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顏之推的人格操守及其評價(jia) ——從(cong)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敘錄》說起

作者：顏炳罡

來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5期

摘要：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是近百年來研究《顏氏家訓》的權威性著作，其流傳(chuan) 之廣，影響之大，罕有匹敵。《顏氏家訓集解》對《顏氏家訓》之文獻收集、注釋、考證等做出了不朽貢獻，但《顏氏家訓集解》中《敘錄》一文對顏之推人格操守的評價(jia) 則有失公允。《敘錄》指責顏之推“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甚至直接說顏之推作為(wei) “三為(wei) 亡國之人”而大談“不屈二姓”就是人格分裂，而宣揚“立身揚名”就是將“家庭利益”置於(yu) “國家、民族利益之上”。我們(men) 認為(wei) 這是對顏之推思想的誤讀和對顏之推人格操守的誤判。造成這種誤讀的原因與(yu) 其說是個(ge) 人的原因，不如說是時代的原因。王利器那一代學者在經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之後，從(cong) 中領悟出保身之道：“寧左勿右”。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王利器對顏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更談不上對先賢的禮敬。21世紀的今天，有的學者仍然堅持王利器對顏之推的批評，故對這一誤讀、誤判有重新厘定之必要。

關(guan) 鍵詞： 顏之推  家訓  王利器  人格操守  不屈二姓  家國利益

作者簡介：顏炳罡，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特聘教授，山東(dong) 大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儒家哲學。

王利器是當代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一生著述宏富，尤其對中國傳(chuan) 統文獻的整理成就卓著，令人欽佩。他的《顏氏家訓集解》是近百年來《顏氏家訓》文獻整理與(yu) 研究領域的權威性著作，流傳(chuan) 甚廣，影響巨大。《顏氏家訓集解》有《敘錄》長文，係統反映了王利器對《顏氏家訓》及其作者顏之推的評價(jia) 。由於(yu) 王利器是該領域的權威人物，他的評價(jia) 對讀者、對學術界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我們(men) 認為(wei) ，王利器的《敘錄》，無論對顏之推人格操守的指陳，還是對《顏氏家訓》的整體(ti) 評價(jia) ，都有值得商榷之處。

一

顏之推是南北朝時期的著名文學家、思想家。南北朝是一個(ge) 南北分裂、時局動蕩、政權迭變、天下多故的時代，是一個(ge) 兵禍連接、戰亂(luan) 不已、血雨腥風、多災多難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ge) 民族對抗與(yu) 融合、文化衝(chong) 突與(yu) 交融、曆史機遇與(yu) 風險並存的時代。顏之推21歲時，侯景叛軍(jun) 攻陷郢州，顏之推被俘，被囚送建康。24歲時，西魏大軍(jun) 進犯，雍州刺史蕭詧起兵配合，陷江陵，殺梁元帝，顏之推再次被俘，被遣送弘農(nong) 。46歲時，北周大軍(jun) 攻掠北齊，北齊滅亡，顏之推被迫遷入長安。顏之推自述“三為(wei) 亡國之人”而沒有死節，對此，王利器頗為(wei) 憤懣，在《敘錄》中，對顏之推的人格操守進行嚴(yan) 厲批評：

當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朝秦暮楚，“禪代之際，先起異圖”“自取身榮，不存國計”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敘錄》）

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這是南北朝時期相當多士大夫生活的真實寫(xie) 照，麵對滔天巨變，作為(wei) 生如浮萍的任何個(ge) 體(ti) 或家庭，已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顏之推及顏氏家族同樣如此。但以“朝秦暮楚”“禪代之際，先起異圖”“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指責顏之推不合乎曆史，極不公道。

縱觀顏之推的一生，不論在南梁，還是在北齊，乃至入隋，顏之推無不盡心盡責，何“朝秦暮楚”之有？郢州城破被俘，麵對叛軍(jun) 侯景的屠刀，他毫無懼色，沒乞求苟活。梁元帝的侄子、內(nei) 奸蕭詧勾結西魏大軍(jun) ，攻破江陵，梁元帝接受王褒建議，到敵營投降，最後被侄子蕭詧與(yu) 西魏大軍(jun) 殺害。在這一朝代更替、國破家亡重大曆史事件中，顏之推最後成為(wei) 西魏大軍(jun) 的俘虜，念念都在母國。在西魏，他不仕敵國，一意南歸，不惜以全家人的性命作賭注，決(jue) 然犯黃河砥柱之險，想借北齊而歸南梁，這算是“朝秦暮楚”嗎？恰恰相反，這反映了他不事敵國、一心南歸的堅貞不屈的道德品節和家國情懷。到北齊後，他得知陳霸先已代梁自立，他所欲奔赴的南梁已不複存在，南歸之夢幻滅，才留在北齊任職。北周大軍(jun) 壓境，北齊行將滅亡，他建議北齊後主歸附南方，雖然未被采納，足見其忠心。北齊滅亡，一家人被虜北周，入長安。直到北周滅亡的前一年，即入關(guan) 後的第三年，才得到禦史上士的小官職。王利器用“隨例變遷”“朝秦暮楚”來評定顏之推，將顏之推視為(wei) 南北朝時期變局中的政治投機分子，這完全不合乎曆史事實。

而以“禪代之際，先起異圖”【1】指責顏之推，更無從(cong) 談起！眾(zhong) 所周知，此言用以批判杜弼之流可，而用來指謂一般士大夫則不可，用來指證顏之推更不可。在南北朝時期，“禪代之際，先起異圖”不是一般士大夫之能為(wei) ，也不是一般士大夫所願為(wei) ，更為(wei) 顏之推所羞為(wei) 、恥為(wei) 。在顏之推生活的時代裏，王朝幾經變遷。侯景代梁自立，建立所謂的“漢”，顏之推是侯景叛軍(jun) 鎮壓的對象，作為(wei) 平叛隊伍中的一員，他曾起何異圖？沒有。顏之推在梁、北齊任職期間，除宮廷內(nei) 鬥外，並沒有發生過改姓易主所謂禪代之事，何異圖之有？至於(yu) 楊堅取代北周，這是一次在禪讓名義(yi) 下易姓改朝的大事變，但此時的顏之推作為(wei) 北周禦史上士，地位極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顏之推參與(yu) 了這次“禪讓”，相反，顏之推的兄長顏之儀(yi) 對楊堅取代北周予以堅決(jue) 抵製，為(wei) 此差點送了自己性命，顏之推又能起什麽(me) “異圖”？

王利器說“‘自取身榮，不存國計’者，滔滔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敘錄》）。這種批評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南北朝時期，確有如“史臣曰”中的“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陳書(shu) ·後主本紀》）之人，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zhuan) 掌軍(jun) 國要務，奸黠左道，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將一己之私置於(yu) 國家利益之上，致使陳王朝迅速覆滅。王利器將“自取身榮，不計國存”用在顏之推的身上，甚至說顏之推比施文慶、沈客卿之流還嚴(yan) 重，這是對顏之推的人格誣蔑。查遍史籍，顏之推從(cong) 未有過“自取身榮，不存國計”之行。王利器如此指責顏之推可以說毫無根據，完全是憑空獨撰的。

從(cong) 理論上，顏之推的人生觀以“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為(wei) 恥。他說：“吾自南及北，未嚐一言與(yu) 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顏氏家訓·省事》）“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顏氏家訓·止足》）而他對“須趨競求”“求見發遣”，即跑官要官之人嚴(yan) 厲斥責，認為(wei) 這是與(yu) 盜食致飽、竊衣取溫一樣可恥的行為(wei) ，在這樣的人生態度下顏之推會(hui) “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嗎？

從(cong) 顏之推及其父祖的人生實踐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不合乎顏氏家族的文化傳(chuan) 統和價(jia) 值取向。從(cong) 顏之推的祖父顏見遠因梁武帝篡齊絕食而死，到其兄顏之儀(yi) 正色立朝、強烈抵製北周權臣楊堅篡位之謀，足見顏氏家族對“禪代之際，先起意圖”的態度，對“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的睥睨。誠然，天下滔滔皆是，而顏見遠、顏協、顏之儀(yi) 、顏之推等個(ge) 個(ge) 是砥柱中流，殆有確乎其不可拔者也，“何殆有甚焉”？

二

王利器又說：

他（顏之推——引者注）是把自己家庭的利益——“立身揚名”，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的。他從(cong) 憂患中得著一條安身立命的經驗：“父兄不可常依，鄉(xiang)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敘錄》）

顏之推教導子孫“立身揚名”，這是事實，但以此推論顏之推是將自己的家庭利益置於(yu) 國家、民族利益之上是不合曆史事實。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再三強調“立身揚名”，那麽(me) 強調立身揚名就一定與(yu) 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相矛盾、相衝(chong) 突嗎？或者說“立身揚名”就一定是將家庭利益置於(yu) 國家、民族利益之上嗎？最起碼不全是。

我們(men) 認為(wei) ，立身揚名本身沒有是非對錯，關(guan) 鍵看一個(ge) 人立什麽(me) 身、揚什麽(me) 名，或者說以什麽(me) 樣的手段、方式立身與(yu) 揚名。立道德之身、君子之身，揚天下美名、善名，難道不合乎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嗎？至於(yu) 教導子孫“無人庇蔭，當求諸自身”，又何錯之有？難道不求諸自身，而是一味要求家庭的庇護嗎？甚至是“啃老”“坑爹”嗎？立君子之身，揚萬(wan) 世美名，不僅(jin) 不與(yu) 民族、國家利益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不僅(jin) 不是置家庭利益於(yu) 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上，而是將家庭利益融入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中。

讓我們(men) 看顏之推如何看待名或者說顏之推究竟要立什麽(me) 樣的名。他說：

名之與(yu) 實，猶形之與(yu) 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li) ，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yu) 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yu) 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ti) 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幹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顏氏家訓·名實》）

“立身揚名”首在立身，有美行才有令名，有醜(chou) 行必有惡名，名之與(yu) 實如影隨形。名是實的反映，“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要有美好的名聲，首在修身慎行。在顏之推那裏，“忘名”是理想，“立名”是實現，“竊名”最無恥。他反對竊人之美而得偽(wei) 名，也反對貪名不已的虛心，而是立名實相符的美名。他再三告誡子孫：“巧偽(wei) 不如拙誠”“一偽(wei) 喪(sang) 百誠”（《顏氏家訓·名實》）。

“立名”在顏之推看來就是樹立榜樣。為(wei) 什麽(me) 要求子孫“立名”？他的回答隻有一個(ge) 字“勸”。他說：“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wan) 人立清風矣；勸一季劄，而千萬(wan) 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wan) 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wan) 人立直風矣。”（《顏氏家訓·名實》）就人類社會(hui) 整體(ti) 發展而言，因德藝周厚而揚美名於(yu) 萬(wan) 世，這種立名不是個(ge) 人利益與(yu) 家庭利益乃至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一致的嗎？顏之推所說的“勸”，就是今天我們(men) 說的榜樣的力量、榜樣的感召，伯夷、柳下惠、季劄、史魚等是榜樣，而今天雷鋒、焦裕祿等同樣是榜樣。誠然，家訓是對子孫的訓示，一定要回答子孫這樣一個(ge) 問題，即對一個(ge) 家庭成員而言為(wei) 什麽(me) 要立身揚名的問題，又要回答立什麽(me) 身、揚什麽(me) 名的問題。“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眾(zhong) 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顏氏家訓·名實》）顏之推的“修善立名”，首在“修善”，修善是立名的前提，修善然後“立名”。修善，隻有“修身慎行”，才能養(yang) 成“德藝周厚”。請問如此立身揚名有何而不可？！這種修善立名乃至立身揚名不正是民族、國家所需要的嗎？怎樣說是將個(ge) 人利益、家庭利益置於(yu) 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呢？

顏之推臨(lin) 終告誡子孫：“吾今羈旅，身若浮雲(yun) ，竟未知何鄉(xiang) 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chuan) 業(ye) 揚名為(wei) 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堙沒也。”（《顏氏家訓·終製》）他一生沒有個(ge) 人的計較，而是要求子孫“以傳(chuan) 業(ye) 揚名為(wei) 務”。顏之推一生曆盡坎坷，在時代的大潮中，身若浮雲(yun) ，處於(yu) 羈旅，是其一生最真切的感受。垂暮之年，瞻念前程，不知又將走向何方，告誡子孫，自己氣絕即埋，不要因顧念他的死後墓墟而影響子孫們(men) 的發展，而是將儒雅為(wei) 業(ye) 的家風傳(chuan) 承下去，將先祖的美名傳(chuan) 揚下去，這是顏之推對個(ge) 體(ti) 生命的灑脫和對後世子孫的期盼。顯然，這裏所述重點不是家庭利益與(yu) 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關(guan) 係，而是涉及他個(ge) 人與(yu) 家庭、個(ge) 人與(yu) 子孫後代之間的關(guan) 係。他不是要求犧牲家庭利益乃至子孫利益而成全他個(ge) 人利益，相反他寧可犧牲自己的利益以成就子孫的事業(ye) 、家庭的事業(ye) 。“傳(chuan) 業(ye) 揚名為(wei) 務”，而子孫所傳(chuan) 之業(ye) 、家庭所傳(chuan) 之業(ye) 就是“儒雅之業(ye) ”，也就是民族的文化的事業(ye) 。家庭與(yu) 國家、個(ge) 人與(yu) 民族的利益是一致，是統一的，不是矛盾的，不存在將個(ge) 人利益、家庭利益置於(yu) 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上的問題。北齊滅亡後，顏之推一家被迫遷往關(guan) 中，朝無祿位，室無餘(yu) 財，全家生活陷入困頓之時，他仍督導子孫勤於(yu) 經史，以傳(chuan) 業(ye) 揚名為(wei) 務。當他的長子顏思魯主張當肆筋力，以伸供養(yang) 時，他要求子孫“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ye) ”（《顏氏家訓·勉學》）。如果說“紹家世之業(ye) ”是家庭利益的話，“務先生之道”則是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在顏之推那裏，二者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顏家世傳(chuan) 《禮》《傳(chuan) 》，以儒雅為(wei) 業(ye) ，“傳(chuan) 家世之業(ye) ”恰恰就是“務先王之道”。顏之推將“務先王之道”前置，“傳(chuan) 家世之業(ye) ”後置，我們(men) 從(cong) 中也可以認識到顏之推是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置於(yu) 家庭利益之先，而不是相反。

三

王利器直斥顏之推的道德操守，揭露顏之推的思想矛盾與(yu) 分裂的人格，甚至認為(wei) 作為(wei) “三為(wei) 亡國之人”所作的家訓，是“故作自欺欺人之語”。為(wei) 了不至於(yu) 斷章取義(yi) ，我們(men) 將王利器的原文抄錄如下：

他一方麵頌揚“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麵又強調“何事非君，伊、箕之義(yi)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方麵宣稱“生不可惜”“見危授命”，一方麵又指出“人身難得”“有此生然後養(yang) 之，勿徒養(yang) 其無生也”。因之，他雖“播越他鄉(xiang) ”，還是“靦冒人間，不敢墜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終於(yu) 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三為(wei) 亡國之人”。然而，他還在向他的子弟強聒：“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甚至還大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死，北齊宦者田敬宣之“學以成忠”，而痛心“侯景之難……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大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當其興(xing) 酣落筆之時，麵對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往來賓主如郵傳(chuan) ”者，吾不知其將自居何等？如此訓家，難道像他那樣，擺出一副問心無愧的樣子，說兩(liang) 句“未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小臣恥其獨死，實有愧於(yu) 胡顏”，就可以“為(wei) 汝曹後車”嗎？然而，後來的封建士大夫卻有像陸奎勳之流，硬是胡說什麽(me) “家訓流傳(chuan) 者，莫善於(yu) 北齊之顏氏……是皆修德於(yu) 己，居家則為(wei) 孝子，許國則為(wei) 忠臣”。這難道不是和顏之推一樣，無可奈何地故作自欺欺人之語嗎？（《敘錄》）

讀了這段文字，讓人不能不聯想到那個(ge) 特殊年代梁效、羅思鼎等的筆法，斷章取義(yi) ，移花接木，極盡嘲弄、譏諷之能事。王利器作為(wei) 研究《顏氏家訓》的大家，對《顏氏家訓》的整理、解釋做出巨大的貢獻，拋開他對顏之推與(yu) 《顏氏家訓》的思想內(nei) 容的評價(jia) 不談，就資料整理而言，自《顏氏家訓》問世以來，他是成就最為(wei) 卓著的學者之一。但我們(men) 認為(wei) ，王利器對顏之推的評價(jia) 是“革命家”口吻下的評價(jia) ，是激情燃燒歲月的背景下激情亢奮乃至過頭的產(chan) 物，不是冷靜、客觀、科學的分析。他對顏之推這位1400多年前的先哲缺乏同情與(yu) 敬意，更沒有設身處地，站在顏之推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是站在20世紀革命家的角度、拿著20世紀革命家的尺子衡量中古時期的顏之推。他也沒有將顏之推放到南北朝這一特殊時代裏去評價(jia) 顏之推，而是以20世紀50年代以後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的眼光去評價(jia) 顏之推，可謂強古就今，強物就我，不客觀、不中立，也不科學，更不是曆史唯物主義(yi) 者應有的治學態度。

王利器認為(wei) ，顏之推一方麵頌揚“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麵又強調“何事非君，伊、箕之義(yi)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這果真是無可奈何的自欺欺人之語嗎？當然不是。顏之推不過在傳(chuan) 承孔子、孟子以來儒家曆史價(jia) 值觀的基礎上，重審這一價(jia) 值判斷在南北朝時期的轉換而已。顏之推的判斷正如孟子評價(jia) 伯夷、伊尹、孔子【2】的角度一樣，如果說這是矛盾的，這也是儒家傳(chuan) 統內(nei) 部根深蒂固的矛盾；如果說顏之推所言是自欺欺人語，那麽(me) 儒家人物最起碼自孟子起就在說這種“自欺欺人”之語了。孟子一方麵高揚“不屈二姓”的伯夷是“聖之清者”，另一方麵又歌頌“何事非君，何使非民”的伊尹是“聖之任者”，顏之推所言說到底是孟子話語的複述。依儒家傳(chuan) 統，“不事二君”的伯夷、叔齊固然可敬，而“何事非君”的伊尹、箕子同樣可佩，一是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完美，一是要盡到自己的曆史責任，前者屬於(yu) 道德評價(jia) ，後者屬於(yu) 曆史評價(jia) ，這恰恰體(ti) 現儒家在評價(jia) 曆史人物時展現出的“曆史辯證”，何矛盾之有？伯夷、叔齊“不屈二姓”與(yu) 伊尹“何事非君”不矛盾，怎麽(me) 到了顏之推就是“自欺欺人”之語呢？！

至於(yu) 王利器說顏之推一方麵宣稱“生不可惜”“見危授命”，另一方麵又指出“人身難得”“有此生然後養(yang) 之，勿徒養(yang) 其無生也”，這究竟是顏之推表述的矛盾呢？還是王利器人為(wei) 地製造矛盾呢？顏之推之家，希望子孫重視生命、愛惜生命，不要去做無意義(yi) 的犧牲，這完全合乎儒家《孝經》《禮記》等價(jia) 值觀念。“身體(ti) 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shang) ，孝之始也。”（《孝經》）“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lin) 不指。”（《大戴禮記·曾子本孝》）因為(wei) 對任何人而言，生命隻有一次，都具有無上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當然，生命存在是養(yang) 生的基礎與(yu) 前提，生命不存在了，養(yang) 生從(cong) 何談起？顏之推隻是說出了最基本的常識而已。誠然，顏之推又強調“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見危授命”，這與(yu) 他的惜生重生矛盾嗎？從(cong) 問題的表麵看好像矛盾，而深層看不僅(jin) 不矛盾，而且還高度一致。惜生與(yu) 孟子的順乎正命意義(yi) 相同，“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上》）而顏之推所說的“見危授命”，正與(yu) 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yi) ”意義(yi) 同。人有兩(liang) 重生命：一是自然生命，一是道德生命，自然生命當然是道德生命的基礎，但當二者必選其一時，儒家毫不猶豫地選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yi) ”，身、生就是自然生命，而仁、義(yi) 就是道德生命，這也就是顏之推所說的“見危授命”“行誠孝以見賊，履仁義(yi) 以得罪”。人的生命還有小我之生命與(yu) 大我之生命之分，這裏大小是相對的。個(ge) 人與(yu) 家族相比，家族與(yu) 國家相比，前者為(wei) 小，後者為(wei) 大。“喪(sang)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這就是犧牲小我之生命，成就大我之生命。顏之推以此訓家，道理通透、圓融，怎麽(me) 在王利器的心目中，就是自欺欺人之語呢？！

王利器對顏之推的指責，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問題：其一，顏之推“三為(wei) 亡國之人”“予一生而三化”，認為(wei) 顏之推的人格操守有問題。其二，顏之推“未獲殉陵墓”，有沒有資格稱頌南梁、北齊節烈之士而痛詆南梁失節之貴胄及北齊之將相呢？

顏之推“三為(wei) 亡國之人”，貌似沒有慷慨死君難的勇氣和決(jue) 心，但這樣其人格操守就有虧(kui) 嗎？當王利器要求顏之推“死於(yu) 君難”時，我們(men) 進一步問：顏之推為(wei) 什麽(me) 必須死於(yu) 君難或者說哪位國君值得顏之推為(wei) 之死節？

“晏子不死君難”是中國曆史上最為(wei) 典範的案例，其不死君難不僅(jin) 對其人格操守無損，而且還為(wei) 後世大臣是否死君難樹立了標準。齊國大夫崔武子妻子很美，齊莊公常與(yu) 之私通，崔武子殺死齊莊公。齊莊公死了，齊國有些大臣死於(yu) 君難，而晏嬰不死。有人以此責難晏嬰，晏嬰回答：“君為(wei) 社稷死，則死之；為(wei) 社稷亡，則亡之。若為(wei) 己死，而為(wei) 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五年》）君主死於(yu) 社稷，臣也應為(wei) 社稷死；君主為(wei) 社稷流亡，臣也應為(wei) 社稷流亡。如果國君為(wei) 一己之私欲而死，隻有國君的親(qin) 信寵臣可以為(wei) 之死節，而其他人沒有責任與(yu) 義(yi) 務為(wei) 之死節，晏嬰不是齊莊公的私昵之臣，故不死君難。以此典型案例來推斷顏之推，該不該為(wei) 梁室而死？該不該為(wei) 北齊而死？我們(men) 的回答是否定的。

顏之推用“梁室喪(sang) 亂(luan) ”一詞說明梁室宮廷內(nei) 鬥以至於(yu) 外敵有機可乘，最終亡國。梁武帝原本竊族人的江山而登上皇位，初期還頗有一番作為(wei) ，然而進入晚年，他竟置國家生死存亡於(yu) 不顧，一味佞佛，三次舍身同泰寺。在他的示範下，整個(ge) 國家籠罩在佛頌氛圍之中，以此麻醉自己，欺蒙愚眾(zhong) 。而在國家重大事項如接納叛將侯景以及梁室繼承人的安排等問題上連出昏招，致使梁朝萬(wan) 劫不複。侯景之亂(luan) ，梁武帝先死，其子簡文帝後死，侯景自立為(wei) 漢，顏之推隻是地方官員，並非朝中大臣，更不是梁室親(qin) 昵之臣，如果顏之推為(wei) 梁武帝、簡文帝死節，不顯得特別矯情嗎？作為(wei) 地方小官，顏之推為(wei) 世子蕭方諸鎮守郢州的中撫軍(jun) 外兵參軍(jun) ，城破被俘，臨(lin) 難不求苟活，侯景多次想殺他，其行台郎中王則再三救免，才免於(yu) 一死。在此次巨變中，顏之推雖然未能慷慨赴國難，但在氣節上無虧(kui) ，在道德上並無瑕疵。

梁元帝蕭繹以平定侯景之亂(luan) 的功業(ye) ，繼位於(yu) 江陵。顏之推釋建康囚後返回江陵，蕭繹任命他為(wei) 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書(shu) 。然而，蕭繹是梁室喪(sang) 亂(luan) 的罪魁禍首。蕭繹與(yu) 侄兒(er) 河東(dong) 王蕭譽、哥哥邵陵王蕭綸、侄兒(er) 嶽陽王襄陽都督蕭詧、弟弟武陵郡王、益州刺史蕭紀等，為(wei) 爭(zheng) 奪權力，相互攻伐，骨肉相殘，內(nei) 亂(luan) 不已。他還勾結西魏大軍(jun) 討伐弟弟蕭紀，最後反被侄子蕭詧勾結西魏大軍(jun) 攻滅。城破前，下令燒掉搜羅到的所有藏書(shu) ，造成中國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文化浩劫。作為(wei) 國君，蕭繹沒有死於(yu) 國難的決(jue) 絕，隻想苟且偷生，讓禦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率太子等人到西魏軍(jun) 營投降，被侄子蕭詧以土袋悶死，江陵“闔城老幼被虜入關(guan) ”。以晏嬰不死君難的標準，梁室喪(sang) 亂(luan) 是自亂(luan) ，梁室之亡是自亡，兄弟叔侄，各為(wei) 一己之私，置江山社稷、舉(ju) 國百姓於(yu) 不顧，而梁元帝蕭繹勾結西魏討伐弟弟在先，後侄子勾結西魏在後，以其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他們(men) 出賣國家，出賣百姓，臨(lin) 危求免，自呈降表，自取其辱，最終未免一死，令人氣憤。同理，顏之推既非梁元帝棟梁之臣，更非蕭繹私昵，要求顏之推為(wei) 一位自呈降表的國君殉難，不覺得可笑嗎？

顏之推在北齊，齊後主高緯，雅好文學，在丞相祖珽的建議下，曾設文林館，禮遇文人學士。顏之推也在禮遇之列，官至黃門侍郎。但高緯任用奸佞，荒淫無道，每逢災害變異，不去賑濟百姓，隻是巫覡祈禱，妖風甚盛，亂(luan) 殺能臣武將，自毀長城，政治腐敗，軍(jun) 力衰落，將士離心，百姓失望。在青州為(wei) 北周大軍(jun) 所俘，送往長安，北周武帝宇文邕封其為(wei) 溫國公。北齊皇帝不死國難，要求大臣為(wei) 君死節，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氣節除了政治操守的氣節，我們(men) 認為(wei) ，還有文化氣節，即對華族文化的持守所表現出來的氣節。政治節操與(yu) 文化操守兩(liang) 相比較，何者為(wei) 重？我們(men) 認為(wei) ，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永恒的；政治係於(yu) 某一個(ge) 利益集團或一家一姓之興(xing) 衰，而文化是華夏民族文化慧命之相續以及吾族本質屬性之所係，捍衛華夏民族的文化氣節高於(yu) 一時之政治氣節。進入南北朝，雖然華夏民族與(yu) 北方少數民族之間矛盾依然尖銳複雜，但民族大融合是曆史的主流。無論是北朝政權北魏，以及後來的西魏、東(dong) 魏，北周、北齊，還是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是大中國範圍內(nei) 的地域或地方政權，與(yu) 三國時代的魏、蜀、吳乃至戰國時代的齊、楚、韓、魏、燕、趙、秦等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一時期，隻有“亡國”即隻有政權的更迭，而沒有“亡天下”即中國文化的夷狄化。北方少數民族的首領大都自覺接受中原文化，劉淵、石勒、苻堅等，無不推崇儒學，甚至廣建學宮，讓公卿大夫子孫到學宮裏學習(xi) 儒家經典。北魏孝文帝實行全麵漢化政策，改漢姓，識漢文，說漢話。《魏書(shu) ·鹹陽王禧傳(chuan) 》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cong) 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xi) 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wei) ，當加降黜。”漢語是正音，斷諸北語，人人說漢語，漢語成為(wei) 少數民族與(yu) 漢族的共同語言，這種推動全盤漢化的鮮卑人，他們(men) 當然是中國人。自此以後，無論是西魏與(yu) 東(dong) 魏，北周與(yu) 北齊，漢化是不可逆轉的曆史趨勢。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無論是在南朝，還是北朝，接受漢化即漢人。“從(cong) 漢末至魏晉南北朝隋唐，所有內(nei) 徙到中原一帶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大都融化到漢族中了。”“經過各民族之間相互吸收與(yu) 融合的中原漢族，也不是以往的漢族，而是集北方和其他各族之大成了。”【3】“以文化之”是各民族融合的方式，“化而成文”無疑是各族人民融合的目標。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無論是在南朝，還是在北朝，何事非君，何使非民，顏之推一生堅守儒家文化的立場，所到之處，從(cong) 事中原文化的整理、傳(chuan) 播、推廣工作，他守住了民族氣節。

顏之推無論在北齊，還是北周，無疑是中華文化的堅定捍衛者和傳(chuan) 播者，他對“以夷變夏”持堅決(jue) 反對的態度。他曾舉(ju) 例說：

齊朝有一士大夫，嚐謂吾曰：“我有一兒(er) ，年已十七，頗曉書(shu) 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ye) ，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wei) 之。（《顏氏家訓·教子》）

這是顏之推的文化立場。北齊是鮮卑化了的漢人建立的政權，上層貴族是鮮卑人，一些漢族士大夫以通鮮卑語及鮮卑貴族喜愛的樂(le) 器為(wei) 榮，因為(wei) 這樣可接近權貴。這位漢族士大夫認為(wei) 自己的兒(er) 子一旦鮮卑化了，就可以交結權貴，以為(wei) 要事，而顏之推與(yu) 之完全不同，認為(wei) 以此方式教育兒(er) 子，即使子孫可以位居卿相，也不能這樣幹。華夏文化的主體(ti) 地位在顏之推那裏是不可動搖的，這是他的大節。

受王利器的影響，有的學者指出：

《顏氏家訓》所體(ti) 現出的顏之推的人生哲學，也有明哲保身、老於(yu) 世故的缺點。顏之推為(wei) 人確有鄉(xiang) 願的一麵，《顏氏家訓·勉學》篇將以嵇康為(wei) 代表的魏晉名士全盤否定，《文章》篇又將以屈原、司馬遷為(wei) 代表的古今文人數個(ge) 遍，《省事》篇竟然質疑向君王進諫，這都是顏之推明哲保身庸人哲學的表現。顏之推不敢走極端，與(yu) 名士、文人的價(jia) 值取向迥異，這是他不能成為(wei) 一流文學家的原因所在。【4】

“鄉(xiang) 願”“明哲保身”“老於(yu) 世故”“庸人哲學”等，一堆負麵詞匯密集指向顏之推，這一指向基本承襲了王利器對顏之推的評價(jia) 。首先，我們(men) 認為(wei) ，這種評價(jia) 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一方麵指證認為(wei) “顏之推確有鄉(xiang) 願的一麵”，另一方麵，又說批判顏之推將以嵇康為(wei) 代表的魏晉名士全盤否定，又將屈原、司馬遷為(wei) 代表古今文人數了個(ge) 遍，還說顏之推不敢走極端。這恰恰說明顏之推不是鄉(xiang) 願，沒有明哲保身。其次，誰規定的對以嵇康為(wei) 代表的魏晉名士不可以全盤否定，站在儒家立場，全盤否定其“任縱”一麵並無不可。什麽(me) 人規定的“走極端”的人，才稱得上名士、才是文人？顏之推是不是一流的文學家，不同的人有不同評價(jia) ，我們(men) 不予置評。但說顏之推是“明哲保身庸人哲學”有欠公允。

事實上，顏之推沒有將個(ge) 人利益置於(yu) 家庭利益之上，更沒有將家庭利益置於(yu) 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之上，既不是明哲保身，更不是庸人，恰恰相反，他要求子孫可以犧牲個(ge) 人利益乃至生命去成全家庭利益，犧牲個(ge) 人利益乃至個(ge) 人生命去捍衛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至於(yu) 說顏之推“明哲保身，老於(yu) 世故”，亦不合乎顏之推的思想。他說：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幹禍難之事，貪欲以傷(shang) 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yi) 而得罪，喪(sang)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luan) 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lin) 難求生，終為(wei) 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顏氏家訓·養(yang) 生》）

“喪(sang)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因此而“立身”，由此而“揚名”，有何不可？這是個(ge) 體(ti) 服從(cong) 群體(ti) ，小家服從(cong) 大家，“泯軀而濟國”，如此訓誡子孫，正是儒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yi) 精神在家訓中的體(ti) 現。王利器及其追隨者們(men) 對此也作曲解，吾人隻有歎惜而已。

至於(yu) 顏之推有沒有資格大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死，歌頌北齊宦者田敬宣之“學以成忠”，而大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呢？對此陳啟智曾做出回答。他說：“應將顏之推和那般‘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的無恥之徒，如梁之皇族，北齊的寵幸們(men) 區分來看。當侯景之亂(luan) ，顏之推臨(lin) 難不求苟免，當然有權譴責那些‘臨(lin) 難求生’，‘徒取窘辱’的所謂‘名臣賢相’，而褒揚那些引決(jue) 不辱，罵賊而死的婦人婢妾。梁亡不仕敵國而逃奔北齊；北齊滅亡前，屢進良策，如‘奏立關(guan) 市邸店之稅’。……對於(yu) 這樣一個(ge) 王朝是不值得為(wei) 其‘徇難’的。更何況忠於(yu) 一姓，早已不是我們(men) 今天評價(jia) 古人的標準了。”【5】我們(men) 讚同陳啟智的觀點。陳啟智的說法是客觀的，也是公允的。討伐權奸，褒揚忠良；歌頌義(yi) 士，而貶斥貪生怕死之徒，是家訓的應有之義(yi) 。“且勸一伯夷，而千萬(wan) 人立清風矣；勸一季劄，而千萬(wan) 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wan) 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wan) 人立直風矣。”（《顏氏家訓·名實》）以此訓子，是鄉(xiang) 願，是明哲保身？自《顏氏家訓》出，顏師古、顏元孫、顏真定、顏杲卿、顏真卿、顏季明乃至明末清初顏胤紹，等等，個(ge) 個(ge) 忠肝義(yi) 膽，彪炳千秋！

王利器將顏之推與(yu) 庾信相提並論，認為(wei) ：“二人生同世，行同倫(lun) ，他們(men) 對於(yu) ‘朝市遷革’所持的態度，本來就是伯仲之間的。他們(men) 一個(ge) 寫(xie) 了一篇《哀江南賦》，一個(ge) 寫(xie) 了一篇《觀我生賦》，對於(yu) 身經亡國喪(sang) 家的變故，痛哭流涕，慷慨陳辭，實則都是為(wei) 他們(men) 之‘競己棲而擇木’作辯護，這正是這種悲劇的具體(ti) 反映。”（《敘錄》）這無論是對庾信，還是對顏之推，都欠公允。庾信也好，顏之推也罷，主觀上沒有“競己棲而擇木”的動機。眾(zhong) 所周知，庾信因代表南梁出使西魏被扣，從(cong) 此有國難回，顏之推幾次國破家亡，做了敵國的俘虜，他們(men) 都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利，他們(men) 都是“被選擇”，何談擇木而棲！

當然，顏之推與(yu) 庾信不同：第一，出身背景不同，庾信與(yu) 其父親(qin) 庾肩吾是梁朝皇室蕭氏寵臣，庾肩吾散騎常侍，中書(shu) 令，而庾信先是太子蕭統東(dong) 宮侍讀。太子死後，又做了新立太子蕭綱的東(dong) 宮抄撰博士，庾信是梁皇室的寵臣，可以自由出入皇宮；而顏之推的祖父憤梁武帝篡齊絕食而死，世稱“義(yi) 門”。其父顏協與(yu) 梁皇室保持相當距離，堅持不做蕭衍的官。第二，二人的操守有異，年齡有別。庾信生於(yu) 513年，是顏之推的長輩。侯景叛亂(luan) 時，顏之推是青年，而庾信已是中年。顏之推協助世子蕭方諸守郢州，城破被俘，險遭殺害。在侯景掌權期間，他一直生活於(yu) 牢獄之中。侯景圍攻建康時，蕭綱命庾信率領宮中文武官員千餘(yu) 人，在朱雀航北紮營，抵禦叛軍(jun) ，侯景叛軍(jun) 未到，他卻棄門而逃，顏之推與(yu) 庾信格調高下立見。第三，所處社會(hui) 地位不同。庾信官居顯貴，朝代更迭，不僅(jin) 沒有影響庾信升官，而且還隨之高升。梁元帝登基，庾信任右衛將軍(jun) ，封武康縣侯，並加散騎常侍銜。554年，庾信出使西魏，同年，西魏大軍(jun) 攻下江陵，庾信被迫留在長安，被西魏任命為(wei) 使持節、撫軍(jun) 將軍(jun) 、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隨即升任車騎大將軍(jun) 、儀(yi) 同三司。北周代替西魏，宇文覺登基，出任弘農(nong) 郡守，升驃騎大將軍(jun) 、開府儀(yi)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晉爵義(yi) 城縣侯。顏之推在南梁，不過散騎侍郎。在北齊，官位最高不過黃門侍郎。北周末年，禦史上士。入隋，東(dong) 宮學士。與(yu) 庾信相反，在朝代更替中，他的官是越來越小。顏之推雖然在學問上遠比庾信廣博，而就當時的政治影響力而言，顏之推無論在南朝，還是在北朝，與(yu) 庾信相比，其政治地位都低得多。顏之推不事敵國——西魏，決(jue) 心南歸，南歸不成留在北齊任職；而庾信心係江南，南歸夢碎，屈節事敵。無論是庾信，還是顏之推，無論身在何處，傳(chuan) 播、弘揚、創新與(yu) 發展中華文化方麵，他們(men) 都做出了不朽的貢獻。顏之推一生主要從(cong) 事的工作是文化工作，圖書(shu) 編輯、整理，基本沒有進入政治權力的核心。對顏之推而言，與(yu) 其說是做官，不如說謀食而已。顏之推與(yu) 庾信有同有異，兩(liang) 人同樣出生在江南，同樣懷有家國情懷，在那樣的時代裏，我們(men) 不能以今天的革命家的高度要求前人，似乎隻有壯烈殉節，成為(wei) “烈士”，才值得我們(men) 肯定。

四

王利器作為(wei) 一位飽學之士，終其一生沉潛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典籍整理、研究事業(ye) ，他對《顏氏家訓》的整理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對顏之推人格與(yu) 思想的誤判，不是他個(ge) 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誠如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所說：“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xing) 亡事裏尋。”【6】王利器之所以如此貶抑顏之推及其思想，說白了與(yu) 他的人生經曆、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王利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初期，被下放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在經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之後，王利器那一代學者如同驚弓之鳥。當然他們(men) 也從(cong) 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領悟到保身之道，就是“寧左勿右”。對古人的批判可以下手狠一點，帽子戴得高一點，表明與(yu) 自己的研究對象堅決(jue) 劃清界限，向世人表明研究他不是同情他，而是為(wei) 了批倒他，為(wei) 了更有力地否定他，這樣可以保證“政治正確”。我們(men) 看看《顏氏家訓集解》寫(xie) 作時間：1955年5月初稿，1978年3月重稿，1989年3月第三次增訂。曆時34年，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洗禮，在這樣的背景下，毅然從(cong) 事《顏氏家訓》這種被視為(wei) 封建時代文化的整理與(yu) 研究，已經相當難能可貴。在那種政治氣氛下，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的，但規避這種政治風險的最好辦法就是研究它，但不是信奉它；整理它，是為(wei) 了更好地批判它、打倒它。由於(yu) 我們(men) 手頭沒有他的1955年5月初稿，隻見到1978年和1989年的本子，從(cong) 1955年到1978年間的前後的變化，不敢妄議，但自1978年到1989年間王利器的觀點、行文基本保持了一致。

雖然在政治層麵與(yu) 人格層次上，王利器極力貶損顏之推，但在知識層麵上尤其是在文獻學、史料學意義(yi) 上，王利器對《顏氏家訓》這部著作卻多有肯定。他說：“今天我們(men) 整理此書(shu) ，誠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則此書(shu) 仍不失為(wei) 祖國文化遺產(chan) 中一部較為(wei) 有用的曆史資料。”《顏氏家訓》有“很好的曆史文獻，提供了我們(men) 知人論世可靠依據”。“對於(yu) 研究《南》《北》諸史”“研究《漢書(shu) 》”“研究《經典釋文》”“研究《文心雕龍》”，研究音韻學等都“可供參考”（《敘錄》）。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王利器對《顏氏家訓》的肯定是知識層麵上的肯定，最多是文化層麵上的肯定，史料學意義(yi) 上肯定，而不是價(jia) 值上的肯定；他對《顏氏家訓》的褒揚是枝枝葉葉上褒揚，而不是根本上、原則上的褒揚。換言之，王利器所肯定的是《顏氏家訓》的副產(chan) 品，不是《顏氏家訓》作為(wei) 立身治家的主題，更不可能肯定《顏氏家訓》所宣揚的價(jia) 值觀，這是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的關(guan) 鍵所在。而王利器對顏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而沒有對前賢的應有禮敬，而充斥全文的是謾罵、數落與(yu) 斥責，造成這一局麵的原因不是王利器個(ge) 人的問題，而是20世紀從(cong) 新文化運動到“文革”的時代悲劇。所以，王利器《敘錄》對顏之推的評價(jia) 必須重新審視，其研究態度與(yu) 方法理應被超越，也必須被超越。

注釋
【1】此語出自《北史·杜弼傳》。史家稱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蓋因杜弼“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杜弼曾私下勸高歡受東魏禪，被高歡用棍子打跑。
【2】《孟子》載：“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醜上》）“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孟子的曆史價值觀是儒家正統的曆史意識，顏之推不過承續此意識而已。
【3】參見《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編寫組：《中國北方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第145—146頁。
【4】檀作文譯注：“前言”，《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3頁。
【5】陳啟智：《顏之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9—530頁。
【6】馮友蘭：《三鬆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3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