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孔子的“憤”與(yu) “樂(le) ”

作者：周景耀（寧波大學中國古典學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十月初四日壬申

          耶穌2024年11月4日

如何理解孔子的“憤”與(yu) “樂(le) ”？從(cong) 《論語》中的一段對話說起。

“葉公問孔子於(yu) 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wei) 人也，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yun) 爾。’”（《論語·述而》）

“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可以說是《論語》中最廣為(wei) 傳(chuan) 誦的句子之一，關(guan) 於(yu) 這句話的理解也較為(wei) 統一，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今粗陳一孔之見，以就教於(yu) 方家。

“好學+快樂(le) ”的解釋模式

關(guan) 於(yu) “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一般認為(wei) 體(ti) 現了孔子的好學精神與(yu) 快樂(le) 狀態。

“好學”的解讀模式大約始於(yu) 漢代，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明確將“學道”與(yu) “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統合而論：“葉公問孔子於(yu) 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wei) 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yun) 爾。”至晚從(cong) 宋代開始，“好學+快樂(le) ”的闡釋模式漸成共識，並且宋儒將“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視為(wei) 一個(ge) 具有內(nei) 在關(guan) 聯的整體(ti) 進行思考，以朱熹“未得”“已得”說為(wei) 代表。他說：“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le) 之而忘憂。”宋儒之論基本規定了這句話的解讀路徑。錢穆承襲朱熹指出：“此章乃孔子之自述。孔子生平，惟自言好學，而其好學之篤有如此。學有未得，憤而忘食；學有所得，樂(le) 以忘憂。”除了以“學”為(wei) 關(guan) 捩，在“未得”與(yu) “已得”的框架內(nei) 進行理解，尚有“嗜學”“樂(le) 道”之論，如劉寶楠：“‘發憤忘食’者，謂好學不厭，幾忘食也；‘樂(le) 以忘憂’者，謂樂(le) 道不憂貧也。”無論是作為(wei) “好學+快樂(le) ”的模式論之，還是在“嗜學”“樂(le) 道”的框架內(nei) 進行討論，所論皆由實向虛，由讀書(shu) 悟道，指向優(you) 入聖域的超凡境界。

宋儒對於(yu) 好學之篤與(yu) 樂(le) 以忘憂乃“純亦不已”之聖心發用的理解，以心性、義(yi) 理的體(ti) 悟為(wei) 關(guan) 鍵，構建出一種具有道德形而上學意味的闡釋理路，深化了“好學”的內(nei) 涵，呈現出獨特的思想麵向，但此模式也在獲得普遍接受的情況下，簡化了孔子的思想。與(yu) 由“好學”而優(you) 入聖域的理解模式不同，唐宋之前此模式尚不多見。鄭玄認為(wei) 孔子之憤與(yu) 樂(le) 在於(yu) “堯舜之道”與(yu) “六藝之文章”，但對於(yu) “樂(le) ”的認識，已經有“快樂(le) ”的意思了。李充指出，這是夫子“抗論儒業(ye) ，大明其誌”的體(ti) 現，但未明確“儒業(ye) ”為(wei) 何。這為(wei) 我們(men) 的討論留下了空間。

禮樂(le) 視域中“憤”與(yu) “樂(le) ”

若將葉公與(yu) 孔子的問答置於(yu) 語詞訓釋、曆史場域、孔子之誌等視野內(nei) 進行考察，會(hui) 得出不一樣的看法。

語詞訓釋是進入孔子思想世界的首要工作。人們(men) 通常將“憤”解為(wei) “發憤”，與(yu) 好學聯係在一起，彰顯一種向上的積極情緒。問題是，孔子所發之“憤”一定與(yu) 學習(xi) 有關(guan) 嗎？逐字來看，“發”本義(yi) “放箭”，《說文》：“發，射發也。”引申為(wei) 生發、產(chan) 生、抒發等義(yi) 。“憤”，《說文》：“憤，懣也。”本義(yi) 為(wei) 一種忿怒充塞、鬱積不滿的情緒。“發憤”二字連說，意義(yi) 由發憤好學一變為(wei) 孔子內(nei) 心鬱積（生發）著許多不滿情緒，誌意憤盈，以至忘記飲食。結合孔子所處曆史狀況及其所欲踐行之“儒業(ye) ”，這種理解要比好學的理解切實。若孔子生活的時代禮不崩樂(le) 不壞，周天子德配天下，諸侯各安其位，沒有紛爭(zheng) ，他也就不會(hui) 整頓魯國國政不成，又累累若喪(sang) 家犬而奔走於(yu) 列國之間，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以求天下太平。但孔子的努力在諸侯爭(zheng) 強的大勢麵前成效不大，眼見天下動蕩日劇，他自然憂憤有加寢食難安，“憤”和“憂”在孔子本為(wei) 一事，皆由現實中令人不安的境況引發。加之他時處吳楚爭(zheng) 戰前沿，一度厄於(yu) 陳、蔡之間，“絕糧七日”，時局如此，艱難如此，如何不憂不憤？意識到這一點的不乏其人。黃侃雲(yun) ：“孔子慨世道之不行，故發憤而忘於(yu) 食也。”劉逢祿認為(wei) ：“吳、楚猾夏，亂(luan) 賊接踵，所以憤也。”孔子所“憤”者在於(yu) 道之不行、禮樂(le) 不興(xing) ，故解為(wei) 憤而好學，同孔子彼時遭際與(yu) 心情不是很切合。

孔子之憂憤，源於(yu) 現實之禮崩樂(le) 壞及其誌在重建禮樂(le) 秩序而不能。現實之憂憤以及解決(jue) 憂憤的努力伴其一生，若“發憤忘食”指向的是現實困境引發的不安狀態，“樂(le) 以忘憂”則是提出解決(jue) 困境的方案，即重建禮樂(le) 秩序，使天下重歸禮治與(yu) 和諧。是故，處於(yu) 禮樂(le) 敗毀之際的孔子，學有所得自然可樂(le) ，而所學之道不得踐行，隻會(hui) 加深他的憂憤，不會(hui) 讓他更開心。那麽(me) ，“樂(le) 以忘憂”便是“禮樂(le) 使之忘憂”，隻有這樣才能理解孔子“忘憂”之所指，而這與(yu) 通常理解的開心、快樂(le) 義(yi) 迥然不同。

為(wei) 了夯實我們(men) 的論述，再來看“樂(le) ”。放到“禮樂(le) ”層麵，“樂(le) ”不僅(jin) 指樂(le) 器、樂(le) 曲，更是社會(hui) 規則和儀(yi) 範的象征，是禮製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yu) “進太廟每事問”、艱難困厄之際仍弦歌演禮不輟的孔子，其根本關(guan) 懷是建設一個(ge) 禮樂(le) 振興(xing) 、規範有序的社會(hui) ，因此禮樂(le) 是《論語》的根本性議題，其他議題皆緣此展開。《論語》中“禮”出現75次，“樂(le) ”出現48次，其中“禮樂(le) ”並用9次，其他39處“樂(le) ”大抵可分三類：一指音樂(le) ，二是作為(wei) 禮樂(le) 製度之“樂(le) ”，三是快樂(le) ，前二者可統歸於(yu) 禮樂(le) 。這樣來看，《論語》中“樂(le) ”主要指禮樂(le) 和快樂(le) ，而快樂(le) 並不是純粹的情感體(ti) 驗，多與(yu) 禮樂(le) 有關(guan) ，如“夫君子之居喪(sang) ，食旨不甘，聞樂(le) 不樂(le) ”等。所以，《論語》所言之“樂(le) ”，隻是“禮樂(le) ”一事，後世的理解弱化了“禮樂(le) ”的維度，偏於(yu) 從(cong) 情緒體(ti) 驗進行理解。對語境、禮製等因素的忽視，導致對《論語》中未明確交待是禮樂(le) 之“樂(le) ”的認識出現誤差，如以下名句中的“樂(le) ”，便是常從(cong) 愉悅、快樂(le) 情緒方麵進行理解的例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le) ，富而好禮者也。”（《論語·學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le) 。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le) 亦在其中矣。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論語·述而》）

芬格萊特認為(wei) 解讀《論語》，不可將“仁”“德”等術語心理學化，它們(men) 是孔子對大眾(zhong) 生活和世俗世界考察的體(ti) 現，都與(yu) “表示‘意誌’‘情感’和‘內(nei) 在狀態’的語言無關(guan) ”。這些術語的“心理的、主觀的用法是一種後起的產(chan) 物，受到“佛教注釋很深的心理學偏見以及譯者西方的、古希臘—基督教視野這兩(liang) 方麵的影響”。傳(chuan) 統對“樂(le) ”的認識，也存在著“心理學偏見”的影響，若超脫偏見從(cong) 禮樂(le) 視角考察孔子“樂(le) ”論，所得或更為(wei) 深刻和豐(feng) 富。

一個(ge) 例證：“飯疏食，飲水”與(yu) 喪(sang) 禮

對於(yu) “飯疏食，飲水”的理解自漢代以來高度統一，用現代漢語可表述為(wei) ：吃粗糧，喝冷水，彎著胳膊做枕頭，樂(le) 趣也在其中。事實上，這章的主旨沒有字麵上顯示的那樣簡單，可能與(yu) 禮樂(le) 有關(guan) 。孔子重禮，尤重喪(sang) 禮，喪(sang) 禮在《論語》中出現的次數最多，直接言及者十餘(yu) 處，加上未直接說的就更多了。據此，我認為(wei) “飯疏食，飲水”章說的是喪(sang) 禮，是死者親(qin) 屬居喪(sang) 時飲食居處方麵的禮儀(yi) 。如在《禮記》中，涉及喪(sang) 禮時，“飯疏飲水”是很常見的表述。

“君之喪(sang) ……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大夫之喪(sang) ，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zhong) 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期之喪(sang) ，三不食，食疏食，水飲。”（《禮記·喪(sang) 大記》）

“故父母之喪(sang) ，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sang) 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sang) 不食酰、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yu) 飲食者也……父母之喪(sang) ，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禮記·間傳(chuan) 》）

《儀(yi) 禮》中言及喪(sang) 禮時，如此表述也很常見，這表明人君以下死者，喪(sang) 葬時皆有“疏食水飲”之禮，居則“居倚廬，寢苫枕塊”，以示哀之發於(yu) 飲食、居處者也。文本的高度相似，或可證《論語》中的“飯疏食，飲水”說的是居喪(sang) 期間飲食、居處的禮儀(yi) ；“樂(le) 亦在其中矣”，意謂喪(sang) 禮蘊含在“飯疏食，飲水”的做法之中。

這種解讀的問題在於(yu) ，與(yu) 此章後半段“不義(yi) 而富且貴，於(yu) 我如浮雲(yun) ”兩(liang) 不相合。筆者認為(wei) 後半段極有可能本為(wei) 獨立一章，後人有意將二者合而為(wei) 一，如此有利於(yu) 構建一種富貴—貧賤的模式，以凸顯孔子安貧樂(le) 道的聖人形象。即便後半段言及富貴，但疏水曲肱就一定是貧賤生活的體(ti) 現嗎？貧、富的二元模式能否建立起來呢？以孔子之人格境界，無論處境如何，皆“無入而不自得”，沒有必要刻意設置富貴、貧賤的二元模式。貧、富無非一種生活形式，本無好壞，若不講禮儀(yi) 規矩，不行正道，在孔子眼裏，無論貧、富，皆不足道。所以當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表現如何時，他才會(hui) 說那樣雖然不錯，但“未若貧而樂(le) ，富而好禮者也”。孔子的標準隻有一個(ge) ：是否合乎禮樂(le) 規範。

如此論之，身居陋巷，人不堪其憂也不改其樂(le) 的顏回，事實上和他的老師步調一致，他對天下的關(guan) 懷（憂）與(yu) 對禮樂(le) 之道的尊奉不會(hui) 因處境的變化而變化，無論身處富貴，還是貧賤，他都會(hui) 心憂天下，踐行禮樂(le) 之道。也就是說，“人不堪其憂”乃是顏回本人之“憂”，憂天下混亂(luan) ，禮樂(le) 不興(xing) ；“回也不改其樂(le) ”之“樂(le) ”乃是踐行禮樂(le) 之“樂(le) ”，這就與(yu) 孔子的“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同符合契了。如此一來，“孔顏之樂(le) ”也便落到實處。在“禮樂(le) ”的視野內(nei) ，孔子之“憤”與(yu) “樂(le) ”得以更切實的呈現，其思想之張力與(yu) 現實感亦因之而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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