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怎樣愛你，中國！”

——郭齊勇《中華文化根脈》薦讀

作者：王順然

來源：“珞珈書(shu) 生郭齊勇”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十七日乙卯

          耶穌2024年12月17日

書(shu) 名：中華文化根脈

作者：郭齊勇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題記：“為(wei) 什麽(me) 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wei) 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

藉由祖祖輩輩生存的聯結與(yu) 千百年文化的傳(chuan) 承，中國，成就了我們(men) 共同的認同與(yu) 信仰。然而，時代的風潮讓我們(men) 迷失，傳(chuan) 統的靈根亟待再植。“我該怎樣愛你”，是呼喚“古老”的文化以躍動的生命力承托起現代中國人自由而全麵的發展。“我該怎樣愛你”，是驚醒手足無措的“我”挺立起文化的主體(ti) 意識，在延綿的傳(chuan) 續中成為(wei) 一個(ge) 中國人。“我該怎樣愛你”，是叩問傳(chuan) 統文化的精神內(nei) 涵，是探尋中華文脈的現代轉化與(yu) 創新發展，更是近現代中國學人的共同課題。作為(wei) 近四十年來從(cong) 事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研究的旗幟性人物，武漢大學郭齊勇先生近來出版了《中華文化根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書(shu) ，係統講述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發展脈絡，從(cong) 學理上對這一時代的“大哉問”給予了真切而深情地回應。

@《中華讀書(shu) 報》，發表時標題有改動

一、何以“中國”

按《周禮》講，“中國”是由“土圭之法”測定“天地合、四時交、風雨會(hui) 、陰陽和”的百物阜安之地，先王於(yu) 是建國製畿、“方千裏而封樹之”。而自孟子言“（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yu) 中國”（《滕文公上》）始，“中國”二字更超越了其地理空間、行政建製的局限，具有了華夏文脈的意義(yi) 。郭先生在書(shu) 中指出，欲了解“中國”、了解“中國”所蘊含著豐(feng) 富深厚的曆史信息和文化意義(yi) ，“關(guan) 鍵在於(yu) 深度認識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頁4）。

深度認識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首先要明確中華文化的根底是“仁愛”。按郭先生講，“中華人文精神源於(yu) 五經……就是孔子的‘仁學’精神。‘仁’是人的內(nei) 在的道德自覺，是人的本質規定性。”（《五經》，頁27）在眾(zhong) 多情感中，唯有“愛”投射在主體(ti) 之間、強化著人與(yu) 人的聯結性，由“愛”所產(chan) 生的聯結，是我們(men) 共同生活的基礎。孔子講“仁愛”，為(wei) 中國文化找到了根本的支點；孟子講“親(qin) 親(qin) 、仁民、愛物”，為(wei) 這一支點打開了發展的譜係。不同於(yu) 西方以形態區分“愛”，而有所謂“eros（欲愛）”“philia（友愛）”“agape（靈愛）”等的差異。儒家從(cong) “親(qin) 親(qin) ”講“愛”，是人初生而與(yu) 父母互動，父母全心地付出是“愛”，子女本能地依賴也是“愛”，由此形成了“家”孝悌、友恭的聯結。“愛”由“親(qin) 親(qin) ”始，推而擴之有“仁民”“愛物”乃至“和合”，我們(men) 共同的生活正奠基於(yu) “和合”的生活方式。

深度認識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需要理解中華文脈形成於(yu) 諸子的爭(zheng) 鳴與(yu) 融合。諸子爭(zheng) 鳴自先秦到魏晉、由宋明至近代，表現了不同的樣態，麵對了殊異的問題，也發掘了中華文化的內(nei) 在張力與(yu) 融合取向。“先秦諸子百家的產(chan) 生，也與(yu) 不同的文化區域、文化傳(chuan) 統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例如儒家與(yu) 鄒魯文化，道家與(yu) 荊楚文化，法家、縱橫家、名家與(yu) 三晉文化和秦隴文化等，都有這一定的淵源。”（《諸子》，頁83）由此觀之，諸子的對話與(yu) 爭(zheng) 鳴促成了文化的理解與(yu) 認同，在差異的對話中帶來了民族的融合，塑造了中國文化的特質。

深度認識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還要認識到四書(shu) 涵養(yang) 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中國文化最厚重的底色。“‘四書(shu) ’是中國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chuan) 戶誦之學，哪怕是鄉(xiang) 間不識字的勞動者，也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四書(shu) 》，頁77）“成人之美”“寬厚待人”“誠信為(wei) 本”如此等等，百姓日用不知的道德訓誡常出於(yu) 四書(shu) 的沉澱與(yu) 熏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le) 乎”，從(cong) 待人接物到國際對話，無不滲透著四書(shu) 的傳(chuan) 統智慧。可以說，四書(shu) 代表著中國文化的自主性與(yu) 獨特性，要“發掘中國哲學的獨特價(jia) 值，同時主張保持世界性與(yu) 本土化之間必要的張力，在與(yu) 西方哲學的比照中，實現中國哲學（文化）的自主發展。”（頁308）

二、何以“成人”

“人民大眾(zhong) 首先關(guan) 注的是自己怎麽(me) 生活，一方麵是衣食住行，一方麵是精神需求。”（頁8）誠如“中國”既是地理的，又是文化的，“人民大眾(zhong) ”也既是生存的，也是生命的。在中國文化的傳(chuan) 續中，“何以成人”的問題具體(ti) 而真切，落實在每個(ge) 中國人身上的。

學習(xi) ，是“成人”得以可能的基礎。中國文化能夠在曆史的爭(zheng) 鳴中吸納、融合新的內(nei) 容，體(ti) 現了其開放性與(yu) 學習(xi) 能力。郭先生講，“中國文明是學習(xi) 的文明，強調學而知之，肯定知識理性。”（《勸學》，頁190）中華文化有深厚的“勸學”傳(chuan) 統，做人做事之道是文化傳(chuan) 承的主要內(nei) 容。孔子教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開放地學習(xi) ；教人“三人行有我師”，是謙遜地學習(xi) ；教人“學而時習(xi) 之”，是快樂(le) 地學習(xi) 。“我”非“生而知之”，但求“學之、好之”，在學與(yu) 思的徜徉中，我們(men) 得以“立人”。

得儒、釋、道之熏養(yang) ，實現“成人”主體(ti) 性的朗現。郭先生講，“中國哲學的觀念是從(cong) 哲學家的偉(wei) 大人格中流淌出來的，儒的真性、道的飄逸與(yu) 禪的機趣巧妙地融合了起來。”（《儒道》，頁141）可以說，儒、道的互動將人倫(lun) 生活與(yu) 自然世界並現，儒、釋的交鋒則彰顯心靈的道德感與(yu) 超越性。“自然”有其超越性，“心靈”也有其超越性，這種超越性內(nei) 在於(yu) 每個(ge) 個(ge) 體(ti) 的生命中，具象於(yu) 德性的啟蒙、良知的朗現、主體(ti) 性的覺醒。落實在人倫(lun) 生活中，表現為(wei) 人能自覺地運用知性的能力來擺脫對外在規範的依賴，開啟自主的、內(nei) 在的、對德性生命的追求。《禮記·學記》講“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要達到“堅定不移”的“大成”境界，還需要經曆懷疑與(yu) 反省，需要自主地審視德行規範的合理性。郭先生提醒說，“自識本心”是“成人”的前提，但“本心容易與(yu) 習(xi) 心（向外追逐、計較分別之心）相淆亂(luan) ，習(xi) 心或無明就成為(wei) 發明本心的障蔽”（《佛禪》，頁174），所以“成人”也是在磨礪中得到進境。

以禮樂(le) 以安頓生命，是“成人”的社會(hui) 性基礎。禮樂(le) 文明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chan) ，有禮樂(le) 而“定親(qin) 疏”“整風俗”“節製財物之用”“理順社會(hui) 秩序”。郭先生總結說，禮樂(le) 文明的建立“是在政治層麵上，人把人當人看”，在社會(hui) 層麵確立“既有秩序，又有自由、合理的社會(hui) 風俗習(xi) 慣”，更重要的是“在個(ge) 人修養(yang) 層麵上，麵對現代文化的危機，找到人情的安頓之所。”（《禮樂(le) 》，頁58）禮樂(le) 不興(xing) 而手足無措，傳(chuan) 統的禮樂(le) 文明轉化、積澱為(wei) 生活中的公序良俗，在現代市民社會(hui) 中依然是具有內(nei) 在約束力的信仰係統。《詩經鄘風》講，“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chou) 也。”簡單的日常言行，若不能接續傳(chuan) 統，那麽(me) 說話做事既不能準確，更談不上美感。可以說，禮樂(le) 對社會(hui) 網絡上的每個(ge) 人都形成規範性與(yu) 約束力，但它在節製人的性格與(yu) 行為(wei) 時，也能讓人心的善得到恰當地表達，手足有措、為(wei) 人不惑。

三、何以“現代”

現代性是任何文化傳(chuan) 統都無法回避的、持續性的問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在現當代的創造性轉化，關(guan) 鍵在於(yu) 我們(men) 如何做一個(ge) 現代的中國人……（轉化的）目的就是現代中國人自由而全麵的發展。”（《導言》，頁7-9）從(cong) 理論輻射的強度與(yu) 範圍上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包括製度與(yu) 科學的問題、生活方式問題和天人之際與(yu) 性命之源的問題，統歸起來也就是“現代中國人如何自由而全麵的發展”這個(ge) 問題。

製度與(yu) 科學的現代性喚醒了中國文化的活力。有人說，當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缺陷時，也引導資本主義(yi) 走向自我救贖。麵臨(lin) 近現代的衝(chong) 擊，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也向內(nei) 掘發出自身蘊藏的現代性基礎。從(cong) 製度上看，中華文化在治世傳(chuan) 統中積累了燦爛的製度文明，儒家講“王道仁政”，是聖王“修己以安百姓”，施行養(yang) 民安民、富民教民之政。郭先生指出，“儒學中蘊含著科學、民主、人權、自由之關(guan) 係，儒家文化與(yu) 民主，與(yu) 平等自由觀念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王道》，頁263）“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以“王道仁政”為(wei) 標準，“民主、人權、自由”都能夠得以承托。但同時，傳(chuan) 統的製度文明也開始反思“人民在政治上的主體(ti) 性地位”，以現代性促進傳(chuan) 統文化的轉化。科學更是如此，現代生活離不開科學技術，更離不開科學精神。但麵對逃無可逃的科學技術，傳(chuan) 統文化也有其反思與(yu) 警惕。郭先生指出，“科學實踐與(yu) 文化精神在人類文化中擔負著不同的使命，兩(liang) 者相互區別，又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從(cong) 根本上說，良知是體(ti) 是本，聞見是用是末。”（《天人》，頁189）把握科技的發展方向、限製科技帶來的種種危機，還需要我們(men) 從(cong) 文化上找到依據。良知是本體(ti) 、聞見是末用，這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的基本態度。

生活方式的現代性是中國文化對人自我價(jia) 值的重新定位。“人是目的”是中國文化發展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當代傳(chuan) 承中國文化，需要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自由意誌。現代生活方式的轉變，在“外在強製的法律與(yu) 內(nei) 在自律的道德良知之間”留下了很大的空間，社會(hui) 禮俗、生活規範、網絡交往、未來世界等等，都有賴於(yu) 文化的更新與(yu) 修補。針對新的社會(hui) 形態，郭先生近來倡導新“六倫(lun) ”建設，這其中包括：“父母子女有仁親(qin) 、夫妻有愛敬、兄弟姊妹有情義(yi) 、朋友有誠信、同事有禮智、群己有忠恕。”（《禮樂(le) 》，頁61）除家庭外，工作交往、鄰裏社群成為(wei) 現代中國人重要的人際關(guan) 係和生活場域。人的社群屬性、社會(hui) 價(jia) 值不斷提升，人對自我價(jia) 值的實現有了新的要求，擺脫工具性、實現創造性，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新動力。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是對天人之際與(yu) 性命之源的再反思。長期以來，中華文化的核心問題是天人之際與(yu) 性命之源。“在儒釋道三家碰撞、融合的過程中，在超越的終極歸宿與(yu) 世俗生活的張力下，安身立命問題更為(wei) 凸顯。……凡此種種，都是圍繞著人的精神超越與(yu) 現世生存（聖與(yu) 凡）這一中心問題而展開的。”（《問題》，頁276）由近代史開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國文化從(cong) 來沒有中心主義(yi) 的傲慢。來自世界與(yu) 內(nei) 部的張力，促使近現代中國學人不斷地反思、轉變、重啟，借他山之石，找到並彌補自身的不足。但中國文化有其主體(ti) 性與(yu) 自我意識，尤其對“天道性命”“心性情才”“德性工夫”“天人、群己關(guan) 係”等問題特別關(guan) 注。我們(men) 平常關(guan) 注的“如何成為(wei) 一個(ge) 立足於(yu) 社會(hui) 的人”“如何獲得幸福的生活”“如何給予子女更好的未來”等等問題，仔細想來，既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也本質上回溯到傳(chuan) 統的文化意識上。可以說，中國文化的特質，就是麵對新的時代環境不斷升起對這些問題的再反思。用郭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我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的物質文化、製度文化、價(jia) 值觀念文化的內(nei) 涵、樣態與(yu) 表達予以改造，並賦予其時代性，激活其生命力。”（《導言》，頁2）

無用情至深何以著此書(shu) ，無盡心知性何以有此論。傳(chuan) 統文化的靈根，需得人心之沃土方可再植。四十年來，郭齊勇先生“未嚐一日廢學、停思、擱筆”，反思中國哲學特質、重建中國文化精神，他深情地談到，“我沒有虛度年華，一直到暮年晚秋，‘老驥伏櫪，誌在千裏’，我還會(hui) 繼續努力，為(wei) 社會(hui) 進步，為(wei) 國家與(yu) 民族的發展，盡一點微薄之力。”我是這樣愛你，中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