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人物”與(yu) “傳(chuan) 統人物”的分野

——錢穆對兩(liang) 類“學術人物”的評價(jia)

作者：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北京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十六日甲寅

          耶穌2024年12月16日

錢穆的《學龠》對古人讀書(shu) 方法和學術源流做了介紹，書(shu) 中提到“時代人物”與(yu) “傳(chuan) 統人物”的區分。

錢穆在看待人物的時候，既把他放在時代當中，也把他放在傳(chuan) 統當中去看

錢穆先生在《學龠》一書(shu) 的《談當前學風之弊》裏麵，提出了“時代人物”與(yu) “學術人物”，或者說“時代人物”與(yu) “傳(chuan) 統人物”的區分。有些人物隻是在時代當中叱吒風雲(yun) ，一待風氣潮流變化，就隨之銷聲匿跡，而有些人物可以稱得上或者說最後成為(wei) 傳(chuan) 統性、學術性人物，當時或許不顯，卻會(hui) 對曆史產(chan) 生持續的積極影響。

錢先生無疑是首肯後者的。他圍繞這個(ge) 區分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說法，比如有時代師也有學術師，有世俗師也有傳(chuan) 統師；但是，他說，辛亥革命以來六十年，沒有大師。錢先生的這個(ge) 話發人深省，現在我們(men) 大家都尊稱錢先生是國學大師，但錢先生說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沒有大師。他在這篇文章中對康有為(wei) 、章太炎、梁啟超、胡適這些時代人物有深切批評——雖然與(yu) 梁任公有終其一生或明或晦的對話（也許還可包括章太炎、章學誠），同時肯定柯劭忞、孫詒讓、王先謙這些算得上傳(chuan) 統人物的少數派。當我們(men) 鬥膽評價(jia) 先賢時，需要注意他自身比較在意的評價(jia) 尺度是什麽(me) 。錢穆在看待人物的時候，既把他放在時代當中，也把他放在傳(chuan) 統當中去看。

這一點為(wei) 什麽(me) 重要？因為(wei) 我們(men) 評價(jia) 人物，很容易要麽(me) 將其隻放在時代當中看，要麽(me) 將其隻放在傳(chuan) 統裏看——第二種在錢穆先生這裏似乎更多見；而錢先生非常有啟發性地告訴我們(men) ，評價(jia) 一個(ge) 人，要看他對時代問題的消化，看他怎樣把這種消化融會(hui) 到傳(chuan) 統的承續與(yu) 新生中。做到這一點，才當得上傳(chuan) 統人物，而不僅(jin) 是逐浪時代、風靡一時的。錢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反複講什麽(me) 是真人物、什麽(me) 是真時代、什麽(me) 是真傳(chuan) 統，順著這些問題講什麽(me) 是真學術、什麽(me) 是真革命，特別是革命問題，他有意辨識“真革命”，是在提醒我們(men) 去辨析真偽(wei) 。那些“偽(wei) ”的、速朽的，可能各領風騷三五年，轉眼卻成煙雲(yun) 。雖屬現實，未必真實。我們(men) 應當在傳(chuan) 統大流的承轉中去辨識真偽(wei) ，錢先生提倡守先待後，就是著眼於(yu) 此。

錢穆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逐漸回歸中國大陸公眾(zhong) 視野——無論是巴蜀書(shu) 社引進其《論語新解》等著作，還是《人民日報》摘刊其《丙寅新春看時局》。他在国际1946伟德界逐漸為(wei) 大家重新認識。當然，這種重新認識，內(nei) 在於(yu)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時代精神與(yu) 氛圍。80年代流行文化熱，錢先生關(guan) 於(yu) 文化學的論述，得到不少關(guan) 注；90年代國學熱開始，錢先生被視作國學大師，漸為(wei) 人知。

理解“傳(chuan) 統人物”與(yu) “時代人物”的區分，“師道”是一個(ge) 很好的入口

從(cong) 三十年來錢穆研究的演變軌跡看，錢穆回歸經曆了文化熱、國學熱，最近十年大家又逐漸從(cong) 政治思想的視野對他進行關(guan) 注。所以說，不同時代氛圍會(hui) 影響我們(men) 對他的認知。而在時代發展當中，隨著我們(men) 身處之世界與(yu) 時代主題的不斷變化，要揭示錢穆先生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意蘊，需要我們(men) 充分調動自身來靠近他、體(ti) 會(hui) 他。在過去三十年中，圍繞錢穆先生的種種討論，其著眼點或者品鑒尺度可能有這麽(me) 一些麵相：比如爭(zheng) 論他是不是新儒家；然後從(cong) 這種爭(zheng) 論之中又拎出史學與(yu) 哲學的分際——我們(men) 知道，嚴(yan) 耕望先生把他列入20世紀四大史學家；另外就是國學大師，或者小一點叫文化學者。像這些標簽或者說爭(zheng) 論焦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某個(ge) 圈子或某個(ge) 時段有其表述蘊含的合理性，但筆者覺得並不足夠。就個(ge) 人閱讀體(ti) 驗來講，筆者覺得這些爭(zheng) 論仍未真正切中錢穆學術思想裏具有全局性和中心性的問題。

這方麵有兩(liang) 個(ge) 線索。一個(ge) 是寫(xie) 於(yu) 1964年的《談當前學風之弊》，另一個(ge) 是1954年的《孔子與(yu) 春秋》。在《談當前學風之弊》裏，他品評民國以來幾個(ge) 大學者，有一個(ge) 核心尺度是“師道”。而這個(ge) “師道”，不是我們(men) 慣常理解的理學意義(yi) 上偏重內(nei) 聖之教的“師道”，或韓愈以來狹義(yi) 道統上的“師道”。錢穆著眼於(yu) 立國久遠，從(cong) 怎樣使文化傳(chuan) 統在破和立當中傳(chuan) 承創新的意義(yi) 上來講“師道”。在這篇文章當中，他不斷進行中西對比，凸顯中國文化把“師道”視為(wei) 一種文明傳(chuan) 承精神，而學人要在中國文化、中國曆史當中真正立得住，須能落實到“師道”這個(ge) 層麵。也就是說，你的東(dong) 西最後真的有人在不斷往下傳(chuan) ，樹立了更廣遠綿延的認同，而不隻是在時代中潮起潮落。這個(ge) “師道”的精神，強調了立國久遠的經世脈絡，就像他從(cong) 文化大傳(chuan) 統的意義(yi) 上來解讀“道統”一樣——同樣不是依循理學狹義(yi) 的義(yi) 理視角。理解“傳(chuan) 統人物”與(yu) “時代人物”的區分，“師道”是一個(ge) 很好的入口。

《孔子與(yu) 春秋》這篇長文在錢穆思想中是十分關(guan) 鍵的文獻。他教育弟子，常推薦這篇。相較於(yu) 剛才講的“師道”，這一篇重點在王道。所謂“王道”是什麽(me) 呢？這裏聚焦於(yu) 家言家學和王官學，推重国际1946伟德從(cong) 百家言升華為(wei) 王官學。錢先生講述學術史提醒我們(men) 注意，四部之學、經學史學、今古文經學，這些都是十分後起的學術類目，未必能把握住學術傳(chuan) 統的關(guan) 鍵處。

而《孔子與(yu) 春秋》透露出的思想要義(yi) 是，錢先生對由漢儒倡導的那種從(cong) 百家言、家言家學而涵化晉升為(wei) 王官學，從(cong) 而引領社會(hui) 發展的精神追求是高度激賞的。社會(hui) 民間敢於(yu) 正視一代政教規模，有振興(xing) 政教法度的勇氣和魄力。王官失守，民間學者有誌於(yu) 重振國家社會(hui) 的基本政教措施、禮法製度，這是春秋戰國以降學術傳(chuan) 統的一個(ge) 中心貢獻。他對理學的遺憾也主要在這個(ge) 地方。他覺得理學“以教統治”稱不上是新王官學，逐漸喪(sang) 失了對於(yu) 立國憲製的正麵關(guan) 注，變成教先於(yu) 治、內(nei) 聖之學優(you) 先於(yu) 經世之學。錢穆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學校”篇極為(wei) 推崇，視其為(wei) 中國文化第三大階段的文化結晶，就是基於(yu) 這個(ge) 思想關(guan) 切。可以說，在我們(men) 體(ti) 會(hui) 錢穆先生的思想精神時，1954年和1964年的這兩(liang) 篇文獻需要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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