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ang) 禮·鄉(xiang) 約：明人的思想與(yu) 實踐浙大馬一浮書(shu) 院“經典與(yu) 文明”對談

來源：“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廿四日壬戌

          耶穌2024年12月24日

鄉(xiang) 禮·鄉(xiang) 約：明人的思想與(yu) 實踐

浙大馬一浮書(shu) 院“經典與(yu) 文明”對談

（第三期）

2024年12月6日，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經典與(yu) 文明”對談第三期“鄉(xiang) 禮•鄉(xiang) 約：明人的思想與(yu) 實踐”在書(shu) 院舉(ju) 行。本次活動旨在探討明代士大夫、讀書(shu) 人在追求“致君澤民”理想時，如何通過改革鄉(xiang) 禮、舉(ju) 行鄉(xiang) 約來踐行化民成俗的理想，並表達其家國情懷。活動由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主辦，浙江大學曆史學院，浙江大學圖書(shu) 館協辦。對談由浙江大學曆史學院杜正貞教授主持，邀請了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解揚、中山大學曆史學係教授劉勇、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教授章毅等嘉賓，分別從(cong) 思想史、禮經闡釋、禮儀(yi) 規範與(yu) 鄉(xiang) 禮實踐的互動情形等角度進行深入討論。

講座伊始，馬一浮書(shu) 院副院長張凱教授進行了簡短致辭。張教授首先對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同時介紹了書(shu) 院舉(ju) 辦這次“經典與(yu) 文明”對談活動緣起：旨在加強文史哲學科的學術交流和聯動，建立超越學科的互動關(guan) 係。本次對談正是在回顧學界有關(guan) 明代經學史、製度史和民間禮儀(yi) 研究的基礎上，介紹明代禮經闡釋、禮儀(yi) 規範與(yu) 鄉(xiang) 禮實踐的互動，探索打通不同研究脈絡的可能。

主持人杜正貞教授具體(ti) 介紹了本次對談選題的意義(yi) 。杜教授指出鄉(xiang) 約包含禮儀(yi) 的規範，同時也是士大夫居鄉(xiang) 的實踐，包含他們(men) 建立鄉(xiang) 村社會(hui) 秩序的追求，體(ti) 現了經世思想。鄉(xiang) 約溝通國家和普通民眾(zhong) ，它的內(nei) 容有聖訓六諭等、又與(yu) 裏甲、保甲等國家製度有關(guan) ，對民眾(zhong) 觀念和民間習(xi) 俗的演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從(cong) 宋代的藍田呂氏鄉(xiang) 約開始，鄉(xiang) 約的傳(chuan) 統以及它背後關(guan) 涉的各種問題一直存在，明代在整個(ge) 鄉(xiang) 約的發展過程當中又是非常重要的階段。本次對談由主題發言和對談交流兩(liang) 部分組成，解揚教授、劉勇教授和章毅教授，分別從(cong) 思想史、經學史以及社會(hui) 史的角度，為(wei) 我們(men) 呈現對明代鄉(xiang) 約的理解。

在思想史中理解明代的鄉(xiang) 約

解揚教授從(cong) 傳(chuan) 統思想史的角度，以“在思想史中理解明代的鄉(xiang) 約“為(wei) 題”，通過對“敬”與(yu) “靜”等觀念的梳理，特別是將理學發展的脈絡與(yu) 鄉(xiang) 約的實踐相結合，在具體(ti) 的曆史場景中，探究“鄉(xiang) 約”形成與(yu) 發展的學術淵源。

在明代，鄉(xiang) 約作為(wei) 一種基層社會(hui) 治理形式，其興(xing) 起與(yu) 江右王門的學術傳(chuan) 承和地方宗族實踐密切相關(guan) 。聶豹推動的永豐(feng) 鄉(xiang) 約是其中的一個(ge) 例子，而鄒守益則通過講會(hui) 活動和書(shu) 院建設推動鄉(xiang) 約的發展。鄉(xiang) 約的特點包括依法治鄉(xiang) 、民主管理、以誠信為(wei) 本等，其在明代地方治理體(ti) 係中的角色經曆了變化。鄒守益的鄉(xiang) 約以明太祖的聖諭六言為(wei) 範本，強調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xiang) 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wei) 的重要性。他鼓勵大家學習(xi) 並遵循這些祖訓，以實現社會(hui) 的和諧與(yu) 秩序。鄒守益的鄉(xiang) 約有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一是王陽明在江西做的南贛鄉(xiang) 約，二是榕城鄉(xiang) 約，這兩(liang) 個(ge) 傳(chuan) 統被後繼者繼承和發展。陸粲在江西永新知縣任上主持的《永新鄉(xiang) 約》以六諭為(wei) 核心，體(ti) 現了鄉(xiang) 約與(yu) 國家層麵精神指引的結合。陸粲、聶豹和鄒守益的例子展示了他們(men) 與(yu) 王陽明鄉(xiang) 約模式的緊密聯係，形成了江右鄉(xiang) 約的傳(chuan) 統。

宋明以來，思想界形成了明顯的地域性處靜思想傳(chuan) 播脈絡，從(cong) 周敦頤到陸九淵，再到聶豹、胡居仁、羅洪先等人，都體(ti) 現了這一脈絡。朱熹強調敬字的重要性，認為(wei) 敬是修養(yang) 工夫的核心。敬與(yu) 靜的關(guan) 係體(ti) 現在行為(wei) 上收斂專(zhuan) 一，也體(ti) 現在靜態的靜坐上。周敦頤的“靜”論有三個(ge) 層次：首先，靜是動的本源；其次，靜具有功夫論意義(yi) ；第三，靜具有實踐論意義(yi) 。敬與(yu) 靜的結合在江右學者中得到了體(ti) 現，如胡居仁、聶豹和鄒守益等人的思想和行動中。王陽明的實踐論意義(yi) 在於(yu) 他將思想與(yu) 行動結合起來，通過用兵和格物致知的結合，體(ti) 現了思想與(yu) 行動的統一。盡管聶豹、胡居仁和鄒守益等人的鄉(xiang) 約文本中難以看到這種結合，但從(cong) 師承脈絡中可以追溯到這種思想與(yu) 行動的統一。

在理解明代鄉(xiang) 約時，我們(men) 應將思想和行動視為(wei) 一個(ge) 不可分割的整體(ti) ，彼此相互詮釋。鄉(xiang) 約的生成和實踐背景中，我們(men) 應深入探討思想與(yu) 行動的關(guan) 係，以及如何通過曆史現象透視本質，從(cong) 而更全麵地理解曆史上的組織和社會(hui) 治理形式。

明代禮經、禮製

與(yu) 鄉(xiang) 村禮儀(yi) 的互動

劉勇教授以“明代禮經、禮製與(yu) 鄉(xiang) 村禮儀(yi) 研究的‘貫通’”為(wei) 題，在演講中通過回顧明代禮書(shu) 的經學史研究、明代鄉(xiang) 村禮儀(yi) 與(yu) 國家禮製研究的曆程、觀點與(yu) 方法，探討“貫通”視角和自覺意識對溝通不同研究脈絡的可能性。

在對明代禮書(shu) 的經學史研究回顧中，劉教授首先指出研究者需要具備明確和自覺的曆時性變化意識，要充分意識到我們(men) 是在曆經諸如乾嘉考據學、近代經學解體(ti) 與(yu) 經學史興(xing) 起等重要變化之後，再去談明代的經學、禮學。這是一種“貫通”古今之變的自覺和出發點。

劉教授接著從(cong) 目錄學角度簡要介紹了近百年來經學史視野下的明代禮學研究曆程，並著重介紹了1995年小島毅教授《明代禮學研究的特點》文中的兩(liang) 個(ge) 看法：一是明代並非沒有禮學或禮學蕭條，隻是沒有乾嘉考據學定義(yi) 下的禮學。明代有著大量回應當時社會(hui) 現實問題的《儀(yi) 禮》學實踐指南、手冊(ce) ，正是那些後來被《四庫提要》定義(yi) 為(wei) “雜禮書(shu) 之屬”的作品。為(wei) 此，研究者必須突破《四庫提要》將明代《儀(yi) 禮》之學與(yu) “雜禮書(shu) ”分開所造成的思維阻礙，才能對明代禮學形成正確理解。二是對明代禮學研究新視野的展望和示例，如使用各地方誌所流傳(chuan) 下來的“雜禮書(shu) ”史料來探究當時地方官和鄉(xiang) 大夫如何實踐於(yu) 鄉(xiang) 間，就可以把新視野帶入以前動不動就被輕視的明代禮學研究領域。

劉教授補充指出，就小島教授提出的第一點而言，可以借用宋明理學的“體(ti) -用”觀點來看：傳(chuan) 統經學注疏形態的明代《儀(yi) 禮》之學是“體(ti) ”，而所謂“雜禮書(shu) ”則是“用”，“體(ti) ”和“用”是一源的、無間的，是不可分割的。對此，隻需回到朱熹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與(yu) 《家禮》所形成的結構中去，就能看得很明白。用生活化語言來表達就是：明代沒下鄉(xiang) 的是傳(chuan) 統《儀(yi) 禮》之學，而下了鄉(xiang) 的《儀(yi) 禮》之學就是後來的所謂“雜禮書(shu) ”，但其實當初兩(liang) 者是不可分割的一體(ti) 。這是另外一種意義(yi) 上的“貫通”，是對《四庫提要》區分割裂明代《儀(yi) 禮》之學與(yu) “雜禮書(shu) ”的必要“貫通”。就小島教授所提示的第二點，劉教授指出，隻需將其中的“方誌”二字，換成近年來引人矚目的“民間曆史文獻”，就能捕捉到經學史脈絡中明代禮學研究的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方向是完全可以同明代禮製和鄉(xiang) 村禮儀(yi) 研究“貫通”的。

在對明代鄉(xiang) 村禮儀(yi) 與(yu) 國家禮製研究的回顧中，劉教授采用編年方式介紹了自己閱讀部分華南研究成果的心得體(ti) 會(hui) 。首先是2000年鄭振滿和陳春聲教授在《民間信仰與(yu) 社會(hui) 空間導言》中強調的，由於(yu) 明清“國家”是政治、社會(hui) 與(yu) 文化正統性的主要來源，因此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研究中應該特別重視王朝的典章製度，隻有對曆代王朝的典章製度有著細致、深入、係統的理解，才可能在有深厚曆史感的基礎上理解具體(ti) 的曆史人物、事件和現象，所謂基層社會(hui) 研究才不至於(yu) 流於(yu) 淺薄、低水平重複和欠缺理論深度，也才談得上對“曆史整體(ti) ”的把握。同年，科大衛和劉誌偉(wei) 教授在《宗族與(yu) 地方社會(hui) 的國家認同》一文中指出，明清華南宗族的發展是明代以後國家政治變化和經濟發展的表現，是國家禮儀(yi) 改變並向地方社會(hui) 滲透過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並強調指出：宋儒的禮儀(yi) 改革，到了明朝嘉靖年間國家承認民間有修建家廟形式的祠堂以後，可以說是基本上成功了。

接著，劉教授著重介紹了2004年科大衛教授在《告別華南研究》一文中回顧從(cong) 鄉(xiang) 村禮儀(yi) 研究“貫通”到明嘉靖朝國家禮儀(yi) 改革的經曆：“把這些零碎的事實合起來是個(ge) 意外。記得有一次，在香港大學圖書(shu) 館，因為(wei) 要找湛若水的資料，翻閱了一本英文的博士論文。裏麵提到嘉靖年間的‘大禮議’。更列出了在這個(ge) 曆史性的爭(zheng) 辯中支持嘉靖皇帝的幾名大臣：桂萼、張璁、方獻夫、霍韜、湛若水。我幾乎不能相信！不過一下子整段曆史清楚了：霍韜、方獻夫在家鄉(xiang) 建家廟，不止是個(ge) 祭祖的活動，也是個(ge) 政治活動。‘大禮議’牽涉到整個(ge) ‘孝道’的問題，在禮儀(yi) 上，建家廟變成表達‘孝道’的辦法。所以，‘大禮議’不單是朝廷裏的鬥爭(zheng) ，而是整個(ge) 祭祖禮儀(yi) 上的變化。這樣一來，嘉靖年間宗族的變化可以解釋了。”劉教授很形象地將這個(ge) 情節稱為(wei) “科氏版豁然貫通”。朱熹《大學章句》“格致傳(chuan) ”闡述“即物窮理”哲學時承諾：“至於(yu)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香港新界研究、珠三角霍韜家族、方獻夫家族、陳白沙禮儀(yi) 改革研究等“零碎的事實”，就是科教授“用力之久”的“窮理”活動；“合起來”“意外”“幾乎不能相信”“一下子整段曆史清楚了”等等表述，正體(ti) 現了“一旦豁然貫通”的突兀、驚喜與(yu) 震撼。

科教授還指出了這個(ge) “意外”“豁然貫通”的深刻社會(hui) 和教育背景：“注意到‘大禮議’對我的衝(chong) 擊，是因為(wei) 我們(men) 20世紀60年代後期念大學的人，在研究方向上找農(nong) 民鬥爭(zheng) 來作對象，是當年反潮流的表現。”同時他還強調：“發現宗族製度演變的因素不隻在民間，而同時在朝廷的政治，使我知道研究社會(hui) 史不等於(yu) 逃避政治史。在研究宗族的同時，需要麵對族群問題的研究，這個(ge) 感覺更明顯。”

劉教授隨後介紹了2007年陳春聲教授《鄉(xiang) 村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禮儀(yi) 重建》一文中關(guan) 於(yu) 國家正統禮儀(yi) 行為(wei) 在地方社會(hui) 的推行與(yu) 民間“習(xi) 俗”受到王朝承認（敕封）從(cong) 而具有合法性的討論，以及2021年陳教授在《地方故事與(yu) 國家曆史》一書(shu) 結語中，對地方士紳和讀書(shu) 人在“貫通”儒學經典、朝廷禮製與(yu) 地方風俗習(xi) 慣過程中的關(guan) 鍵性角色的強調。同年，鄭振滿教授《民間曆史文獻與(yu) 經史傳(chuan) 統》一文提出“對口型”方法：將民間曆史文獻中的人、事、理，分別與(yu) 現行製度、儒家經典、人情世故相對應，找到其合法性、合理性、實用性依據，“隻有把民間曆史文獻納入特定的國家製度、儒家經典和曆史情境之中，才有可能得到全麵準確的認識”。

最後，劉教授強調將“貫通”意識融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明代禮經、禮製與(yu) 鄉(xiang) 村禮儀(yi) 自身是一套“貫通”的係統，研究者需要在學科畛域、視角思維、自我省思等方麵具備“貫通”自覺意識，警惕明代禮書(shu) 研究中充斥的評判式經學史取向與(yu) 鄉(xiang) 村禮儀(yi) 研究中泛濫的地方特性取向，提倡在認真回顧和總結以往研究“成功的經、踩過的坑”的基礎上，坦率麵對“一旦豁然”不確定性的挑戰，努力追尋既具有解釋力又蘊含同情式理解的“貫通”研究取向與(yu) 自覺。

明代士大夫的出處、鄉(xiang) 愁

與(yu) 地方性

章毅教授的報告著重通過明代士大夫的出處選擇和鄉(xiang) 愁情感來考察他們(men) 社會(hui) 身份的地方性，為(wei) 理解明代的社會(hui) 結構和文化特征提供了新的視角。

章教授首先引用了明代大儒王陽明《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shu) 院序》中“君子之道，出與(yu) 處而已”的論斷，認為(wei) 明代的士大夫經過科舉(ju) 的甄選，雖然把“出仕”作為(wei) 最重要的職業(ye) 取向，但同時也注重在“出”與(yu) “處”之間保持平衡，“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王陽明此文寫(xie) 於(yu) 貶謫龍場驛丞的正德初年，正體(ti) 現了他對出處之道的深刻思考。章教授認為(wei) ，明代士大夫的“處”並非簡單的退隱，而是包含了豐(feng) 富的居鄉(xiang) 建設的內(nei) 涵，這正是鄉(xiang) 禮、鄉(xiang) 約等舉(ju) 措得以實踐的基礎，而退居鄉(xiang) 野卻仍投身鄉(xiang) 治的行為(wei) ，其動力則根植於(yu) 士大夫以儒學“經世”的基本精神。

章教授接著以李夢陽《繁台餞秦子》詩為(wei) 例，解釋了明代士大夫“鄉(xiang) 愁”觀念的雙重含義(yi) 。李夢陽生於(yu) 甘肅慶陽，長於(yu) 河南開封，曾以鄉(xiang) 試第一人中舉(ju) ，年甫弱冠即獲進士功名，在明代中期的文壇享有盛譽。隻是他的仕途並不通暢，在不到20年的仕宦經曆中，就曾因得罪“勢要”而多次下獄，最終在中年遭受貶謫。《繁台餞秦子》是李夢陽謫居開封時為(wei) 進京赴任的好友（秦金）所寫(xie) 的餞別之作。該詩以“異地同為(wei) 客”開頭，表明作者身為(wei) 隴人而“閑住”異鄉(xiang) ，也點明好友以吳人而遠赴京師，同樣都是“異地”之“客”，因此“雁引望鄉(xiang) 愁”，都有著遠離故土的愁緒。章教授提示，明代士大夫由科舉(ju) 入仕時均須遵循原籍回避的任職規則，這是作為(wei) 思鄉(xiang) 之情的“鄉(xiang) 愁”普遍存在的製度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鄉(xiang) 愁中的“鄉(xiang) ”並不僅(jin) 是一個(ge) 地理單元，當它與(yu) “都”相互對照時，也是士大夫用來調控“出處之道”的文化空間。李夢陽在詩中就用“雲(yun) 連去國目”來和“雁引望鄉(xiang) 愁”呼應，表達了因貶謫而遠離國都的“去國”之思，同時在詩歌末句（“還共李膺舟”）又用東(dong) 漢名士李膺的典故自勉：在退處之時仍須保持經世之誌。

章教授隨後用明代中葉一個(ge) 相對普通的藩省官員汪奎作為(wei) 例證，梳理了明代士大夫從(cong) 科舉(ju) 入仕到致仕歸鄉(xiang) 的全過程，進而探討了士大夫在“入朝”和“居鄉(xiang) ”之間身份轉換的社會(hui) 意義(yi) 。章教授通過《明實錄》、《新安文獻誌》及多種地方誌的勾稽和比對，描述了汪奎從(cong) 成化二年（1466）進士到浙江道監察禦史的任職經曆，同時也勾勒了汪奎因直言進諫而被貶西南，又以“公平勤慎”的風評而最終升遷貴州巡撫的過程。章教授通過分析正德刊本《重修汪氏家乘》，說明汪奎在經曆了三十餘(yu) 年的仕宦生涯而致仕歸鄉(xiang) 之後，其最主要的工作即是用修譜的方式來表達敬宗收族的鄉(xiang) 治觀念。汪奎的《重修汪氏家乘》匯集了34個(ge) 宗支、223個(ge) 派別，記錄了近12320人，分布在以徽州府為(wei) 中心的25個(ge) 縣的92處居地，其中包含了“一本萬(wan) 殊”的理學原則，也體(ti) 現了將精英政治融入基層治理的意圖。

在講座的最後，章教授對“地方性”進行了理論反思：普通讀書(shu) 人經由科舉(ju) 從(cong) 鄉(xiang) 裏進入朝堂，在經曆長期的仕宦生涯之後，通過致仕又複歸鄉(xiang) 裏，正是這種社會(hui) 流動強烈塑造了士大夫的地方性。士大夫身份的起伏循環，也造就了上下之間的文化流動，使得鄉(xiang) 裏與(yu) 朝堂之間產(chan) 生了一體(ti) 化的文化關(guan) 聯。與(yu) 此同時，士大夫在“用行”與(yu) “舍藏”之間所秉持的彈性，也使得鄉(xiang) 裏具有了一種文化自足的意味，而這正是一係列鄉(xiang) 治舉(ju) 措得以有效實施的生態環境。

在對談交流環節，各位老師就為(wei) 什麽(me) 清代乾嘉考據學對明代国际1946伟德批評性的認識甚至成為(wei) 了我們(men) 今天所看到的明代思想史發展的脈絡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他們(men) 從(cong) 曆史人類學、書(shu) 目學、經史傳(chuan) 統、社會(hui) 製度史、近代學術發展史以及現代學科體(ti) 製下的實證主義(yi) 傳(chuan) 統等方麵進行了解讀，重點討論了雜禮和儀(yi) 禮的關(guan) 係以及禮儀(yi) 下鄉(xiang) 的問題，解釋了文化整合的進程中，中央王朝的禮儀(yi) 與(yu) 地方性的百姓日用鄉(xiang) 禮之間的溝通，是在怎樣的曆史情境中，由哪些人通過怎樣的形式實現的。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