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轉“皇權專(zhuan) 製”論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廿七日丙寅

          耶穌2024年10月29日

1

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zhuan) 製”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zhuan) 製。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wei) 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君臣各有義(yi) 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人硬是認為(wei) ，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cong) 。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之義(yi) 。但是，如果我們(men) 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hui) 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zhuan) 製的話，經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專(zhuan) 製的深意。

2

最受人詬病的儒家話語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我看袁偉(wei) 時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cong) 字麵來看，所謂“君為(wei) 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君對臣的絕對權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cong) 。有什麽(me) 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於(yu) 漢朝儒生整理的經書(shu) 《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書(shu) 實際上已經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成分。餘(yu) 英時先生便認為(wei) ，“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於(yu) ‘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dong) 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luan) ，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綱’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為(wei) 自漢之後，“三綱”之說確實成為(wei) 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麽(me) 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yi) 》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wei) 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wei) 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wei) 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wei) 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wei) 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wei) 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為(wei) 臣綱”，並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zhong) 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裏的“綱”，並非指“權威”，而是指“模範”：君有責任成為(wei) 臣之模範。你看，經真德秀這麽(me) 一闡釋，“君為(wei) 臣綱”哪有半點為(wei) 絕對皇權張目的含義(yi) ？

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又說，“為(wei)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zhong) 星共之。”又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將“君為(wei) 臣綱”理解為(wei) “君垂範於(yu) 臣”，綱舉(ju) 而目張，也更符合孔子的本意。

事實上，如果我們(men) 去檢索文獻，就會(hui) 發現，曆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為(wei) 臣綱”時，都不是為(wei) 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cong) 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shu) 中便說：“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dang) 反側(ce) 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眾(zhong) 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zhuan) 權的立場。

3

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shu) •洪範》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men) 一般將其理解為(wei) “隻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專(zhuan) 製的意味是非常濃鬱的。

《尚書(shu) 》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chuan) 世的今文《尚書(shu) 》、古文《尚書(shu) 》均為(wei) 漢儒整理，人們(men) 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wei) 作。不過，《尚書(shu) 》一直被漢後儒家奉為(wei) 經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wei) 造，它都已經成為(wei) 儒家義(yi) 理了。關(guan) 鍵是，後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yi) 。

宋代已有士大夫對“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提出質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le) 庵語錄》上說：“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徳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過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yu) 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yu) 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cong) 眾(zhong) ，眾(zhong) 之所是，我則與(yu) 之，眾(zhong) 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zhong) 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確實是為(wei) 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應當舍己從(cong) 眾(zhong) ，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為(wei) “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讚成者，君主遵從(cong) 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威就不會(hui) 被一二權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專(zhuan) 製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麽(me) 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為(wei) 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yi) ，不但毫無專(zhuan) 製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ti) 當然不是民主政體(ti) ，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zhuan) 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於(yu) 百執事，各有職業(ye) ，不可相侵。蓋君雖以製命為(wei) 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當宋寧宗稍露出一點專(zhuan) 製的苗頭時，朱熹馬上便毫不客氣地向寧宗提出抗議：“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台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yu) 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yu) 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yu) 理，亦非為(wei) 治之體(ti) ，以啟將來之弊。”在朱熹看來，政事若任由皇帝專(zhuan) 斷，即使皇帝天縱英明，決(jue) 斷皆合事理，也不是“為(wei) 治之體(ti) ”。

如此說來，蘇軾從(cong)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ge) 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4

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為(wei) 絕對皇權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yu) 君，惡皆歸於(yu) 臣。”意思是說，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餘(yu) 英時先生認為(wei) ，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ge) 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yu) 君，惡皆歸於(yu) 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men) 不必否認漢代複興(xing) 的儒家受到法家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cong) “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ti) 係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則，涵義(yi) 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nei) 閣製的法理基礎，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隻作為(wei) 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nei) 閣，發生差錯也由內(nei) 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在的問題是，這裏麵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xie) 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wei) ，人臣未嚐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與(yu) “善皆歸於(yu) 君，惡皆歸於(yu) 臣”相近。司馬光這麽(me) 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xie) 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yu) 君主，那麽(me) ，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men) 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為(wei) ”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麽(me) 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無為(wei) 而治；具體(ti) 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yu) 君主，君主又何必親(qin) 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cong) “功名”（“善皆歸於(yu) 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wei) ”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cong) “責任”（“惡皆歸於(yu) 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qin) 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yu) “內(nei) 外事多陛下親(qin) 批”，皇帝出現專(zhuan) 權的傾(qing) 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qin) 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wei) 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為(wei) 什麽(me) 富弼反對皇帝親(qin) 批政務？因為(wei) 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wei) ”的好。

我們(men) 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cong) “君不名惡”推出“虛君製”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麽(me) 說的：“君雖以製命為(wei) 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yu) 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yan) ，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yu) 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yi) 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yu) 中書(shu) 舍人審核通過、再經宰相蓋章副署，才可以發布於(yu) 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

通過前麵敘述，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宋人心儀(yi) 的政體(ti) ，是君主統而不治，作為(wei) 道德、禮儀(yi) 的象征垂範天下（因而需要強調“君為(wei) 臣綱”），以宰相為(wei) 首的執政大臣負責具體(ti) 施政，並承擔行政責任。這樣的政體(ti) ，雖然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nei) 閣製”的雛形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5

“君為(wei) 臣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ge) 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專(zhuan) 製的觀感。但經宋人一解釋，其專(zhuan) 製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變成了強調君主責任、限製君主專(zhuan) 權的意思。而且，整個(ge) 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這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我堅持認為(wei) ，闡釋比原典更重要，原典隻是凝固的思想史，闡釋才是活的、動態的思想史。闡釋使原典不斷獲得新意義(yi) ，使原典的思想與(yu) 時俱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著生命力，就因為(wei) 它是一個(ge) 開放的思想體(ti) 係，允許質疑，允許爭(zheng) 鳴，允許闡釋，允許推陳出新。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