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學記（上）

——胡瑗與(yu) 宋代湖州州學

作者：莊華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時間：西曆2022年5月28日

明《永樂(le) 大典》載湖州府城圖

1964年末1965年初，在對湖州龍溪港進行疏浚整治時，時吳興(xing) 縣橫街公社東(dong) 鬥大隊農(nong) 民蔣會(hui) 泉在安定書(shu) 院地段的河床上掘出了一對牛形青銅器。其中一件品相相對完好，體(ti) 量身長37厘米，高26厘米，寬17厘米；軀體(ti) 與(yu) 四肢飽滿圓潤；背開桃型孔，孔上覆蓋的桃型蓋缺失，腹底鏤長方形孔，孔上有蓋板，蓋板上鐫刻“皇宋湖學寶尊”六字篆書(shu) 銘文。從(cong) 其銘文可知，該件牛形銅器，應是趙宋時湖州州學所用銅犧尊，銘文中的“湖學”並非後人所指胡瑗所創“湖學”，而是湖州州學。銅犧尊綠色的鏽跡裏長滿了故事，它穿越了800年時間的隧道，雙耳斜豎、兩(liang) 眼圓睜、昂首露齒，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經曆過的故事說給我們(men) 聽，透過它，宋代湖州教育逐漸有了清晰的麵貌。

以上犧尊來自陳子鳳所撰《湖州“皇宋州學寶尊”銘青銅犧尊考》

犧尊，亦作“犧樽”。犧，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稱，純色祭祀牲畜為(wei) “犧”，形體(ti) 完整的為(wei) “牲”，犧尊，則指背上開孔以盛酒的牛形酒樽。從(cong) 湖州出土的這件銅犧尊來看，實用功能已不複存在，當為(wei) 禮器無疑。《禮記·文王世子》有記：凡學，春官釋奠於(yu) 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yu) 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大意是說，每逢開學，都要向先師行釋奠禮；春季的釋奠禮由春季的主講教師主持，夏、秋、冬三季也是這樣。凡是新建的學校，一定要對先聖先師行釋奠禮，而且祭品要比平常貴重，用束帛。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下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禮器數”，“先聖先師每座酒樽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作為(wei) 州學釋奠禮的禮器，犧尊便是其中的一種。有文獻可考，有文物可證，足見曆代君王對學校先聖先師的釋奠傳(chuan) 統延續有序。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兩(liang) 位皇帝甚至親(qin) 自赴太學對先聖先師行釋奠禮。對學校教育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紹熙州縣釋奠儀(yi) 圖》載犧尊

宋代湖州州學，因一個(ge) 人的到來而領風氣之先。北宋寶元二年（1039），尚書(shu) 祠部員外郎滕宗諒奉命守吳興(xing) 郡。這位新上任的湖州知州就是與(yu) 範仲淹同科進士，因《嶽陽樓記》中“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而被後人所知的滕子京。正如範仲淹在《嶽陽樓記》裏所描寫(xie) 的那樣，滕子京治下的巴陵郡，才一年便出現“政通人和、百廢俱興(xing) ”的氣象。滕子京的確是一位廉政愛民、重視教育、崇尚氣節的官員。剛到湖州，他就“見吏民，問疾苦，披圖牒，考風俗”，在了解了百姓疾苦與(yu) 風俗人情之後，即刻向宋仁宗進表，請求在湖州開州學。為(wei) 什麽(me) 建州學要向皇帝請示呢？因為(wei) 在宋仁宗景祐年間，建州學的審批權在中央，朝廷批準了才賜予學田和教材。學田相當於(yu) 政府出資的教育經費，學田所有權與(yu) 產(chan) 出歸州學所有，用以師生日常教學膳食開支等費用。所以州學是免收學雜費且管食宿的官辦學校。

據《嘉泰吳興(xing) 誌》繪湖州州學平麵圖。（手繪：徐樺）

寶元二年（1039）滕宗諒進表，寶元三年（1040）四月中央的批複就下來了。“夏四月，敕書(shu) 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新建的州學達到什麽(me) 樣的規模呢？“重門沉沉，廣殿耽耽……論堂、書(shu) 閣皆相次東(dong) 西序，分十八齋……學官、宿齋、庖圃、廥藏，凡屋百有二十楹”，上課的教室，教授的官署，藏書(shu) 的圖書(shu) 館，庭園，倉(cang) 庫，宿舍，食堂、浴室具備，房屋總計達一百二十間。此時請建州學，時間算早嗎？雖然範仲淹進行慶曆新政期間，直到1044年仁宗才“詔州縣皆立學”，以朝廷為(wei) 主導要求全國州縣全部奉詔修建州縣學，但是1039年這個(ge) 時間仍不算早，因為(wei) 仁宗即位初（1023），孫奭便為(wei) 兗(yan) 州州學申請學田與(yu) 學官。從(cong) 仁宗即位（1023）至慶曆四年（1044）的二十幾年間，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粗略統計，全國共建州學六十七所，而明道（1032）至景祐（1038）六年間所建也有四十五所之多。所以從(cong) 時間上來看，滕宗諒的上表並不算早，領風氣之先從(cong) 何說起呢？師資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知州滕宗諒憑借他與(yu) 範仲淹的關(guan) 係，從(cong) 蘇州州學挖來了教師胡瑗，請他主持州學學政，擔任掌學。胡瑗（993-1059），泰州如皋人，世稱安定先生，與(yu) 名儒孫複、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三人開宋代理學先河，而胡瑗的學術成就與(yu) 影響又排三人之首。

範仲淹題胡瑗像

1024年，在泰山棲真觀的胡瑗學成回家，十年間連續七次趕考，除積累了豐(feng) 富的應試經驗外一無所獲。40歲的胡瑗就此放棄了科舉(ju) 的念頭，專(zhuan) 心治學。42歲被時任蘇州知州範仲淹聘為(wei) 州學教師，從(cong) 此開始在公立學校走上教書(shu) 育人的道路。直到慶曆三年（1043）胡瑗才真正應滕宗諒的邀請來到湖州開始講學，以致“四方之士雲(yun) 集受業(ye) ”，其間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的至理名言，並創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州學法”，世稱湖學。仁宗皇祐四年（1052），60歲的胡瑗被任命為(wei) 國子監直講，掌管國家最高學府太學多年。七百年後的大清王朝，還在下令仿效他的教育方法。可以說由他之後中國的古代教育，大都籠罩在他的影響之下。

清初，在由黃宗羲編撰、全祖望續成的學術史著作《宋元學案》中，胡瑗所創“安定學案”領全書(shu) 之首，以展全書(shu) 脈絡。清代學者全祖望在卷一《安定學案》中稱胡瑗是開宋世學術之先的人物：“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wei) 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wei) 然……安定似較泰山為(wei) 更醇。”現代人常說教師的教學水平與(yu) 成果由學生的成就來檢驗。《安定學案》中是這樣記載的：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常十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wei) 先生弟子也。胡瑗所教學生中最為(wei) 後人知名的就有宋代理學奠基人程頤。

在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與(yu) 胡瑗學生劉彝的一次召對中，劉彝很清晰的闡述了胡瑗的教學理念：“聖人之道，有體(ti) 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yi) 禮樂(le) 曆世不可變者，其體(ti) 也；詩、書(shu) 、史、傳(chuan) 、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ju)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yu) 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ti) 用為(wei) 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由病其失，遂以明體(ti) 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yu) 年，專(zhuan) 切學校，始於(yu) 蘇、湖，終於(yu) 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yu) 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ti) 用以為(wei) 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

上麵這段話，劉彝解釋了什麽(me) 是體(ti) 、什麽(me) 是文、什麽(me) 是用。人倫(lun) 綱常、仁義(yi) 禮樂(le) 為(wei) 體(ti) ，體(ti) 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各種儒家經義(yi) 中。掌握了儒家經義(yi) 的思想，結合當下國家麵臨(lin) 的現實問題進行治理，是以為(wei) 用。但是當時國家科舉(ju) 取士，卻更注重詩賦文章的聲律與(yu) 浮華的辭藻，不看重士子的人品道德與(yu) 治理國家造福百姓的實際才能，比如民政、軍(jun) 事、水利等，可謂舍本逐末，脫離實際。胡瑗覺察到了這個(ge) 問題。

劉彝對答完神宗又問，那他的門人現在在朝為(wei) 官的都有誰呢？劉彝回答說，有錢澡（副部級）、孫覺（副廳級）、範純仁（副國級）、錢公輔（正部級）等，這些人或治學精深淵博，或為(wei) 人醇厚清明，或為(wei) 官清廉敢言，這些陛下都是知道的。“其在外，明體(ti) 達用之學教於(yu) 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yu) 政事文學粗出於(yu) 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朝廷以外，授先生明體(ti) 達用之學的教育者，且比一般學子更優(you) 秀的人數更是眾(zhong) 多，數不勝數，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神宗聽了很高興(xing) ，有這樣傑出的教育家，為(wei) 國家培養(yang) 出了這麽(me) 多棟梁之材，當然是本朝幸事。

胡瑗“明體(ti) 達用”教育理念的形成，與(yu) 其個(ge) 人經曆是分不開的。胡瑗出身於(yu) 小官吏家庭，父親(qin) 胡訥博學能文，宰相呂夷簡欣賞他的才能，推薦他修撰國史。年幼的胡瑗從(cong) 小耳濡目染，“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yu) 孫明複、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寐，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shu) ，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複展，恐擾心也”。以這樣的天資與(yu) 學習(xi) 態度鑽研經學，很難不出成果，後著有《易書(shu) 》《中庸義(yi) 》《周易口義(yi) 》《洪範口義(yi) 》《春秋要義(yi) 》等書(shu) 。

年輕的胡瑗除了致力於(yu) 研究儒家經學，還對音律有極高的興(xing) 趣與(yu) 實踐。仁宗景祐二年四月（1035），胡瑗受範仲淹的舉(ju) 薦，應召赴京更定雅樂(le) 。胡瑗以一介布衣麵君召對卻不失禮法，仁宗讚他進退周旋皆合古禮。皇祐年間，胡瑗又第二次應召入宮，與(yu) 阮逸共同主持修訂鍾磬製度。一直到皇祐五年九月（1053）雅樂(le) 定稿，胡瑗又將他的實踐成果轉化為(wei) 理論著述，與(yu) 阮逸合編成《皇祐新樂(le) 圖記》三卷，仁宗賜他緋衣銀魚袋，相比於(yu) 品銜官職，這更是一種榮譽。

《武學規矩》一卷是胡瑗在軍(jun) 事武備方麵的論著。很難想象，一介儒學大家竟然在軍(jun) 事方麵還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康定元年（1040），範仲淹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史防禦西夏。七月，他任命剛到湖州的胡瑗為(wei) 丹州軍(jun) 事推官。在邊境，胡瑗常與(yu) 少數民族首領、下級軍(jun) 官和兵士、仆人交談，了解邊防情況和各種意見，供安撫司決(jue) 策時參考。他改革軍(jun) 事製度；改善武器裝備；開墾荒地為(wei) 營田，保證部隊的供給；還招募強悍的本地人參軍(jun) ，發錢讓他們(men) 購買(mai) 駿馬，逐漸取代從(cong) 東(dong) 南地區長途跋涉而來的懦弱士兵。這些做法都很有價(jia) 值且提高了軍(jun) 隊的戰鬥力。武將們(men) 沒想到隻會(hui) 讀聖賢書(shu) 的一介儒生工作能力這麽(me) 強，都十分佩服。一段時間後，胡瑗調任密州觀察推官，因父親(qin) 去世離任守喪(sang) 。三年守喪(sang) 期滿，胡瑗又任保寧軍(jun) 節度推官，重新回到湖州任州學教授。因為(wei) 這一段戍邊經曆，胡瑗任國子監直講後，一次向仁宗上書(shu) ，“……臣曾任邊陲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梅）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隻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yi) 之道，講《孫吳》，使知製勝禦敵之術，於(yu) 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xi) 之，則一二十年間必有成效。”可惜的是因為(wei) 慶曆改革失敗，仁宗轉向保守，並沒有采納胡瑗的建議。

在對人才的供需關(guan) 係上，胡瑗已經發現了其中的矛盾。國家更需要能治理一方的人才，而科舉(ju) 取士大多是隻懂詩賦文章、沒有實踐經驗的儒生。湖州學法不是胡瑗憑空創造，而是他了解社會(hui) 、關(guan) 心時政，積極實踐，在諳熟了儒家經義(yi) 的基礎上思想的一次提升。胡瑗在湖州州學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開始他的教育實踐，是水到渠成。曆史選擇了他，他選擇了湖州。

胡瑗在州學分設經義(yi) 齋和治事齋，成為(wei) 高等學校分係分科的開端。經義(yi) 齋主要學習(xi) 儒家經術，使用的經學教材由朝廷在建學時與(yu) 學田一並賜予，主要有《詩》、《書(shu) 》、《易》、《春秋》、《左傳(chuan) 》、《榖梁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禮記》、《周禮》、孔穎達《五經正義(yi) 》、徐彥《公羊傳(chuan) 疏》、楊士勳《榖梁傳(chuan) 疏》、賈公彥《周禮注疏》、《禮儀(yi) 注疏》。治事齋主要學習(xi) 民政、軍(jun) 事、水利、天算（曆法與(yu) 算術）等學科。用現代教學體(ti) 係去理解，經義(yi) 齋所學是必修課，而治事齋所學科目是根據個(ge) 人特長開展的主修與(yu) 選修。民政、軍(jun) 事、水利、算術都是直接應用於(yu) 實踐的科目。在中國古代，技藝性工作一直被認為(wei) 是低人一等的。儒家經典《禮記·王製》中說：“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禦、醫、卜及工……不與(yu) 士齒。”在宋代，不但算術、水利等科目被人看不起，從(cong) 事科技和藝術工作的官員（技術官）身份也很低微，而且重文輕武蔚然成風，武將地位遠不及文官。在這種曆史背景下，胡瑗能從(cong) 社會(hui) 實際出發，為(wei) 最高統治者培養(yang) 高素質管理人才，雖然範仲淹的慶曆新政草草收場，但是作為(wei) 慶曆新政中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胡瑗的“湖州學法”卻被仁宗看重，慶曆四年（1044）建太學時，“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wei) 太學法，至今為(wei) 著令”，“湖州學法”在太學得以實踐。

各種曆史線索為(wei) 我們(men) 描繪的胡瑗，是一個(ge) 既嚴(yan) 謹而又活潑的人。這些個(ge) 性都體(ti) 現在他的教學方法上。胡瑗在湖州時，慕名前來從(cong) 學的州學學生，在籍的與(yu) 旁聽的，常有數百人（彼時太學的人數尚不足二百人），胡瑗並不分別對待，他“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

首先，胡瑗非常注重行為(wei) 規範的培養(yang) ，並且能言傳(chuan) 身教。“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yan) 師弟子之禮”，即使盛夏時節，胡瑗依然規範穿著端坐課堂，決(jue) 不懈怠。士子徐積初次見到胡瑗時，頭稍微有點歪。胡瑗嚴(yan) 厲地說：“頭擺正！”徐積猛然覺得自己形容有失，連連自省，不但頭容要直，內(nei) 心也要正直。在這樣的要求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雅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人們(men) 一看這些士子的容貌風度，便知道他們(men) 是胡瑗的學生。

其次，胡瑗執教下的湖州州學，有著科學的培養(yang) 體(ti) 係。州學學習(xi) 作息規定：上午講解經義(yi) ，下午講解曆史，晚上講解子集。課後胡瑗還常常與(yu) 學生互動，先讓學生講自己的學習(xi) 體(ti) 會(hui) ，針對疑惑幫助他們(men) 判明是非，有時胡瑗先自己提出問題留給學生思考回答，再根據當時的時政給出自己的分析解答。除了書(shu) 麵學習(xi) 任務，胡瑗還在湖州州學內(nei) 設立了射圃和樂(le) 齋，讓學生練習(xi) 射箭和音樂(le) ，指導他們(men) 鍛煉、休息、娛樂(le) ，從(cong) 德智體(ti) 美多方麵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培養(yang) 。每次考試結束，就與(yu) 學生一起聚集在首善堂奏樂(le) 唱歌，唱和之聲一直傳(chuan) 到校外，到二更才結束，然後由各個(ge) 齋室的學生自主安排娛樂(le) 活動。

第三，胡瑗鼓勵學生多實踐，開闊眼界，樹立積極的人生觀世界觀。他說為(wei) 學之人如果隻局限在一個(ge) 地方則容易狹隘，應當走出去遊曆四方，了解世間百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充實自己，這樣才更有助於(yu) 學習(xi) ，學習(xi) 才會(hui) 進步。一個(ge) 人埋頭死讀書(shu) 往往是讀不好書(shu) 的，隻有不斷豐(feng) 富自己的知識儲(chu) 備，思維活動才能在更廣闊的領域裏有所啟發，從(cong) 而得出有創造性的見解。胡瑗曾率領湖州的學生遊覽關(guan) 中，登高遠眺，看到黃河洶湧，華山險峻，一望千裏。從(cong) 南方走出去的學生對北方的壯觀景色感慨不已。

我們(men) 可以想象，經義(yi) 齋的學生在立教堂學習(xi) 經義(yi) ，書(shu) 聲琅琅，射圃裏有學生正在練習(xi) 軍(jun) 事技能，樂(le) 齋裏傳(chuan) 出陣陣雅樂(le) ，藏書(shu) 閣上還有人埋頭於(yu) 古籍文獻，廚房裏為(wei) 師生準備的膳食已飄出香味，不時老師還會(hui) 帶著學生遠遊實踐。有這樣的老師和校園氛圍，哪個(ge) 學子能不心向往之呢？所以在湖州州學學習(xi) 的除了本籍學子，還有外地慕名而來的好學者來旁聽。因為(wei) 按慶曆五年（1045）的規定，有官學的州縣隻許本土學子聽習(xi) ，在外遊學的會(hui) 被勒返戶口所在地。當胡瑗在湖州執教時，見於(yu) 文獻記載的本地學生有劉彝、朱臨(lin) 、盧秉、莫君陳，還有旁聽生揚州人潘及甫、邵武人莫表深、仙遊人陳高等。據《安定學案》統計，從(cong) 學於(yu) 胡瑗的學子遍布天下，但留有記錄的隻有三十四人。這些人中，有一代理學大師程頤，有善於(yu) 治水的劉彝，通經學的顧臨(lin) ，長於(yu) 管理的孫覺，善於(yu) 治邊的滕元發，善於(yu) 外交的安燾，精通醫學的陳高。尤其是莫君陳，嘉祐年間中進士科，放棄做官的前途，熙寧中，又中大法科頭名。宋代吳興(xing) 莫氏的輝煌自莫君陳起，因其治家嚴(yan) 謹，莫氏連續五代高中進士榜，實屬難得。

回顧下胡瑗人生的前兩(liang) 個(ge) 轉折點，第一個(ge) 是42歲時被範仲淹聘為(wei) 蘇州州學教師，第二個(ge) 轉折點是48歲時跟隨範仲淹在邊疆防禦西夏。仁宗皇祐四年（1052），60歲的胡瑗迎來了他的人生第三個(ge) 轉折點。經過範仲淹的反複推薦，胡瑗被任命為(wei) 國子監直講，專(zhuan) 門掌管太學的教育。仁宗慶曆四年（1044）之前，宋朝最高教育機構國子監，隻接受七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在太學聽講，而八品及以下官員子孫與(yu) 庶民則在四門學聽習(xi) 。範仲淹實行慶曆新政，教育改革作為(wei) 其中一部分，為(wei) 了能讓更多的士子接受國家的高等教育，慶曆四年（1044）四月，朝廷決(jue) 定將太學從(cong) 國子監剝離出來，升格為(wei) 獨立的學校。

胡瑗自己曾是一介布衣，一位七次落榜的生員現在要去管理太學，並給學子上課，不經曆一些挫折顯然是不可能的。起初，對於(yu) 初來乍到的胡瑗，太學生們(men) 並不信服。於(yu) 是胡瑗請來了他的兩(liang) 名已經入仕為(wei) 官的學生盛僑(qiao) 和顧臨(lin) 來幫他協同管理，並請孫覺來給學子們(men) 講說《孟子》，局麵這才稍有好轉。一天，胡瑗坐堂給學生們(men) 講解《周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眾(zhong) 方大服”。在胡瑗到太學之前，太學的招生多年都不能滿額，仁宗皇祐三年（1051）還一度將生員定額從(cong) 二百減到一百。胡瑗到來之後，士人從(cong) 四麵八方趕來聽課，致使太學都無法容納，不得不占用旁邊的步軍(jun) 官署用以擴大校舍。胡瑗授課時，聽講的除了太學生，還經常有大批的校外士子，最多時一次多達千餘(yu) 人，盛況空前。到仁宗嘉祐元年（1056），太學有在籍學生三四百人，比四年前胡瑗沒來時增加了兩(liang) 三倍，可見胡瑗的教學法對士子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清《帝鑒圖說》彩繪本《天章詔見》。該圖講述宋仁宗在皇家圖書(shu) 館天章閣召見大臣，谘詢時政闕失，請眾(zhong) 臣暢所欲言。（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

還是這一年，胡瑗又被任命為(wei) 天章閣侍講，專(zhuan) 為(wei) 皇帝講授經史，但是歐陽修建議，胡瑗最好還是能繼續兼管太學，不然由於(yu) 失去一位優(you) 秀的教師，太學的學生可能會(hui) 流失。為(wei) 了能繼續保持太學良好的學習(xi) 局麵，仁宗答應了這個(ge) 請求。

湖州道場山胡瑗墓

仁宗嘉祐三年（1058），胡瑗經仁宗皇帝欽準，領太常博士銜赴杭州長子胡誌康任所療養(yang) 離京。“東(dong) 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yu) 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dong) 門，執弟子禮，路人皆歎以為(wei) 榮”。仁宗嘉祐四年（1059），胡瑗病逝，諡號“文昭”，葬於(yu) 湖州何山。一代教育大家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是他的教育理念並未因他的離去而消散，相反，他的一眾(zhong) 詵詵子弟都在延續他的理念和經學思想。湖州州學雖幾易教授，但由胡瑗始形成的學風一以貫之。1072年，胡瑗弟子孫覺知湖州，上疏請建先師安定書(shu) 院，神宗下詔有司建祠並春秋致祭同孔廟，按《宋元學案》神宗題讚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於(yu) 諸峰，法嚴(yan) 而信，如四時迭運於(yu) 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裏而翕從(cong) ，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wan) 言而納忠。經易治事，以適士用。禮義(yi) 定樂(le) ，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為(wei) 後世之欽崇！”祠建於(yu) 州學偏右，有祠堂三間，繪塑胡瑗像，前廳為(wei) 明善堂，東(dong) 西有經義(yi) 、治事二齋。胡瑗“明體(ti) 達用”的教育思想在湖州一直延續到今天，現在的湖州師範學院也以此作為(wei) 校訓。

前文所述，因胡瑗的到來，湖州州學領風氣之先，這是其一。其二，就是張方平在《湖州新建州學記》中記載的“設附立小學於(yu) 東(dong) 南隅”，建州學的同時附立小學，這是最早見於(yu) 曆史記載的官辦小學記錄。而官方規定州縣必須設立小學一直要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八月蔡京上言“州縣學並置小學，十歲以上皆聽入學”以後，湖州官辦小學的設立比官方整整早了63年。雖然蔡京在曆史上一直被賦予奸臣的定位，但是他和徽宗在北宋中後期製定的一係列教育政策，對宋代乃至今後中國教育的發展更多的還是具有積極作用。蔡京也不曾想到，徽宗崇寧元年（1102）他建議廢科舉(ju) 取士，推三舍升補法，讓湖州歸安的一位賈姓小學子從(cong) 此走上了一條近乎現代的高考登科之路，一舉(ju) 成為(wei) 國家高級公務員。這條路怎麽(me) 走，有多難呢，他會(hui) 碰到哪些人物，遇到什麽(me) 問題，我們(men) 下篇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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