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恢複跪拜禮
作者：塗子沛
原載：南方都市報2012年8月21日



　　近日，北京學者秋風在曲阜跪拜孔子，引起了大眾輿論的批評和爭議。8月19日，秋風先生在其文章《我為什麽跪孔子》中對大眾的批評表示“十分驚訝”，他解釋了其跪拜的初衷、批評我們的社會缺乏寬容，還主張應該一定程度恢複跪拜禮：“對長輩、對祖宗、對聖人行跪拜禮”。


　　作為個人，秋風先生無疑擁有“跪拜孔子”的自由，我們每一個公民，即使反感，也應該尊重他這份個人權利。但具體到這一事件，也不能斷言公眾的激烈抨擊反映了我們的社會對個人自由缺乏寬容。我注意到，事件發生的背景是，秋風先生率一儒家文化修身營的數十名成員進行集體跪拜，其後照片又經該修身營的微博在互聯網上發布，得以廣泛傳播。這些事實表明，其跪拜行為已經進入到公共領域，成為了公共事件。對於任何公共事件，大眾都是可以進行批評和討論的。秋風先生迅速發表文章對其行為進行解釋、並闡述他恢複“跪拜禮”的觀點，應該說，也是一種負責任的公共對話態度。


　　但他的觀點，我卻不能苟同。


　　秋文中首先對跪拜禮的曆史淵源和演變進行了考察，但其介紹並不全麵，甚至可以說，沒有觸及到跪拜禮在儒家文化中的本質。秋文認為：“屈膝跪拜是由古代的習慣形成的。唐以前沒有現在的高桌高椅，人們席地而坐……在此基礎上行各種拜首之禮。此後出現高桌高椅，人們不再席地而坐，但仍沿用跪之禮俗，以表示特別的敬意，在最為敬重的場合行跪拜禮”。確實，這段話解釋了跪拜禮在中國古代生活中形成的曆史源由，即受限於當時的生活條件，大家席地而坐，跪拜的行為非常方便，跪拜禮由此產生。特別要指出的是，在席地而坐的時代，施禮和受禮的雙方都處於同一個高度，跪拜禮在當時不僅是一種生活習慣的自然衍生、還是一種平等的禮數，其表達的是尊重，沒有地位的高下和卑賤之分。


　　但唐以後，桌椅開始普及，人們不再席地而坐，這時候的跪拜禮，可以說已經全然變味：拜者跪於地上磕頭，受者站著、或坐於椅子、高台之上，坦然接受。這種跪拜，表達的遠遠不是尊重，而是一種懇求、崇拜和全身心的臣服。但要搞清楚的是，既然人們有桌椅可坐，生活習慣改變了，席地時代的跪拜禮為何卻沒有消失呢？這背後是有曆史原因的。唐朝之前，已經發生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事件，其後形成了兩千年的所謂正統儒學。在這場運動當中，跪拜禮成為了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綱的封建禮數中最重要的一環。這之後，跪拜禮不再是日常生活習慣的自然衍生，更不是一個平等的禮數，而是對皇帝、對上級、對恩主、對權威表達崇拜與順服的禮數，帶有濃厚的高低貴賤色彩。毫不誇張的說，在由漢朝至清朝近兩千年的曆史中，跪拜禮這種不平等的色彩在不斷加重，時至今日，說它是等級製的符號和象征，並不為過。回到秋風先生所在儒家文化修身營發布的照片，也不難發現這些元素和色彩：孔子高高在上，率隊的秋風一人跪在紅漆軟皮的木台之上，其餘人等皆直接跪在台階之下的水泥地上。我相信，公眾批評和反對的不是對孔子表達尊重和敬意，而是由於“跪拜”這種方式的文化含意以及照片中傳達的種種“不平等”的信號。


　　秋風先生又在文中談及，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即“人人在道德人格上平等”，如果真的如此，就算完全讚同孔子的理論和學說，表達尊重和敬意也有很多方式，而沒有必要選擇跪拜這種不平等的禮數。秋風先生還在文中解釋說，他們所跪拜的不是神、求的不是福報，他們是通過跪拜向“聖人”表達最高的敬意、他們追求的是“道”，這種跪拜並沒有“不平等”的含義。要是這樣，我認為更不應該提倡“下跪”。道，即真理，真理並不依附人而存在。相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也正因如此，古人才說，聖人無常師，人皆可以為師。如果以人為依托，今天你跪孔子，明天他也可以跪老子、跪孫子，試問，一個動不動就向老師磕頭下跪的社會，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多遠呢？如果我們崇拜的真的是“道”，而不是“人”，就應該有“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態度，隻向真理低頭，而不應該下跪膜拜任何一個人。


　　最後，跳出這個事件，我認為也完全沒有必要恢複“跪拜禮”。真正切實可行的禮儀，除了是發自平等的真情，還應該是公民大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最初的跪拜禮，是因為古人席地而坐，而且身著長袍，便於伏身下拜而自然產生的。現代生活，已經無處不見高桌高椅，而且大家身著窄褲，伏身相當不便。任何一種禮儀，如果不能和生活習慣保持一致、和日常服飾相匹配，就是一種人為的做作，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必然行之不遠。我相信，這也是跪拜禮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正在逐漸消失的一個主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拋開“跪拜禮”的不平等的文化意義，恢複這種古禮，也不是與時俱進的做法。


　　（首發於南方都市報8月21日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