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作者：黃進興
來源：中華讀書報2012年08月28日 


    黃進興（ Chin-shing Huang），曾用筆名吳詠慧，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 ，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學理論。


　　有一次，李歐梵到台灣見到黃進興，問道：“台灣有一位女作家叫吳詠慧，文章寫得很好，你認識她嗎？”黃進興說：“不認識。”談到這些趣事時，黃進興一臉的笑意。黃進興以太太吳詠慧的名字出版的《哈佛瑣記》一度是台灣的暢銷書(大陸也出了簡體版)。實際上，《哈佛瑣記》隻是他哈佛求學6年師從史華慈、楊聯陞等名師的副產品。目前，他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史語所所長，研究領域最為人所知的是孔廟研究。

　　黃進興是地道的台灣人，父母均受過初等日式教育，大人在家裏平時交流都是日語，直到1945年以後才開始學說漢語。小時候的黃進興受母親影響，喜歡文學和寫作，希望長大以後當文學家。黃進興就讀的建國中學是台灣最好的學校，他的數學和英文成績都非常好。中學畢業時，他以第一誌願考上了台大曆史係。多年後雙親過世，從親戚的口中，黃進興才知道，出於改善家境的考慮，當年他們希望成績出色的兒子讀醫，以便將來謀得一份不錯的工作。“父母從來沒有讓我知道他們內心的失望。”回憶舊時，黃進興滿心感激父母對他的包容。  

　　雖然如願念了自己喜歡的專業，但黃進興說他那時並沒有找到學問的方向，年輕人的好高騖遠和雄心壯誌，讓他在心裏暗暗決定要在學術上成為一個萬人敵，當時心裏想的就是“希望找到終南捷徑，很快在同輩中脫穎而出”。黃進興很快對“史學方法論”這門課程產生了強烈興趣。一次，哈佛畢業的蒙元史老師蕭啟慶剛好返台客座，問起他的專業興趣，黃進興說了自己的想法。沒想到被老師當頭棒喝。蕭啟慶認為，史學方法論是成為名家之後再回顧曆史，沒有人把它當作一種誌業。話中的含義黃進興當時不能很好地理解，卻也讓他感到震驚。“蕭老師這樣有學問的人，為什麽說不能把史學方法論當作一個專業？”但黃進興還是“執迷不悟”，依然沿著史學方法論的路往前走。“那時候很天真，以為把握了史學方法論就可以無往不利。我年輕的時候很輕狂，看不起那些做唐朝史、宋朝史、明清史的人，認為自己站在一個製高點，一定會做得比別人好。這種觀點一直誤導我。”  

　　因為這樣的原因，黃進興在台大讀本科和碩士期間閱讀了大量英文版的史學方法論方麵的書。史學方法論也成為他碩士論文的內容。黃進興的碩士導師是做遼金元史的陶晉生。陶在邊疆民族史領域很有成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對黃進興，陶晉生基本是放手不管，這給了他一個非常大的自由發揮的空間。這期間，黃進興還做過陶晉生父親陶希聖任主編的《食貨》月刊的助理編輯。

　　到離開台灣前往美國的時候，黃進興念了將近兩百本的英文書，其中50多本是談史學方法論的。剛開始讀得很辛苦，經常要停下來查字典，熬過這個過程，黃進興的閱讀速度開始變快。這無疑是件好事，但黃進興認為自己“完全把重心放錯了地方，即使西方的學生，史學方法論的書一般讀一本，至多兩本。再念事實上是在重複，耽誤了自己”。

　　黃進興對史學方法論的執念一直要到在美國念博士時，和餘英時一番長談，才真正打消。為此，黃進興寫文章《論方法與方法論》，否定以前的想法和做法。據說這篇文章在台灣一度引起軒然大波——史學方法論是台灣各大高校的必修課。文章發表後，台大有位老師跑到教學部要求撤銷這門課。幾年後，史學方法論真就改成了選修課。

　　“我的求學過程中，走了10年的錯路。希望年輕人把我作為一個反麵的教材，不要像我這樣走冤枉路。”

　　在餘英時的影響下

　　1976年，黃進興赴美留學。第一站其實是匹茲堡大學，追隨他的老師許倬雲。由於一次意外的機緣，黃進興給餘英時打電話，沒想到餘先生非常熱情，當即約他麵談。這一談就是四個小時，對黃進興而言，餘英時的一番話猶如暮鼓晨鍾，將他此前對於史學方法論的迷夢打破了。“我對學問的看法，甚至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都改變了。”

　　台大讀書期間，黃進興曾和老師杜維運合編過兩冊《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看了很多史學方麵的文章，加上讀過一點《左傳》、《史記》和《資治通鑒》，年輕的黃進興有時說話難免輕狂。那次和餘英時談話，他“放言高論”， 批評陳寅恪學術論文的表達方式有問題。餘英時則不時點頭。黃進興講完以後，他說：“明年就到哈佛大學來吧。”“他跟我講做中國史應該怎麽做，離開史料，你不可能立說。放言高論都是空中樓閣。”

　　在黃進興轉向中國學問的過程中，哈佛的導師史華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博士考試通過那天，對西方理論仍然抱很大興趣和信心的黃進興打算告訴史華慈自己想要研究英國20世紀初年詩人、文學家、哲學家的社群。“我還沒談呢，他就先對我說，你的西學底子很好，回過去做中國的學問，你會看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來。”聽了這番話，黃進興的心情很複雜——自己的西洋史題目還沒講出來，他就先澆一盆冷水；似乎是說，我即使做西方的東西，也是個二流貨色。心情苦悶的黃進興當晚給在耶魯的餘英時打電話，餘英時說，史華慈是為你好，他是對的，以你現在這個底子，在舊學加緊下功夫，比較有希望。

　　此後的一段時間，黃進興依然沒有下定決心做中國學問，但這期間，他經常去找餘英時，在他家吃住，師生二人經常一聊就聊到淩晨四五點鍾。“那個時期是餘先生創造力的高峰，他常常把寫完的東西給我念，我從各種角度來攻擊他，指出還有哪些可以商榷的地方。那幾年，我是他最初的讀者。”

　　一心要培養黃進興做中國學問的史華慈，給餘英時打電話，請他幫忙加強黃進興中國學問的功底。黃進興後來博士論文做清代學者李紱，即出於餘英時的建議。李紱其人及思想少為人知，梁啟超在關於清代學術史的係列講座中曾簡略提及此人，稱其為“清代陸王學派的殿軍”。再就是太老師錢穆1937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有一章專談李紱。“除此之外，我無所傍依。餘先生就這樣逼我一步一個腳印地把李紱所有的著作讀完。這樣的做法幫我打下中國學問的基礎，對我是最好的訓練。”

　　在黃進興看來，與朱熹、王陽明這些一流的思想家相比，李紱隻能算是個二流的學者和思想家。“你很難從朱熹、王陽明看出他那個時代的麵貌，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超越了自己的時代。但李紱不屬於原創型思想家，他的著作非常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想、學術和政治氣候和思想。”因為選題的獨特和解讀的深度，黃進興這篇論文後來以專著形式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畢業以後，黃進興回台灣，到中央研究院的史語所工作。但一些朋友對此很不理解，他們認為進史語所就要做曆史，而黃進興的長處不在此，這樣會把他自己耽誤了。“有些學社會學、人類學的朋友，罵我是反動分子。年輕的時候我是個理論急先鋒，後來越老越反動，一天到晚批評西方的理論。其實我就是一個犧牲品，早年對西方的理論五體投地，現在的‘反動’實際上是自我批評。”

　　訪 談

　　孔廟研究表明儒教是宗教

　　讀書報：您涉獵的研究領域很多，為什麽這次在北大和社科院曆史所談的題目都是關於孔廟和儒教的話題？

　　黃進興：我每到一個地方，對方都提出要我談這方麵的內容，大概是認為我在這方麵做得比較出色吧。我從1986年開始研究孔廟，希望厘清兩千年來的祭祀製度，的確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開始做這個題目的時候受到過很大的挫折。我的前輩，包括曆史係、中文係的前輩，第一是不鼓勵，第二是覺得很奇怪。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就像被一種神秘力量吸引住了，就是想了解孔廟是怎麽回事。20多年來我慢慢清楚了：孔廟是了解中國傳統社會中政治與文化互動的最佳途徑之一。

　　讀書報：研究孔廟對於理解儒教有什麽意義？

　　黃進興：近一百多年大家都在爭論儒家(或儒教)是不是宗教，我想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以前人們討論這個問題都是基於文本，從經典出發，比如以《論語》等為依據。而我換個角度，從神聖空間——每一個宗教都有一個神聖空間，教堂——的角度講。孔廟就是一個神聖空間。先不講儒家(教)是不是宗教，我們從儒家神聖空間的性質來看。

　　讀書報：神聖空間和經典文本相比，有什麽特殊的含義嗎？

　　黃進興：我認為宗教的很多維度不一定能從經典中找到，這就是世俗宗教信眾的生活。比如一個人沒有讀過《華嚴經》、《心經》等佛教經典，但並不妨礙他成為佛教徒，靈隱寺裏那些虔誠地前來祈福消災的人，許多就是如此。這是一個比較人類學式的做法，我認定宗教就要有拜石頭公之類的現象。石頭在哪裏成了精，沒有文本告訴我們，也沒有經典記載。但是台灣鄉下許多人求財、求福，就是把自己的主觀願望投射到了石頭公身上。假如我們這樣來看，儒教在傳統中國是不折不扣的國家宗教，而且是一個公共宗教。

　　讀書報：為什麽說它是公共宗教？它與其他類型的宗教區別在哪裏？

　　黃進興：所謂公共宗教，指它不牽涉信眾私自的祈求，隻回應國家的國泰民安集體的需要。所以，它跟近代從外麵進來的私人宗教不一樣。這導致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或者西方的學者都很難搞清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因為他們的宗教觀念是以基督教為模式的。基督教事實上在中古也兼有國家宗教的性質，但啟蒙運動以後，已經演化成一種私人宗教。私人宗教跟個人的禍福則息息相關。

　　讀書報：您在社科院曆史所談到今天在台灣和大陸孔廟都麵臨困境，請您談談這一困境的現狀，其在大陸和台灣有何不同？

　　黃進興：孔廟作為一種公共宗教，在傳統中國兩千年的發展中，是跟帝國的製度相結合的。清末以來，隨著帝製的瓦解，它也就成了文化遊魂。孔廟的窘境在台灣和大陸都一樣。比如在台灣，政府的每一個部門，無論是教育部、文化部，還是內政部，都沒辦法跟它真正掛鉤。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帝製中國，它不像私人宗教那樣，老百姓可以隨意去廟裏參拜，今天去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要祈求什麽。毋怪今天的中國人，大半不知道要去孔廟拜什麽。所以在台灣，大家對儒家也非常冷漠，在大陸我想更嚴重。現在孔廟前麵真的是門可羅雀。

　　讀書報：大陸學者也有不少人主張儒教是宗教，可否談談您與他們之間的區別？

　　黃進興：大陸的文獻我接觸的並不全麵，隻是偶爾看到一些討論文章。據我不全麵的了解，大陸學者是傳統式的做法，對經典文本進行一些爬梳和辯論，與我不同。我考慮的是信仰者自己的意願和他的宗教行為，比較不重視教義(如《尚書》、《易經》等)。大陸學者從宗教定義和經典出發，他們的反對者也從宗教定義和經典出發。但是中國的經典浩如煙海，你舉出這幾部，我可以舉出另外幾部，結果誰也說服不了對方，並且與曆史的實情有不小的落差。所以我認為，對傳統的闡釋或訓詁的手法，沒有辦法解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問題。兩千年來，宗教這個詞匯也是一個衍生性的詞匯，無時無刻不在改變。

　　讀書報：您從人類學的角度，比較忠實於曆史的實情。能否從曆史的角度談談儒教近代以來為何一再遭到汙名化？

　　黃進興：這與民國初年、尤其是五四反傳統運動等時代氛圍有關，也許我的觀察並不十分準確。當代的華人都對儒教很疏離，雖然他們也都重視傳統文化，但如果拿他們的心理與300年前的清朝中葉的人和現代的西洋人相比較，究竟跟哪個離得更近呢？我認為是後者。這是一百多年來文化心理積澱的變化所致。我們的價值觀其實是教育的結果，至今五四精神在華人的思維世界裏還是占主導地位，其中既有好的一麵如自由、民主，也有不好的一麵如反傳統。

　　讀書報：您認為目前中國思想史研究有何問題與不足？是否需要方法的突破，比如了解西方？在這方麵台灣與大陸相比有何異同？

　　黃進興：近一百年來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翻了六七番，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往好裏說是比較穩定，往壞裏說是少了創新。這尤其表現在中國哲學方麵，它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還是很傳統的。當然，也慢慢地有了一些變化，但這些變化未必是對的。其實隻要做得好，用哪種方法都不要緊。錢穆不懂外語，不懂後現代，學問照樣做得很了不起。台灣相對大陸較為開放一些，這幾十年和西方交流融通無礙，但實質上也很有限，真要了解西方文化，要費一番功夫，在台灣你可以看到很多口號，但都是風吹草動、淺嚐輒止。

　　(本采訪錄音由實習生劉誌慶整理)

　　本報記者  陳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