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主義的人口理論可以休矣
作者:秋風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2-09-05



　　葉檀女士圍繞著人口政策撰寫了一係列文章，題目是《反智的人口增長理論可以休矣》。第一篇說明這一係列文章的主題是，從人口增速、資金、經濟、文化等幾大領域，理智地看待中國人口問題。在第一篇結尾，作者已提出自己的結論：“筆者既不支持不人性的計劃生育，更反對借計生斂財的陰謀，但是，從中國的未來，從中國種群的未來出發，從有尊嚴的生活角度出發，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


　　坦率地說，作者已發表的四篇文章之論點和論述，令人失望。


　　在第一篇中，作者引用了一些相當淩亂的曆史與現實的人口數據，試圖說明，中國還會有一個人口增長高峰。對於這樣的觀點，統計局恐怕第一個不答應，“六普”數據在那兒。


　　作者在此處已提出，人口高增長的主力是鄉村、以及從鄉村轉移到城市的貧困人群。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對此展開論述，同樣用一些瑣碎的數據，對貧困地區的生育率高企表示擔憂。


　　然而，這樣的論點很難成立。作者也承認，城市化導致人們的生育意願急劇下降，而所有人都看得到，中國正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農民進城，其生育意願立刻下降，而未來將會有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同時，即便在鄉村，由於現代性廣泛、深度滲入，青年人的生育意願已快速下降。至於高收入人口的高生育意願，對於整體人口增長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第三篇文章從水資源角度分析人類所麵臨的挑戰。作者指出，中國是個水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而近些年來，水汙染十分嚴重。如果人口繼續增長，大家就都將沒水可喝。


　　這樣的論證基本上是羅馬俱樂部理論的劣質翻版。四十年來，麵對人口快速增長，某些專家、國家、國際機構擔心過這種或那種的資源枯竭。事實卻是，所有資源都沒有耗盡，相反，人們所能支配的幾乎所有資源都在增加。


　　至於中國當下水資源的匱乏，作者其實已指出其症結所在：嚴重汙染。既然如此，事情就好辦了。所有人為的汙染都是可以治理的，問題僅在於人們願意支付多大成本。隨著越來越多人口卷入現代工商業體係，生產效率提高，中國可利用越來越好的生產技術，從而控製新增汙染；也可拿出越來越多的錢治理汙染。那些被汙染的水都可以恢複清澈，這隻是一個成本和時間問題。


　　第四篇文章分析人口與經濟發展究竟是否存在正相關關係。作者重複了很多愚蠢而自私的美國人的擔憂：如果5億以上印度貧民窟中的貧民、未來要轉移到城市的中國4億農民都過上美國式的生活，會怎麽樣？


　　若讓我來回答，我會說，愛怎樣就怎樣。憑什麽美國人可以，中國人就不可以？照此邏輯，葉檀女士應當把這篇文章寫成英文，說服美國政府實行計劃生育，因為，問題在美國人那兒，他們的人均資源消耗太高了。因此，如果讓美國人口快速減少，其對資源消耗的正麵效應，不比控製中國人口增長的效應大很多？


　　當然，事實是，中國人的資源消耗模式未必重複美國，這一方麵是因為，中國人對於人與自然間關係的理解、對於美好生活的理解，不一定與美國人相同。另外，中國人的資源消耗模式是一個可通過製度、政策予以控製、調整的問題。價格機製本身也是一個控製機製，這是經濟學的常識。


　　作者為人口製造貧困論提出了一個論據：大規模的人口增長已吞噬了非洲大陸的經濟增長。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治理失敗之典型案例，是治理失敗製約了經濟增長，導致該地區財富生產效率較低，無法滿足民眾需求。作者也已提到，大量後發國家在二戰以後經曆了人口高速增長，而並未出現過撒哈拉以南非洲那種悲慘局麵，這不正說明了製度至關重要嗎？


　　綜觀這四篇文章，我不得不說，對於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控製人口增長，作者沒有提出任何新鮮的、且站得住腳的理據。作者不過重複了過去幾十年間一些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和生態學家反複提及的命題、論點、論據。全世界過去六十年的事實已證明，這些命題是不成立的；而從一開始，那些命題在理論上也是不成立的，它們都立基於錯誤的預設：物質主義。


　　亞當？斯密是通過對重商主義的反叛，而開創現代經濟學的。而重商主義正是物質主義的：它隻是關注物質的產出、交換、消費，人被忽略了。或者說，人被物化，被當成純粹的生產要素，以及消耗財富的機器。所以，重商主義者把黃金當作最重要的財富，致力於製造國家間的貿易壁壘，為此不惜對國民的財產權和貿易自由進行限製。


　　斯密則把人視為最重要的財富。人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斯密說，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實現增長。因此，人口越多，且越自由，則分工越細密，效率將越高。當然，在斯密那裏，人也是經濟增長的目的。因此，人本身不是經濟政策可以調整的對象，經濟政策唯一的目標是滿足已經出生以及即將出生的人之需求。為此，社會、政府可以在製度上下功夫，通過增進和保障人的尊嚴與自由，提高生產效率。自由是斯密經濟學的關鍵詞，它是人的自由。


　　奧地利學派更為清晰地揭示了斯密經濟學的人本自由主義內涵，這體現在其主觀主義方法論上：必須從人的主觀維度理解人的經濟活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是人的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及秉此精神的人構造、提升合作性關係之能力。因此，市場以自由秩序為其框架，並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二戰後的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對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發展經濟學，則悲慘地走上返祖之路：它返回了重商主義時代的物質主義迷信。它討論物質性生產要素，人也隻是一種要素而已。人被低估了，事實上，在這些經濟學家和決策者眼裏，人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必要性甚至不如機器、石油。正因為如此，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普遍支持控製人口的計劃生育製度和政策。當然，他們也普遍支持政府對經濟、社會等領域進行計劃、管製、控製。


　　葉檀關於人口問題的係列文章就是以這樣的經濟學為基礎的。有趣的是，作者給反對控製人口的論者冠以“反智”的帽子。但由這個詞，我們恰恰可以看到一種智力迷信，或者哈耶克所說的唯理主義。唯理主義者迷信人的智力，因此主張計劃人口，也即控製人口增長。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計算機測算出一個適當的人口規模，然後政府就可以用權力追求這個目標。至於政府采取什麽手段，根本不重要，因為這是拯救中國人和人類的偉大事業，怎麽做都是合理的。


　　這種唯理主義與上麵所說的物質主義相互支持：隻有物才是可測量、可計算的，因而是可計劃的。計劃經濟、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計劃生育政策，源於極端的物質主義。最有趣的是，這些計劃者從來不認為自己是物。可以說，計劃體製隱含著一個政治上的主奴結構：計劃者是人，被計劃者則是物。庸眾是沒有人的意識之動物，隻知道愚蠢地生育，必須由那些有能力操縱模型的“智者”高高在上地來安排物的生育。


    作者說，她倡導計生和優育，是從有尊嚴的生活地角度出發的，要倡導人們更加理智、優雅地生活。我想說的事，隻有人，完整的人，具有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自主決定自己命運的人，才有尊嚴和優雅可言。計劃生育政策把人當成物對待，生活在此製度下的人何來尊嚴和優雅？製定計劃生育政策的學者和官員，自負地計算、驕傲地計劃他人的生命，或許很聰明，或者很強大，但一點也不理智，一點也不優雅。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