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設計中的君主製度

作者：邢曙光（四川師範大學高研院副研究員）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法律史評論》2024年夏季卷（總第24卷），發表時有改動

摘要：“升平世”憲法是康有為(wei) “三世”憲法理論中的應時設計，“君民共主”是這一設計的核心內(nei) 容。探討“君民共主”的涵義(yi) ，須在立憲背景下將君主和民眾(zhong) 兩(liang) 大主體(ti) 置於(yu) 康有為(wei) 的具體(ti) 憲法設計中來進行，這其中對君主製度的分析又別具重要意義(yi) 。通過對相差十餘(yu) 年的《日本變政考》和《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比較可以發現，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中的君主製度保持了相對穩定性，相比專(zhuan) 製君主製已具有根本性改變，君主在作為(wei) 政治權威存在的同時其實際權力趨向虛化，但並未全部喪(sang) 失。君主承擔著維護國家政治穩定、權力統一和社會(hui) 教化等重要功能。

關(guan) 鍵詞：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 君主 權威 權力虛化

在康有為(wei) “三世”憲法理論中，“升平世”憲法是其直接應對清末時局的憲製設計。其“升平世”憲法以君主立憲、實現“君民共主”為(wei) 基本內(nei) 容。[①]對於(yu) “君民共主”的具體(ti) 含義(yi) ，學界多從(cong) 政治學等角度進行考察。[②]這種考察是有意義(yi) 的。不過，“君民共主”畢竟是君主立憲的產(chan) 物，憲法取得了高於(yu) 君主的根本法地位，是政治場域的背景支撐。在憲法規範體(ti) 係之中來考察君主和民眾(zhong) 的政治權力因此是解讀“升平世”憲法的必要途徑。由於(yu) “升平世”憲法中的民眾(zhong) 權力分自於(yu) 專(zhuan) 製君主，分析“升平世”憲法中君主製度的具體(ti) 內(nei) 容，對於(yu) 準確理解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別具重要意義(yi) 。

對於(yu) “升平世”憲法中的君主製度，康有為(wei) 的《日本變政考》和《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等可以幫助我們(men) 比較清晰的勾畫出立憲背景下君主在國家權力體(ti) 係中的具體(ti) 地位。康有為(wei) 於(yu) 戊戌變法前將《日本變政考》上呈光緒帝，借考察日本維新立憲的過程，以表達自己的變法意圖。明治憲法是康有為(wei) 憲法設計的底本，同時他又不完全同意明治政製，甚至為(wei) 此不惜篡改部分史實。《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作於(yu)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民國初建準備立憲的1913年。康有為(wei) 順應潮流，在“草案”中以總統代君主，製定了一部名為(wei) “共和”實則依然秉持君主立憲理念的“升平世”憲法。

通過比較兩(liang) 部著作我們(men) 可以發現，“君民共主”憲法中君權在權威和權力層麵有不同的內(nei) 容，權威的獨占性與(yu) 實際權力的虛化並存，君主依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升平世”憲法對傳(chuan) 統君主製的改造

按照康有為(wei) 的敘述，在“據亂(luan) 世”的“君主製”時代，國家權力歸君主私有，君主據於(yu) 權源地位，是國家主權者。在“升平世”的“君民共主”時代，實現了國家權力從(cong) 私有到公有的轉變。此時，君主雖然得以保留，但立憲後的君主與(yu) 國家關(guan) 係，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一）國家權力由君主私有變為(wei) 君民公有。這突出體(ti) 現在憲法的製定權上。

在憲法理論中，製憲權是製定憲法的權力，是創造法秩序的權力。[③]雖然康有為(wei) 所設計的“升平世”憲法由君主頒布，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主張君主掌握製憲權。首先，在明治元年五條誓文中，康有為(wei) 已經明確提出“以眾(zhong) 議決(jue) 事”是維新變法的基本原則。[④]本文後麵還將對此作進一步論述。康有為(wei) 所描述的明治憲法編訂始於(yu) 明治九年（1876年），天皇下詔元老院“取調美製，編定憲法”[⑤]。此處“美製”是各國良製之意。此時的元老院已集合太政官下的左院和集議院，其中既有君主所任命的官僚，也容納了大量的社會(hui) 各界代表。其次，在製定過程中，廣泛參考社會(hui) 輿論。他說：“日本變法之有成，全在廣集眾(zhong) 議，博采輿論” 。[⑥]伴隨著元老院和伊藤博文擬憲，康有為(wei) 對民間人士的上書(shu) 議事、結黨(dang) 組社事大書(shu) 特書(shu) ，其中尤其改進黨(dang) 所議，都是內(nei) 閣責任、人身自由等憲法內(nei) 容。在憲法的製訂過程中，民眾(zhong) 意見的吸收是一個(ge) 重要的方麵。憲法最後由君主頒布，君主在此過程中也居於(yu) 重要地位。第三，康有為(wei) 認為(wei) 憲法製定的最終目的，在於(yu) 維新五條誓文中“求天下之公道”。憲法製定不是一家一私的事業(ye) ，而是君主的引導下民眾(zhong) 的意見表達、社會(hui) 賢達的共同參與(yu) ，是君民共同的事業(ye) ，是匡定民族國家的正途。所以《日本變政考》以議院開設與(yu) 憲法製訂相伴隨。我們(men) 也不宜徑直稱製憲權屬於(yu) 民眾(zhong) ，或者可以把製憲權歸於(yu) “國家”“民族”，更為(wei) 適宜。

（二）對滿族貴族和宮內(nei) 製度等進行改造。國家變君主私有而為(wei) 公有，清王朝固有的滿洲貴族製度和宮內(nei) 製度等也須進行變革。

就滿洲貴族問題，康有為(wei) 通過介紹日本解決(jue) 華族問題表達了“國民一體(ti) ”的思想。康有為(wei) 認為(wei) 滿族貴族“愚驕侈溢，自私最甚”，[⑦]同日本的華族一樣需要進行改造。康有為(wei) 在《日本變政考》中開出了通婚、務實業(ye) 、入校受教育、留學海外等措施，“務令國民一體(ti) ，皆通婚姻，皆修士、農(nong) 、工、商之業(ye) ，皆遊外國，並攜妻女，俾開其知識” 。[⑧]就宮內(nei) 製度來講，康有為(wei) 認為(wei) 須完成君主私人事務與(yu) 國家事務的分離。康有為(wei) 在敘述日本宮內(nei) 官製改革時稱：“（宮內(nei) 各職）佐王理內(nei) 政，專(zhuan) 屬皇室，一切與(yu) 國務大臣無涉。國中政事亦無宮內(nei) 大臣幹預”，如此“內(nei) 務諸事，其界劃甚清也”。[⑨]康有為(wei) 還一度將宮內(nei) 省置於(yu) 內(nei) 閣之下，由內(nei) 閣管轄。這樣，就不再是君主納國家於(yu) 個(ge) 人私務，而是國家納君主事務入公共事務，對其統一管理了。此外，作為(wei) 清朝君主權力的標誌，《日本變政考》中康有為(wei) 通過各政黨(dang) 和民眾(zhong) 積極討論軍(jun) 隊事務，表達了民眾(zhong) 參與(yu) 軍(jun) 隊事務管理的思想。

二、“升平世”憲法對君主權威地位的保留

在政治學中，權威是一個(ge) 與(yu) 權力密切相關(guan) 的概念。如果說權力意味著政治主體(ti) 所具有的強製他人服從(cong) 的力量，權威則更多的強調權力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問題，“權威基於(yu) 權力之上，是對權力的自願服從(cong) 和接受”。[⑩]權威概念因此與(yu) 正當性合法性密不可分。在韋伯對正當性的經典論述中，其秉持價(jia) 值中立立場而把權力正當性的終極原則概括為(wei) 三種，即自覺訂立的理性規則，傳(chuan) 統或者超凡魅力。如同韋伯所言：“隻要我們(men) 追問支配的效力最終的基礎何在，那些基本類型就會(hui) 浮現出來，換句話說，我們(men) 研究的是主宰要求‘官員們(men) '服從(cong) 以及兩(liang) 者要求被統治者服從(cong) 所依據的那些基礎”。[11]為(wei) 了確立權力體(ti) 係的合法性，統治者往往有意識地對自身進行正當性論證，並在憲法中加以確認。明治憲法以天皇作為(wei) 權威基礎，康有為(wei) 作為(wei) 一政治改革家，其在“升平世”憲法中對權威的設想，在明治憲法基礎上又適當加以調整，突出了君主的“公道”性。他的這一想法在辛亥革命後的《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繼續堅持。

（一）明治憲法對君主權威地位的肯定。明治憲法第一條即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wan) 世一係之天皇統治之”。作為(wei) 該憲法的權威說明書(shu) ，伊藤博文的《日本帝國憲法義(yi) 解》中解說該條稱：“天皇居於(yu) 統治之大位，統領大權，治理國土臣民”。該條款是明治憲法對天皇製度和國家政治體(ti) 係的總括性規定，明確將國家統治權歸於(yu) 天皇。天皇統治權的具體(ti) 含義(yi) ，還有待下文分析，因為(wei) 憲法第四條對天皇統治權又加以限製規定——“天皇為(wei) 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條規行使之”。[12]該條款在此實是指國家權力來源於(yu) 天皇。這個(ge) 來源，是對國家政治體(ti) 的正當性說明。

頒賜憲法時的《告文》和《憲法發布敕語》裏對此都有說明。在《告文》裏，明治說：“朕恭謹敬畏告皇祖皇宗之神靈曰：朕循天地無窮之宏謀，承繼惟神之帝位，保持舊圖不敢失墜，宜應世運之發展，隨人文之發達。明征皇祖皇宗之遺訓，成立憲典，昭示條章”，在介紹了立憲的緣由和目的之後，又說“惟此皆上述皇祖皇宗貽賜後裔之統治洪範，朕躬身以逮，與(yu) 時俱行，無不倚借皇祖皇宗及我皇之威靈也”。[13]在《憲法發布敕語》中，明治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朕以國家昌隆及臣民福慶為(wei) 衷心欣榮，依承於(yu) 祖宗之大權，對現在及將來之臣民，宣布此不滅之大典”。[14]可見，無論《告文》還是《憲法發布敕語》，都將國家統治權的來源，歸於(yu) 天皇所代表的皇統譜係。對此，伊藤博文在解讀中又增加了上古天祖、文武天皇等的敕語、詔書(shu) 加以論證，以說明日本“為(wei) 受權於(yu) 天之至聖”，“神祖開國以來，雖時有盛衰，世有治亂(luan) ，然皇統一係，帝位興(xing) 隆，與(yu) 天地同壽，無有終焉”。[15]“萬(wan) 世一係”的天皇統治，是明治憲法關(guan) 於(yu) 國家統治權的主要正當性論證。這一原則，可能含括了傳(chuan) 統和超凡魅力的雙重因素，又在立憲過程中增加了理性規則的分量。

當然，“萬(wan) 世一係”的天皇作為(wei) 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代表和國家的象征，某種程度上是人為(wei) 建構的產(chan) 物。[16]但在明治憲法中，這種帶有人為(wei) 建構性的超越地位，確已成為(wei) 憲法的基礎。天皇向臣民頒賜憲法，天皇做為(wei) 政治體(ti) 的權威而存在，具體(ti) 的行政立法等權力因權威認可而有效。他是整個(ge) 政治體(ti) 的化身和凝聚。

（二）康有為(wei) 《日本變政考》對“公道”原則下君主權威地位的肯定。康有為(wei) 對日本天皇製總體(ti) 持肯定態度，他稱“我朝變法，但采鑒於(yu) 日本，一切已足”[17]。不過他對日本天皇製合理性的解讀，較多的訴之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儒家思想。在記錄明治元年天皇祭天地、申誓文五條後，他引述了天皇的昭書(shu) 內(nei) 容為(wei) ：“朕以幼弱，猝繼大統，朝夕恐懼，慮不克並列萬(wan) 國、上答列祖”，這是對天皇繼承祖先大位的描述，他接著說，“使朕為(wei) 民父母，不能知億(yi) 兆赤子之情，雖為(wei) 億(yi) 兆之君，唯有其名而已。雖朝廷尊重加倍古昔，而朝威愈衰，上下相離如霄壤也。以若是之形勢，何以君臨(lin) 天下乎？今當朝政一新，天下億(yi) 兆，一人不得其所，則皆朕罪也。今朕親(qin) 勞身骨、苦心誌，立艱難之先，蹈列祖之蹤，勤政治，奉天職，庶可不背為(wei) 億(yi) 兆之君矣”。[18]對君主的正當性論證，明治憲法的《告文》和《憲法發布敕語》等主要強調了“萬(wan) 世一係”的天皇統治的因素，康有為(wei) 則在肯定統治權來自曆史傳(chuan) 承的同時，突出了君主“為(wei) 民父母”、護佑民眾(zhong) 以“奉天職”的一麵。如果沒有對民眾(zhong) 的護佑，那麽(me) 即使“朝廷尊重加倍古昔”，也依然“朝威愈衰”。中國古老的民本思想在康有為(wei) 這裏得到了繼承。

對民眾(zhong) 的重視意味著君主固有義(yi) 務和職責的存在，康有為(wei) 以“公道”來限定君主。康有為(wei) 的明治維新述事始於(yu) 明治元年的“誓文五條”，其內(nei) 容為(wei) ：“一曰破除舊習(xi) ，鹹與(yu) 維新，與(yu) 天下更始；二曰廣興(xing) 會(hui) 議，通達下情，以眾(zhong) 議決(jue) 事；三曰上下一心，以推行新政；四曰國民一體(ti) ，無分別失望；五曰采萬(wan) 國之良法，求天下之公道”。[19]在康有為(wei) 看來，這五條誓文實為(wei) 明治變法的根本原則，並最終成就於(yu) 明治憲法。區別於(yu) 君主私人的“眾(zhong) 議”和“公道”是明治憲法的根本精神。

在康有為(wei) 看來，君主之所以成為(wei) 君主，在於(yu) 君主代表了天下，而非一己私利。在明治立憲成功，康有為(wei) 敘述伊藤博文在京府縣會(hui) 議長麵前演講憲法大義(yi) ，既批評了傳(chuan) 統君主製又肯定了日本新的政體(ti) ，他說：“西歐政治家之論曰：君主者，坐深宮，閉九重，儼(yan) 然如天帝，與(yu) 民之隔膜然如天淵。豪貴世祿，代持國柄，虐民如草芥，彼此不相謀，彼此自私自利。上無保護之律，下無愛國之心，散漫不相聯屬。有國之名，無國之實。我國祖宗世以仁惠待民，我國士庶皆以忠誠事上，自世家幕府塗炭生靈，我國士庶首申尊王之義(yi) 。我國人士之忠貞，非他國可比矣。我陛下勵精圖治，最明此義(yi) ，故維新之始，即采輿論公議。十四年又附開設國會(hui) ，故此憲法有取乎斯義(yi) 也”。[20]立憲成功，由此君民不再隔膜而成為(wei) “合眾(zhong) 議而為(wei) 一心”的共同體(ti) 。

（三）《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對元首權威地位的再次肯定。在辛亥革命爆發後，康有為(wei) 相繼寫(xie) 作《救亡論》、《共和政體(ti) 論》，依據“三世說”繼續堅持“君民共主”理想。在1913年所作《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他通過製定14章 106 條的“草案”、為(wei) “草案”所做按語以及文章開頭的“發凡”，介紹了自己擬就“草案”的原因和設計理由。

“草案”中，康有為(wei) 自承其真正心儀(yi) 的是英國“虛君”憲法。他表示自己在戊戌年前後曾經草擬過君主立憲的憲法，這一憲法即依據英國憲法製定。康有為(wei) 彼時是否曾經有過這種憲法草案，今天可能已無法詳考，但參照《日本變政考》的內(nei) 容，康有為(wei) 彼時對君主立憲的設計確有相當的考慮。康有為(wei) 強調當年的方案依據英國憲法製定，意在說明自己此時所擬的“草案”實為(wei) 一直以來的固有主張而非辛亥革命後趨時之作。這點康有為(wei) 可能也沒有完全撒謊，他的“草案”設計與(yu) 《日本變政考》時的主張保持了一定穩定性。當然君主是否應該掌握一定權力以及權力的具體(ti) 內(nei) 容，還留待下文具體(ti) 考察。

而彼時英國憲法中雖然君主已經不掌握實際權力，但君主的權威地位得到了保留。康有為(wei) 在“草案”中對英國憲製演變作了一番介紹，他對英國君主逐漸被國會(hui) 奪得實際權力而淪為(wei) “虛君”的描述大體(ti) 符合史實。戴雪在《英憲精義(yi) 》中也說：“誠以英吉利王，昔日在實際上，今日在名義(yi) 上，原是真正的‘薩威棱'（sovereign譯言‘主權者'或‘統治者'）”。[21]但英國君主在失去權力的同時權威地位依然得到保留。康有為(wei) 說：“善哉孔子之言立憲君主也，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yu) 焉，舜何為(wei) 哉，恭己正南麵而已矣。夫以君主恭己正南麵，無權無為(wei) 如此，複何所取而不棄之”，他又解答說，“嚐譬論之，君主者如神乎，神者在若有若無之間，而人間皆奉之”。[22]他認為(wei) 立憲君主的地位與(yu) “神”相類似，神本身的存在是“若有若無”的，但民眾(zhong) 信奉他，因此有神聖的影響力。君主的存在使政治權力獲得了正當性。

但辛亥鼎新，君主不再為(wei) 國人所取。康有為(wei) 無奈隻好以總統代君主，他說：“今吾國已為(wei) 民主共和矣……英有虛君，與(yu) 我民主不類，必不能用，美派易生禍變，瑞派至公，而吾國大民眾(zhong) 難行。無已，則師法派立代表王之總統，而行責任內(nei) 閣乎？”但法國共和製中國也難以照抄，他於(yu) 是“不得已采法之憲法，以猶少得英憲法之意故也，而加損益焉”。[23]他所擬的“草案”於(yu) 是隻能以總統代君主，並進一步加強總統的權威性。[24]

三、“升平世”憲法中君主擁有的具體(ti) 權力

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設計中保留了君主的權威地位，與(yu) 此同時他在設計中也賦予君主一定具體(ti) 權力。從(cong) 《日本變政考》和《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比較可以發現，這些權力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

（一）康有為(wei) 對各權力機關(guan) 獨立運行的肯定。明治憲法在確認天皇權威地位的同時，在第四條又規定：“天皇為(wei) 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條規行使之”。這些具體(ti) 條規包括第五條，“天皇依帝國議會(hui) 之同意，行使立法權”，第五十五條“國務大臣負有輔弼天皇之責任。所有法律、敕令及有關(guan) 國務之敕詔，須有國務大臣之副署名”等等。這些關(guan) 於(yu) 立法權、行政權等的具體(ti) 規定，與(yu) 第四條一起構成國家行政、立法等權力行使的具體(ti) 規範。

因此明治憲法第四條關(guan) 於(yu) 天皇“總攬統治權”的規定，實際是在確認天皇權威地位的同時，對天皇權力具體(ti) 行使施加以限製。伊藤博文在解釋中以“體(ti) ”與(yu) “用”的關(guan) 係來解釋天皇與(yu) 議院、內(nei) 閣等的關(guan) 係，認為(wei) 天皇的統治權為(wei) 主權之“體(ti) ”，具體(ti) 的立法、行政等部門則為(wei) 主權之“用”，“有體(ti) 無用，則導致專(zhuan) 製，有用無體(ti) ，則易生散漫”。[25]伊藤博文在說明國家權力統一的同時，實際是在強調天皇統治權與(yu) 具體(ti) 的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門間的分隔。他引用歐洲一政治理論說：“國家大權從(cong) 大處分為(wei) 二，為(wei) 立法權、行政權也，司法權實為(wei) 行政權之支派。三權依各自機關(guan) 之輔翼行使，淵源皆出自元首。蓋國家之大權，體(ti) 現國家，如集於(yu) 元首一身，則易導致生機之喪(sang) 失。憲法即為(wei) 麵向國家各部機關(guan) ，適當分權，保持其經絡機能者也。君主為(wei) 依憲法之條規，履行天職者。”[26]天皇權力的行使，因此是以保證立法、司法、行政各權獨立行使為(wei) 前提的。在立憲體(ti) 製下，近代日本天皇的“獨攬統治權”的地位主要通過間接統治而非直接統治方式進行，立法、行政各具體(ti) 權力機構均擁有自己的法定的職權和意誌，獨立承擔其責任。[27]

康有為(wei) 在《日本變政考》中，對明治憲法及立憲的過程又作了一定改動，這種改動突出表現於(yu) 康有為(wei) 對明治憲法輔佐機構的態度上。康有為(wei) 的明治憲法敘事進一步強化了對各權力分支獨立運行的保障。

首先，在樞密院的設置上，康有為(wei) 嚴(yan) 格限製了樞密院的職權範圍。作為(wei) 天皇谘詢機關(guan) 的樞密院，其高居內(nei) 閣之上發揮重大作用，是日本近代政治亂(luan) 象的一個(ge) 重要因素。[28]康有為(wei) 在其所錄《樞密院官製》中將樞密院職權敘述為(wei) ：“樞密院權在立法。若關(guan) 行政之事，雖天皇至高之顧問，不得幹預施政” 。[29]這與(yu) 明治史事正好相反。明治《樞密院官製》第八條其原文是“樞密院是天皇的最高谘詢機構，但不得直接指揮政府”[30]，其內(nei) 容並不包括“權在立法”等。伊藤博文解說：“樞密顧問之設置，實則同內(nei) 閣一並為(wei) 憲法上之最高輔翼也”，“天皇既通過內(nei) 閣總攬行政事務，則設置樞密顧問之目的在於(yu) 以此為(wei) 尋謀之所”。[31]則日本樞密院的設置，本身就是定位於(yu) 行政權範圍內(nei) ，不過是在參政與(yu) 正式施政間加以分隔。康有為(wei) 的敘述，有利於(yu) 維護行政權的獨立運行。

其次是關(guan) 於(yu) 君主的軍(jun) 隊統率管理權。軍(jun) 隊統帥管理權是近代日本政治中的一個(ge) 特殊的部分，其運行破壞了行政權的獨立行使。明治憲法規定，軍(jun) 隊統帥權總體(ti) 均屬於(yu) 天皇。近代日本又將其分為(wei) 軍(jun) 政權和軍(jun) 令權。軍(jun) 政權是對軍(jun) 隊日常編製、管理等權力，由內(nei) 閣中陸軍(jun) 大臣和海軍(jun) 大臣具體(ti) 負責。雖然後來陸軍(jun) 大臣和海軍(jun) 大臣在內(nei) 閣中越來越具特殊地位，內(nei) 閣總理大臣反受陸海軍(jun) 大臣的掣肘，但在明治憲法的最初設想中，陸軍(jun) 大臣和海軍(jun) 大臣均應由內(nei) 閣總理大臣統領；[32]軍(jun) 令權是對軍(jun) 隊進行調遣指揮的權力，憲法第十一條隻籠統規定“天皇有陸海軍(jun) 統率權”，天皇親(qin) 自統率陸海軍(jun) ，實際政治中由參謀本部、海軍(jun) 軍(jun) 令部等輔佐天皇行使。

康有為(wei) 反對陸海軍(jun) 大臣在內(nei) 閣中的獨立以支持行政權的統一。他介紹內(nei) 閣官製時說：“各省大臣將其主任之事務……報告內(nei) 閣總理大臣。但軍(jun) 機之事，參謀本部長直上奏。餘(yu) 雖陸軍(jun) 大臣，亦必報告總理大臣”。[33]則康有為(wei) 認為(wei) ，除軍(jun) 令權事宜外，直接上奏權隻能屬於(yu) 總理大臣，陸海軍(jun) 大臣都不能不通過總理大臣直接上奏君主，從(cong) 而維護了總理大臣對行政事務的統領權。

（二）康有為(wei) 在《日本變政考》中對君主權力的具體(ti) 設計。

1、明治《日本帝國憲法》中的君主權限。根據明治維新頒布的《日本帝國憲法》規定以及伊藤博文為(wei) 憲法所做的解釋，君主主要擁有以下權限：

在普通立法權方麵，君主有批準、否決(jue) 法律和製定緊急狀態下的臨(lin) 時性法令的權利。不過君主頒布的法律須經議會(hui) 同意，[34] 緊急狀態下的臨(lin) 時性法令須事後及時提交議會(hui) 批準。[35]在議會(hui) 的召開、停會(hui) 、閉會(hui) 和解散權方麵，君主有決(jue) 定權，但應考慮民意。[36]此外，君主有依法任免部分上議院議員的權力。[37]

在行政權方麵，天皇有任免文武百官的權力，有製定行政命令的權力，[38]但須經內(nei) 閣起草，總理大臣或主任大臣副署。君主任命內(nei) 閣，內(nei) 閣對君主負責的同時，須得國會(hui) 支持。[39]

在軍(jun) 事指揮權和外交事務方麵，君主有軍(jun) 隊統率權和外交權，但同樣須總理大臣或主任大臣副署，議會(hui) 不得幹預。[40]

此外，在司法權方麵，雖然法官獨立辦案，職務有保障，但最高法院法官同樣由天皇任命。[41]

2、康有為(wei) 對君主軍(jun) 隊統率權和外交權的限製。康有為(wei) 雖然承認了參謀本部掌軍(jun) 令權並有直接上奏天皇權，但其觀點與(yu) 明治憲法規定有所區別。君主雖然統率軍(jun) 隊，但是軍(jun) 事外交權限同樣須聽從(cong) 民眾(zhong) 意見，議會(hui) 有加以控製幹預的權力。[42]

（三）康有為(wei) 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對元首權力的設計。在“草案”中，康有為(wei) 設計的作為(wei) 元首的總統主要權限有：

1、總統可解散、停止國會(hui) 權。為(wei) 製衡議會(hui) 權力，《草案》第八條規定，大總統有召集開會(hui) 、停會(hui) 、閉會(hui) 、解散議會(hui) 等權利。不過在解散議會(hui) 後，應在兩(liang) 月內(nei) 重新選舉(ju) ，並在選舉(ju) 後一個(ge) 月內(nei) 開會(hui) 。[43]

2、在互選或直選或議員推舉(ju) 後，任命參議員的權利。[44]

3、總統有議案否定權。《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九條規定，議會(hui) 決(jue) 議的法律，大總統得發還令再議，對此議會(hui) 不得拒絕。這種權力因此可視為(wei) 一種否定權。第五十三條對此權限做了進一步明確和限製：國會(hui) 議決(jue) 的議案，交總統後，如果總統不允許則應於(yu) 十日內(nei) 交國會(hui) 複議。若兩(liang) 院有議員三分之二人數仍然堅持前議，那麽(me) 該議案即成為(wei) 法律。[45]

4、任命總揆以及根據總揆提名任命國務員。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十九條，康有為(wei) 將國務員的任免權歸於(yu) 大總統。具體(ti) 程序是：大總統任命國務院總揆（即總理），再由總揆提名國務員，報大總統批準。[46]

5、統帥海陸空軍(jun) 隊權。《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十四條規定：大總統為(wei) 全國海陸軍(jun) 元帥，有處分、調遣全國軍(jun) 隊以及戒嚴(yan) 和宣戰的權力。同時，其宣戰權還需得到議會(hui) 批準。[47]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在康有為(wei) 的設計中，大總統雖然擁有較多權限，但大總統的所有決(jue) 定均須國務員副署，總統不負責任，國務員負具體(ti) 責任。[48]

將《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元首權限與(yu) 《日本變政考》中君主權限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在立法、行政、軍(jun) 事諸權限中，君主權限與(yu) 總統權限都基本相同。（詳見下表）

（四）《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對元首權力行使機製的完善。首先是在停散國會(hui) 的問題上。康有為(wei) 解釋說，中國若行法責任內(nei) 閣製，則政府必當有停散國會(hui) 權。可見總統的散會(hui) 權，實因內(nei) 閣的要求而行使，是政府與(yu) 議會(hui) 的平衡機製。這是對《日本變政考》中君主停散議會(hui) 權的進一步明確，不過其內(nei) 在精神依然是一致的，即以君主協調各分支權力以謀求“公議”。

其次，康有為(wei) 對輔政機構的設計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進一步完善了。第一，輔政機構的組成更加周密。與(yu) 樞密院議員都由君主任命不同，國詢院成員15人，由總統、參議院、眾(zhong) 議院各任命5人組成，且成員均必須為(wei) “元老閱曆深，或學士才識優(you) 者”才能擔任。[49]第二，輔政機構的權限更加明確。康有為(wei) 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六十條中規定，凡宣戰、講和、訂約等外交國防事務，停散國會(hui) 、任命總揆以及發布重大命令等事項，都必須經過國詢院同意後，總統才能行使。其他司法、監察等獨立機構官員，須由國詢院會(hui) 議通過後向總統提出，再經參議院同意才能任命。此外，總統行使的具體(ti) 權力基本上均需獲得國詢院的同意，總統因此進一步被虛化。由參議院、眾(zhong) 議院和總統個(ge) 體(ti) 所構成的國詢院，某種程度上成為(wei) 總統具體(ti) 權力的行使主體(ti) ，總統在其中既有一定主動性，又受製於(yu) 三方代表所形成的總體(ti) 。

同樣的關(guan) 係也體(ti) 現在行政權中。《日本變政考》中，君主對高級行政官員有任免權。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改變為(wei) 總統任命總揆，總揆提名國務員並與(yu) 國務員一起共同對議會(hui) 負責。[50]因此，在總統與(yu) 內(nei) 閣、議會(hui) 之間，形成了複雜的權力運作關(guan) 係。一方麵內(nei) 閣產(chan) 生於(yu) 議會(hui) ，實行政黨(dang) 內(nei) 閣製，由獲勝政黨(dang) 組閣。內(nei) 閣因下院的彈劾和不信任而須下台。[51]另一方麵，內(nei) 閣對議會(hui) 也有一定牽製作用。內(nei) 閣麵對議會(hui) 的不信任，也可以請求總統解散或者停止國會(hui) 。總統如果同意了內(nei) 閣的建議，又必須在一定時限內(nei) 重新選舉(ju) 產(chan) 生新的國會(hui) ，並由新國會(hui) 決(jue) 定內(nei) 閣去留，“以使解散議會(hui) 之衝(chong) 突，俾人民速行判決(jue) 也”[52]。同時，在總統與(yu) 內(nei) 閣之間也彼此牽製。國務員雖然由總統任免，但必須由總揆提名，總統並不能徑行任免。國務員對總統一切命令有副署權，亦即同意權和不同意權，並由此而代總統承擔責任。但在具體(ti) 總揆人選上，總統可以在獲勝政黨(dang) 中進行選擇，總統擁有一定選擇權。對國務員的任免，由於(yu) 總揆提名後總統依然有不同意權，因此總統對國務員人選也有一定影響。總統同時主持內(nei) 閣會(hui) 議擔任議長。這樣，在總統與(yu) 內(nei) 閣、國會(hui) 之間又形成了一個(ge) 既保持總統對行政的影響和監督、又保持行政獨立並對議會(hui) 負責的格局。

在立法權中同樣如此。法律必須經眾(zhong) 議院、參議院通過，並經總統批準才能公布，當然如果總統不批準則必須退返國會(hui) ，由三分之二多數表決(jue) 通過仍然可以公布，總統由此擁有對國會(hui) 的監督權。同時，總統對於(yu) 參議院的人選也具有一定影響力，因為(wei) 其中曾任“大僚”、“民國次長”等官員本就須總統任命甚至授勳，但其權力的行使同樣由本人負責。這樣，在立法權中也形成了一個(ge) 君主監督影響國會(hui) 、國會(hui) 掌握主要立法權力的“君民共主”結構。

四、 康有為(wei) “升平世”憲法中的君主功能

按照康有為(wei) 的設想，立憲後的國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君民做為(wei) 共同體(ti) 的組成部分而出現，共同為(wei) 共同體(ti) 服務。君主在作為(wei) 權威代表國家權力總體(ti) 的同時，也是國家的具體(ti) 構成，在國家權力體(ti) 係中有具體(ti) 的權力。康有為(wei) 所支持的君主權力，並不完全同於(yu) 英國的虛君製，君主尚保留部分沒有歸屬於(yu) 內(nei) 閣的權力，如統率軍(jun) 隊的權力。君主在現實政治中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過這種作用的發揮，主要是軟性、務虛的協調功能[53]而非專(zhuan) 斷的裁決(jue) 功能。

康有為(wei) 的“升平世”憲法，一方麵反對據亂(luan) 世“君主製”，一方麵又反對共和民主製。康有為(wei) 的“共和”概念，其本身頗為(wei) 複雜。[54]他認為(wei) 在民眾(zhong) 素質尚未達到“太平民主世”程度時，雖然允許民眾(zhong) 享有政治權利，但還必須有君主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實際作用，才能維護政治生活的穩定有序。

1、維護國家政治的穩定。在康有為(wei) 看來，君主君主可以保持國家的穩定。君主是國家的象征，是國家武裝力量的統率者，也是外交的名義(yi) 主持者。他的地位不隨選舉(ju) 而改變，這是以選舉(ju) 為(wei) 基礎的民主共和製所不具備的。他說：“夫立憲之法，必以國會(hui) 主之，以政黨(dang) 爭(zheng) 之；若無虛君而立總統，則兩(liang) 黨(dang) 爭(zheng) 總統時，其上無一極尊重之人以鎮國人，則陷於(yu) 無政府之禍，危恐孰甚？”[55]這種情況所以發生，在康有為(wei) 看來，是因為(wei) 代表國家的君主缺失，民眾(zhong) 爭(zheng) 權奪利，雖然有選舉(ju) 機製，但選舉(ju) 本身並不見得就能贏得共同的認可。為(wei) 了達到目的，人們(men) 可能會(hui) 運用各種手段，因此導致社會(hui) 的混亂(luan) 以至嚴(yan) 重戰亂(luan) 。君主立憲後，君主雖然權力虛化，但君主本身代表國家，則人們(men) 所爭(zheng) 的隻是君主主持下的具體(ti) 職位，雖然依然有不同群體(ti) 、不同集團間的權力之爭(zheng) ，但是君主的存在削弱了政權更迭的重要性，人們(men) 因此更容易遵守選舉(ju) 規則行事。

此外，即使順利選舉(ju) 產(chan) 生國會(hui) 和政府，在總統製下易產(chan) 生國會(hui) 與(yu) 政府的對峙，在內(nei) 閣製下則會(hui) 產(chan) 生政府自身的虛弱無力。他說：“乃立責任內(nei) 閣……然既受國會(hui) 之監督矣，苟非國會(hui) 之中居大多數之政黨(dang) ，以組織責任內(nei) 閣，則內(nei) 閣不堅不久，行政無力，而國受其害”。[56]立憲君主下，並非完全責任內(nei) 閣製，君主可以“以保國為(wei) 要，以國強為(wei) 重，則吏必命於(yu) 政府，而後有指臂運使之靈，提挈謹嚴(yan) 之治”[57]。在此，他可能包括了兩(liang) 方麵措施，指當時德國和日本政府主要官員的擇賢而任和職業(ye) 官僚隊伍的創設，“今大地新強之國，莫如德、日，以有官僚之治為(wei) 之”[58]，以此保持政府的強固有力。

2、維護國家權力的統一和憲法秩序。這主要是指君主對黨(dang) 爭(zheng) 的抑製，和對不同權力部門分立衝(chong) 突下的融合功能。君主代表國家，也代表國民全體(ti) ，他的存在本身就昭示了“國民一體(ti) ”的含義(yi) 。康有為(wei) 以國內(nei) 普遍存在的宗族現象為(wei) 例說：“若我國人皆有宗族，俗多土著，屬多親(qin) 戚，律非個(ge) 人獨立，即使賢者為(wei) 政，而為(wei) 親(qin) 屬強逼，或為(wei) 長者壓製，瞽叟殺人，豈能執之？[59]”宗族導致人們(men) 以親(qin) 緣關(guan) 係而互相區別、互相敵對，擴大為(wei) 政黨(dang) ，則會(hui) 導致全國的民眾(zhong) 分裂和地方割據：“況共和之立，政以黨(dang) 成，各省長官，借政黨(dang) 以為(wei) 私黨(dang) ，既遍布於(yu) 僚吏，又散布於(yu) 議員，縣鄉(xiang) 吏司，無非私人，專(zhuan) 製勢成，任行暴虐。” [60]這種情況下隻能加強中央集權，限製選舉(ju) 人和被選舉(ju) 人資格，由君主所代表的共同體(ti) 利益為(wei) 準繩，推舉(ju) 賢良，抑製黨(dang) 政和派係。

同時，權力分立之下，諸權之間易生隔閡，必須有中立君主為(wei) 之調和。他說：“美國奉孟德斯鳩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之義(yi) ，行政、立法二司巍峨對峙，溝絕不通”。[61]如有立憲君主，則君主任命議會(hui) 多數黨(dang) 成員為(wei) 內(nei) 閣，則內(nei) 閣與(yu) 議會(hui) 相聯通。而內(nei) 閣由君主任命，且須對君主所代表的共同體(ti) 負責，則內(nei) 閣可以專(zhuan) 行其職，“故立虛君者，不欲其有才也……然後塚(zhong) 宰總百官以行政，乃得專(zhuan) 行其誌，而無掣肘之患”[62]。而如《日本變政考》所說，立法、行政、司法皆統一於(yu) 君，“三者立以奉元首”，君主位處核心，麵對三者衝(chong) 突斟酌公意，加以協調，或解釋憲法以明規則，[63]或停散國會(hui) 支持政府，或者重新任命新的內(nei) 閣，保證權力體(ti) 係的統一有序。

3、君主的教化功能。在康有為(wei) 君民關(guan) 係設想中，君主本身就是作為(wei) “天”的代表以促進民眾(zhong) 成長的，這一職責在“君民共主”政治中依然存在。在“升平世”憲法中，君主作為(wei) 部分的“天”，他以其享有的具體(ti) 職責，應對民眾(zhong) 自身的分裂與(yu) 不足，實現政治的穩定和統一。同時，君主作為(wei) 國家的象征，實際上依然代表整體(ti) 的人格的“天”而存在。這就使其作為(wei) 道義(yi) 的象征，懲惡揚善，具備了神聖的感召力，對民眾(zhong) 道德提升起著引領教化作用。由於(yu) “君民共主”時代民眾(zhong) 自身的複雜性和局限性，導致他們(men) 尚不能完全依憑自身的力量來實現自我管理和自我提升，迫切需要以君主為(wei) 代表的國家政治體(ti) 的引導和維護。

早在《日本變政考》寫(xie) 作時，康有為(wei) 就指出君主凝聚國民而成國家，維護公平正義(yi) ，如民父母。君主以有形的超然存在，向民眾(zhong) 啟示人間政治正義(yi) 的大道，堅定民眾(zhong) 不斷成長完善的信心，啟示人們(men) 人間並非恃強淩弱的叢(cong) 林世界。康有為(wei) 認為(wei) ，這是以私利爭(zheng) 競為(wei) 特征的共和政治所不具備的。所以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他說：“凡平民之政，患其流為(wei) 暴民以多為(wei) 決(jue) ，恣睢猖狂，紀綱易紊，道揆易失，如是則大亂(luan) 且亡也”。[64]

此外，君主的教化作用還表現在，在他的精神召喚和儒教精神的實際浸潤下，政治體(ti) 根據儒教的指引，不斷改進現實政治製度，推動現實政治製度穩定有序的走向大同社會(hui) 。康有為(wei) 的儒教以“仁”為(wei) 本，現實政治製度當然也須貫徹這一理念。雖然由於(yu) 實際情況的限製，人們(men) 私欲普遍存在，競爭(zheng) 不可避免，但他也在謀思逐漸消滅競爭(zheng) ，消滅人類財產(chan) 上的私有割裂，以逐漸實現人人平等、財產(chan) 公有、“群龍無首”的大同民主社會(hui) 。在這個(ge) 過程中，以君主為(wei) 象征的政治體(ti) 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是諸項政策的重要推動者和實施者。[65]

五、結語

康有為(wei) 在“升平世”憲法中保留了君主製度，這並不能僅(jin) 用光緒帝的知遇之恩來解釋。君主是他處理傳(chuan) 統與(yu) 現實、國家與(yu) 國民、政黨(dang) 紛爭(zheng) 與(yu) 政治統一等諸多關(guan) 係的重要依憑。在清末民初民權思想持續高漲的曆史潮流中，對君主製度的執著使他被貼上了保守的標簽，揮之不去。

不過，君主畢竟隻是政治製度中的一個(ge) 符號，這個(ge) 符號的意指和功能不能脫離符號使用者的具體(ti) 語境。如同有論者在錢穆先生的憲法設計中發現了“君道再還”，[66]君主在學術上不宜被簡單而絕對的視為(wei) 專(zhuan) 製的代名詞。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依然有諸多國家保留了君主，君主並不必然成為(wei) 國家製度落後的象征。

如同康有為(wei) 在辛亥革命後也知道“以總統代君主”，一個(ge) 也許並非微不足道的問題是，如何在日益多元化和原子化的世界中，找到實現共同利益和準則的現實路徑。近代中國經過反複探索，找到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hui) 製這條光明之路。康有為(wei) 的思考，對於(yu) 我們(men) 深化對中國近代史甚至現代史的認識，也許並非全無裨益。

注釋：
 
[①] 在1901年所做的變法後代表作《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末尾中，康有為總結提出：“正道有三，有據亂之正，有升平之正，有太平之正，各視其時所當世而與之推遷”，又說“《春秋》始於據亂立君主，中於升平為立憲君民共主，終於太平為民主”。“立憲君民共主”是其升平世憲法的核心內容。參見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六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310頁。
 
[②] 相關研究如幹春鬆《保教立國—康有為的現代方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任劍濤《政體選擇的國情依托：康有為共和政體論解讀》（《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3期）、桑兵《辛亥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等。
 
[③] 蘆部信喜指出：“憲法製定權力……即製定憲法之力（也稱為製憲權），是創造法秩序的權力。換言之，它是確定法秩序的各個原則、確立各種製度的權力”。【日】蘆部信喜：《製憲權》，王貴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頁。
 
[④] 參見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05頁。
 
[⑤]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98頁。
 
[⑥]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27頁。
 
[⑦] 參見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50頁。
 
[⑧]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50頁。
 
[⑨]參見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18頁。
 
[⑩]俞可平：《權力與權威：新的解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11] 參見【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二卷上冊， 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091頁。
 
[12]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3頁、第5頁。
 
[13]【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1頁。
 
[14]【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1頁。
 
[15]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16]牧原憲夫指出：“在江戶時代，除了京都周邊，普通老百姓的腦海中並沒有關於天皇的具體形象”。維新開始後政府通過設置與天皇有關的國家節日、天皇出巡、皇室儀禮建築和製度的完善後，建構出了一種天皇文化的“新傳統”。參見【日】牧原憲夫：《民權與憲法》，臧誌軍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第238-252頁。
 
[17]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74頁。
 
[18]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05-106頁。
 
[19]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105頁。
 
[20]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51頁。
 
[21] 【英】戴雪：《英憲精義》，雷賓南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7年，第464頁。
 
[22] 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冊，第26、29頁。
 
[23] 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冊，第37頁。
 
[24] 在“草案”中，他將總統選舉變法國上下議會選舉為國民大議會選舉，以賦予元首更強的“民之公意”性。參見《不忍》雜誌第八期，第108-110頁。
 
[25] 【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5頁。
 
[26] 【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5頁。
 
[27] 如伊藤博文在述及內閣大臣權責時說，大臣“副署名”之製一則是大臣權力的確認，“無大臣之副署名者，亦無詔命之效力”，二則體現大臣的責任，“大臣所辦之政事，須獨自承擔法律之責任”。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28]明治政製通過權力分設使天皇專權的問題得到一定解決。但是其圍繞天皇所設立的權力分割機構的混亂，卻造成了其本身協調功能弱化、各分支機構各行其是的缺陷。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麵是關於樞密院的設立上。如三浦隆即認為“樞密院的存在使內閣之國政運行混亂”（【日】三浦隆《實踐憲法學》，李力、白雲海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08頁）。
 
[29]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43頁。
 
[30]日本《樞密院官製》第8條原文為：樞密院は天皇の最高諮問機関であるが直接行政に指示はしない。參見《樞密院官製》（1888年4月30日勅令第22號）。
 
[31]【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35頁。
 
[32] 對於軍政權，伊藤博文明確解說其行使“依責任大臣之輔助行使”。而責任大臣，他也明確稱陸海軍大臣為內閣組成部分，內閣總理大臣對於諸省大臣“負有統領之責任”。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11頁、第32頁。牧原憲夫也提出，伊藤博文確有“內閣獨立”、“行政權統一歸內閣”的要求，並在憲法中以內閣製確立了這一製度。但在山縣有朋任內閣總理大臣期間，山縣將這一製度作了修改，“縮小了總理大臣的權限，陸海軍大臣可以不經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從而“將軍部置於了內閣之前”。參見【日】牧原憲夫：《民權與憲法》，臧誌軍譯，第260頁。
 
[33]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18頁。
 
[34]《日本帝國憲法》第六條規定：“天皇批準法律，命其公布及執行”。第三十七條規定：“所有法律均須經帝國議會之審核同意”。第三十八條規定：“兩議院既可審議政府提出之法律草案，並可自行提出法律草案”。（【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6、第25、第26頁）。伊藤博文對第六條注解說：“我國憲法源自積極主義學說，法律必為王命之所屬。故批準之後始成法律。王命有批準與不批準之權限。”（【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6頁）。
 
[35] 《日本帝國憲法》第八條規定，天皇為公共安全，“依緊急之必要”，在議會閉會期間可發布代替法律的臨時性敕令。這種敕令必須在下次會期提交議會，議會如不批準則失去效力。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7頁。
 
[36]《日本帝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天皇召集帝國議會，其開會、閉會、停會及眾議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行之。第四十四條規定：眾議院被勒令解散時，貴族院必須同時停會。第四十五條規定：眾議院受命解散後，依敕命選舉新議員，並須於解散之日起五個月內重新召開眾議院會議”。（【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6、第28頁）。
 
[37]《日本帝國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貴族院依貴族院令之規定，由皇族、華族及被敕任之議員組成”。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24頁。
 
[38]《日本帝國憲法》第九條規定：“天皇為執行法律或保持公共安寧秩序及增進臣民之幸福，可自行發布或令政府發布必要之命令，但不得以命令改變法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9頁）。
 
[39]《日本帝國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國務大臣負有輔弼天皇之責任。所有法律、敕令及有關國務之敕詔，須有國務大臣之副署名”。伊藤博文說：“憲法既將大臣之任免大權委任於君主，則裁製大臣責任之權不在議院，此為理所當然之結果也。但議員可以質問大臣，要求其在公眾麵前進行答辯，議院亦可上奏君主，陳述意見……然眾心之所向者，為君主需斟酌之一大事也，此亦間接之追問大臣責任之法也。故我國憲法采取以下之結論：第一，大臣固有之職務在於輔弼之責任，非代行君主之責任也。第二，大臣對君主負直接之責任，對人民負間接之責任。第三，裁判大臣之責者，在於君主而非人民，因國家之主權屬於君主。第四，大臣之責任，為政務上之責，與刑事及民事之責無相關之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31、33頁）。可知，日本確立的政府體製非責任內閣，內閣大臣任免權限在天皇，不須經議會的同意。
 
[40]《日本帝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天皇統率陸海軍”。第十二條規定：“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製及常備軍之兵額”。第十三條規定：“天皇宣戰媾和及締結各項條約”。伊藤博文說：“陸海軍之編成及常備軍之兵額歸天皇親裁。此雖依責任大臣之輔助行使，然如帷幄之軍令屬至尊大權一般，議會不得幹涉”。又說:“宣告與外國之交戰，結成同盟，締結條約等事務，均屬至尊之大權，無議會參與之必要”。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10、11頁。這樣就把軍隊的統率、編製、宣戰等權限均收歸於天皇，而排除了議會的參與。
 
[41]《日本帝國憲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司法權由法院以天皇之名義依法行使。法院之構成，由法律規定之”。第五十八條規定：“法官應由具有法律規定之資格者擔任。法官如非被判刑或受懲戒處分之理由外，其職務不得被罷免”。伊藤博文解說：“君主任命法官，法院非隻是以君主之名義宣布裁判之所，君主自身亦不得實施判決”。參見【日】伊藤博文：《日本帝國憲法義解》，牛仲君譯，中國法製出版社，2011年，第36、37頁。
 
[42] 參見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54頁。
 
[43]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34頁。
 
[44]在《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對於參議員的產生，有兩處論及。一處是第三十一條，參議員由選舉產生，一處是第四十三條，由法律規定範圍內人員直接擔任或者互選等產生。第四十三條後康有為稱“方今革命新潮方盛，日以舊官僚為攻嘲，必不意為然，故前選舉條未列出。然俟之將來，必行此而後政體和平安重也。”（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八期，第96頁、100頁）。康有為理想的上議院構成應該是後者。
 
[45]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五期，第48頁；第八期，第105頁。
 
[46] 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四期，第60頁。
 
[47] 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50頁。
 
[48]《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二十六條規定，大總統的命令由國務員備辦，其命令須由國務員副署而生效。若國務員不副署，則命令無效。第二十七進一步明確總理與國務員的責任區分：國務總理，於政府政務負連帶責任。其非公共政體，各部各獨負責任。其凡數部官聯所關，亦負連帶責任。此外，在對其草案第十四條的解釋中，他聲稱“大總統之行事，無不經國務員副署而負其責任，國務員副署有時得拒絕之”。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51頁；第四期，第65-67頁。
 
[49]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八期，第111頁。
 
[50]值得關注的是，《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二十八條又規定：國務員對眾議院負責任，對參議院不負責任。康有為規定對參議院不負責任，主要基於政府本身的穩健考慮。則在此體製中，總統任命總揆，任命由總揆提名的國務員，而總揆和國務員對眾議院負責。參見《不忍》雜誌第四期，第60頁、69頁。
 
[51]參見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四期，第69-70頁。
 
[52]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43頁。
 
[53] 白芝浩認為：“在我們（即英國）這樣一種君主立憲政體下，君主有三項權利：商量權、獎勵權和警告權”。（【英】沃爾特.白芝浩：《英國憲法》，夏彥才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16頁）。這三種權力似可視為虛化權力的一種描述。康有為的憲製設計雖與此不完全相同，但在精神上似乎是一致的。
 
[54] 可參見康有為《救亡論》、《共和政體論》等文。相關研究參見任劍濤：“政體選擇的國情依托：康有為共和政體論解讀”（《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3期），桑兵：“辛亥康有為的虛君共和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等。
 
[55]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24頁。
 
[56]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17-18頁。
 
[57]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14頁。
 
[58]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14頁。
 
[59]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15頁。
 
[60]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16頁。
 
[61]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17頁。
 
[62]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不忍》雜誌第三期，第23-24頁。
 
[63]相關協調職能由樞密院等協助君主實行。參見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43頁。
 
[64] 《不忍》雜誌第三期，第36頁。
 
[65]這方麵詳見康有為著“大同書”。該書康有為列舉世間諸苦後，也提出了自己的改進措施，這些措施相當程度上有賴於政治體的作為。如在男女平等問題上，他開出的“設女學”（如賜以“舉人”“進士”等榮銜）、“許為官為師”、許“充公民”等，這些都需要政治體來實施。參見康有為：《大同書》，載薑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75頁。
 
[66]參見任鋒:《君道再還:錢穆憲製思維中的元首論》，《開放時代》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