江、太倉(cang) 諸邑，其民佚麗(li) 。自晚明以來，熹為(wei) 文辭比興(xing) ，飲食會(hui) 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清儒》）

因此，盡管在《清儒》中章太炎注意到惠棟與(yu) “尚洽通”的何焯、陳景雲(yun) 、沈德潛等人的差別所在，說他“揖誌經術”，撰寫(xie) 《九經古義(yi) 》、《周易述》等書(shu) ，“始精眇，不惑於(yu) 謏聞”，但卻依然“泛濫百家”，“猶尚該洽百氏，樂(le) 文采者相與(yu) 依違之”。對於(yu) 此派的較高評價(jia) ，隻是說其著作“陳義(yi) 爾雅，淵乎古訓是則”；相比之下，“凡戴學數家，分析條理，皆㐱密嚴(yan) 瑮，上溯古義(yi) ，而斷以己之律令，與(yu) 蘇州之學殊矣”。

作為(wei) 對清代學術加以全麵評價(jia) 的首出著作，章太炎的《清儒》顯然影響很大。十六年後，梁啟超作《清代學術概論》，便說：“戴學所以異於(yu) 惠學者，惠僅(jin) 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所不同的則是對惠學立場的判斷：“惠派治學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這一觀點在二十世紀影響甚廣，幾乎成為(wei) 定論。

不過，章太炎的古文經學立場與(yu) 戴、段、二王終究有別，關(guan) 鍵的一點便是，通過晚清今古文的論戰，章太炎反而徹底理解了劉歆。大概正是這位在《訄書(shu) 》中與(yu) 孔子相提並論的人物，令章氏理解了九流出於(yu) 王官的真正含義(yi) 。作為(wei) 章學誠筆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典範，劉歆的《七略》建構了漢代以前最為(wei) 完整的知識體(ti) 係。可以說，章太炎之所以從(cong) 一個(ge) 純粹的考據學家演變成一位心儀(yi) “一往平等之談”（《齊物論釋》）的哲人，劉歆的意義(yi) 不可小覷。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此處不擬申說。

正是通過對知識體(ti) 係的理解，才能明了章太炎在後期何以對惠棟的學問看法發生變化，甚至還提出“就惠、戴本身學問論，戴不如惠”（《國學概論》）之說。章太炎對清學的最新理解，集中體(ti) 現在1924年為(wei) 支偉(wei) 成編寫(xie)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chuan) 》所作的指導之中。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惠棟所提倡的漢學便不止是一般意義(yi) 上的學術史，而是在晚明以來對宋學不滿的潮流中，率先嚐試去恢複漢代的整體(ti) 知識體(ti) 係。這個(ge) 工作其實也是章太炎欲保存國粹的核心問題，隻不過章太炎所欲保存的不止漢代，而是整個(ge) 傳(chuan) 統。就此而言，即便戴震學術的精審與(yu) 裁斷真的堪稱清儒第一，與(yu) 惠棟的工作依然不無河海之異。惠棟的博學，顯然不能再以“無紀綱”的泛濫、博洽視之。

總之，民國之後章太炎的學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cong) 一個(ge) 欲衝(chong) 決(jue) 網羅的革命家，變成對傳(chuan) 統學術具備同情理解的學人。章太炎之所以刪改《訄書(shu) 》，重作《檢論》，便不難理解。但在新一代青年領袖看來，卻是其晚景“漸入頹唐”（魯迅語）的表現。這或許也是章氏後來的學術變化不太為(wei) 世人所重的原因之一，其有關(guan) 吳派的最新理解也是如此。在這一問題上，同輩學者中早執先鞭的當屬廖平與(yu) 劉師培，而新一代學人中與(yu) 章太炎真正堪稱同調的便是蒙文通。我曾想，身為(wei) 太炎的得意弟子，黃侃何以還要為(wei) 了學習(xi) 經學，拜師與(yu) 己近乎同齡的劉師培？現在看來，劉氏通達清代經學所重的師法與(yu) 家法，才是關(guan) 鍵原因。而這一學術進路其實並不為(wei) 早年的章太炎所重。

作為(wei) 廖平的學生，蒙文通是對惠棟至廖平一係的學術進路具有最清醒認知的學者。關(guan) 於(yu) 這一點，蒙氏在其1932年發表的《廖季平先生與(yu) 清代漢學》這一簡短的文字中，早已清晰地作出闡明。其中反複致意的便是由惠棟便已開啟的“家法”或“師法”觀念。九十年代我讀書(shu) 時初見此文，便曾慨歎，何以這樣目光如炬的論述竟然長期得不到重視。後來方始釋然，蒙文通先生之所以有此見地，與(yu) 他十五歲便抄讀《四庫總目提要》、張之洞《書(shu) 目答問》等書(shu) ，並因此接近“辨章學術”的道路有莫大關(guan) 聯。而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早已脫離這樣的訓練，最為(wei) 流行的不過是建立在各種“科學”名義(yi) 上的外緣式研究。即便有人以“內(nei) 在理路”之說相倡，卻也僅(jin) 止於(yu) 樹一赤幟而已，其問題意識本身依舊是外來的。因為(wei) 真正的內(nei) 在理路，隻能是在對整體(ti) 知識體(ti) 係予以通觀的基礎上，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後可。在二十世紀學者中，除了蒙文通以外，一直對“考鏡源流”抱有濃厚興(xing) 趣的還有周予同，他對經今古文學的基本分判，主要便來自廖平的《今古學考》。可惜因為(wei) 種種原因，周予同先生一生關(guan) 於(yu) 經學的學術抱負遠未實現，但其學術眼光不應被曆史所埋沒。未來的史家，或許未免以著述的成敗論英雄，卻不知開風氣本身的重要意義(yi) 。

我個(ge) 人的學術興(xing) 趣尚不完全在清代，雖然存在上述疑問，卻並未對此展開研究。隻是通過開設“清代思想史專(zhuan) 題”等研究生課程，令自己保持對清學的關(guan) 注。但04年前後，因為(wei) 參與(yu) 北大《儒藏》中《九經古義(yi) 》的點校工作，還是與(yu) 惠棟學術發生了一點實際關(guan) 聯。此次點校，除了正式出版的各種文本之外，關(guan) 鍵是使用了上海圖書(shu) 館所藏惠棟本人的《九經古義(yi) 》稿本。我非惠棟研究專(zhuan) 家，恕我寡聞，此前未見有學者對此稿本加以使用。在對校這一稿本的過程中，我才突然意會(hui) 到家法觀念在惠棟心中的自覺過程，以及何以要在惠棟這裏劃一條分界，以與(yu) 清初乃至晚明的博學風潮區隔開來。從(cong) 以“識小編”、“九經會(hui) 最”相繼命名，到正式定名為(wei) “九經古義(yi) ”，表明惠棟的關(guan) 注點由最初的散殊考據，到對相關(guan) 問題的漸趨綜匯，再到呈現早期經學的內(nei) 在條理，這一完整過程。最終在撰寫(xie) 序言時桶底脫落，直接點明“漢儒通經有家法”。可以說，惠棟乃至整個(ge) 清學的家法觀念，其實是伴隨《九經古義(yi) 》的成書(shu) 而逐漸形成的。相關(guan) 結論我在2013年所撰的《九經古義(yi) 》點校前言中已經指出，此處不再贅述。

傳(chuan) 統學術與(yu) 鄉(xiang) 邦地望關(guan) 係密切，具體(ti) 學派常被賦予不同的地域名目。如西漢時的齊學、魯學，魏晉之間的荊州學術，乃至兩(liang) 宋時代的濂洛關(guan) 閩之學，都是學術史上的顯例。而集其大成的則是黃宗羲《明儒學案》，用地域與(yu) 師承相結合的方法，為(wei) 明代學術建立了嚴(yan) 整的體(ti) 係。學術貴乎“心通其意”，黃宗羲的理想是像“大禹導山”一樣從(cong) 事學術史研究，其實與(yu) 劉歆《七略》的精神是相通的。黃宗羲筆下的不同流派，即便以地域為(wei) 標簽，但學術精神實以代表人物的“宗旨”為(wei) 依歸。問題是，並非所有學者都能具備類似的學術自覺，僅(jin) 就乾嘉漢學而言，對於(yu) 吳、皖、揚州、常州等地的學術關(guan) 聯便產(chan) 生種種爭(zheng) 議。以地域作為(wei) 學派的符號，固然可以凸顯地方社會(hui) 及家族網絡等因素的影響，但往往也令概念的使用不夠周延。換言之，許多爭(zheng) 論看似熱鬧，其實是不明概念邊際造成的。譬如，錢穆先生1981年所作《再論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之士》一文，指出常州與(yu) 揚州之學分別與(yu) 吳、皖的內(nei) 在關(guan) 聯，這裏的吳、皖兩(liang) 派，便並非隻是地域學術的代言：“乾嘉經學諸儒，分吳、皖兩(liang) 派。然吳派不限於(yu) 吳，皖派不限於(yu) 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師，終老不歸。吳派又分有常州派，諸儒蹤跡，更遍國內(nei) 。而皖派亦分有揚州派，如阮元，仕宦所曆更廣。”

不僅(jin) 如此，揚、常兩(liang) 地學者眾(zhong) 多，觀點互歧，同樣不可一概而論。譬如揚州的汪中，常州的張惠言，都與(yu) 吳派的精神更近。由於(yu)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穆曾主張“吳皖非分幟”，許多學者藉此否認吳、皖學術的內(nei) 在判分；但事實上，這並不妨礙他同時指出，常州學者劉逢祿“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簡言之，作為(wei) 學派的吳、皖所指並非地域，不過是惠、戴兩(liang) 大學術宗主的代稱。二家一主師法，一重裁斷，乾嘉學者無論地域，凡講究師法條例者則為(wei) 吳學，凡綜形名、重裁斷者入皖派，如是而已。

廖平、劉師培與(yu) 章太炎本身都是經學大家，其相關(guan) 判斷皆是內(nei) 行人的指點之語，自然彌足珍貴。蒙文通受三家影響，同時又具備史家的通識，論說雖簡，但深中窾竅。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趙四方的這部著作不妨視作從(cong) 學術史角度對諸家判斷的重新檢視。歌德有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隻要進入具體(ti) 情境，曆史總會(hui) 展現其不完全受理論部勒的一麵，並因此表現出二者的張力。但好的理論同樣不會(hui) 被曆史情境的豐(feng) 富性所推翻，這是曆史與(yu) 理論各自的魅力所在。

在對惠氏家學的回溯之後，本書(shu) 首先對《九經古義(yi) 》稿本作了細致的梳理。通過“詳細校對《四庫》本《周易古義(yi) 》《尚書(shu) 古義(yi) 》《毛詩古義(yi) 》與(yu) 稿本異同”，並對相關(guan) 增訂條目加以分析，由此可以看出“惠書(shu) 最初的散殊麵貌逐漸褪去，古義(yi) 古音的考求方法日漸成熟，今古文的文字異同多得以考見，漢儒經說的內(nei) 在條理已呼之欲出”（本書(shu) 第一章第三節）。不僅(jin) 如此，通過分析惠棟對何焯、沈德潛的看法，大體(ti) 可以看出他與(yu) 此前博學派學者的分道揚鑣，以及對唐代經學的揚棄，由此呼應了前述章太炎在《清儒》中所揭示的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書(shu) 通過對顧炎武、惠士奇與(yu) 惠棟有關(guan) 漢史研究的觀察，揭示出惠棟本人具有“一種以‘漢義(yi) ’詮‘漢史’的史學思想，這種史學思想與(yu) 他的經學研究相一致，共同展現出力揚‘漢幟’的特征”（本書(shu) 第三章第四節）。這使得本書(shu) 能夠跳出現代經、史分科的立場，從(cong) 整體(ti) 視角把握惠棟學術。當然，假如由此拓展到惠棟對文學的研究，或許可以提出更為(wei) 全麵的觀察。

第二章討論吳派家法之學的內(nei) 在傳(chuan) 承。總的來說，既然要回溯漢代的整體(ti) 學術，第一步便是搜集材料。但一方麵由於(yu) 鄭玄、王肅的變亂(luan) 家法，一方麵也因為(wei) 宋學興(xing) 起後整體(ti) 注疏之學的式微，曾經“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的漢代章句之學早已百不存一。也正是因此，吳派學者最先重視輯佚之學，惠棟的《易漢學》、其弟子餘(yu) 蕭客的《古經解鉤沉》，雖無輯佚之名，而有輯佚之實。到了餘(yu) 蕭客再傳(chuan) 弟子黃奭的《漢學堂經解》，可謂集其大成。近代以來，清學研究者常常把輯佚、校勘並舉(ju) ，作為(wei) 乾嘉漢學之能事；這一點固無不可，卻不知輯佚與(yu) 校勘兩(liang) 路學術背後，大體(ti) 有著吳、皖之分。由輯佚更進一步，便是吳派學者的家法條例之學。本書(shu) 擇選餘(yu) 蕭客、江聲、王鳴盛三位吳派重要學者及其著作，討論其具體(ti) 著作中隱含的師法或家法觀念的自覺；同時兼顧吳、皖兩(liang) 派學術之異，從(cong) 傳(chuan) 統經學師法與(yu) 自得兩(liang) 個(ge) 角度分別加以概括，還是頗有見地的。

對吳派與(yu) 常州之學的討論是本書(shu) 的一個(ge) 重點所在。兩(liang) 派的關(guan) 聯早有學者注意，但相對於(yu) 吳派家法條例之學的自覺，以莊存與(yu) 、劉逢祿為(wei) 代表的常州學術，路數顯然更為(wei) 複雜。晚清以降，由於(yu) 康有為(wei) 、梁啟超一派今文經學主要把自身的學術淵源上溯到常州莊氏，並對繼承乾嘉漢學的古文經學嚴(yan) 辭批判，從(cong) 今古文對壘的立場理解常州學術，成為(wei) 二十世紀的主流。近年來，有關(guan) 常州學術的家族網絡及與(yu) 地域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以及常州學者追求聖人微言大義(yi) 的特殊指向，等等，學界已經做過不少探討。此前那種今古文對壘意義(yi) 上的線性理解逐漸被超越。不妨說，盡管同樣號稱經學，但乾嘉漢學主要意在古義(yi) ，因此實際表現為(wei) 考史；而常州之學則一直沒有喪(sang) 失“執古之是以禦今之有”的經學訴求。但是否能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抉發新義(yi) ，仍然是一個(ge) 巨大挑戰。本書(shu) 通過對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等的研究，一方麵試圖揭示吳派漢學滲入常州的深度，一方麵彰顯諸家學術的獨特旨趣。其中，說劉逢祿由最初把吳派師法觀念當作“一種工具性手段”，到“以《公羊》‘家法’說群經，則是‘家法’觀念的一種‘變異’形態”；論證宋翔鳳對今古文分派的首倡之功，以及與(yu) 劉逢祿在鄭玄評價(jia) 上的對立，等等，皆能立論平允，信而有征。第五節《從(cong) “劉歆批判”看清代“今文”意識的興(xing) 起》，把晚清今古文相爭(zheng) 的學術源頭上溯至江聲、劉逢祿與(yu) 宋翔鳳，則是一個(ge) 頗為(wei) 重要的創獲，關(guan) 於(yu) 晚清今文經學的形成史或可以因此改觀。本書(shu) 最後一章，以陳壽祺、陳喬(qiao) 樅、陳立、廖平等人的學術為(wei) 例，探討“師法”觀念在清代中晚期的延續與(yu) 整合，在各種紛繁複雜的經學問題中清理出具體(ti) 頭緒，表現出探賾索隱的能力。從(cong) 宏觀的角度看，盡管整部書(shu) 稿還可以補充對某些關(guan) 鍵人物（如錢大昕）的研究，以使立論更為(wei) 完整，但有關(guan) 清代家法條例之學的學術史脈絡已經大體(ti) 呈現出來。

必須一提的是，本書(shu) 在討論惠棟學術時，還特別注意到其《荀子微言》一書(shu) 。作為(wei) 孔門傳(chuan) 經之儒的集大成者，早在荀子那裏，已經在反複使用師法概念。這表明惠棟對荀子的推重與(yu) 自身學術傾(qing) 向是一以貫之的。相較而言，戴震對孟子的推崇與(yu) 宋儒偏重自得的學術傾(qing) 向更為(wei) 接近。不僅(jin) 如此，書(shu) 中還把吳派學者重建學統的努力與(yu) 晚明“道統論崩潰”這一思潮結合起來，在在都顯示出作者的理論關(guan) 懷。這使得本書(shu) 已不止是一部“考鏡源流”的學術史著作，而進入到“辨章學術”的義(yi) 理論域之中。當然，關(guan) 於(yu) 這些問題，似乎還可以進一步申說。

六月中旬，趙四方把一疊厚重的書(shu) 稿寄到我的案頭。此時我才突然意識到，他已經博士畢業(ye) 八年了。大約08年前後，四方和同班同學金菊園因為(wei) 申請學校的“曦源計劃”，希望我擔任他們(men) 的指導教師。我的碩士專(zhuan) 業(ye) 是明史，由於(yu) 研究大禮議的緣故，使用過楊廷和的《視草餘(yu) 錄》，當時覺得此書(shu) 尚有不少材料可供發掘，於(yu) 是就與(yu) 他們(men) 商定，以此為(wei) 題目開展研究。他們(men) 倆(lia) 不僅(jin) 順利完成了報告，而且提出不少新見，就在不久前，這項研究經過修改後還得以發表。

本科畢業(ye) 後，金菊園去複旦古籍所深造，而趙四方則隨我繼續讀碩士。四方為(wei) 人明敏好學，肯於(yu) 發憤，雖然也曾對未來心存疑慮，但一旦確定方向，便一往直前。2011年下半年，學校的提前攻博計劃啟動，當時業(ye) 師朱維錚先生還健在，四方於(yu) 是報考了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哪知就在麵試前一天，朱先生卻遽歸道山。但盡管如此，係裏依然保留了這一招生名額，由於(yu) 當時專(zhuan) 門史教研室並無教授，因此掛在治近代思想史的章清教授名下。四方通過考試後，承係裏的好意，盡管我當時尚無帶博士生的資格，依然由我承乏指導。就這樣，四方成為(wei) 我實際上完整帶過的第一位博士生。

近年的博士畢業(ye) 生數量，倘用過江之鯽形容似乎也不為(wei) 過。許多人在“日理萬(wan) 機”的同時，還能獲得博士學位，可謂雲(yun) 淡風輕，揮斥八極。但至少在人文學科，想要真正拿出一篇像樣的博士論文，恐怕都要受一番破繭成蝶之苦。記得當時曾和四方討論過三個(ge) 選題，一是晚明易學，一是清初明史學，一是清學吳派以降直到廖平這一係的經學。古典性命之學在晚明發生過重大調整，特別是在易學中具有集中體(ti) 現，但相關(guan) 問題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有關(guan) 清初明史學的探討雖多，似乎仍有深入的空間。隻是這項研究不僅(jin) 需要對明史本身有通貫的理解，也需對清代前期的政學關(guan) 係具備深入探究的能力。兩(liang) 個(ge) 選題一偏於(yu) 高明，一偏於(yu) 沉潛，相比之下，第三個(ge) 選題不僅(jin) 要高明、沉潛兼顧，而且需對幾乎所有主要經典都下一番苦功，無疑是最難的。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和思考後，四方還是選擇了後一題目。結果則正如預料，盡管也能不時體(ti) 會(hui) 到讀書(shu) 為(wei) 學的自得之樂(le) ，但四年中的常態其實是繼晷焚膏、苦思冥索。在我的記憶中，四方從(cong) 最初常“忽忽若有所亡”，到雙目重新煥發神采，大概經過了一年多時光。四方最終的論文頗受評審及答辯專(zhuan) 家的好評，畢業(ye) 之後，先是赴德國圖賓根大學訪問一年，回來又在浙大曆史係跟隨陳新教授從(cong) 事兩(liang) 年的博士後研究，不僅(jin) 開拓了視野，在理論素養(yang) 方麵也有不小的提升。出站之後，四方進入華東(dong) 師大曆史係工作。說起來，當年他論文答辯會(hui) 甫一結束，擔任答辯主席的嚴(yan) 佐之先生就因欣賞其論文，有意邀他去該校古籍所工作，但因為(wei) 赴德日程已經確定，隻好忍痛割愛。不意兜兜轉轉，最後還是來到華師大，這也是他的因緣。如今八年過去，在修改後的這部書(shu) 稿中，雖然原稿的骨架尚在，內(nei) 容顯然充實了不少。不僅(jin) 論證更為(wei) 精審，視野更為(wei) 宏闊，而且相較以前，理論上更能自圓其說。在二十世紀以來有關(guan) 清學研究的大量學術積累麵前，仍然能夠作出不乏宏觀視野，又鞭辟入裏、富有新意的研究，實非易事。當然，就目前所呈現的樣貌而言，結構仍存可以改進的空間，立論依然有待學界的檢驗，也是自然的。期待他在未來的研究中，能夠繼續有所深入，作出更好的成果。在著作即將出版之際，四方希望我能寫(xie) 幾句話，說些什麽(me) 好呢？略題贅語如上。

是為(wei) 序。

【作者後記】

本書(shu) 的初稿是我在2016年6月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吳派與(yu) 晚清的今文經學——“師法”觀念下的〈尚書(shu) 〉學變遷》。當時由於(yu) 學力有限，主要以《尚書(shu) 》學視角展開論述，對吳派與(yu) 今文經學的其他諸多關(guan) 聯，尚未能深入探討。博士畢業(ye) 後，尤其是近幾年間，我對論文進行了係統增補與(yu) 修訂。與(yu) 初稿相較，除刪去若幹章節外，主要增改了餘(yu) 蕭客、劉逢祿、宋翔鳳、陳立、廖平等人的相關(guan) 章節。若從(cong) 涉及的經典而論，則主要增補了《尚書(shu) 》學之外的內(nei) 容。增訂篇幅約占最後成書(shu) 的三分之一。

記得是在2006年秋季，我從(cong) 複旦大學的選課表上第一次知道了“中國經學史”這門課程與(yu) 學問。當時望文生義(yi) ，猜測是關(guan) 於(yu) 中國“經典”的曆史，不禁心生向往。在了解經學史的內(nei) 涵後，更加確信這就是我想要學習(xi) 的東(dong) 西。如今，將近二十年的時光倏忽而逝，麵前的這部書(shu) 稿終於(yu) 即將付梓。每當我念及最初的那種求知熱情，內(nei) 心就會(hui) 充滿對命運的感恩。

首先要感謝的是鄧誌峰師。我從(cong) 本科二年級起，就在鄧師指導下開展課題研究，此後順理成章地成為(wei) 了他的碩士研究生。鄧師學問宏通淵雅，引領我一步步走入學術研究的殿堂，讓我認識到經學與(yu) 經學史研究的廣博與(yu) 高深。2011年末，我向院係提交了碩士轉博士的申請，並在鄧師的支持下，報考了朱維錚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朱先生是經學史研究領域的一代大家，能夠跟隨他學習(xi) 是我夢寐以求之事。然而天不遂人願，就在次年春季麵試的前一天，身染沉屙的朱先生遽歸道山。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讓我永遠失去了向先生麵聆教誨的機會(hui) ，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在博士階段繼續跟隨鄧師讀書(shu) 。正是在鄧師的建議下，選定了《從(cong) 惠棟到廖平：吳派與(yu) 清代的今文經學》這一題目。我至今還記得，在選題過程中，鄧師一再告誡我要選擇那些“堂堂正正”的“一流”題目來做。這對我而言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初期的寫(xie) 作過程很是艱難，如同在一個(ge) 黑魆魆的山洞中緩慢爬行，處處碰壁，挫敗感十足。但鄧師循循善誘，常常在關(guan) 鍵時刻給予我光亮和希望，有時他的一兩(liang) 句話，就能讓我重拾信心。在我提出調整思路、變更計劃時，鄧師總是多加勉勵並惠以新的指點。待論文初具雛形後，他又逐字逐句審閱，提出更深層次的問題。可以說，如果沒有鄧師在前方指引，我絕沒有足夠的膽氣、見識和毅力來完成這樣一項研究。

複旦大學曆史學係的章清老師、高晞老師、王維江老師和薑鵬老師，審閱過我的博士論文初稿。論文最終定稿後，有幸得到嚴(yan) 佐之教授、陳居淵教授、李天綱教授、王維江教授、寧鎮疆教授、郜積意教授、吳通福教授以及兩(liang) 位匿名評審人的評審，他們(men) 的意見使我受益良多。嚴(yan) 佐之教授在我答辯結束多日後，還通過短信賜示一些史料，令人銘感。陳居淵教授和李天綱教授多年來一直關(guan) 心我的學術成長，在我需要幫助時更是有求必應。博士畢業(ye) 後，我先後於(yu) 圖賓根大學、浙江大學從(cong) 事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工作，在講座和讀書(shu) 會(hui) 上宣讀了本書(shu) 中的一些章節，蒙閔道安（Achim Mittag）老師、陳新老師提出意見和建議。此外，台灣學者蔡長林教授的許多論著對本書(shu) 寫(xie) 作影響甚大。我在2017年末與(yu) 蔡老師取得聯係後，得到他的大量幫助和指點，於(yu) 平日交流中獲益匪淺。謹向以上諸位師長敬申謝忱。

在本書(shu) 撰寫(xie) 過程中，有許多友人曾給我以溫暖和力量。同窗金菊園、張濤、王維佳、張軒赫、歸彥斌、季培剛，多次耐心地聽我表達論文中的想法，與(yu) 他們(men) 的共同探討極大地促進了我的思考和寫(xie) 作。張鈺翰、蘇正道、李騖哲、徐立、崔慶賀、鄧盛濤、錢奕冰、成棣、餘(yu) 一泓、杜倩倩等學友，或寄贈資料，或惠予高見，或代為(wei) 校核文獻。他們(men) 的深情厚誼讓我難以忘懷，在此一並致謝。

本書(shu) 初稿在2021年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有幸獲準立項。五位匿名評審專(zhuan) 家的寶貴修改意見已被吸收進本書(shu) 之中。華東(dong) 師範大學曆史學係給予我優(you) 良的科研環境，與(yu) 同仁們(men) 的愉快交流是本書(shu) 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助緣。特別是李孝遷老師、王應憲老師、裘陳江老師在我初來乍到時曾施以援手，讓我心生感激。此外，複旦大學出版社在申報基金時鼎力推薦，胡春麗(li) 編審更是為(wei) 本書(shu) 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這些都是我應當亟為(wei) 感謝的。

最後，感謝我的父母和姐姐，他們(men) 無條件的支持讓我在求學和工作時沒有後顧之憂。當然，還要特別感謝我的人生伴侶(lv) 王婕姍女士一直以來對我無盡的理解、慰勉和照顧，讓我得以在舒適的生活環境中安心寫(xie) 作，在漫長的學術道路上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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