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文獻印證中華民族交融史

作者：羅晨（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博士後）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十三日辛亥

          耶穌2024年12月13日

簡牘是紙張普及之前古人常用的書(shu) 寫(xie) 材料，所記內(nei) 容包括典籍、公文、私信、數術等，為(wei) 了解簡牘記錄時代基層社會(hui) 的諸多麵相提供了實例。近年來，隨著國內(nei) 大量簡牘文獻的發掘、整理與(yu) 刊布，“簡牘學”逐漸形成了包括文化學、文獻學與(yu) 文物學在內(nei) 的學科分支。其中，文化學即為(wei) 揭示簡牘自身各種文化信息、意義(yi) 及其與(yu) 中國文化關(guan) 係的學問。

依據記錄內(nei) 容的性質來區分，簡牘文獻可劃分為(wei) 簡牘書(shu) 籍與(yu) 簡牘文書(shu) 兩(liang) 大類。簡牘書(shu) 籍多為(wei) 包括經、史、子在內(nei) 的古書(shu) ，這些內(nei) 容為(wei) 了解先秦時期的“三交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作為(wei) 一種文化載體(ti) ，簡牘書(shu) 籍在文化傳(chuan) 播中印證了儒家文化與(yu) 當時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情況。其中，1993年發掘於(yu) 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的郭店楚簡中發現有《緇衣》《五行》《成之聞之》《性自命出》《魯穆公問子思》等儒家作品，它們(men) 均與(yu) 孔子後學中的子思學派相關(guan) ，或為(wei) 佚籍《子思子》的組成部分。上博簡中還發現有《孔子詩論》，其中多記孔子對於(yu) 《詩經》各篇的評論，應是傳(chuan) 承孔子“詩”學的子夏學派的作品。郭店簡、上博簡均使用當時的楚文字書(shu) 寫(xie) ，荊楚之地在春秋戰國時期通常被認為(wei) 是蠻夷居所，而孔門儒學的淵藪則在魯地，這足以印證戰國之際儒家學說已傳(chuan) 播至南方的楚國。此外，上博簡中保存有兩(liang) 個(ge) 版本的《武王踐阼》，而出土於(yu) 河北平山的中山王鼎銘文中有與(yu)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相似的“盥盤之銘”，多版本《武王踐阼》的出現說明此文獻傳(chuan) 播範圍較廣，同時也證明除南方荊楚地區的接納之外，儒學也向北傳(chuan) 入了中山國，為(wei) 鮮虞白狄所接納。至於(yu) 其具體(ti) 傳(chuan) 播路徑，應即《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所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wei) 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孔門後學的“散遊”促進了儒家文化在當時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各地區、各民族對儒家文化的接納，也顯示出當時雖然諸侯國眾(zhong) 多，但已經出現了以儒家文化為(wei) 核心的早期文化共同體(ti) 。

作為(wei) 一種文字載體(ti) ，簡牘書(shu) 籍的記錄內(nei) 容中也含有可與(yu) 傳(chuan) 世文獻相印證的“三交史”信息。

除簡牘書(shu) 籍外，秦漢簡牘文書(shu) 多發現於(yu) 古井窖、烽燧等遺址，其中記錄的內(nei) 容也展現出了較多秦漢時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態。

裏耶秦簡出土於(yu) 湖南龍山縣，此地在秦時屬洞庭郡，其中有反映統一王朝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記錄內(nei) 容。裏耶秦簡中出現過“宕渠道”（8—657）、“僰道”（8—665）、“荊山道”（8—1516）等以“道”為(wei) 名的行政區劃，“道”即為(wei) 秦時設立的少數族群聚居區。這表明秦在進行政治區劃設計時，已經考慮到不同族群的管理問題。另外，裏耶秦簡8—439記載徒隸繚可身著衣物中即有“絡單胡衣”，此應為(wei) 一種民族服飾；8—355中所記“槎田”亦是一種具有湘西地區民族特色的農(nong) 耕方式；9—1145中記有“濮人”“臾人”，其中濮、臾均為(wei) 部族名，表明當時的日常政務中已包括民族事務。這些內(nei) 容為(wei) 了解秦的西南邊地治理情況提供了諸多細節，也印證了當時在政治、經濟、社會(hui) 生活等各方麵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況。

漢代為(wei) 經營河西地區，陸續設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西北漢簡多發現於(yu) 上述地區，其中月氏、烏(wu) 孫、羌、康居、大宛等少數民族政權之名頻繁出現。這些少數民族有一部分歸附漢王朝，形成了“歸義(yi) ”群體(ti) ，如懸泉漢簡中記有“歸義(yi) 大月氏貴人”（I91DXT0309③：98）、“歸義(yi) 壘渠蹏種羌男子奴葛”（Ⅱ90DXT0114②：180）、“歸義(yi) 聊木蓋良種羌男子芒東(dong) ”（Ⅱ90DXT0114②：181）等皆屬此類。漢初延續秦官製設典客“掌諸歸義(yi) 蠻夷”，漢景帝時改典客名為(wei) 大行令，漢武帝太初又更名為(wei) 大鴻臚，新莽時改大鴻臚為(wei) 典樂(le) ，可見對歸附民族管理的持續關(guan) 注。此外，根據西北漢簡中的戍卒名籍來看，當時邊地的戍卒既有來自上黨(dang) 郡、魏郡、潁川郡、東(dong) 郡、陳留郡等內(nei) 郡地區之人，也有敦煌郡效穀縣本地之人，由此可知當時漢王朝的邊境是由歸義(yi) 少數民族之人、內(nei) 郡之人、本地之人共同居住和開發的。

除遺址中發現的公文書(shu) 外，墓葬中出土的律令也可印證漢代的“三交史”內(nei) 容。荊州胡家草場漢簡所見法律名稱目錄中可見《蠻夷複除律》《蠻夷士律》《蠻夷律》《蠻夷雜律》《上郡蠻夷間律》等名稱，可知當時對民族事務的管理已經形成了細致的法律體(ti) 係，從(cong) 法律與(yu) 基層治理的角度印證了當時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實。

同樣，作為(wei) 一種文化載體(ti) ，部分秦漢簡牘本身即體(ti) 現著文化的傳(chuan) 播，足以印證當時民族文化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如新疆地區發現的東(dong) 漢末至魏晉時期的佉盧文簡牘。這些用民族文字記錄的簡牘多出於(yu) 今新疆和田、樓蘭(lan) 等地，相當於(yu) 漢晉時期精絕、於(yu) 闐、樓蘭(lan) 、鄯善等地。從(cong) 其形製來看，文書(shu) 內(nei) 容的權威性與(yu) 簡牘的尺寸、形製密切相關(guan) ，這種簡牘製度既受到中原漢文簡牘製度的影響，其中的楔形雙牘也體(ti) 現出本地獨創的特色。佉盧文簡牘的發現足以印證當時簡牘文化在中原文化與(yu) 西北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華民族”之名雖出現較晚，但中華民族之實卻早已存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經曆了地區性的諸族融匯和大一統式的融匯兩(liang) 個(ge) 階段。如果說戰國時期的簡牘書(shu) 籍展現的是文化方麵儒學與(yu) 諸族的地區性融合，那麽(me) 秦漢簡牘文書(shu) 中展現的則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王朝下政治、經濟、社會(hui) 生活等諸多方麵的大一統式的融合。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韓日出土簡牘公文書(shu) 資料分類整理與(yu) 研究”（20&ZD217）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