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很可能繪於(yu) 宋神宗時代，而非徽宗時代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同舟共進》雜誌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一

如果今天我們(men) 要評選出一幅知名度最高、影響力最大、而且又最具代表性的宋畫，相信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一定會(hui) 得票最多。但與(yu) 《清明上河圖》無人不曉的知名度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畫家張擇端的存在感非常低，史料中關(guan) 於(yu) 他的記載隻有寥寥數語，所以我們(men) 對他知之甚少，既不知道他身世、生平的詳情，也不知道他是在什麽(me) 曆史背景下畫出了《清明上河圖》。換言之，《清明上河圖》究竟繪於(yu) 宋代的哪一個(ge) 時段，目前還不能下一個(ge) 定論。

一般認為(wei)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大致創作於(yu) 北宋徽宗朝宣和年間，因為(wei) 此圖卷尾所錄曆代鑒賞家的題跋透露了這方麵的信息，如金代酈權的題詩：“車轂人肩困擊磨，珠簾十裏沸笙歌。而今遺老空垂涕，猶恨宣和與(yu) 政和。”張公藥題詩：“通衢車馬正喧闐，祗是宣和第幾年。當日翰林呈畫本，升平風物正堪傳(chuan) 。”都提到了宣和。所以，按目前的主流意見，《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北宋宣和年間的東(dong) 京繁華景象。

北京故宮研究館員餘(yu) 輝則認為(wei) ，張擇端應該是在宋徽宗崇寧中後期完成了《清明上河圖》的繪製。餘(yu) 先生進而提出一個(ge) 新見：張擇端之所以要畫出《清明上河圖》長卷，是為(wei) 了向宋徽宗進諫，因為(wei) 他畫的並不是盛世繁華，而是盛世危機：“畫家在描繪徽宗朝初年商業(ye) 繁榮的明線背後，交織著另一條看似熱鬧卻令人心悸的暗線：他通過生動地表現驚馬闖郊市為(wei) 伏筆，層層鋪墊出全卷矛盾的視覺中心，即船與(yu) 橋的險情和橋上文武官員爭(zheng) 道交織成的矛盾高潮，還有前後出現的軍(jun) 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渙散、國門洞開、商貿侵街、商賈囤糧、酒患成災等諸多場景”。

餘(yu) 先生說：“張擇端充滿了善意，以曲諫的方式作畫，向宋徽宗告誡種種社會(hui) 危機和國家隱患，以求及時挽回敗政。遺憾的是，徽宗已經深深地陷入了蔡京、童貫給他設計的‘豐(feng) 亨豫大’的物質享受之中，因而這位講求精繪祥瑞和吉兆的皇帝畫家對該圖的思想內(nei) 涵是不會(hui) 感興(xing) 趣的。”

這樣的解釋當然是餘(yu) 輝先生的創見，不妨當作一家之言。如果從(cong) 另外的角度解讀，可能會(hui) 得出完全不同、乃至恰恰相反的結論。

另一位宋畫研究者曹星原女士對《清明上河圖》的解讀便與(yu) 餘(yu) 輝先生大異其趣，按她的分析：《清明上河圖》的創作時間大致是熙寧十年，在此之前，北宋有一個(ge) 叫做鄭俠(xia) 的官員畫了一幅《流民圖》，對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變法提出尖銳批判， “《清明上河圖》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對《流民圖》不指明的回應。作品不動聲色地表現了東(dong) 京的百姓在清明時節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貧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圖》是由某個(ge) 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討神宗歡心。無論如何，十分關(guan) 注自己‘上善’形象的神宗，在一係列上善措施實施之後的熙寧十年，終於(yu) 鬆了口氣，那一片對變法批評的聲音漸漸弱了下去”。

我的看法是，這兩(liang) 種試圖“還原”出畫家繪製《清明上河圖》動機的解讀方式都是比較冒險的。圖畫與(yu) 詩文不一樣，文字可以清晰地表達作者創作一首詩的初衷，圖畫則未必，從(cong) 一幅山水畫、風俗畫，恐怕很難準確地還原出畫家的曲折意圖——除了那種意圖非常明顯的圖畫，如北宋鄭俠(xia) 的《流民圖》。《清明上河圖》的創作者究竟是為(wei) 了討皇帝歡心，還是向皇帝提出曲諫，都是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wei) 的問題。所以我不支持深究張擇端為(wei) 什麽(me) 要畫《清明上河圖》的動機。

但我們(men) 可以根據《清明上河圖》的畫麵，結合史料的記載，考證張擇端筆下的北宋東(dong) 京景物背後藏著一段怎樣的曆史。

我以前為(wei) 了寫(xie) 《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一書(shu) （一本通過宋畫解讀宋朝社會(hui) 生活的圖書(shu) ，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僥(jiao) 幸獲評為(wei) 2018年度“中國好書(shu) ”），對《清明上河圖》頗多留意，因為(wei) 這卷寫(xie) 實主義(yi) 的圖像傑作就如宋朝人拍攝的紀錄片，是我們(men) 欲了解1000年前的宋人生活不能繞過的視覺材料。從(cong) 畫卷上汴河的舟楫往來，我們(men) 可以發現宋代汴河漕運的繁華；從(cong) 市麵中的酒旗招展，也可以想見北宋東(dong) 京酒樓業(ye) 的發達；畫家畫出的毛驢與(yu) 騾子比馬匹多得多，亦是宋朝缺乏馬匹的真實寫(xie) 照……將這些隱藏在圖像後麵的曆史信息組合起來，便是一段生動的北宋曆史。

近年來，我對宋史的關(guan) 注重點放在熙寧—元豐(feng) 變法上，又參閱了大量宋神宗朝的史料，以我個(ge) 人對《清明上河圖》及北宋曆史的粗淺了解，我覺得張擇端此圖繪於(yu) 宋神宗朝熙寧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至少我們(men) 有依據提出這樣的猜測。依據之一便是《清明上河圖》上的東(dong) 京城門形製與(yu) 城牆狀況。

二

我們(men) 展開《清明上河圖》，沿著舟楫繁忙的汴河往城裏方向走，便可以看到一座不是很雄偉(wei) 、華麗(li) 的城門，城門上掛有題名的匾額，但匾額的字跡畫家作了模糊處理，看不出是什麽(me) 城門名。這應該是張擇端有意為(wei) 之，因為(wei) 他要畫的可能並不是東(dong) 京城的具體(ti) 哪處城門。但張擇端不可能憑空塗抹，必定是根據他觀察到的東(dong) 京實景進行藝術創作，因此，我們(men) 不能斬釘截鐵地說，《清明上河圖》的城門就是東(dong) 京的新鄭門，或新宋門，或上善門，但我們(men) 相信張擇端筆下的城門、城牆必定是當時之現實情況的寫(xie) 照，宋畫的突出特點也是強調寫(xie) 實。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我們(men) 看到，《清明上河圖》中的城門洞開，沒有城防機構，也未建甕城，城牆為(wei) 土牆，未修箭垛，也沒有其他防禦工事，有一段土牆還坍塌了，雜草叢(cong) 生，矮樹成蔭。按餘(yu) 輝先生的說法，張擇端這麽(me) 畫，是為(wei) 了向宋徽宗反映京城門禁製度的渙散、防範意識的日趨淡漠。但我們(men) 認為(wei) ，張擇端應該是以寫(xie) 實主義(yi) 的態度，將當時東(dong) 京的城門與(yu) 城牆實況如實捕捉入《清明上河圖》之中，因為(wei) 在元豐(feng) 元年之前，東(dong) 京城的外城就是這個(ge) 樣子的。

史料記載說，宋神宗時，東(dong) 京城的外城牆因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經坍塌，熙寧初，朝廷曾派人整修，但因工程浩大，財政不堪重負，反對者眾(zhong) ，那次修繕草草了事，很快又頹圮如故。直至熙寧八年，神宗才重新下詔修築城牆。當時王安石擔任宰相，神宗皇帝給執政團隊發了禦批，提出修完都城的建議：“都城久失修治，熙寧之初，雖嚐設官繕完，費工以數十萬(wan) 計。今遣人視之，乃頹圮如故，若非選官總領，曠日持久，不能就緒，可差入內(nei) 東(dong) 頭供奉官宋用臣提轄修完，有當申請事條具以聞。”

這次為(wei) 了修繕城牆，宋政府特別成立了一個(ge) “修完京城所”，以內(nei) 侍宋用臣提轄修完京城所，主持修城。但修城的消息剛傳(chuan) 出，禦史蔡承禧便上疏反對：“聞近日朝旨欲修新城，外議喧傳(chuan) ，以為(wei) 日役萬(wan) 兵，財用所糜，其數不少。……以陛下之德，何啻金城湯池之固？而乃過計以為(wei) 此，外議紛紛，臣所未喻。”

不過宋神宗與(yu) 王安石似乎沒有理睬蔡承禧的意見，修城工程於(yu) 熙寧八年九月初七興(xing) 工，在宋用臣的指揮下按計劃推進。宋用臣是北宋的工程師型宦官，主持過多個(ge) 大型工程項目。他調動萬(wan) 名廂兵修城，並通過發行度牒籌集“修完都城諸門瓦木工直之費”，“財力皆不出於(yu) 民”；還創造性使用“機輪”運土，節省了大量人力成本，修城用度比預算節省了十分之三。

元豐(feng) 元年十月，修城工程畢工，曆時三年整。重修後的東(dong) 京外城牆，周長五十裏百六十步，高四丈，廣五丈九尺，並築有敵樓、甕城、壕塹等防禦工事。神宗命知製誥李清臣撰《重修都城記》，刻石於(yu) 南薰門上。

修完京城所的機構還保留著，負責對都城公共建築物的維護與(yu) 修築。但在不憚於(yu) 言利的熙豐(feng) 變法時代，修完京城所很快就發展成營利性的經濟部門：元豐(feng) 二年九月，修完京城所申請“賃官地創屋，與(yu) 民為(wei) 麵市，收其租”。經開封府相度、神宗批準後，修完京城所在城西、城東(dong) 的公地上建造了一批房廊（商鋪），租給磨戶及熟食人經營麵粉業(ye) ，形成“麵市一條街”，宋政府每年從(cong) 麵市課利十二萬(wan) 緡左右。

如果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創作於(yu) 元豐(feng) 之後，這幅寫(xie) 實主義(yi) 神品應該不會(hui) 畫出一段頹圮的城牆，而應該將修整一新的城牆及敵樓、甕城、壕塹等防禦工事繪製出來。

（明仇英仿本《清明上河圖》局部）

三

《清明上河圖》的主題，正如畫卷題簽所標明，畫的是清明時節北宋東(dong) 京汴河的“開河”景象。這一點也是學界的主流意見。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北宋東(dong) 京會(hui) 有“開河”的做法？這裏麵也藏著一把破譯《清明上河圖》創作年代的鑰匙。

北宋時期的東(dong) 京城，水運網絡十分發達。汴河、惠民河、金水河與(yu) 廣濟河流貫城內(nei) ，並與(yu) 城外的河運係統相銜接，合稱“漕運四渠”。來自陝西的物資可從(cong) 黃河—汴河運至汴梁，蔡州的物資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東(dong) 的物資可通過黃河—廣濟河抵京，東(dong) 南六路的物資，可以借道大運河北上，轉入汴河，運達京師。其中汴河是北宋最重要的一條水運線，北接黃河，南連江淮，汴水貫穿東(dong) 京城，自外城西水門入城，流經州橋、相國寺，自東(dong) 南方向出東(dong) 水門，流往江淮。

由於(yu) 北宋時，經濟重心在南方，東(dong) 京賴以生存的物資主要由東(dong) 南供應，而東(dong) 南的物資進入東(dong) 京，主要就靠汴河，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唯汴水橫亙(gen) 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我們(men) 在《清明上河圖》上看到的汴河船隻，便是從(cong) 江淮運貨而來的漕船、貨船。

但由於(yu) 汴水承自黃河，河水渾濁，泥沙俱下，沉澱於(yu) 河床，河道特別容易淤塞，必須經常浚疏。北宋初，汴河每年浚疏一次，但浚河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財力成本，難以為(wei) 繼，真宗朝改為(wei) 三歲一浚；仁宗朝之後，“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一浚，歲歲堙澱”，以致河床越堆越高，汴河變成了懸河，東(dong) 水門外，“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yu) ，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穀”。

每年冬季枯水期，汴河淤淺，難以航行；而且，黃河上的冰淩通過汴口（汴河與(yu) 黃河連接之口）衝(chong) 入汴河，對汴河的船隻、堤岸、橋梁帶來破壞性。所以每年十月左右（冬至前三十日），宋政府幹脆關(guan) 閉汴口，停止航運，等到次年春天（清明節前後）才重開汴口，這便是清明開河的由來。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汴口每年啟閉，要投入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黃河又經常改道，“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wei) 口以逆之”，成本更巨大；開汴口之時，還非常危險，“役者多溺死”；而且，因為(wei) 冬季閉河，汴河一年通航時間才二百餘(yu) 日，航運資源得不到最大化的利用，也非常可惜。

神宗與(yu) 王安石決(jue) 心馴服這條壞脾氣的汴河。

熙寧四年，宋政府在汴河上遊的孤柏嶺下開訾家口，試圖作為(wei) 永久性的汴口，但僅(jin) 過幾年，便因黃河改道，訾家口成了廢物。

熙寧六年，神宗又依王安石之議，下了一道詔書(shu) ：“今冬不閉汴口，令造栰截浮淩。”試行冬季不閉汴口，但試驗以失敗告終，當年十一月，“汴水淩牌擁遏京城中”，神宗隻好發出批示，派人趕往“汴口監督，連夜閉塞”。

熙寧八年，宋政府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疏浚汴河工程，“自南京至泗州，一概疏深三尺至五尺”。但是，隻要汴水接自渾濁的黃河，河道便不可能沒有泥沙，遲早又會(hui) 淤塞。

也是在熙寧年間，朝廷討論了繞開黃河、引洛水入汴河的方案。洛水，流於(yu) 黃河之南，發源於(yu) 陝西，於(yu) 滎陽縣廣武山（邙山）北麓注入黃河，水流清澈，若能導洛通汴，便可一舉(ju) 解決(jue) 汴河易淤的問題。

宋政府曾派人勘探洛水至汴河的地形，相度導洛通汴的可行性，卻發現黃河緊貼著廣武山北麓奔流，如果要引洛水入汴河，必須沿廣武山開鑿引水渠，以一千年前的技術，這是異常艱巨的工程，所以導洛通汴的計劃很快就擱淺了。

直至熙寧十年七月，黃河滎陽段發生改道，往北退出七裏嫩灘，也就是說，在黃河與(yu) 廣武山之間，形成了一片寬約數裏的退灘，正好可以用來開挖水渠，引洛水入汴。導洛通汴最大的天然障礙消失了。

所以元豐(feng) 元年五月，有官員向神宗提議：“汴河口歲歲閉塞，又修堤防勞費，一歲通漕才二百餘(yu) 日。往時數有人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齧廣武山，須鑿山嶺十五丈至十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wei) 。自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yu) 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有七裏遠者，退灘高闊，可鑿為(wei) 渠，引水入汴，為(wei) 萬(wan) 世之利。”

六月，權都水監丞範子淵也上奏：“乞於(yu) 汜水鎮北門導洛水入於(yu) 汴為(wei) 清汴通漕，以省開閉汴口功費。”並提出了一個(ge) 具體(ti) 的引水方案。神宗對引洛入汴工程十分重視，不過此時因重修都城工程尚未完工，神宗不想倉(cang) 促開辟第二條戰線，所以手批“候來年取旨”。

當年十月，修城工程畢工，神宗不候來年取旨了，先派範子淵實地勘探引洛工程所在地勢。十二月初六，範子淵回奏：洛水至汴水地段，“地形西高東(dong) 下，可以行水”。神宗又派直學士院安燾、入內(nei) 都知張茂則同往實地考察，再評估引洛工程的可行性。第二年，即元豐(feng) 二年正月，安燾等人向神宗提交了可行性報告，稱範子淵的引洛入汴方案不具可行性。

但神宗認為(wei) ，範子淵的方案未善，不代表引洛入汴工程不可行，所以又於(yu) 二月份命宋用臣“案視導洛通汴利害”。三月，宋用臣回朝，向神宗報告：引洛入汴是行得通的。他在範子淵方案的基礎上作了改良，提出一個(ge) 更完善的引水方案。

神宗批準了宋用臣的引水方案，並成立導洛通汴司，任命宋用臣為(wei) 都大提舉(ju) 導洛通汴司，主持引水工程。因為(wei) 洛水清澈，導洛通汴工程又稱“清汴”。

四月，清汴工程興(xing) 工。六月，清汴大功告成，總共用工四十五日。七月初二，汴口閉斷黃河水，導洛水入汴。次年（元豐(feng) 三年）六月，參知政事章惇進呈《導洛通汴記》，神宗詔以《元豐(feng) 導洛記》為(wei) 名，刻石立於(yu) 洛口廟。

清汴後，“波流平緩，兩(liang) 堤平直，泝行者道裏兼倍，官舟既無激射之虞”；且河水較之前清澈得多，大大延緩了河道的淤積速度，二十年不必浚河；且冬季亦不用關(guan) 閉汴口，汴水“四時行流不絕，遇冬淩結，即督責沿河官吏，打撥通流，並無壅遏”，於(yu) 是“江淮扁舟，四時上下，晝夜不絕”。

也就是說，元豐(feng) 二年“引洛入汴”工程竣工之後，由於(yu) 冬季已不用關(guan) 閉汴口，也就不存在每年清明時期開河的做法了。如果《清明上河圖》創作於(yu) 元豐(feng) 之後，張擇端會(hui) 將畫卷的主題聚焦於(yu) 已成曆史陳跡的“清明開河”嗎？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四

如果《清明上河圖》繪於(yu) 元豐(feng) 之後，畫家大概率還會(hui) 畫出汴河上的水磨，因為(wei) 元豐(feng) 後期，宋政府在汴河邊修建了多個(ge) 水磨坊，由水力驅動、吱呀轉運的水磨是汴河一景。

元豐(feng) 二年“引洛入汴”完工，原來的導洛通汴司更名為(wei) 汴河堤岸司，職責轉為(wei) 維護汴河及堤岸。同修完京城所一樣，汴河堤岸司很快也發展成一個(ge) 營利性的經濟部門，業(ye) 務包括房廊租賃、水磨作業(ye) 、茶場交易、沿汴船渡，以及四壁花果場、冰雪窖、菜園、京城豬羊圈、東(dong) 西麵市、垛麻場、肉行的經營，等等。

其中特別值得一說的就是水磨業(ye) 務了。水磨，即利用水力驅動磨輪的機械設備。宋初設有水磨務，使用水磨磨麵，以供內(nei) 廷使用。但在元豐(feng) 年間，水磨務被廢置，宮廷日常食用的麵粉主要來自市場采購。與(yu) 此同時，一種商業(ye) 性的官營水磨茶作坊在京城興(xing) 起。所謂水磨茶，指用水磨研磨出來的茶葉末。宋代流行點茶，點茶須用茶末，茶末越細越好，烹茶方式類似現在的日本抹茶，因為(wei) 日本抹茶便是從(cong) 宋朝點茶演化過來的。

東(dong) 京城內(nei) 外河道縱橫，包括汴河在內(nei) 的河流不僅(jin) 可以用於(yu) 農(nong) 業(ye) 灌溉與(yu) 交通航運，宋政府與(yu) 民間富商還熱衷於(yu) 利用水流建造水磨坊，用於(yu) 磨茶或磨麵。元豐(feng) 時期出現的水磨茶作坊與(yu) 北宋前期的水磨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liang) 個(ge) 部門，水磨務是自給自足的皇家磨麵機構；水磨茶作坊則是對外營業(ye) 的官營磨茶工廠。都提舉(ju) 汴河堤岸司還計劃在京城通津門外的汴河上“置水磨百盤”，並獲得神宗的批準。中國曆史上，再沒有一個(ge) 王朝像宋政府這樣對水力機械的運用及其商業(ye) 化表現出如此熱切的興(xing) 趣。

（《閘口盤車圖》中的宋代水磨作坊）

由於(yu) 水磨研茶要比用人力、畜力拉磨高效，且磨出來的茶末非常細膩，所以深受茶鋪與(yu) 市民的歡迎。據都提舉(ju) 汴河堤岸司的報告，“自興(xing) 置水磨後，其內(nei) 外茶鋪人戶各家，免雇召人工、養(yang) 飼頭口諸般浮費，及不入末豆、荷葉雜物之類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間皆得真茶食用，若比自來所買(mai) 鋪戶私磨絞和偽(wei) 茶，其價(jia) 亦賤。兼販茶客人亦免民間賒欠錢物，赴本司入中茶貨，便請見錢，再行興(xing) 販，甚有利潤。沿路往來所收商稅不少。”

但我們(men) 在《清明上河圖》的汴河邊看不見一處磨坊，畫家根本就沒有畫出水磨，原因很可能是畫家創作時，“引洛入汴”工程尚未動工，宋政府也未在汴河上設置水磨坊。換言之，《清明上河圖》很可能繪於(yu) 元豐(feng) 之前。

畫麵的其他細節也顯示《清明上河圖》不大可能創作於(yu) 元豐(feng) 之後的宋徽宗時期。比如，據研究者統計，《清明上河圖》出現的驢有49頭，馬隻有21匹。宋朝前期，京師中馬匹極少見，但自熙寧五年實行“保馬法”，京城的馬逐漸多了起來，到了徽宗朝，京城人的日常交通已普遍使用馬匹，多名生活於(yu) 北宋後期的宋人的記錄可證：“京師人多賃馬出入”；“尋常出街市幹事，稍似路遠倦行，逐坊巷橋市，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京師賃驢，途之人相逢，無非驢也。熙寧以來，皆乘馬也”。所以，有研究者提出：《清明上河圖》中有騎馬者，有騎驢者，馬比驢少，反映的正是熙寧年間的情景。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再比如，北宋東(dong) 京城外的汴河堤岸長期未修防護牆，人們(men) 在堤岸上行走，一不小心就會(hui) 掉入河裏。元祐中，禦史方蒙建請在汴河堤岸上修建防護牆：“今汴堤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濘淖，故途人樂(le) 行於(yu) 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墜者不救。……欲望降指揮，京城沿汴南北兩(liang) 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並流修牆，以防人跌馬驚之患。”獲朝廷批準，人們(men) 行走於(yu) 堤岸，“遂免淹溺之患”。但《清明上河圖》中的河岸並無防護牆，所繪顯然是元祐之前的汴河。

綜上所述，我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應該繪於(yu) 宋神宗朝熙寧後期，大約為(wei) 熙寧八年。當然，即便《清明上河圖》不是繪於(yu) 那個(ge) 時候，也不要緊。作為(wei) 看畫的人，我們(men) 可以通過畫家的細膩筆觸，看到那麽(me) 真切的宋朝城市、街道、商鋪、酒家、橋市、河道、船隻，看到如此充滿煙火氣的宋人生活，看到定格在畫麵上的曆史卻好似活了過來一般，我就感到心滿意足了。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