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人因道立 道以人傳(chuan) ——訪朱漢民教授》

受訪者：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

采訪者：王琦（長沙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

來源：《哲學動態》2024年第10期

朱漢民，1954年生，湖南邵陽人，博士生導師，現為(wei) 湖南大學嶽麓書(shu) 院國學院院長，嶽麓學者傑出教授。兼任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等。擔任嶽麓書(shu) 院院長二十多年，推動了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出版著作二十多部，發表論文三百多篇，主持國家重大學術工程項目2項，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項，其他國家級項目多項。獲教育部、湖南省委省政府頒發的哲學社會(hui) 科學優(you) 秀成果獎十多項，獲評“徐特立教育獎”“全國優(you) 秀博士論文指導教師”等，為(wei) “致敬國學——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等係列學術文化活動發起人。

01

從(cong) 湖湘學派、湘學史

到湖湘文化的研究

問：朱老師，您好！您擔任嶽麓書(shu) 院院長二十多年，不僅(jin) 推動了嶽麓書(shu) 院的現代複興(xing) ，而且您的學術研究也是從(cong) 與(yu) 嶽麓書(shu) 院相關(guan) 的湖湘學派開始的。請問您是什麽(me) 時候開始從(cong) 事湖湘學派研究的？與(yu) 國內(nei) 其他研究湖湘學派的學者相比，您的研究路徑與(yu) 學術特色是什麽(me) ？

答：我是學哲學專(zhuan) 業(ye) 的，留校在嶽麓書(shu) 院工作之後，就開始關(guan) 注與(yu) 嶽麓書(shu) 院關(guan) 係密切的宋代湖湘學派，有機會(hui) 就查閱胡安國、胡宏、張栻的文獻資料，開展湖湘學派的研究。大約從(cong) 1985年開始，我陸續在《求索》《孔子研究》《福建論壇》《中國文化月刊》（台）等刊物發表了十多篇研究湖湘學派的論文，後來又相繼出版了《湖湘學派與(yu) 嶽麓書(shu) 院》（1991年）、《湖湘學派源流》（1992年）等著作。我有幾位朋友，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向世陵、四川師範大學的蔡方鹿等也在作相關(guan) 研究，但是我們(men) 各有自己的特點。蔡方鹿關(guan) 注四川籍學者張栻，向世陵對作為(wei) 理學家的胡宏和張栻都有研究，我則更為(wei) 關(guan) 注作為(wei) 地域性理學學派的湖湘學派及其源流。當然，我也從(cong) 哲學角度探討胡宏、張栻的理學思想。我在湖湘學派相關(guan) 專(zhuan) 著中，將理學分為(wei) 理本論、氣本論、心本論、性本論，並將湖湘學派的胡宏、張栻作為(wei) 性本論的代表。後來我發現自己的這一觀點與(yu) 向世陵不謀而合，但是向世陵由此進一步作專(zhuan) 門研究，寫(xie) 了宋代理學“四係說”的係統性哲學史著作，我卻關(guan) 注地域性學術傳(chuan) 統的曆史傳(chuan) 承等問題。因學界一直比較關(guan) 注近代湘學和湖湘文化，我於(yu) 是從(cong) 近代湘學之源的意義(yi) 上探討了宋代湖湘學派。我在自己的兩(liang) 部著作中都探討了湖湘學派對湖南地域學術文化，特別是對明清時期湖南的學術、書(shu) 院和人才群體(ti) 的曆史影響，其實也是在回應近代湘學、湖湘文化之源的問題，希望將古代湘學與(yu) 近代湘學打通起來進行研究。

問：請問您是如何從(cong) 湖湘學派拓展到湘學史、湖湘道統史研究的？您特別關(guan) 注湘學與(yu) 中華道統之間的聯係，是否可以理解為(wei) 這是您對中華道統精神的傳(chuan) 承和思考？

答：我在完成湖湘學派的研究後，又開始將自己的研究拓展到從(cong) 北宋到清末時期的全部湘學，先後出版了《湘學原道錄》與(yu) 《湘學通論》（2016年）。《湘學原道錄》初版於(yu) 2002年，去年嶽麓書(shu) 社約我修訂再版，我作了大幅度的擴充與(yu) 修訂，故而重新取書(shu) 名為(wei) 《湘學學統與(yu) 中華道統》。從(cong) 書(shu) 名就可以看出來，我的湘學研究特別關(guan) 注哲學意義(yi) 的“道”“道統”視角。我為(wei) 什麽(me) 選擇“道”“道統”的視角？因為(wei) 我認為(wei) 不應該僅(jin) 從(cong) 地域性與(yu) 特殊性來考察湘學傳(chuan) 統，還應該從(cong) 作為(wei) 中華文化靈魂的道、道統的角度來考察湘學的哲學高度和曆史深度。

由於(yu) 中華文化之道的哲學內(nei) 涵包括了宇宙法則、社會(hui) 理想、人生意義(yi) 的終極關(guan) 懷等問題，深入探討湘學傳(chuan) 統與(yu) 中華道統的關(guan) 係，能夠更加深入地挖掘湘學的地方知識與(yu) 中華文化之道的密切關(guan) 係，更加鮮明地展示湘學的思想特色與(yu) 學術成就。特別是近代湘學學者大多是立誌於(yu) 救國救民的士大夫群體(ti) ，他們(men) 的內(nei) 心一直懷有中國文化的家國情懷、天下有道、大同理想的精神追求，並自覺承擔中華文化之道的建構。所以湘學學者在推動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同時，又在致力於(yu) 中華文化之道的傳(chuan) 承和重建。因而，我關(guan) 注湘學形成和發展的曆史，其實也是關(guan) 注湖南學人承擔中國道統傳(chuan) 承發展、參與(yu) 中華道統建構的曆史。

我在《湘學通論》中還進一步探討了湘學學術旨趣與(yu) 地域學統的關(guan) 係問題。地域學統是由開創學統、創立學派的宗師及繼承學脈、發展學派的後學組成，因而要探討湘學史的發展演變，就必須將其放入湘學學統及其曆史建構的脈絡之中。由於(yu) 湖湘學者往往在為(wei) 學宗旨和知識興(xing) 趣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因而可將湘學學者們(men) 的學術思想統稱為(wei) “湘學”。其中，這種相似的學術旨趣構成了“學統”的核心價(jia) 值，並在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傳(chuan) 承中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地域學統。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旨趣常表現為(wei) 對道、治、學的共同追求，然而，不同地域的學術傳(chuan) 統又會(hui) 對道、治、學產(chan) 生不同的學術偏好和知識興(xing) 趣，表現出不同的學術傾(qing) 向。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湘學學人在“道”“治”“學”上的共同追求，不僅(jin) 體(ti) 現了湘學的地域性特征，而且凸顯了中華傳(chuan) 統學術中“道”“治”“學”的普遍價(jia) 值。

問：您在承擔完成的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湖湘文化通書(shu) ”中，又將地域學術研究進一步拓展到了湖湘文化的全麵研究。請您談談這項國家重大項目所取得的成果？

答：為(wei) 推動中華地域文化的研究，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辦公室2010年度的重大項目招標項目中列有“地域文化研究”，我申報了“湖湘文化通書(shu) ”並獲得立項批準。該項目包括“湖湘文化通史”與(yu) “湖湘文化通論”兩(liang) 個(ge) 子課題，故最終成果也是兩(liang) 項：一項是我擔任總主編的五卷本《湖湘文化通史》（2015年），另一項是由我獨立完成的《湖湘文化通論》（2024年出版時改名為(wei) 《文化·學術·人格——湖湘文化曆史建構論》）。《湖湘文化通史》對湖湘文化作了一番“通”的係統研究。此“通”主要有兩(liang) 個(ge) 維度：一是數千年湖湘文化曆史的“通”。湖湘文化經曆了漫長的形成、演變、發展、重構的曆史過程，《湖湘文化通史》作為(wei) 一部通史類著作，對湖湘文化從(cong) 上古至近現代的曆史淵源與(yu) 發展演變進行了整體(ti) 性的係統梳理，勾勒了湖湘文化發展的全貌。二是研究視域的“通”，即打通精英文化與(yu) 大眾(zhong) 文化、物質文化與(yu) 非物質文化、科技文化與(yu) 人文文化等不同的層麵和因素，展現了它們(men) 之間的互動與(yu) 交融，涉及哲學、曆史、文學、文化、宗教、民俗、文獻、考古、科技、教育等多種學科，對湖湘文化的豐(feng) 富性、多樣性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與(yu) 展示。

問：您在《文化·學術·人格——湖湘文化曆史建構論》一書(shu) 中，特別深入地探討了曆史上著名的“湖南人精神”現象。請問這一人格現象與(yu) 學術思想有什麽(me) 關(guan) 聯？

答：“湖南人精神”的說法是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提出來的，他在《新青年》雜誌發表過《歡迎湖南人底精神》，影響很大。當然，近代以來早有許多類似的說法。湖湘文化的貢獻和特色不僅(jin) 體(ti) 現在湘學上，而且特別體(ti) 現為(wei) 那些傑出的湖南人的精神氣質。在書(shu) 中，我探討了“湖南人精神”的來源問題，認為(wei) 湖南人的精神氣質來源於(yu)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湖南人既承襲了楚蠻、苗蠻那種彪悍正直、勇敢任氣、剛毅果決(jue) 的民性，具有不畏強禦、剛直耿介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麵，湖南人繼承了理學的德性精神傳(chuan) 統。其中，湖湘理學與(yu) 書(shu) 院對此作出了重大貢獻。所謂“湖南人精神”，其實就是將湖南人的霸蠻氣質與(yu) 理學修身結合起來，所以湖南人精神常常來自各種文化、不同基因的結合，包括精神文化和心理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間文化、中原文化和楚蠻文化等，從(cong) 而造就了湖南人身上特有的精神氣質，體(ti) 現出德性和血氣、狂傲和狷守、尚武和崇文、務實和理想等多種相反相成的文化特質與(yu) 精神風貌。譬如，德性和血氣兩(liang) 種對立的特質結合起來，便塑造了湖南人“忠義(yi) ”“拙誠”“血性”“明強”的精神氣質。狂傲和狷守的結合，使得湖南人往往具有既狂又狷的人格特質。正是由於(yu) 湖南人身上所呈現出來的那種兼具崇高理想與(yu) 實際事務、崇文與(yu) 尚武、聖賢與(yu) 豪傑等多重相反相成的人格特征與(yu) 精神特質，使得他們(men) 在麵對政局動蕩、民族振興(xing) 的近現代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將其豐(feng) 富多彩的精神氣質體(ti) 現得淋漓盡致，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問：請您談談湘學、湖湘文化在中國哲學史、中華文化史上的意義(yi) 是什麽(me) ？

答：湘學及湖湘文化形成、發展於(yu) 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它們(men) 在不同曆史背景下所呈現出來的文化形態、發展演變及其曆史貢獻，實際上都與(yu) 中國文化主體(ti) 建設密不可分。湖湘文化因其對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家國情懷、文化傳(chuan) 承與(yu) 創新的堅守，在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中具有舉(ju) 足輕重的作用。在中國文化經曆周秦、唐宋、晚清之變的同時，湖湘文化也經曆了楚漢之變、唐宋之變與(yu) 近代之變等重要階段。湖湘人為(wei) 中華文化發展作出了獨特的曆史貢獻，湖湘文化的發展順應了中華文化建構的曆史潮流，體(ti) 現了中華文化主體(ti) 建構的訴求。

楚漢時期既是中華文化集大成的重要時期，也是湖湘文化登上曆史舞台的重要時期。這時的湖湘地區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帶，屈原的《楚辭》就是中原精英文化與(yu) 沅湘民間文化結合而產(chan) 生的具有浪漫主義(yi) 精神的文學藝術作品。兩(liang) 宋是中華文化曆史建構的重要時期，也是湖湘文化逐漸進入中華文化核心建構的曆史時期。湖湘理學的崛起與(yu) 書(shu) 院教育的興(xing) 盛，推動了宋代湖湘文化的發展，促進了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建構。在理學奠基、發展的不同階段，湖湘地區湧現出了周敦頤、胡宏、張栻、王夫之等著名學者。可以說，湖湘地區書(shu) 院教育的蓬勃發展，促進了宋代理學的發展與(yu) 傳(chuan) 播。從(cong) 晚清到民國是中華文化近代化重建的重要時期，也是湖湘文化成為(wei) 中華核心文化中傑出典範的重要時期。在清末民初的近代化進程中，湖湘文化開始進入全盛的曆史階段。近代以來，湖湘知識分子為(wei) 承擔起救國救民的重任，在積極引進與(yu) 汲取西方的“器物文化”“製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大力推動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同時，又堅守著中華文化中具有恒常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文化精神與(yu) 思想理念，促進了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重建。可見，一部湖湘文化的形成與(yu) 發展史，既是傳(chuan) 承中國文化道統的曆史，也是參與(yu) 中華文明現代化重建的曆史。

02

從(cong) 理學、《四書(shu) 》學

到宋學源流研究

問：您在從(cong) 事湖湘學派、湘學、湖湘文化研究的同時，對宋明理學、《四書(shu) 》學、宋學史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請問您是如何實現這些學術研究拓展的？

答：宋明理學是中國思想發展的高峰，也是中國哲學的典型形態。在曆史上，嶽麓書(shu) 院一直是宋明理學研究的重鎮。我在完成湖湘學派的研究後，就計劃全麵展開對宋明理學史的研究。應出版社的約稿，我陸續寫(xie) 作出版了《宋明理學通論》（2000年）、《曠世大儒朱熹》（2001年）等理學著作。在中國哲學界，宋明理學一直是學界的熱點，我在進入到宋明理學領域後，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夠對這一學術領域作出新的貢獻。我認為(wei) 從(cong) 中國經學史的視角能夠更好地考察宋明理學的哲學思想和學術成就，因為(wei) 中國哲學家並不是將創建哲學體(ti) 係作為(wei) 自己的學術目標，而是以注釋經典、解說聖人之言為(wei) 使命，故四書(shu) 學恰恰是理學最有代表性的內(nei) 容。

問：您後來承擔了“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四書(shu) 學與(yu) 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和整合研究”兩(liang) 個(ge) 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項目。請問您是如何展開《四書(shu) 》學研究的？

答：中國經學史經曆過以五經學為(wei) 核心經典體(ti) 係轉化為(wei) 以《四書(shu) 》學為(wei) 核心經典體(ti) 係的曆史過程，其背後其實是中國哲學、中國思想史的巨大變革。我希望進一步從(cong) 經學史角度研究理學，故先後申請了“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四書(shu) 》學與(yu) 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和整合研究”兩(liang) 項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課題。

我與(yu) 肖永明共同完成的《宋代〈四書(shu) 〉學與(yu) 理學》（2009年），希望以《四書(shu) 》學作為(wei) 切入點來研究理學，探討理學思想與(yu) 經學之間的關(guan) 係。宋代士大夫作為(wei) 政治主體(ti) 和文化主體(ti) ，推動了唐宋之際的思想變革，主導了一種新型儒學的興(xing) 起和發展。理學是一種新型學術形態：它既強調回歸傳(chuan) 統經典，又追求思想創造；既追求現實政治功利，又向往超越性宗教情懷。理學家通過對《四書(shu) 》的宋代詮釋，將《四書(shu) 》原本就有的“仁義(yi) ”“中庸”“修身”作出了新的詮釋，使得這些儒家價(jia) 值觀念由人道上升到天道，重建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在儒學學統四起之際，最終形成了以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為(wei) 儒家正統的新經學體(ti) 係。我希望以四書(shu) 學作為(wei) 切入點來研究理學，探討理學思想與(yu) 經學之間的關(guan) 係，揭示其詮釋方法與(yu) 思想貢獻。

我最新出版的《四書(shu) 學的思想世界：宋學的經典轉型與(yu) 思想重建》（2024年）是一部以四書(shu) 學為(wei) 中心的中國思想史著作，對宋學的經典轉型與(yu) 思想變革作了曆史學考察。該書(shu) 首先追溯了《四書(shu) 》的早期學術形態，考察了《四書(shu) 》如何從(cong) 先秦諸子之學演變為(wei) 漢代傳(chuan) 記之學，最後又演變為(wei) 核心經典。由於(yu) 唐宋變革中士大夫群體(ti) 崛起，創造出了一種崇尚“明體(ti) 達用”“內(nei) 聖外王”的“士大夫之學”。但是，自從(cong) 熙寧新政失敗以後，宋學主流明顯開始向內(nei) 聖化演變和轉向。宋儒集中追求“內(nei) 聖之道”，提升了《四書(shu) 》學的地位。宋代士大夫對內(nei) 聖問題的關(guan) 注，推動了《四書(shu) 》學的發展，使《四書(shu) 》學成為(wei) 士大夫追求內(nei) 聖之道、身心之學的經典依據。他們(men) 通過對《四書(shu) 》的宋代詮釋，重建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由此推動了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

問：您在開展理學研究的同時，還承擔完成了“玄學與(yu) 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的課題，請問您為(wei) 什麽(me) 會(hui) 關(guan) 注玄學與(yu) 理學的關(guan) 聯？

答：雖然學界對玄學與(yu) 理學分別研究的成果比較多，但是對二者內(nei) 在關(guan) 聯的研究還比較少，因此我運用內(nei) 在理路、譜係學、比較哲學的方法，希望解答玄學與(yu) 理學的相通之處是什麽(me) 等重要問題。通過研究，我發現玄學與(yu) 理學有一個(ge) 重要共同點，就是對先秦儒、道兩(liang) 家學說的會(hui) 通，體(ti) 現了秦漢以後中國學術思想走向融合發展的大趨勢。由於(yu) 玄學是以道家為(wei) 主體(ti) 而兼容儒家，故被稱為(wei) “新道家”；理學則是以儒家為(wei) 主體(ti) 而兼容道家，故被稱為(wei) “新儒家”。

宋儒在回應佛教挑戰和實現儒學重建中，十分重視整合傳(chuan) 統思想資源。由於(yu) 魏晉玄學的身心之學、精神追求、哲學思辨有其獨特內(nei) 容，故對宋儒所喜歡討論的“孔顏樂(le) 處”“聖賢氣象”等問題有著重要的影響，為(wei) 他們(men) 化解佛道挑戰的危機、建構思想體(ti) 係、回應時代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因此，我采用了“人格理想—身心之學—性理之學”的架構，來呈現玄學與(yu) 理學兩(liang) 大學術思潮之間發展演變的邏輯脈絡，進而探尋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及其獨特的思維方式、思想體(ti) 係形成的原因。

魏晉名士對個(ge) 體(ti) 身與(yu) 心、形與(yu) 神等關(guan) 係的探討，為(wei) 宋儒解決(jue) 個(ge) 體(ti) 安頓、道德修身、哲學思辨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迪。他們(men) 對先秦諸子所提出的“性”“理”概念的提升，為(wei) 宋儒以“性理之學”來建構思想體(ti) 係提供了致思方向與(yu) 思想框架。同時，我還以《論語》《周易》為(wei) 個(ge) 案，從(cong) 經典詮釋學的角度，分析玄學與(yu) 理學對它們(men) 不同的詮釋方法及學術脈絡，從(cong) 而揭示了玄學與(yu) 理學之間傳(chuan) 承、創新、發展的內(nei) 在理路與(yu) 邏輯線索，彌補了學界研究的不足。

問：近年來，您特別關(guan) 心“宋學”研究，並申請到了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請問您為(wei) 什麽(me) 會(hui) 將研究領域從(cong) 理學拓展到宋學？您希望取得哪些突破？

答：確實，我近年來比較關(guan) 注“宋學”問題。2019年還申請到了一個(ge) 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陸續發表了一些專(zhuan) 門以“宋學”為(wei) 題的論文。我之所以將研究領域從(cong) 理學拓展到宋學，是因為(wei) 學術界多以“宋明理學”來表述宋明時期的主流學術。從(cong) 理論貢獻和曆史影響來看，“理學”或“道學”在宋代確實具有代表性。但是，如果從(cong) 宋明儒學實際發展的曆史過程和豐(feng) 富內(nei) 容來看，以“理學”研究來取代宋明時期的国际1946伟德又顯得有一些局限。宋學其實就是宋代的儒學形態，在唐宋變革的曆史背景下儒學也發生了重大變革，原來以漢代經學為(wei) 核心的儒學形態不能滿足新時期的需求，而唐宋變革後究竟需要重建一種什麽(me) 樣的儒學形態，是一個(ge) 見仁見智的問題。

由於(yu) 兩(liang) 宋時期寬鬆的政治背景與(yu) 文化環境，故而再次形成了與(yu) 先秦諸子百家爭(zheng) 鳴相似的文化局麵，學術領域出現了“學統四起”的多元思想局麵。所以僅(jin) 僅(jin) 以“理學”或“道學”來代表宋明學術，既窄化了宋明儒學的豐(feng) 富學術內(nei) 涵，又不能真實描述宋代儒學的多元化曆史。唐宋之際發生了政治、文化變革，促進了儒家士大夫通過複興(xing) 孟子師道精神，重新確立自己在政教體(ti) 係中的主體(ti) 地位。宋儒以師道自居的責任擔當，表達了他們(men) 在文化領域、政治領域的主體(ti) 意識。宋儒師道精神的形成，使得宋代的儒學發展、人才培養(yang) 主要是借助民間師承與(yu) 書(shu) 院學統，故而宋學往往呈現為(wei) “學統四起”的時空布局。我希望將宋代儒學還原為(wei) 曆史形態的學術和地域性的學統，通過不同學派、學統的深入研究，考察宋儒在經學、史學、子學、文學以及現實政治領域中的開拓，以展現宋學興(xing) 起和發展的曆史過程與(yu) 思想貢獻。當然，宋學的多元化學統最後發展為(wei) 理學獨尊，最終建立了一個(ge) 以儒學為(wei) 主體(ti) 、兼容佛道的思想體(ti) 係。這可以理解為(wei) 宋學的文化使命之完成，即實現了中國哲學思想傳(chuan) 統的重建。

宋學不僅(jin) 是中華傳(chuan) 統學術文化的重要階段和發展高峰，也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學術的現代建設和發展趨向。在中華文明崛起的21世紀，我們(men) 迫切需要全麵總結、深入探討宋學的學術淵源、建構進程和基本形態，進而研究宋學的曆史演變、現代形態和發展前景。我希望以中華文明的傳(chuan) 承、發展為(wei) 背景，將“照著講”與(yu) “接著講”的不同寫(xie) 法結合起來，將哲學與(yu) 史學的不同方法結合起來，通過對“宋學的學術淵源與(yu) 思想背景研究”“宋代儒學的學術形態研究”“宋學地域學統研究”“宋學傳(chuan) 衍研究”“宋學現代傳(chuan) 承研究”等問題的探討，對宋學作一溯源式的曆史考察，解決(jue) 宋學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宋學多元學派等重大問題，探究宋學的多元化學術是如何演變為(wei) 傳(chuan) 承各異的學派和學統的內(nei) 在理論與(yu) 發展脈絡，考察宋學在曆史傳(chuan) 承中出現的許多複雜現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尋在中華文化複興(xing) 與(yu) 中國現代化建設大潮中，宋學精神複興(xing) 和“新宋學”建構的可能性。宋學精神中包含許多中國現代學術必須傳(chuan) 承的內(nei) 容，也代表著中國人文學術轉型的方向。由於(yu) 宋學既堅持和繼承了中華學術傳(chuan) 統，又善於(yu) 積極吸收外來思想文化，因而對宇宙、社會(hui) 與(yu) 人生的終極依據作出了窮源推本的深刻思考，並建構了一個(ge) 具有中國傳(chuan) 統思維方式與(yu) 價(jia) 值信仰的博大精深的哲學體(ti) 係。為(wei) 此，我正在思考一個(ge) 問題：中華文明的現代複興(xing) 是否應該包含著“宋學精神”的複興(xing) 甚至是“新宋學”的重建。

03

對中國思想傳(chuan) 統與(yu)

中華文明之道的探索

問：我注意到，您在從(cong) 事湖湘學術與(yu) 宋明理學等具體(ti) 領域的研究時，總是會(hui) 把它們(men) 納入中華文明發展的思考框架中，並特別強調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問題。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

答：你的問題其實也是在問為(wei) 什麽(me) 這些具體(ti) 的學術可以納入中華文明的視域之中。我們(men) 生活在一個(ge) 現代化與(yu) 全球化的時代，作為(wei) 從(cong) 事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與(yu) 教學的學人，都能夠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現代化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產(chan) 生的強烈衝(chong) 擊與(yu) 深刻影響。近代史上，中國人曾以“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驚歎來表述中國文化麵臨(lin) 的困境。但是經過百年來的艱苦奮鬥後，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現代化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加強。我相信21世紀是中華文明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曆史時期，在此過程中，中華民族的文明自覺、文明自信會(hui) 進一步加強。現在人們(men) 注意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諸多考古學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其實中華文明包括器與(yu) 道兩(liang) 個(ge) 方麵，如果僅(jin) 僅(jin) 滿足於(yu) 考古文化的器物層麵是不夠的，更要關(guan) 注器物之上的“道”，這就是我們(men) 從(cong) 事的中國思想傳(chuan) 統與(yu) 中國哲學研究的任務。

“道”是中國傳(chuan) 統哲學的核心範疇，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思想可以說均是建立在“道”的基礎之上。中國思想文化的各種具體(ti) 形態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點，其根源就在於(yu) 中華文明的獨特體(ti) 係。所以，我常常會(hui) 將自己的具體(ti) 學術研究納入中華文明之道的宏大視野中。譬如，我從(cong) 事傳(chuan) 統書(shu) 院研究時，往往會(hui) 進一步思考中華文明為(wei) 什麽(me) 會(hui) 產(chan) 生書(shu) 院這種教育形態？我由思考書(shu) 院教育開始，進而關(guan) 注傳(chuan) 統書(shu) 院承載中華文明之道的特點和意義(yi) ，並探尋傳(chuan) 統書(shu) 院在現代中華文明複興(xing) 中的意義(yi) 。我的湘學研究也是如此。由於(yu) “道”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柱，故而挖掘湘學學統中的中華道統，就能夠在源遠流長的湘學脈絡中尋求中華文明的精神傳(chuan) 統，從(cong) 而更全麵、更透徹地展示這種地方學術史的中華文化之道的意義(yi) 。我的宋明理學研究也是一樣。我並不僅(jin) 僅(jin) 將宋明理學看作中國哲學的斷代形態，而是從(cong) 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演變發展來考察其形成、演變和發展。我對玄學與(yu) 理學學術思想理路的考察，其實也是在思考中華文明史的連續性問題，以進一步發現中國思想史的階段性與(yu) 連續性的統一，最終指向對中華文明如何得以形成一個(ge) 源遠流長的獨特係統的理解和解釋。

問：您在承擔國家重大文化工程“《（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的項目時，其實就是直接參與(yu) 到中華文明之道的建構過程之中。請您談談對這個(ge) 項目的構想。

答：我認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是原生性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從(cong) 先秦到明清思想家提出的一係列思想理念，包括生生、家國、仁義(yi) 、民本、天下、大同等，成為(wei) 我們(men) 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華民族獲得了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如果我們(men) 進一步考察就會(hui) 發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洋務思潮、維新思潮、革命思潮、新文化思潮、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的領袖人物，其實都是在秉持中國思想理念的同時，積極學習(xi) 、借鑒來自西方的現代化思想。可見，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理念不僅(jin) 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曆史發展與(yu) 實踐中智慧的結晶，而且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與(yu) 深層文化基因。

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學科雖形成隻有百年曆史，但它開拓了一種不同於(yu) 傳(chuan) 統學術史的新學科，體(ti) 現出20世紀以來新文化建設的學術要求和思想特點。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是在20世紀中國特殊政治文化情境下形成的，如今一百年已經過去了，作為(wei) 文明自覺的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研究，應該對中國哲學思想的客觀性與(yu) 主體(ti) 性、特殊性與(yu) 普遍性、多元性與(yu) 一體(ti) 性、階段性與(yu) 連續性等問題，重新作出既有時代特點、又有恒長曆史價(jia) 值的學術回應。

問：在您的《四書(shu) 》學研究中，您特別強調經學與(yu) 中華文化之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同時又特別注重諸子學與(yu) 中華文化之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請問就中國思想之道的建構而言，經學與(yu) 子學哪個(ge) 更重要？

答：我認為(wei) 就中國思想之道而言，經學與(yu) 子學同樣重要，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經學和子學的密切結合與(yu) 積極互動。從(cong) 事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研究的古代學者與(yu) 現代學者都會(hui) 關(guan) 注經學與(yu) 子學，也會(hui) 在一定程度上發現二者的密切關(guan) 聯。但是在當代學術界常常會(hui) 看到一個(ge) 現象，就是將經學與(yu) 子學對立起來。如果考察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曆史上的中華文明之道能夠既傳(chuan) 承又發展的原因，恰恰是經學與(yu) 子學良性互動的結果。凡是圓滿完成六經原典與(yu) 諸子互動的曆史時期，就能夠實現中華文明之道的傳(chuan) 承和發展。如周秦之變的春秋戰國時期，因為(wei) 儒家諸子整理六經原典並作出創造性的詮釋，從(cong) 而創建了具有中華文明典範意義(yi) 的經學。西漢時期最終成型的經學體(ti) 係，其實就是對三代先王的思想傳(chuan) 統與(yu) 先秦諸子思想創新的成功結合，從(cong) 而最終奠定了以經學為(wei) 思想核心的漢唐盛世，也創造了在世界曆史上先進發達的中華文明。到了唐宋變革的曆史時期，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漢唐經學麵臨(lin) 著極大危機。兩(liang) 宋時期的儒家士大夫推動了新的子學崛起，宋儒諸子紛紛推出自己的新思想，並通過創辦書(shu) 院等民間講學的形式推動了地域性學派的“學統四起”。在此過程中，宋儒諸子與(yu) 早期儒學元典的互動和結合，創立了宋學的新經學形態，新經學的典範形態就是宋儒的《四書(shu) 》學。《四書(shu) 》學乃是宋儒根據唐宋變革的時代要求，將早期儒家子學提升為(wei) 核心經典，同時以宋儒諸子的新思想對其作出創造性解釋，從(cong) 而為(wei) 兩(liang) 宋之後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作出了最重要的曆史貢獻。

問：當代中華文明的複興(xing) 和重建，是不是依然離不開經學與(yu) 子學之間的互動發展？

答：由於(yu) 晚清中國麵臨(lin) “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更加迫切需要推動中華文明之道的傳(chuan) 承和發展。考察中國思想史的發展過程，其實都是經學與(yu) 子學互動的結果。經學之道體(ti) 現出中華民族的思想傳(chuan) 統和知識傳(chuan) 統，而子學之道則體(ti) 現出中華民族思想智慧的與(yu) 時俱進。隻有通過經學與(yu) 子學之間的良性互動，才能夠完成中國思想文化的傳(chuan) 承和變革。

考察近代中國哲學的變遷，可以看到一個(ge) 重要現象，就是經學日益衰落而子學日益發達。一方麵，原來在中國傳(chuan) 統學術中居於(yu) 核心地位的經學被逐漸邊緣化。特別是民國初年廢除讀經以後，經學逐漸淡出現代學術與(yu) 現代教育的視野，甚至成為(wei) 批判的文化垃圾。另一方麵，表達個(ge) 人思想的子學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其中先秦的墨家、法家、道家等諸子思想受到特別推崇，同時還大量引進了各種新的學說和思想，這些不同的學說和思想大多可以理解為(wei) 現代子學。我對近代中國大量引進外來的多元化思想和學說向來持肯定態度。但是，中華文明如果要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意義(yi) 上的連續性文明，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經典所承載的知識與(yu) 價(jia) 值就必須能夠延續下來。所以多年前，我就在一次全國經學會(hui) 議上提出：“回歸經典，重建經學”。我說的需要回歸的“經典”，除了中國傳(chuan) 統的“四書(shu) 五經”之外，還包括中國傳(chuan) 統的子學。考察宋儒創建的《四書(shu) 》經典體(ti) 係，其實就是將先秦的子學確立為(wei) 核心經典。而所謂重建經學，就是希望現代學者能夠繼承現代的子學思想，即以現代性思想重新詮釋曆史經典，從(cong) 而創建出既具有中華文明精神傳(chuan) 統、又具有現代思想的學術體(ti) 係。

問：多年來您一直呼籲建立現代學科意義(yi) 上的國學，希望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能夠進入現代中國的國家學術製度、教育體(ti) 係。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

答：我認為(wei) ，國學不僅(jin) 具備人文學科的普遍性特點，而且還具備不同於(yu) 中國哲學、中國曆史、中國文學的獨特性。關(guan) 於(yu) 如何建設國學學科，需要我們(men) 知識界達成一定的共識，尤其有兩(liang) 點特別重要。第一，就學科知識形態而言，國學是中國的古典學；第二，就學科知識內(nei) 容而言，國學是民族精神之學。那麽(me) 如何實現中國古典學的知識傳(chuan) 統與(yu) 中華民族的精神傳(chuan) 統的統一？這一直是當代中國人文學科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其實，中國傳(chuan) 統國學作為(wei) 一門人文學科，總是與(yu) “人”這個(ge) 主體(ti) 息息相關(guan) ，體(ti) 現了對人的本質及其價(jia) 值、意義(yi) 的思考與(yu) 追問，具有強烈的人文價(jia) 值傳(chuan) 承、思想文化主體(ti) 性建設等特點，因而總是與(yu) 中華文化的主體(ti) 性建構密切相關(guan) 。“國學”以“國”名“學”，強調的是國學學科的“民族”主體(ti) 性與(yu) 文化主體(ti) 性建構要求。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呼籲、推動國學學科建設，體(ti) 現了他們(men) 傳(chuan) 承中國国际1946伟德、發揚中華民族精神、推動中華文明現代重建的責任意識與(yu) 使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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