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學者論研治《禮記》之方法

作者：楊阿敏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初七日丙午

          耶穌2024年10月9日

《禮記》是西漢戴聖所編選的一部書(shu) ，取材廣泛，來源不一，全書(shu) 編次錯雜，並無完整嚴(yan) 密的體(ti) 係。初學讀之，未免茫無頭緒。因此，有必要了解《禮記》的性質。對此問題，民國時期的學者認識基本一致。劉鹹炘《治記緒論》認為(wei) 《禮記》“乃孔門徒裔積世相傳(chuan) ，述錄師說之書(shu) 。先師後師，遞有增益，不出一手，為(wei) 體(ti) 不純，故其稱為(wei) 《記》百三十一篇。以近時語質言之，謂之儒家叢(cong) 書(shu) 則明白矣”。梁啟超亦以為(wei) “《禮記》為(wei) 儒家者流一大叢(cong) 書(shu) ，內(nei) 容所函頗複雜”（《禮記內(nei) 容之分析》）。呂思勉則指出了《禮記》內(nei) 容之來源：“然則所謂《禮記》者，其初蓋禮家裒集經傳(chuan) 以外之書(shu) 之稱，其後則凡諸經之傳(chuan) ，及儒家諸子，為(wei) 禮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舉(ju) 蒙記之名矣。”（《經子解題》）

一 分類研讀法

《禮記》取材既雜，曆來研讀《禮記》者，多加以分類。《禮記》諸篇之分類，自劉向《別錄》首肇其端，今孔疏篇目猶備載之。一種是隻就《禮記》進行分類，一種是綜合三禮或它書(shu) 進行分類。“劉向分為(wei) 製度、通論、明堂陰陽、世子法、子法、喪(sang) 服、祭祀、吉禮、吉事等類。吳澄撰《禮記纂言》，於(yu) 《大學》《中庸》及遺經與(yu) 釋經之記而外，分為(wei) 通禮、喪(sang) 禮、祭禮、通論等類。任啟運撰《禮記章句》，分為(wei) 統宗、明倫(lun) 、敬身、立政、五禮、論禮、論樂(le) 、通論等類。此皆專(zhuan) 就本記分類者也。他如朱子之《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以《儀(yi) 禮》為(wei) 主，劉宗周之以《禮記》合《家語》《四書(shu) 》，皆非條理《禮記》之正法。”（李源澄《小戴禮記補注敘錄》）

劉鹹炘在《治記緒論》中詳細討論了自劉向以來對《禮記》篇章進行分類的諸家之得失，他認為(wei) “既知其體(ti) 例為(wei) 叢(cong) 書(shu) ，則篇章當理”，在上述按篇分類之外，進一步討論了打破《禮記》原有篇章，以類相從(cong) 的做法，他稱之為(wei) “理章”。關(guan) 於(yu) 理篇與(yu) 理章之優(you) 劣得失，劉鹹炘指出：“理者，為(wei) 之次第也。理篇者始於(yu) 劉向，理章者始於(yu) 孫炎。專(zhuan) 理篇，無割裂之失，而不免疏略。篇中之混雜，不能皆清。兼理章，有明晰之效，而不免繁碎，一篇之大體(ti) ，反有所害。理章之本，誠便於(yu) 學者之檢閱，然記篇之零條湊集者，或常用意為(wei) 之貫穿，可發微義(yi) 。欲加裁整，難精而易失。且零條湊集，當移正者固自無多。如《坊》《表》諸篇，不理亦可。故昔人之理篇者，多於(yu) 理章，亦較善於(yu) 理章。”

前人是如何理章的？《治記緒論》論述道：“曹魏時孫炎注《禮記》三十卷，始改舊本，以類相比。見唐張說《駁類禮議》，其篇次已不可考。觀其卷數不同，殆有分並。後馬伷、葉遵逮有刪修，見元行衝(chong) 《釋疑》。《釋疑》雲(yun) 馬伷增革，向逾百篇，則已裁破舊篇，非如劉氏之僅(jin) 以篇分類矣。唐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為(wei) 《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cong) ，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cong) 之。書(shu) 成藏秘府。至玄宗時，命元行衝(chong) 集學者撰《義(yi) 疏》五十五卷，將列學官。張說駁奏，謂與(yu) 先儒第乘章句隔絕，未可行用，遂罷。行衝(chong) 恚而作《釋疑》一篇，其篇次亦不可考矣。”清代沈元滄撰《禮記類編》三十卷亦屬理章之作：“是書(shu) 取《禮記》四十七篇分類排纂，先五典，次五禮，而冠以通論、廣論。通論兼禮、樂(le) 。廣論分敬、仁、行、學、治、政六條目。末附諸禮儀(yi) 節。”（《四庫全書(shu) 總目》）

對於(yu) 前人理篇與(yu) 理章的成果，劉鹹炘以為(wei) 皆有不足之處，遂以己意重新分類。一種分類是以大戴三十九篇、小戴四十九篇，除重二篇，加《孝經》一篇為(wei) 基礎，另外一種是就《禮記》重新分為(wei) 五類，具體(ti) 方案見《治記緒論》。錢基博撰《禮記約纂》則選取了十八篇加以分類，其序雲(yun) ：“得所謂通論者三，曰《禮運》《禮器》《中庸》；論學者二，曰《學記》《大學》；原樂(le) 者一，曰《樂(le) 記》；記製度者三，曰《曲禮》《內(nei) 則》《王製》；記賓嘉禮者四，曰《昏義(yi) 》《鄉(xiang) 飲酒義(yi) 》《射義(yi) 》《投壺》；記喪(sang) 禮者三，曰《檀弓》《問喪(sang) 》《三年問》；記祭禮者二，《祭法》《祭義(yi) 》，都十八篇，而以其雜出漢儒所記，一篇之中，錯雜不倫(lun) ，不得不節取為(wei) 教，非敢上擬尼父之刪訂，以蹈戾於(yu) 僭聖也。”梁啟超也提出研究《禮記》當運用分類纂鈔的辦法：“當知《禮記》是一部亂(luan) 雜的叢(cong) 書(shu) ，欲理清眉目，最好是分類纂鈔，比較研究，略如唐魏征《類禮》、元吳澄《禮記纂言》、清江永《禮書(shu) 綱目》之例。”（《讀禮記法》）蔡介民在《研究禮記之方法》一文中提出的分類法則突破了傳(chuan) 統的藩籬，依照杜威十進分類法進行，他提出可以分成如下十個(ge) 方麵，不過沒有列出具體(ti) 內(nei) 容：

（一）總部：禮之總論。

（二）哲學：論孝、鬼神、宇宙等。（三）宗教：論禮俗等。

（四）社會(hui) 科學：論政令、製度等。（五）語言文字學：名稱、方言、諺語等。

（六）自然科：天文、月令等。

（七）應用科學：論器物、飲食、庖治法等。

（八）藝術：論美術、音樂(le) 等。

（九）文學：《檀弓》《儒行》《禮運》等篇文章。

（十）史地：論地理、史事、社會(hui) 現象等。

蔡介民的分類方法雖新，不過也可視為(wei) 理章之法。主流意見是讚同分類的，其間也有反對的聲音。李源澄《小戴禮記補注敘錄》雲(yun) ：“惟專(zhuan) 就本記分類，亦何容易。以《禮記》原非整齊劃一之書(shu) ，不惟合數篇為(wei) 一類不盡相宜。即一篇之中，亦往往有非一義(yi) 可包者，不如不分。使學者讀其書(shu) 而自得之之為(wei) 愈也。”認為(wei) 理篇與(yu) 理章都無法做到盡善盡美，沒有必要去分。以上所述，主要是從(cong) 研究《禮記》的層麵著眼，若為(wei) 普通閱讀計，則分類還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惟其書(shu) 繁重且幹燥無味者過半，勢不能以全讀。”李源澄所批評的分類之弊可以暫時忽略。梁啟超從(cong) “以常識或修養(yang) 應用為(wei) 目的而讀《禮記》者”的需求出發，對《禮記》各篇加以分類：

第一等，《大學》《中庸》《學記》《樂(le) 記》《禮運》《王製》；

第二等，《經解》《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傳(chuan) 》《禮器》之一部分、《祭義(yi) 》之一部分；

第三等，《曲禮》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

第四等，其他。

他還提示了閱讀的輕重次序：“吾願學者於(yu) 第一等諸篇精讀，第二、三等摘讀，第四等或竟不讀可也。”大圓《讀禮記法》一文也是從(cong) 一般閱讀出發，提出分二類鈔讀的辦法，一是全錄：“如《禮運》《禮器》《學記》《樂(le) 記》《祭義(yi) 》《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三年問》《儒行》《大學》《冠義(yi) 》《昏義(yi) 》《鄉(xiang) 飲酒義(yi) 》《射義(yi) 》《燕義(yi) 》《聘義(yi) 》《喪(sang) 服四製》，此二十四者，或研核一理，或研核眾(zhong) 義(yi) ，文章整齊，略可全讀。”二是摘錄：“就其餘(yu) 二十五篇中，分五類摘鈔：一格言，二論說，三正名，四行儀(yi) ，五製度。”結合了理篇與(yu) 理章之法。

梁啟超與(yu) 大圓都列出了《禮記》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閱讀這些完整的篇章時，有一個(ge) 重要的方法不可忽視，那就是分章法。二人列舉(ju) 的《大學》《中庸》朱子曾作章句，《大學章句》將全文分為(wei) 經一章，傳(chuan) 十章：“凡傳(chuan) 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wei) 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中庸章句》分全文為(wei) 三十三章。明代黃道周《儒行集傳(chuan) 》分為(wei) 十七章。清代薑兆錫撰《禮記章義(yi) 》十卷，“是書(shu) 大意，謂禮記由漢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說者往往誤斷誤連。當分章以明其義(yi) ，故曰章義(yi) ”（《四庫全書(shu) 總目》）。分章可使全篇綱舉(ju) 目張，眉目清晰，便於(yu) 把握。因此，這一做法也得到民國學者的繼承。方竑《讀祭義(yi) 》認為(wei) “本篇辭文繁富，義(yi) 理淵邃，細讀之條理脈絡，秩然可尋”，將全篇分為(wei) 十二節。唐文治則發表了《禮記祭義(yi) 篇分章法》，分《祭義(yi) 》為(wei) 十四章，文章列出了各章起止，並概述了各章大義(yi) 。

二 義(yi) 理、考據、詞章

《四庫全書(shu) 總目》論治《禮記》之法時，提出“禮製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的原則。而清代學者治《禮記》，多從(cong) 事考據工作，罕言義(yi) 理。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雲(yun) ：“當乾隆中葉，海內(nei) 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誌，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yi) 理之說，以為(wei) 不足複存，其為(wei) 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眾(zhong) 議，以為(wei) 義(yi) 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yi) 理為(wei) 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在漢學的環境中，以文學的視角研治《禮記》，更不被視為(wei) 治經之正途。今日研究《禮記》固不必存此偏見，義(yi) 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以下分而述之。

李源澄《小戴禮記補注敘錄》：“清代經學昌明，新疏輩出。惟《禮記》一書(shu) ，說經之家，罕能致力。蓋清儒所持，訓詁為(wei) 優(you) ，《詩》《書(shu) 》《儀(yi) 禮》《周官》，為(wei) 其所善。若《公》《穀》專(zhuan) 明條例，《禮記》多言義(yi) 理，則其術窮也。”指出考證之學在研究《禮記》上的缺陷。清儒以為(wei) 必由考據方能發明經義(yi)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考據的結果並不一定指向明禮之義(yi) 。《禮記》多言義(yi) 理，也是民國時期眾(zhong) 多學者的共識。劉鹹炘認為(wei) 《禮記》為(wei) 儒門大義(yi) 之總，孔子以後，漢武以前，儒家大義(yi) 總匯於(yu) 此。因此，研究《禮記》當以義(yi) 理為(wei) 主。

呂思勉論治《禮記》之法亦注重明其義(yi) ：“禮源於(yu) 俗，不求變俗，隨時而異，隨地而殊；欲舉(ju) 天下所行之禮，概行製定，非唯勢有不能，抑亦事可不必。故治禮所貴，全在能明其義(yi) 。能明其義(yi) ，則禮之所無，可以義(yi) 起，原不必盡備其篇章。……禮之節文，不可行於(yu) 後世，而其原理則今古皆同。後世言禮之說，所以迂闊難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紛擾者，即以拘泥節文故。故今日治禮，當以言義(yi) 理者為(wei) 正宗；而其言節文者，則轉視為(wei) 注腳，為(wei) 欲明其義(yi) ，乃考其事耳。”（《經子解題》）禮書(shu) 所載禮製在古代已不能完全通行實踐，何況今日，所以固執先秦禮製實無必要，隻要能探求禮之真精神，則可結合時代需求製定出更符合現代社會(hui) 的禮節。

“漢儒說禮，考禮之製。宋儒說禮，明禮之義(yi) 。而亦未敢盡略其製。蓋名物度數，不可以空談測也。”《四庫全書(shu) 總目》區分漢儒與(yu) 宋儒研究禮學的差異，強調的重心還是在於(yu) 漢儒的考證之法。以考據之法治《禮記》，一定程度上可視為(wei) 以經作史讀。通過考據，可以明了當時的社會(hui) 情形：“禮源於(yu) 俗，故讀古禮，最可考見當時社會(hui) 情形。《禮經》十七篇，皆天下之達禮，尤為(wei) 可貴。如冠、昏、喪(sang) 、祭之禮，可考親(qin) 族關(guan) 係、宗教信仰；射、鄉(xiang) 、朝、聘之禮，可考政治製度，外交情形是也。而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尤為(wei) 切於(yu) 民生日用之事。後世史家，記載亦罕，在古代則以與(yu) 《禮經》相關(guan) 故，鉤考者眾(zhong) ，事轉易明。尤治史學者所宜究心矣。”（呂思勉《經子解題》）不過，《禮記》文本是否真實記錄了曆史狀況也值得注意，這直接關(guan) 係到考據的成果是否可靠。龔向農(nong) 《禮記鄭氏義(yi) 疏敘例》認為(wei) 《禮記》所述事實等於(yu) 寓言，不同於(yu) 史書(shu) 的實錄：

五經傳(chuan) 記及諸子書(shu) ，凡述事實，等於(yu) 寓言，藉以證禮製，明義(yi) 理而已，非若作史者人皆有據，事必征實也。周秦古籍，無慮皆然，漢儒著書(shu) ，尚沿此例。若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chuan) 》諸書(shu) ，年月抵牾，姓名錯互，劉子玄氏屢肆詆嗬。不知子政所敘，列在儒家，本非紀事之史。又先秦以往，尚無專(zhuan) 史，學者傳(chuan) 述古事，各記所聞，自多歧出，誌古久遠，考信末由。況古人敘事成文，非簿領賬籍，詳則累言而不繁，略則一字而非簡，毀譽極情，而或過其實，抑揚任意，而故甚其詞，此雖良史紀事容亦有之（《史記》《漢書(shu) 》尚多此類），必銖寸以求合，反為(wei) 古人所笑。《記》中述事，蓋多此類。《檀弓》一篇尤後儒所疑怪，拘考證者，則辯其事不實；說義(yi) 理者，又病其詞之不醇，皆未知古人著述之體(ti) 、文章之法者也。

這是從(cong) 事考據者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梁啟超在《禮記之價(jia) 值》中也提醒研究者，《禮記》中的虞夏商周製度，大率皆儒家推測之辭，不可輕易認為(wei) 曆史事實。當然其中也有真實存在的成分。各篇所記“子曰”也不必盡認為(wei) 孔子之言。

現存從(cong) 詞章角度解讀《禮記》的著作，較早的為(wei) 舊本題宋謝枋得撰《批點檀弓》二卷：“書(shu) 中圈點甚密，而評則但標章法、句法等字。似孫礦等評書(shu) 之法，不類宋人體(ti) 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軌範》，依托為(wei) 之。”（《四庫全書(shu) 總目》）《檀弓》篇在明清兩(liang) 代，“坊選古文多錄之，以為(wei) 有資於(yu) 八比”（《四庫全書(shu) 總目》）。清代孫濩孫《檀弓論文》二卷：“是書(shu) 專(zhuan) 論檀弓之文，故圈點旁批，以櫛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複綴以總評，亦附注其文義(yi) 。其凡例謂《檀弓》有益舉(ju) 業(ye) ，凡製義(yi) 中大小題格局法律無一不備。是為(wei) 時文而設，非詁經之書(shu) 也。”（《四庫全書(shu) 總目》）陳壽祺認為(wei) 五經之中，《周易》《尚書(shu) 》《詩經》的文字均不可學，隻有《左傳(chuan) 》《禮記》適宜詞章之學。而人徒知左氏為(wei) 文章鼻祖，不知《禮記》文章之美：“其旨遠，其辭文；其聲和以平，其氣淳以固。其言禮樂(le) 喪(sang) 祭也，使人孝弟之性油然而生，哀樂(le) 之感浡然而不能自已，則文辭之精也。學者沈浸於(yu) 是，苟得其一端，則抒而為(wei) 文，必無枝多遊屈之弊。蓋《禮記》多孔子及七十子之遺言，故粹美如是。某嚐勸人熟讀《禮記》而翫索其意味以此。”

呂思勉在《論讀經之法》中指出讀經之法有數種，其中之一為(wei) “因欲研究文學，而從(cong) 事於(yu) 讀經者”。他還論述了文學與(yu) 經書(shu) 之間的關(guan) 係：“蓋文學必資言語，而言語今古相承，不知古語，即不知後世言語之根源。故不知最古之書(shu) 者，於(yu) 後人文字，亦必不能真解。經固吾國最古之書(shu) 也。但文學之為(wei) 物，不重在死法，而貴能領略其美。”對世人隻知《左傳(chuan) 》富有文學色彩而忽視《禮記》表示批評，高度肯定了《禮記》的文學成就。

錢基博本以集部之學名聞天下，其研究《禮記》也不忘闡發《禮記》之文學成就，《禮記約纂敘》雲(yun) ：

“博文質無底，然治此書(shu) ，於(yu) 文字不敢不致齗齗，其大端有三：一曰選字造句之妙；二曰關(guan) 鍵筋節之法；三曰謀篇命意之要。而圈點則取裁桐城姚鼐本者為(wei) 多，以其於(yu) 字文精微有深契處也。”這完全是文學家欣賞《禮記》的方法。

三 互證法

在分類以及從(cong) 義(yi) 理、考據、詞章的角度去研究《禮記》之外，民國學者在研究《禮記》時所用的互證法，也值得學習(xi) 借鑒。所謂互證，可以從(cong) 兩(liang) 個(ge) 層麵理解：

一是文獻互證法，運用不同典籍中與(yu) 《禮記》記載相同或相似的篇章進行互證。如李源澄《讀明堂位校記》一文：“惟此篇自‘七年，致政成王’以前，多同《逸周書(shu) ·明堂篇》，略有增損先後之異而已。以《逸周書(shu) ·明堂篇》校《小戴·明堂位》，《小戴·明堂》故《逸周書(shu) ·明堂》之跡，猶昭然著明。凡《小戴·明堂》有所增損者，輒失其本意，故知《小戴·明堂》，確取材於(yu) 《周書(shu) ·明堂》，其是否《明堂陰陽》之一篇，則未敢斷言。”通過校讀，發現《禮記·明堂位》存在顛倒次序、增損文句、變易文句諸多問題，也使得一些意義(yi) 不明，理解失誤的地方得到正解。《禮記》篇章與(yu) 它書(shu) 相似之處不止此篇，如《儒行》篇亦見於(yu) 《孔子家語》，《哀公問》亦見於(yu) 《大戴禮記》。又《冠義(yi) 》《昏義(yi) 》《鄉(xiang) 飲酒義(yi) 》《射義(yi) 》《燕義(yi) 》《聘義(yi) 》諸篇皆《儀(yi) 禮》之傳(chuan) ，當與(yu) 《儀(yi) 禮》合讀。

二是經義(yi) 互證法。如龔權《孟子旁通禮記考》，此處節選一例：“《坊記篇》孔子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孟子》士非謂貧章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即辭貴不辭賤是也。辭富居貧，即辭富不辭貧是也。”仿照此文，我們(men) 還可以進一步考索《禮記》與(yu) 其他經書(shu) 在義(yi) 理上的關(guan) 係。通過比較《禮記》與(yu) 諸經在義(yi) 理上的異同，於(yu) 相同之處可以見出《禮記》所述符合儒家精神，祛除一些曆史上形成的成見。如《儒行》一篇，被宋儒視為(wei) 非孔子之言，不符合中庸之道，全無義(yi) 理。章太炎即曾舉(ju) 例證明《儒行》有與(yu) 《論語》相合之處。其後，徐仁甫《儒行大義(yi) 述》論證了“孔子子貢所稱諸賢與(yu) 《儒行》合”，《儒行》與(yu) 《論語》《中庸》《孟子》《荀子》合，通過大量例證有力駁斥了曆代對《儒行》的不實偏見。

20世紀上半葉，西方的社會(hui) 科學理論被大量譯介到中國，因此，在《禮記》的研究中也出現了新動向。蔡介民《研究禮記之方法》一文在“科學之研究”部分提出批判的研究：“所謂批判者，即對於(yu) 《禮記》釋禮之說，以社會(hui) 學或民族學之眼光，予以合理之批判與(yu) 研討。”商務印書(shu) 館1931年出版了李安宅著《儀(yi) 禮與(yu) 禮記之社會(hui) 學的研究》，分“語言”“物質文化”“知識”“宗教與(yu) 儀(yi) 式”“社會(hui) 組織”“政治”等章。運用各種社會(hui) 科學理論研究《禮記》，這一趨勢在今日已經蔚為(wei) 大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