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
——緬甸廢除出版審查製之散思
作者：林桂榛（江蘇師範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發表
時間：西曆2012年8月25日


    
    據聯合早報網報道，緬甸政府8月20日宣布廢除出版審查製，從當日起“本國內的任何出版物都不用預先送交批準”。報道還稱：“在軍人統治將近50年期間，緬甸不隻對新聞嚴格管製，也對歌曲、連環圖、書籍、藝術創作等進行檢查，以防其內容涉及政治顛覆。”緬甸是否從此切實做到廢除出版審查（國家機密除外）尚待時日以觀察，但緬甸政府在恢複出版自由方麵邁出了一大步，在恢複或保障國內人權方麵邁出了一大步，是緬甸當局扭轉軍事統治而轉入民主憲政的又一重大舉措。
    
    出版物（紙質版或電子版）是公民思想言論被記錄與傳播的媒介，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根本保障。於出版自由的重要性，梁啟超在1901年《清議報》第100期有很好的專文論述，他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實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種種現象皆其子孫也。而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1902年他又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說：“某以為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為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西人有恒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為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實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梁文點出了思想言論自由與新聞出版自由於人類文明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監督政府、引導國民的新聞出版之天職。
    
    思想、言論自由若無出版自由作為保障，那麽符合真相與正義的思想、言論就得不到記錄和傳播，得不到記錄和傳播那麽真相和正義也就被掩蓋了。1843年馬克思《“萊比錫總匯報”的查封和“科倫日報”》一文說：“要使報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應該從外部施加任何壓力，必須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些規律是它所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由於專橫暴戾而喪失掉。”馬克思、恩格斯《“新萊茵報”審判案》說：“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社會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耳目，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又說：“如果禁止報刊報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報刊在每一個有分量的問題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決，如果報刊不管事實是否真實，首先得問一問每個官員——從大臣到憲兵，——他們的榮譽或他們的尊嚴是否會由於所引用的事實而受到損傷，如果要把報刊置於二者擇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件，或是完全避而不談，——那末，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結了。”專橫暴戾的外部壓力是報刊等出版生命、出版質量的第一殺手，在外部的、人為的幹預下，出版被過濾或篡改，真相和正義被大麵積地、持續性地掩蓋，導致社會或社群處於認知的“黑暗”之中，乃至集體出現以假相為真相、以邪惡為正義的認知“幻覺”，這樣的大眾就非常類似柏拉圖《理想國》“洞穴”比喻中的一群囚徒。而大眾在真相與正義認知層麵處於“囚徒”角色，那麽這個社會將非常可怕：文明的“陽光”將無法照進，公民的認知或精神被荼毒，“盜火”的先知先覺則被綁縛或傷戮，為了權貴的利益，黑暗將繼續。
    
    由緬甸最近一二年推行包括廢除出版審查製等重大改革舉措，筆者又聯想到2011年5月的越南第十三屆國會代表直選（盡管是827人中選500人的差額選舉，據說此亦非首次直選），聯想到越南的其他一係列改革措施，聯想到柬埔寨對“紅色高棉”早已的決別。筆者感覺到：同樣是“槍杆子裏出政權”的政製或政體，但越南、緬甸這樣的中國鄰國已將政治改革的步伐推至中國的前頭，那麽中國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就日益逼近，鄧小平等1980年代提出但又中斷了的政治改革路向必須再次啟動，否則中國的先進性不僅遠遠落後於歐美大國，而且也要大大落後於它的鄰居小國。以落後或不合世道人心的政製或政治來操持中國，那麽中國形象、中國品格的“負債”（或瘡癤）將相對運行中累積擴大。若以古代儒家的政治倫理觀或文明層次觀論之，則“中國”日益是“邊國”而“邊國”日益“中國”，自稱“華夏”、“中華”的中國政區在世界文明旋風的底下擺脫不了在世界文明大潮中早已“夷狄”、“蠻貊”化了的事實。除去北韓、老撾不論，現在中國兩冀（朝鮮、中南半島）的政製已超越中國，東亞的地理中心被兩大半島及日本、台灣、印度、中亞及俄羅斯圍為政治之“窪地”或“空心”，美、歐更是居高俯視，洋溢鄙夷或敵意。
    
    以現在的中美、中歐等關係論之，中國政治及中國政製的滯後是中國遭受美、歐鄙夷或敵意的重要因素，美國竭力圍堵中國及總統（候選人）、國會等經常拿中國“開涮”既有實際戰略利益的考量，也有政治文明領先的傲慢與對中國政治非開放性的不安等因素。同樣，中國為何現在無法如美國一樣縱橫捭闔地駕禦包括北朝鮮在內的周邊諸多鄰國及無法駕禦長期巨額無償援助的其他遠地國家，致命點不是“金元外交”給的錢不夠多，而是沒有站在道德或政治倫理的製高點用心、用力地進行縱橫捭闔的軍事與外交行動，導致不但不能製人，反而處處、時時受製於人，真是一副“惠而費，勞而怨”或“養虎自遺患”的窘態或狼狽。中國政製現狀下對抗美國必是蘇聯與美國對抗的結局，而且必然使美糾結其他國家對華形成“統一戰線”；同樣，以現持的政治價值觀或倫理價值觀，中國也難於在遠交近鄰方麵有重大而恒久的利益建樹，這既是外交方法性問題，也是倫理原則或道德高度問題。故在國際交往方麵，“不正其誼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是邪惡，“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愚蠢，唯有“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是高超，美國精熟於高超計。
    
    不“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地推進政治改革還權於民（中國政改步驟及選舉方案可另研究和選擇），則中國政製將繼續吞噬中國人民的創造力甚至吞噬中國人本應有的光明前途或光明未來。網上流言香港回歸中國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曾說：“你們根本不用擔心中國，因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甚至一百年內，無法給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筆者未查證撒切爾夫人是否確有該言，但即使屬網友一手杜撰，筆者也讚同該言的鮮明見地：中國無法給世界提供新思想，那麽中國就無法走在世界前列，更毋論什麽引領世界（無論科技與製度），這樣的中國，當然不值得外國“擔心”（憂懼）——手頭雖有些銀子但又蒼白無力，何足懼哉！
    
    那中國無法給世界或人類提供新思想是因為中國人人口少或生活差或人種上智力欠缺或本性上思維懶惰嗎？顯然都不是，而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力被扼殺了，被製度扼殺了，包括教育製度、科研製度及言論出版製度等，尤以思想言論與出版的限製為甚。周厲王時代“國莫敢言，道路以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情況在中國史上多有發生，周召公曰“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正當思想言論與出版自由之剝奪，損傷的隻是自我國民或種族——將自我國民或種族馴為文明與創造力的侏儒，這是壟斷政團進行出版審查的最大禍果或悲劇。
    
    梁啟超1898年說：“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嚴複1901年亦雲：“乃今之世既大通矣，處大通並立之世，吾未見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國可以自由也；其民之無權者，其國之可以有權也……故民權者，不可毀者也，必欲毀之，其權將橫用而為禍愈烈者也。毀民權者，天下之至愚也，不知量而最足閔歎者也。”百多年已去，但中國民智、民權情況依然勘憂，而思想者與出版者則任重而道遠。
    
     （2012年8月22日撰）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