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方旭東(dong) 、李翠：“分析的儒學”與(yu) 經典詮釋的覃思

——方旭東(dong) 教授訪談錄》

受訪者：方旭東(dong)

采訪者：李翠

來源：《走進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5期

編者按：第十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於(yu) 2024年7月在曲阜尼山舉(ju) 行。值此契機，《走進孔子（中英文）》編輯部采訪了此次論壇嘉賓、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方旭東(dong) 教授。方教授曾因提出“分析的儒學”而在哲學界獨樹一幟。采訪中，方教授詳細介紹了其“分析的儒學”之緣起與(yu) 主要特點，並對經典的詮釋、當下的“經學熱”，以及儒學與(yu) 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發表了獨到見解。現將訪談整理刊發，以饗讀者。

“分析的儒學”背後有一個(ge) 學術脈絡

李翠：方教授您好！很榮幸能有這樣的機會(hui) ，向您請教儒學相關(guan) 的一些問題。關(guan) 於(yu) 儒學學術形態發展的問題，您提出了“分析的儒學”，提出這一概念有什麽(me) 特別的緣由嗎？

方旭東(dong) ：其實“分析的儒學”跟山東(dong) 是非常有緣分的。我最早提到這個(ge) 話題，是在2019年參加山東(dong) 大學黃玉順老師組織的“生活儒學”國際討論會(hui) 之後。當時討論結束後，《當代儒學》刊物要采訪我。就是在那一次訪談時，我提出了“分析的儒學”這一概念。這是一個(ge) 緣起。

方旭東(dong) 教授

為(wei) 什麽(me) 要提“分析的儒學”呢？一方麵，眾(zhong) 所周知，2001年德裏達來中國時說過一句話：中國沒有哲學。2010年，李澤厚在接受上海《文匯報》記者訪談時講：“我認為(wei) ，後現代到德裏達，已經到頭了；應該是中國哲學登場的時候了。”後來其著作出版，書(shu) 名還是用的問號——《該中國哲學登場了？——李澤厚2010年談話錄》。這實質上是中國哲學的一個(ge) 標誌性事件，或者說不僅(jin) 是對中國哲學，更是對整個(ge) 中國思想文化領域而言。另一方麵，中國進入21世紀之後，學術研究愈加多元，學術氛圍愈加活潑，容許思想的自由闡發。在這樣一個(ge) 大背景大氣候下，中國的學者尤其是做中國哲學的學者，開始有一種很自覺的意識，就是要創造自己的一種學說。諸如黃玉順老師講“生活儒學”，陳來老師講“仁學本體(ti) 論”，楊國榮老師講“具體(ti) 形上學”，此類提法還有很多。這就像黃宗羲寫(xie) 《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他就說學術必須要有宗旨，能夠成一家之言。這個(ge) 講法，我覺得很好。所以我個(ge) 人提出或者說有意識地去建構“分析的儒學”，是有這樣的一個(ge) 背景。

李翠：為(wei) 什麽(me) 叫“分析的儒學”這個(ge) 名字呢？

方旭東(dong) ：“分析的儒學”這個(ge) 名稱，包括要不要加一個(ge) “的”，是“分析儒學”或“分析的儒學”，其實這都差不多，因為(wei) 對應的英文是一個(ge) 詞，analytic confucianism。這個(ge) 也很容易讓人想到所謂的“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之所以叫這個(ge) 名字，有兩(liang) 方麵考慮：一方麵是因為(wei) 我自己對西方哲學的熟悉和了解，從(cong) 讀研究生的時候就開始偏好“分析哲學”這一研究路數；另一方麵是因為(wei) 國內(nei) 研究中國哲學，大的潮流可能還是以現象學為(wei) 背景，包括黃玉順老師所講的“生活儒學”，談得很抽象，是作為(wei) 現象學意義(yi) 上的生活、生命。我自己的學術經曆使我主要對“分析哲學”這一領域比較感興(xing) 趣，研究生的時候也讀了大量的這方麵的書(shu) 籍。博士畢業(ye) 之後，我有機會(hui) 先是去哈佛大學哲學係，後是去牛津大學哲學係。眾(zhong) 所周知，這兩(liang) 個(ge) 都是英語世界哲學的重鎮，它們(men) 講的哲學就是“分析的哲學”。當然這個(ge) “分析”裏麵，我自己比較感興(xing) 趣的是“實踐倫(lun) 理學”，就是通常傳(chuan) 統上講倫(lun) 理學還有政治哲學這一塊。

李翠：為(wei) 什麽(me) 用“分析”這個(ge) 詞做一個(ge) 前綴呢？

方旭東(dong) ：這個(ge) 要講起來，還是有一些傳(chuan) 統可以追溯的。之前我幫陳來先生做他的訪談時也提到這個(ge) 問題。大家都知道陳來先生是張岱年先生的博士生。張岱年先生的哲學研究當年被稱作“解析的唯物主義(yi) ”。其實“解析”的英文是“analytic”，與(yu) “分析”是一個(ge) 詞。這裏先講一段故事，民國後期有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liang) 大學派。北大像胡適、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比較重視意義(yi) 上的原創，而且比較接近傳(chuan) 統。清華學者後來我們(men) 稱之為(wei) “清華學派”，主要有金嶽霖、馮(feng) 友蘭(lan) ，再加上張岱年，還有後來的朱伯崑等。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清華進行了院係調整，實際上當時中國就剩一個(ge) 哲學係，就是北大哲學係。所以當時清華哲學係的很多人都去北大了，而原北大哲學係的這些學者們(men) 都散了，比如胡適去台灣了，熊十力留在了上海，湯用彤先生1949年之後在新北大做了分管基建的副校長，某種意義(yi) 上來說他也慢慢退出一線的學術研究了。那麽(me) 實際上北大哲學係在中國哲學裏麵，就變成了原來的清華學派的學脈。

張岱年先生

簡單地說，我之所以用“分析”做一個(ge) 前綴，是因為(wei) 我跟隨陳來先生讀書(shu) 的學術經曆。其實陳來先生的學術脈絡是直承張岱年先生，而張岱年先生的學術路徑就是“分析”。但當時不叫“分析”，叫“解析”。

剛剛講到清華學派的馮(feng) 友蘭(lan) 先生，他的哲學研究也有“分析”的特點。當然馮(feng) 先生更加綜合，特別是他後麵講“境界”，有自己的一套哲學。就學術訓練而言，陳來老師自己也講“分析”，這主要是受張岱年先生影響，就相當於(yu) 基本功。用武學來打比方，就是陳來老師的根底是張先生幫他打下來的，但他博士畢業(ye) 後給馮(feng) 友蘭(lan) 先生做過一段時間的助手，又吸收了馮(feng) 先生的一些講法，特別是關(guan) 於(yu) “境界”的講法，所以他後麵寫(xie) 《有無之境》。但實際上隨他出道的《朱熹哲學研究》（後改名為(wei) 《朱子哲學研究》）就有“分析”的特點。

為(wei) 什麽(me) 要強調這個(ge) 呢？雖然陳來老師現在不太特別講他跟“分析”的關(guan) 係，但實際上我跟陳老師做過多次學術訪談，不管相對於(yu)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葛兆光先生，還是研究宋明理學或者說研究朱子學、陽明學的最近剛過世的束景南先生，他經常會(hui) 說，我們(men) 做哲學的跟他們(men) 相比有兩(liang) 個(ge) 特點：第一是對概念的敏感；第二就是有一種更強的分析的能力。葛先生、束先生他們(men) 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已經是大家了，當然束先生受過曆史文獻學的訓練。還包括李澤厚先生，他也是北大畢業(ye) 的，但是他的訓練相對來講綜合的意味更重，分析的特點不是那麽(me) 明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離開中國之後，他晚年發展了很多倫(lun) 理學方麵的觀點。陳來老師曾經寫(xie) 過專(zhuan) 門的文章，分析李澤厚晚年提出的“兩(liang) 德論”等，包括早年提出的“心理本體(ti) ”“曆史本體(ti) ”。他講到李澤厚先生的研究“分析”的層麵總覺得還差一點點。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提出“分析的儒學”也是有所謂的師承。

另外，我的碩士學位是跟華東(dong) 師範大學的楊國榮老師讀的，華東(dong) 師大有一種自覺，有意識地將其中國哲學的學統上承到清華學派。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講呢？因為(wei) 華東(dong) 師大中國哲學的創始人馮(feng) 契先生是金嶽霖的研究生，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講，當然說得通。不過，要說真正的所謂民國時代清華學派，肯定還是歸於(yu) 北大，這個(ge) 應該沒有什麽(me) 好說的。

總而言之，無論從(cong) 哪個(ge) 角度來講，我接受的哲學訓練，更多是偏“分析”的路徑。所以今天我講“分析的儒學”，也並不完全是自己獨創，也不是很隨意提出的，而是有潛移默化的學術影響的。

李翠：剛才您向我們(men) 分享了“分析的儒學”提出的緣起和背景，那“分析的儒學”有哪些特點，或者說其內(nei) 容主要體(ti) 現在哪些方麵呢？

方旭東(dong) ：對於(yu) “分析的儒學”，我自己也是在一個(ge) 慢慢建構的過程中，所以現在也不能說非常成熟，隻能說我現在形成了一些自己的風格，學術界的朋友們(men) 都還是能夠辨識得出來。這個(ge) “分析”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你看我寫(xie) 的文章也好，出版的書(shu) 也好，都有很明顯的“分析哲學”的意味；另一方麵，對“分析”要做廣義(yi) 的理解。我自己還做一點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考據工作，即所謂的文獻批評學，西方人把它稱之為(wei) “text-criticism”，其實這也是分析。我覺得這個(ge) 特點在陳來老師身上體(ti) 現得也非常明顯。陳先生在學術界最先得到認可的就是他做的有關(guan) 朱子書(shu) 信編年的考證。做考證，當然是要分析的，你不把每個(ge) 地方都分析清楚，也沒辦法考證。但是在以前好像不太會(hui) 把分析跟考證、考據聯係起來。前段時間，在北京的一個(ge) 講座上，來做評論的同門孫寶山老師突然說：“旭東(dong) 兄，我看你做考證，也是你分析儒學的一個(ge) 很重要的特點。”我覺得對啊。這樣，用“分析”就可以一下子把我重視分析哲學以及有一定的考據癖的兩(liang) 個(ge) 方麵給串起來了。

方旭東(dong) 教授與(yu) 陳來先生（中）、溫海明教授（右）

關(guan) 於(yu) 考證，這裏有一個(ge) 小故事跟你們(men) 分享。當年投考陳來先生的博士，因為(wei) 我在華東(dong) 師大讀碩，考北大心裏也沒底，就用最原始的方式——給陳先生寫(xie) 信，後麵附了一篇我當時寫(xie) 的作業(ye) ——《〈大學問〉來曆說考異》。收在《王陽明全集》裏麵的《大學問》，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獻。編者是王陽明的學生錢德洪，他在前麵加了一個(ge) 小序，講《大學問》的來曆如何如何。我讀的時候就感覺有很多問題，所以做了一個(ge) 很詳細的考證。陳老師後來給我回信，對我這篇習(xi) 作用了四個(ge) 字評語，叫“文思俱佳”，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一個(ge) 極大的鼓舞，可以說是終身難忘。

所以我講“分析”，除了用西方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的很多東(dong) 西，同時還重視考證，這和一般做中國哲學史或者做中國哲學的，的確不太一樣。

李翠：傳(chuan) 統儒學發展到今天，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但每個(ge) 時代的儒學都在積極回應時代問題，所以作為(wei) 學術形態的儒學是“日日新”的。您是如何在“分析儒學”的理論框架下，對儒學的現代化學術形態給予一些回應呢？

方旭東(dong) ：近年來，我對理論方麵的興(xing) 趣主要體(ti) 現在實踐倫(lun) 理學方麵。如果說“分析的儒學”是我的一個(ge) 用力點，那除了傳(chuan) 統的宋明理學，主要還是史學的、哲學史的梳理或研究。另外就是我對原理、對理論的興(xing) 趣。關(guan) 於(yu) 這一點，不能不說到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哲學的傳(chuan) 統。從(cong) 馮(feng) 契先生開始，華東(dong) 師大這些做中國哲學的學者就有一種自覺，不把自己局限於(yu) 做一個(ge) 哲學史家，還要成為(wei) 一個(ge) 哲學家。什麽(me) 是哲學家？哲學家肯定要有一套自己的講法，就是對一個(ge) 問題要有一些自己的觀點，在這方麵我也在努力地去做。我現在講“分析的儒學”，實際上，在很多議題上麵我是有自己的一家之言的。比如，現在講儒家倫(lun) 理學，有很多學者認為(wei) 比較接近所謂美德倫(lun) 理學，就是“virtue ethics”。但我的看法不同，我覺得用美德倫(lun) 理去概括儒家倫(lun) 理學，會(hui) 有一些不夠。所以我這些年做得比較多的，就是發掘儒學的後果主義(yi) 的一麵。用後果主義(yi) 的理論去解釋一些儒學的曆史命題。比如孟子最有名的“義(yi) 利之辨”，《孟子·梁惠王上》開篇就講“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傳(chuan) 統研究認為(wei) 既然孟子這麽(me) 強調“義(yi) ”，那就不能說他重視後果。但我有一個(ge) 分析，最早也是在山東(dong) 召開的儒墨互補的一個(ge) 學術會(hui) 議上提出來的，就是從(cong) 後果主義(yi) 來重新理解孟子這段話，重新理解儒學。最近幾年我一直在做這個(ge) 。實際上，孟子反對的是“曰利”，而並非“利”本身。孟子並不是勸人放棄“利”，而是告訴人們(men) 一個(ge) 秘密：要想得到“利”，就必須學會(hui) 迂回，先行仁義(yi) ，而後“利”就自然出現，這是就個(ge) 體(ti) 的一般情況而言。而就君民關(guan) 係來說，國君從(cong) 百姓的仁義(yi) 中獲利，百姓則從(cong) 國君的仁政中獲利。在對“交相利”原理的認識上，孟子其實並不亞(ya) 於(yu) 墨子，這就是後果的一麵。所以說，“分析的儒學”不是光提一個(ge) 概念，光講一個(ge) 方法論，而必須做出實實在在的東(dong) 西，拿出一些原創的理論。這是我努力的一個(ge) 方向。

避免過度詮釋與(yu) 不足詮釋的弊端

李翠：請您談談對於(yu) 經典詮釋學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過度詮釋與(yu) 不足詮釋的問題？

方旭東(dong) ：這個(ge) 問題我感到很親(qin) 切，因為(wei) 以前我寫(xie) 過一篇文章，標題就叫作“詮釋過度與(yu) 詮釋不足”。我研究宋明理學，立場還是比較接近理學或哲學的，就是對義(yi) 理的興(xing) 趣可能更濃。理學和考據學，如果用西方的詞來說，理學肯定是比較偏哲學（philosophy），考據學就可能更多偏語言學（philology）或文獻學。比如我寫(xie) 的《新儒學義(yi) 理要詮》一書(shu) ，主要就是關(guan) 注到宋明理學的若幹核心觀念，像“物性”“窮理”“悌道”之類。我會(hui) 找一個(ge) 問題，然後去思考理學家在這些問題上有什麽(me) 特別的理論貢獻，其實這就是有理論的關(guan) 懷在裏麵。

《新儒學義(yi) 理要詮》書(shu) 影

我提出詮釋過度和詮釋不足的問題，也是有鑒於(yu) 當代中國哲學研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發的。比如，今天要完全避免用西方哲學來研究中國哲學，其實是很難的。因為(wei) ，我們(men) 設立哲學係，建立哲學、文學、曆史學等學科概念，本身就是以西方學術的分類為(wei) 標準的。現在也有一些學者根本不用西方的東(dong) 西，這種心理我可以理解，但真的能夠做到嗎？或者說你真做到了，是不是會(hui) 好呢？是要打一個(ge) 問號的。為(wei) 什麽(me) 要這樣講呢？我們(men) 如果是在做一個(ge) 哲學工作的話，哲學（philosophy）本身是古代希臘人發明的遊戲，就像籃球是由西方人製定的一套規則，我們(men) 學的就是人家這個(ge) 東(dong) 西。然後你說我們(men) 現在打籃球全部改成中國人自己製定的規則，那這個(ge) 就不叫籃球了，或者說你就完全把自己從(cong) 籃球場上孤立了。我們(men) 是可以這樣做，但是對於(yu) 那些想跟世界一起玩籃球的人，這樣做肯定是不對的，你肯定還是要遵守人家的籃球規則。同樣的道理，如果說我們(men) 也是個(ge) 哲學係，也是在研究所謂哲學，那你講的這個(ge) 東(dong) 西，至少要跟人家能夠相通。比如現在有些人講的經學的一些概念，西方人可能不知道這個(ge) 概念在講什麽(me) ，像仁義(yi) 禮智的“仁”。這個(ge) 詞到底應該翻成哪個(ge) 西方的詞呢？是“humanity”還是“benevolence”，還是一個(ge) 更加奇怪的詞呢？有人說我們(men) 幹脆用拚音吧。但用拚音隻是一個(ge) 權宜之計。拚音放在那裏，不懂的人還是不懂，你肯定還是要解釋“ren”（仁）到底是什麽(me) 意思，這個(ge) 時候肯定還要用別人聽得懂的話語去講。現在做哲學研究，不可能不去守這些基本的哲學概念、基本的哲學論證方式。但是有一些純粹做文獻或者做經學研究的，就基本上沒有去詮釋，這種我稱之為(wei) “詮釋不足”。

有些做文獻研究的，似乎在做一種類似於(yu) 統計學的工作，統計某個(ge) 詞出現了多少次。但是，最後你必須要做個(ge) 判斷，而且你也不能說這個(ge) 詞最早是這樣用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這樣的。有個(ge) 典型的例子，就是“克己複禮”，朱熹用“天理人欲”這套概念去解釋，一些清儒就會(hui) 說朱熹胡說，像阮元就去考證“克己複禮”的“己”，認為(wei) 如果按朱熹解釋為(wei) “私欲”，就和下文“為(wei) 仁由己”的“己”意思相悖了。程樹德在《論語集釋》裏說：“解經須按古人時代立言，孔子一生言禮不言理，全部《論語》並無一個(ge) 理字。且同一‘己’字，前後解釋不同，其非經旨甚明。”但是如果像他們(men) 堅持認為(wei) 同一文本中的“己”都是同一個(ge) 意思，即自己的己，那就相當於(yu) 強調打人的和被打的是同一個(ge) 人。而朱熹將“克己”解為(wei) “克己私”，克盡自己的私欲，其實解釋得挺好。他明確區分了兩(liang) 個(ge) “己”，就是作為(wei) 克己主體(ti) 的“己”是我，克己客體(ti) 的“己”是自己的私欲。還有，“克”字也有兩(liang) 種意思，一個(ge) 是成就，一個(ge) 是克服，從(cong) 古文裏麵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最後你究竟要選擇哪一個(ge) 呢？所以我覺得像清儒那樣完全受製於(yu) 考據，受製於(yu) 統計學，是解決(jue) 不了問題的。因為(wei) 你必須要做出判斷，這種我稱之為(wei) “詮釋不足”。

那什麽(me) 叫過度詮釋或者詮釋過度呢？這又是另一個(ge) 極端了。有時我給一些雜誌審稿，發現有些博士生的文章會(hui) 用很多西方的概念，但用得又不夠貼切。比如說英國哲學家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有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概念叫Moral Luck（道德運氣）。最近我看一個(ge) 年輕學者寫(xie) 的文章，他就用這個(ge) Moral Luck去解釋很多東(dong) 西，但首先他就沒搞清楚Moral Luck在伯納德·威廉姆斯那裏是什麽(me) 意思，就自己講了一堆。他講的不是人家的意思，再用這種似是而非的東(dong) 西講中國哲學，講朱熹，其結果可想而知。這就是“過度詮釋”。

伯納德·威廉姆斯

李翠：那怎麽(me) 才能把握好詮釋的這個(ge) “度”呢？

方旭東(dong) ：這又回到“分析的儒學”上來了，這個(ge) 時候你就必須要分析。比如說你要研究朱熹對於(yu) 這個(ge) 問題有什麽(me) 看法，你就要仔細去讀他的原文。我經常跟自己的學生講，文獻學的訓練是一個(ge) 基礎，或者說就像一個(ge) 必經的關(guan) 。如果連這個(ge) 都沒過，你就開始在那裏發揮，那就不及格。但是，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文獻，僅(jin) 僅(jin) 回答朱熹這個(ge) 詞是這樣的意思，也不行，最後人家會(hui) 問你為(wei) 什麽(me) 要研究這個(ge) 東(dong) 西呢？畢竟，你是在哲學係，你的工作是不能限於(yu) 文獻的，最後總會(hui) 涉及你講這一套東(dong) 西到底想幹什麽(me) ，你的問題意識在哪裏？你的問題意識在哪裏，就決(jue) 定了你整個(ge) 詮釋的方向。而問題意識當然跟你的哲學興(xing) 趣有關(guan) 係。

你們(men) 現在編《走進孔子》，會(hui) 收到很多稿子，可能也會(hui) 遇到類似問題。比如，會(hui) 覺得有些文章沒有問題意識。什麽(me) 叫問題意識？就是你為(wei) 什麽(me) 會(hui) 寫(xie) 這個(ge) 東(dong) 西？如果僅(jin) 僅(jin) 是這個(ge) 問題很重要，前人沒有研究過，那隻是一個(ge) 外在的理由。更多的應該是對這個(ge) 問題本身有興(xing) 趣，而且你研究的內(nei) 容裏麵，有一些讓你覺得很有思想內(nei) 涵的命題或者觀點，你才會(hui) 去研究。還有一種是純粹從(cong) 學術史出來，比如說你為(wei) 什麽(me) 要研究朱熹的這個(ge) 思想呢？那肯定是說前人關(guan) 於(yu) 這個(ge) 思想有不同的講法，然後你現在覺得找到了一個(ge) 新材料，前人沒注意到的。還有一種是你提出一個(ge) 新的解釋，借助於(yu) 某一種新的理論，可以讓他原來這個(ge) 講法變得更好。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你如何做到既不詮釋過度，又不詮釋不足，我覺得還是需要自己有一個(ge) 問題的關(guan) 注，就是你有自己的一個(ge) 理論的關(guan) 懷、理論的興(xing) 趣，否則的話，你為(wei) 什麽(me) 會(hui) 寫(xie) 一篇文章或者寫(xie) 一本書(shu) 呢？

無偏見、審慎地對待“經學熱”

李翠：現在我們(men) 感覺到有一股經學複興(xing) 之風，很多大學成立了經學研究中心。您對此有什麽(me) 看法？您認為(wei) ，經學的新開展，對我們(men) 今天或未來的政治生活會(hui) 產(chan) 生怎樣的影響？

方旭東(dong) ：首先，我本人對經學沒有什麽(me) 偏見；其次我覺得現在這個(ge) “經學熱”要從(cong) 兩(liang) 方麵去看。一方麵，經學出現這樣的一種複興(xing) 或者說“熱”，是有曆史原因的。這個(ge) 原因很簡單，它相當於(yu) 一個(ge) 曆史的“反動”。傳(chuan) 統典籍分為(wei) 經、史、子、集，這是古代的學術知識係統。其中經學又有“六經”，至少有“五經”，像易學、尚書(shu) 學、春秋學，後來還有“四書(shu) 學”，等等。1949年之後，傳(chuan) 統經學放在了文獻學下麵，中文係有古典文獻學，曆史係有曆史文獻學。經學本身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其實在1949年之後與(yu) 傳(chuan) 統的學問有了一個(ge) 斷裂。現在經學複興(xing) 起來，我覺得相當於(yu) 補課，有它的正當性。另一方麵，經學研究應該是多元的，不應該說經學隻能以某一種方式來研究。這也是我經常跟學生強調的。由於(yu) 我的哲學係背景，我覺得其實可以對經學文獻做一種哲學的研究，實際上這方麵研究還是比較欠缺的。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影印）書(shu) 影

現在的經學研究大約有兩(liang) 種：一種是比較偏傳(chuan) 統文獻學的。目前很多人在申請將經學列入一級學科，但實際上具體(ti) 要怎麽(me) 來定義(yi) 經學，也還在討論之中。就好比雖然一直說將國學設為(wei) 一級學科，但是因為(wei) 國學跟已有的文史哲是什麽(me) 關(guan) 係講不清楚，所以到現在為(wei) 止也不能將之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經學現在也麵臨(lin) 這個(ge) 問題。另外一種是類似於(yu) 今文經學的研究，就是用經學來指導現實，或者說是以現實關(guan) 懷作為(wei) 追求的一種經世之學。但這種研究思路，在目前其實還是有一定限製的。

現在還有一個(ge) 熱度比較高的研究——“天下”，包括對美籍奧地利學者埃裏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研究。沃格林的這個(ge) 熱，就是剛剛講的經學熱的一個(ge) 變種，就是經學的經世一派的意識投射到了沃格林一個(ge) 海外思想家那裏。實際上，就政治哲學史來講，在英語世界也好，在整個(ge) 世界的政治哲學史研究裏麵，沃格林他並不是多麽(me) 大師級的人物，為(wei) 什麽(me) 突然之間中國學者就對沃格林這麽(me) 感興(xing) 趣呢？很簡單，那些對沃格林感興(xing) 趣的人都有一個(ge) 背景，就是都懷著要經世的心態。因為(wei) 這是沃格林講的，好像更加具有現代性或當代性。但其實，沃格林講的天下也好，講的所謂文明的一套體(ti) 係也好，那些中國學者總是要去對標。我自己對此是持審慎的或者批判的態度，因為(wei) 這不是一個(ge) 簡單的經學本身的問題。

對人工智能應該樂(le) 觀其成

李翠：科技的作用日益凸顯，人工智能發展迅猛，在這種形勢下，未來人類可能麵臨(lin) 著巨大的倫(lun) 理挑戰。我們(men) 關(guan) 注到，您去年在《周易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越來越多的機器，越來越少的人——NBIC時代儒家倫(lun) 理麵臨(lin) 的變局與(yu) 機遇》，已經思考了相關(guan) 問題。您覺得我們(men) 具體(ti) 應該如何借助儒學，有效地回應這些倫(lun) 理上的挑戰呢？

方旭東(dong) ：可能我們(men) 大家都已經感受到人工智能發展的迅猛。這的確是一個(ge) 大的趨勢，而且現在已經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像馬斯克就很樂(le) 觀地提出一個(ge) 說法，將來其實不需要人類工作了。但同時出現很多擔憂，就是GPT來了，我會(hui) 失業(ye) 嗎？目前很多行業(ye) 已經有了這種危機感，最早包括學翻譯的、學語言的，還有我們(men) 做人文學科的也是。從(cong) 大數據處理到論文初稿，ChatGPT可以完成很多工作，很多老師感覺到我們(men) 要失業(ye) 了。現在很多地方就對ChatGPT做了限製，有些就不允許使用。甚至網上有一種聲音，說我們(men) 需要像工業(ye) 革命時期一樣，發起一場損毀機器的盧德運動，來抵製AI的入侵。實際上，科技是擋不住的，機器扮演的角色將越來越重要，人類將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機共存”的時代，人工智能發展就是個(ge) 大勢所趨。

人工智能設計圖

這跟我講“分析的儒學”有一個(ge) 相關(guan) 的地方，就是儒學不應該充當開曆史的倒車的角色，不能說有一個(ge) 新鮮事物出來之後，儒學就出來反對。同樣，在人工智能問題上，我是覺得應該樂(le) 觀其成。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儒學可以借助它。首先科技創新無法阻擋；而如果善用人工智能的話，其實可能對你自身還是好的。舉(ju) 個(ge) 例子，“老齡化”“少子化”已成為(wei) 21世紀最重要的社會(hui) 問題之一，幾乎所有的社會(hui) 領域都受其影響。一方麵老人對康複護理等服務的需求日益突出；另一方麵專(zhuan) 業(ye) 護理人才相對匱乏。因為(wei) 比較關(guan) 注養(yang) 老問題，我看過一些數據，我國目前對養(yang) 老護理人員的需求近1500萬(wan) 名，而2020年僅(jin) 有50餘(yu) 萬(wan) 名養(yang) 老護理人員，連實際需求的4%都不能滿足。而一對夫婦上麵可能有6個(ge) 甚至8個(ge) 老人需要贍養(yang) ，那麽(me) ，出路何在？隨著護理機器人性能不斷提高，價(jia) 格日益親(qin) 民，可以預期，未來護理機器人將走進千家萬(wan) 戶，成為(wei) 老人必備的家電產(chan) 品，應該說這是人類應對老齡化社會(hui) 的一個(ge) 積極舉(ju) 措。

那從(cong) 更長遠來看，護理機器人會(hui) 讓人類社會(hui) 發生怎樣的變化，比如說會(hui) 對儒家的孝道產(chan) 生什麽(me) 影響，這是很多儒家學者關(guan) 心的問題。有人認為(wei) ，護理機器人的出現意味著傳(chuan) 統孝子讓位給了機器人，終結了儒家的孝道。我並不認可這種悲觀論調。就像我文章裏所講：儒家宣揚的孝道是中華傳(chuan) 統美德，但孝道不應當是解決(jue) 養(yang) 老問題的唯一途徑。將養(yang) 老完全交由個(ge) 人承擔，而忽略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的完善，既不合理也不現實。而護理機器人在很大程度上將現代人從(cong) 投入自身事業(ye) 以及照顧下一代與(yu) 照護年邁（尤其有病）的父母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或者說使現代人比古人在“盡孝”這件事上變得更容易了。我覺得這是符合儒家對孝道的理解的。 

作者簡介：

方旭東(dong)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dong) 師範大學文明互鑒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以“分析儒學”著稱。代表作有:“吳澄二重奏”（《吳澄哲學思想研究》《吳澄評傳(chuan) 》）、“理學四書(shu) ”（《理學九帖》《新儒學義(yi) 理要詮》《理學在東(dong) 亞(ya) 》《周敦頤太極圖講記》）、“分析儒學三部曲”（《經典解釋與(yu) 哲學研究》《原性命之理》《儒道思想與(yu) 現代社會(hui) 》）。在海內(nei) 外專(zhuan) 業(ye) 期刊發表論文一百多篇。

李翠，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主要從(cong) 事經學研究，側(ce) 重《春秋》學。在《光明日報》《孔子研究》《走向世界》等海內(nei) 外刊物發表文章30餘(yu) 篇，主持完成省、市級重點課題10餘(yu) 項，獲得山東(dong) 省普及與(yu) 應用作品獎、濟寧市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獎等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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