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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淡寧作者簡介:貝淡寧(Daniel A. Bell),男,西曆一九六四年出生於(yu) 加拿大蒙特利爾。 一九九一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政治學)。現為(wei) 山東(dong) 大學政治學與(yu)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教授。著有《賢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義(yi) 及其批評》(牛津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二〇〇一)、《中國新儒家: 變革的社會(hui) 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上海三聯書(shu) 店二〇一〇)、《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聯書(shu) 店二〇〇九年)等。 |
賢能政治的含義(yi) 是設計一種政治製度,挑選能力超過平均水平的政治領袖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也就是說,賢能政治有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因素:(1)政治領袖有超過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2)設計用來選拔這種領袖的機製。當今世界,賢能政治已在政治理論中黯然失色,但是,在中國背景下,複興(xing) 並重新解釋這種政治理念尚有三個(ge) 重要理由。其一、賢能政治過去是,也會(hui) 一直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二、西方民主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體(ti) 製,而賢能政治有助於(yu) 彌補其部分缺陷;其三、過去三十多年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本身正變得越來越崇尚賢能。本文接下來將討論一下這幾個(ge) 方麵,最後會(hui) 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思考。
1、賢能政治和中國政治文化
賢能政治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一個(ge) 重要主題。“尚賢使能”的理念是春秋時期貴族等級解體(ti) 的產(chan) 物。[1]戰國時期大多數著名的思想家也認同此觀點,針對如何定義(yi) “賢能”,如何開展政治活動、確立以“賢能”為(wei) 基礎的製度,政治思想家們(men) 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孔子認為(wei) ,賢能政治始於(yu) 有教無類的觀念。然而,在此過程中不是人人都有同等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因此,政治體(ti) 製的一個(ge) 重要任務就是選拔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領導去做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並鼓勵更多有才學的人參政。孔子認為(wei) ,這樣的統治者才會(hui) 贏得人民的信任。
在皇權時代的中國,賢能政治依靠科舉(ju) 製使優(you) 勝者取得功名與(yu) 權力的途徑製度化。無論該體(ti) 製有何缺陷,它確實提供了選拔賢才的最低標準,並帶來了適度社會(hui) 流動。科舉(ju) 製度傳(chuan) 播至韓國、越南,同時影響了西方國家公務員考試的發展。二戰後,東(dong) 亞(ya) 國家的快速發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應歸結為(wei) 按照賢能標準選出的政治統治者所做出的周全決(jue) 策。目前,政治調查顯示,受儒家傳(chuan) 統影響的東(dong) 亞(ya) 各國普遍支持賢能政治的理念。在中國,史天健和呂傑認為(wei) 大多數人認可“監護人話語(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認可自由民主話語(liberal democratic discourse),前者認為(wei) 有必要選出“關(guan) 心人民需求、決(jue) 策時考慮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會(hui) 選擇好的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後者則強調可以確保人民參與(yu) 政治、選擇領導人的權利的程序性安排。[2]
賢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為(wei) 賢能政治理念辯護的著名言論是:“最好的政治製度中,政治領導人因有卓越的能力做出知情的、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而被選出,並被授權統治這一共同體(ti) 。”在接下來的曆史中,賢能政治也有相當的影響力,盡管後來的思想家幾乎很少為(wei) 純粹的賢能政治辯護。美國的開國元勳以及19世紀的“自由精英”如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都提出了試著將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張。不過,將賢能政治理論化的努力已經全部從(cong) 西方政治話語中消失了。雖然探討民主理論與(yu) 實踐的書(shu) 籍千千萬(wan) 萬(wan) ,但人們(men) 很難找出最近有任何一本論述賢能政治的英文著作。
2. 民主政治與(yu) 賢能政治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廣泛讚同是最好的政治製度(或者像溫斯頓·丘吉爾的名言那樣,是一種最不壞的政治製度),缺乏賢能政治的辯論或許沒有問題。但是,民主製遭遇的質疑越來越多。商品、服務和資本史無前例地全球流動造成了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危機”,這一點很多政治學家都有所記述。[3] 在政治過程中,資本家利益集團掌握了過多的權力,尤其在美國政治體(ti) 製下,一人一票被說成一美元一票看來並不冤枉。政治理論學家已經對投票製度本身提出質疑。部分原因是選民往往隻自私地關(guan) 心自身狹隘的物質利益,而忽視了子孫後代和居住在國家邊界之外人的利益。詹森·伯南(Jason Brennan)曾說,如果選民無法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不如不去投票的好。[4]當然,也存在如下的問題,投票時若隻是追求狹隘的利己主義(yi) 經濟利益,就會(hui) 給缺乏代表的非選民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如全球變暖)。同樣值得擔憂的是,或許選民也經常弄不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布萊恩·卡普蘭(lan) (Bryan Caplan)通過廣泛的實證研究顯示,選民常常是非理性的,他建議對選民的參政能力進行檢測以作為(wei) 矯正措施。[5]當然,這樣的建議在自由民主社會(hui) 是注定行不通的。一人一票形式體(ti) 現出來的政治平等原則在當今具有接近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在19世紀,密爾還能提出讓受教育者獲得額外選票的建議,但是如今支持這種建議的人可能被認為(wei) (在西方國家)已經喪(sang) 失了道德指南。
幸運的是,中國的政治理論家並沒有這麽(me) 教條。儒學家蔣慶認為(wei) ,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於(yu) 人民主權論——應該受到來自天和地的合法性的平衡。他認為(wei) ,在現代背景下,這種政治理想應該通過三院製國會(hui) 來實現,其中權威在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ti) 院之間分配,三者代表了三種形式的合法性。[6] 類似的,複旦大學教授白彤東(dong) 和香港大學教授陳祖為(wei) 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賢能政治因素結合起來的混合政治體(ti) 製模式,其中,賢士院的政治領袖通過考試以及在政府基層工作的政績選拔產(chan) 生(我也讚成混合體(ti) 製,由賢能之人組成的議院被稱為(wei) 賢士院)。這些模式可能有點烏(wu) 托邦色彩,但他們(men) 提供了新的——這或許存在爭(zheng) 議——更好的標準來評估中國以及其他地方的政治進步。不是以中國是否變得更為(wei) 民主來判斷政治進步,新標準提供了判斷政治進步(或退步)的更為(wei) 全麵的方式。關(guan) 鍵是中國政治製度是否變得更為(wei) 尚賢。這裏或許有令人樂(le) 觀的理由。
3. 賢能政治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毛澤東(dong) 時代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明確拒絕儒家倡導的賢能政治。這也許可以理解,因為(wei) 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鼓動革命,增強軍(jun) 事力量以便終結外國列強的壓迫和欺淩。但現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建立了相對安全和強大的中國,這意味這中國可以較少地擔心政治共同體(ti) 的生存問題。因此,任務的重心轉移到由德才兼備的政治領袖進行善政的問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選拔和晉升機製因此變得更為(wei) 尚賢。
20世紀80年代,中國一流大學裏的優(you) 秀學生往往不會(hui) 尋求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現在,情況不同了。高校校園成為(wei) 招募工作的主陣地。12010年,在清華這樣的精英學校,全部本科生中的28%,大四畢業(ye) 生中的43%,以及碩士畢業(ye) 生中的近55%是共產(chan) 黨(dang) 員。[7](我在清華教書(shu) 近8年,我最優(you) 秀的學生幾乎全部是共產(chan) 黨(dang) 員)。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同時還瞄準了城市地區“新興(xing) 社會(hui) 階層”中的年輕專(zhuan) 業(ye) 人員,包括商人、私企經理、律師和會(hui) 計。
幹部晉升體(ti) 製的尚賢色彩更為(wei) 明顯。在最近與(yu) 幾位中外學者的對話中,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先生講述了一些有趣又很說明問題的細節。李部長提到,對於(yu) 不同政府層別,會(hui) 使用不同標準判斷其能力和品德。在基層,與(yu) 人民的緊密關(guan) 係尤其重要(換句話說,或許民主在基層更為(wei) 重要)。在更高層,更多地強調理性,因為(wei) 領導需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製定決(jue) 策時涉及治理的更廣泛的內(nei) 容,但例如關(guan) 心群眾(zhong) 、實事求是的態度也很重要。幹部還應以身作則樹立廉潔的榜樣。為(wei) 了說明政府高層幹部選拔的嚴(yan) 格(尚賢)性,李部長介紹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shu) 長的選拔過程。首先是包括退休幹部在內(nei) 的提名過程。獲得較多提名的候選人將進入下一個(ge) 環節。接下來是考試,試題包括如何當好秘書(shu) 長。十幾個(ge) 人參加考試,之後有5位入選下一輪。為(wei) 確保過程公平,考試答卷要被張貼到走廊供所有人判斷。之後是口試,考官專(zhuan) 家組由部長、副部長和大學教授擔任。為(wei) 確保透明和公開,為(wei) 秘書(shu) 長工作的一般幹部可以旁聽,他們(men) 可以監督整個(ge) 過程。之後,人事部門將組成一個(ge) 檢查組,考察各位候選人的政績和品德,品德的表現更為(wei) 重要。這一輪中選出兩(liang) 位進入下一階段。最終的當選者將由一個(ge) 由12位部長組成的委員會(hui) 投票產(chan) 生,至少需要獲得8票。如果首次投票沒有人獲得8票,部長們(men) 將做進一步討論,直到三分之二的評委就當選者達成一致。
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shu) 長如此嚴(yan) 格的選拔過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成功當選者更令人敬佩)。人才選拔過程的這種透明有助於(yu) 增強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人民不清楚選拔過程,他們(men) 就會(hui) 懷疑這種選拔主要是由於(yu) 忠誠、關(guan) 係或腐敗。透露一些具體(ti) 選拔機製,就會(hui) 消除上述疑慮。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對影響中央委員會(hui) 成員或者政治局成員選拔的標準的更多信息就非常有用,不過,李源朝部長向我們(men) 介紹組織部的選拔過程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ge) 風向標,意味著選拔過程將更趨於(yu) 透明,這是一個(ge) 好現象。
4. 改進賢能政治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實際存在”的尚賢好處很明顯。幹部要經過極其嚴(yan) 格的人才選拔過程,隻有那些過去政績優(you) 異的人才可能上升到政府的最高層。培訓過程包括對品德的培養(yang) ,如在貧困鄉(xiang) 村地區工作一定時間,培養(yang) 諸如對弱勢群體(ti) 的同情等品德。此外,這種尚賢的選拔過程隻有在一黨(dang) 製國家裏才有用。在多黨(dang) 製國家中,因為(wei) 政府主要官員可能由於(yu) 不同政黨(dang) 的領導而發生更迭,因此不能確保政府基層官員因為(wei) 政績突出而得到提拔,政黨(dang) 也就沒有強烈動機去培訓幹部,讓他們(men) 在政府高層工作時更富有經驗,。因此,即使是像美國總統奧巴馬這樣的有才能的領導人,一旦上任可能也會(hui) 犯很多“初學者的錯誤”,因為(wei) 他們(men) 沒有接受過為(wei) 迎接在政府最高層工作而應有的適當的曆練。[8]中國領導人由於(yu) 經驗和曆練的關(guan) 係,不太可能犯這樣的錯誤。最高層由委員會(hui) (政治局9名常委)集體(ti) 決(jue) 策也排除了因無知無畏而做出錯誤決(jue) 策的可能性(如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的受教育婦女的生育得到照顧的政策,其理論基礎是多數科學家反對的優(you) 生學)。
中國領導人上任後,他們(men) 可以做出關(guan) 係到所有利害關(guan) 係人利益的決(jue) 定,包括子孫後代和居住在國外的人。在多黨(dang) 製民主國家,領導人通常通過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獲任,與(yu) 前麵情況相反,領導人需要考慮下屆選舉(ju) ,他們(men) 很可能出於(yu) 短期政治考慮做出決(jue) 策,增加連任機會(hui) 。像後代子孫這樣的非選民利益如果與(yu) 現任選民利益衝(chong) 突,很有可能不會(hui) 被認真對待。
此外,在西方式民主中,真正的掌權者是在選舉(ju) 中由人民選出的人,這個(ge) 事實往往意味著“官僚”不重要;因此,相對平庸者會(hui) 進入官僚體(ti) 製。這一缺陷在美國政治體(ti) 製中尤為(wei) 明顯。從(cong) 最近我與(yu) 一位年輕的羅德獎學金(也許是美國教育體(ti) 製中最有聲望的獎學金,目的是選拔未來領導)獲得者的談話中可以略見一二。她對國際事務感興(xing) 趣,我建議她或許可以進入美國國務院,但是她回答說,有人警告她,美國國務院中多是平庸之輩,真正有才能的人很難在那樣的體(ti) 製中脫穎而出。相反,中國政治體(ti) 製並沒有明確地區分“官僚”和“掌權者”,因此有誌向的能人並不會(hui) 怯於(yu) 加入這個(ge) 政治體(ti) 製的基層,因為(wei) 他們(men) 有希望向高層晉升。
不過,這裏並非暗示美國和其他國家應該努力學習(xi) 中國式的賢能政治。一方麵,它隻存在於(yu) 推崇賢能政治的穩定政治文化之中:像上麵提到的,政治調查顯示受儒家傳(chuan) 統影響的東(dong) 亞(ya) 國家更傾(qing) 向於(yu) 重視賢能政治。但在其他的文化中可能並非如此。例如,美國政治文化形成了一股強烈的“反精英”思潮,因此很難想象它會(hui) 支持尚賢的一黨(dang) 製。但這並不是說認美國政治體(ti) 製中沒有精英主義(yi) 元素(例如,最近美國總統都是哈佛和耶魯的畢業(ye) 生),但政治領導人往往不願意公開表現出精英主義(yi) 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很難想象美國的政治體(ti) 製會(hui) 做出鼓勵賢能政治的重大憲法改革。(有可能會(hui) 預見到更糟糕的變化——例如在美國本土遭到另一起重大恐怖襲擊時會(hui) 變得更為(wei) 軍(jun) 國主義(yi) )。與(yu) 此相反,中國憲法體(ti) 製在必要的情況下更有可能經曆重大變革。
筆者也沒有暗示中國“現實存在的賢能政治”盡善盡美。中國賢能政治的成功非常明顯:中國領導人創造了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數億(yi) 人擺脫貧困走上富裕路。但是,同樣明顯的是,中國的有些問題如腐敗、貧富差距、環境破壞、政府官員的權力濫用、過分強大的國有企業(ye) 為(wei) 了自身的利益扭曲經濟體(ti) 製、迫害政治異議分子、嚴(yan) 厲鎮壓西藏和新疆的宗教表達等是在政治體(ti) 製變得更加尚賢的同時出現的。這部分是因為(wei) 中國各級政府缺乏民主,畢竟,民主可以提供權力製衡也給邊緣化的群體(ti) 表達政治意願的機會(hui) 。但是,部分也是因為(wei) 中國的賢能政治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該體(ti) 製在過去30年逐漸尚賢使能,未來能夠也應該更為(wei) 尚賢。
賢能政治涉及到德才兼備的政治官員的選拔,請允許筆者依次論述。過去30年中共最明顯的進步就是強調對能力與(yu) 政績優(you) 異的官員的挑選和提拔,尤其是在政府高層,但是,即使在這方麵也仍然有改進的空間。不妨考慮一下“反精英心態”對言論自由特別是政治言論自由的限製。最好的政治決(jue) 策當然必須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基礎之上,但是如果一味擔心負麵結果可能會(hui) 阻礙相關(guan) 各方自由表達觀點。筆者發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始進行內(nei) 部調研,以盡可能充分地獲取信息,幹部們(men) 也被鼓勵不斷學習(xi) 和提高,但言論自由障礙的減少可能會(hui) 提高決(jue) 策的質量。
另一個(ge) 擔憂是過分嚴(yan) 格的、曆時多年的人才選拔過程是否會(hui) 阻礙冒險精神。換句話說,相對有創造力和原創性思維的人才可能會(hui) 在早期被淘汰,因為(wei) 他們(men) 會(hui) 得罪人或挑戰“做事的正常套路”。在危機時刻,或許中國的政治製度能做出巨大變革,但在平時,過於(yu) 強調保持現狀可能會(hui) 影響製度的實用性。也許這個(ge) 問題(如果這是個(ge) 問題的話)有解決(jue) 的辦法,比如在政府重要崗位(包括政治局)上多設置一兩(liang) 個(ge) 崗位,允許其他出身的能人如商人或學者來擔任。
選拔過程或許有必要對國外更加公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主要任務當然是服務中國人民。但中國現在是國際大國,其內(nei) 部事務會(hui) 同樣影響到居住在中國邊境以外的人的利益,在與(yu) 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時候,中國需要盡可能人性化。政府領導人子女在海外接受教育是一個(ge) 好現象,因為(wei) 他們(men) 可以當非正式顧問,不過,什麽(me) 也替代不了領導人直接接觸外國的做事方式。在選拔政府高層領導人的過程中,或許也應該重視海外經驗,甚至是外語技能。閻學通認為(wei) 中國政府應該像唐朝那樣聘用有才華的外國人當官。[9]
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最高層需要有更多少數民族成員的代表,即使他們(men) 並非能完全從(cong) 現有政治體(ti) 製中脫穎而出。隻有真誠的宗教信徒才真正知道什麽(me) 對其宗教的發展最好,而賢能政治的決(jue) 策需要宗教共同體(ti) 成員的更多代表。一種可能性就是在政治局中保留少數民族群體(ti) 的代表。蔣慶提議的國體(ti) 院就是由中國曆史上各種宗教的領袖所組成,包括儒教、藏傳(chuan) 佛教、道家和基督教。
當然,賢能政治決(jue) 策不僅(jin) 僅(jin) 是擁有能力和知識進行政治決(jue) 策的問題。擁有高超分析技能和專(zhuan) 業(ye) 知識的不道德的決(jue) 策者可能比一個(ge) 平庸無能的政治領袖造成的危害更大。筆者並沒有暗示中國政治領袖不道德。我遇見過很多令人敬佩的官員,他們(men) 有為(wei) 公眾(zhong) 服務的精神,為(wei) 了公眾(zhong) 利益甚至不惜犧牲自身的利益。但是,有道德的領導人不應該容忍腐敗的猖獗,當今中國人都知道政治腐敗是個(ge) 嚴(yan) 重的問題。中國領袖的任期和年齡限製有助於(yu) 減少腐敗,但是還需要其他機製的配合,比如相對獨立的反腐敗機構(類似於(yu) 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公署)、更多的透明、媒體(ti) 報道腐敗案的自由、領導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財務審計、領導人工資提高、對腐敗分子的嚴(yan) 厲懲罰等。
更多強調政治領袖的道德教育也很重要。現有的領導選拔過程不允許領導者有足夠地時間對道德問題和政治問題進行係統性的反思。在黨(dang) 校的幾周並不能讓領導者有充分時間閱讀政治學、曆史和哲學名著,進而增加領導者的知識,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如果給政治領袖半年的假期,專(zhuan) 門去閱讀名著(特別是直接論述政治道德的儒家經典),從(cong) 長期看,會(hui) 增加其做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jue) 斷的能力。同樣重要的是,在中小學更多強調儒家經典可能改善未來中國領袖的道德教育水平。
當然,政治決(jue) 策者不僅(jin) 僅(jin) 應該克製自己不腐敗。無論是對民眾(zhong) ,還是動物和自然界,他都應該有仁愛之心。但是,這種渴望與(yu) 政治決(jue) 策群體(ti) 尤其是決(jue) 策高層中的女性代表的極度缺乏很難匹配。當今的領導選拔過程中存在著對女性的偏見。由於(yu) 女性經常需要照顧其他家庭成員,她們(men) 可能沒有充足的時間公平地與(yu) 其他男性競爭(zheng) 政府最高職位。(即使女性不是主要的家庭關(guan) 照者,這種期待也影響選拔過程:有人告訴我女性很難進入外交部工作,因為(wei) 這些職務的要求很難與(yu) 普通家庭生活協調起來)。如果我們(men) 同意領導應該有同情心,那麽(me) 上麵這點就很重要。如果同情心是女性突出的一種特質(也許這個(ge) 說法有爭(zheng) 議),那麽(me) 我們(men) 應該鼓勵更多女性在政府任職。也許政府最高層職位中應該有一半為(wei) 女性保留。我堅信更多女性領袖組成的政府更可能用充滿愛心和人道的方式統治。
顯然,走向“賢能政治”的過程是長期的轉變過程,沒有明顯的終點(和通常意味著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自由和公正的競爭(zheng) 性選舉(ju) 的民主化過程不認同)。但是一個(ge) 明顯的前進之路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更改名稱,以便更加符合該組織的機構性現實及其理想。最明顯的是,該組織已經不再是共產(chan) 主義(yi) 者,很少中國人,包括中共黨(dang) 員相信中共在帶領中國人邁向更高階段的共產(chan) 主義(yi) 。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毛澤東(dong) 都不重視賢能政治。列寧的先鋒隊理念也與(yu) 此不同。再者,共產(chan) 黨(dang) 也不像其他政黨(dang) 。共產(chan) 黨(dang) 是代表整個(ge) 國家不同群體(ti) 和階級的多元化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世界。更準確的名字也許是“中國賢能聯盟”。
筆者最後想說的話可能在具有民主傳(chuan) 統的國家引起激烈的爭(zheng) 議。中國可以從(cong) 民主政權的一些典型政治美德中學到很多東(dong) 西如政治參與(yu) 、自由、透明、寬容等。但是中國的政治製度能夠和應該建立在賢能政治現有和潛在的優(you) 勢基礎之上。政治官員被賦予政治決(jue) 策權力長達幾十年的訓練,在決(jue) 策時有能力考慮子孫後代、世界其他地方人和自然界的利益,即使該決(jue) 策可能與(yu) 大多數公民的利益發生衝(chong) 突,再加上委員會(hui) 決(jue) 策而不是給予個(ge) 體(ti) (比如美國總統)最終的決(jue) 定權。賢能政治的所有這些優(you) 勢與(yu) 更多的自由、透明、寬容、非全國性政府的政治參與(yu) 和最高層一定程度的政治競爭(zheng) 是相容的。但是賢能政治與(yu) 高層的多黨(dang) 競爭(zheng) 不相容,也與(yu) 一人一票選舉(ju) 最高決(jue) 策者不相容。因此,中國的任務不是學習(xi) 當今許多民主派認為(wei) 的民主製的這個(ge) 核心內(nei) 容,而是改善賢能政治,學習(xi) 民主製的其他方麵。
作者簡介:貝淡寧(Daniel A. Bell),上海交通大學誌遠講座教授和清華大學(北京)政治理論教授,比較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與(yu) 範瑞平合編以蔣慶為(wei) 主要作者的《儒家憲政秩序:中國古代如何能影響其政治未來》(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一書(shu) 。
譯者感謝作者貝淡寧教授提出的修改建議----
譯注譯自:Meritocracy Is a Good Thing by Daniel A. Bell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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