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何以經世？
——評孔妮妮《真德秀研究》
作者：惠江南（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原載《走進孔子》2024年第4期

南宋理學家真德秀（1178-1235）是朱熹的再傳(chuan) 弟子和私淑弟子，亦是朱子後學中的領軍(jun) 人物。黃榦稱他為(wei) 朱門的“護法大神”（黃幹：《勉齋集》卷5），全祖望讚其為(wei) “正學大宗”（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宋元學案》卷81）。然真德秀研究卻因黃宗羲“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宋元學案》卷81）的斷言遭到冷遇。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內(nei) 外學者才開始重視真德秀及其研究，並取得了較為(wei) 豐(feng) 碩的成果。

現有研究已關(guan) 注到真德秀在推動理學經世化的過程中貢獻卓著，卻並未對這一過程的發生機製和具體(ti) 路徑進行深入係統的研探。上海師範大學孔妮妮教授的新著《真德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下文引用僅(jin) 標明頁碼）即聚焦於(yu) 真德秀的經世思想與(yu) 經世實踐，並借此管窺南宋理學家將朱熹構建的完備的“內(nei) 聖”之學運用到廣大的“外王”之務的全過程。

如所周知，理學是中國儒家哲學在11至18世紀的主流思想體(ti) 係，對有宋以降的中國思想文化和社會(hui) 政治影響深遠。然一直以來，理學因其“內(nei) 聖”特質而備受誤解與(yu) 詬病。先有清儒顏元“無事袖手談心性，臨(lin) 危一死報君王”（顏元：《顏元集·存學編》卷1）和戴震“以理殺人”（戴震：《戴東(dong) 原先生文·與(yu) 某書(shu) 》）的尖銳批判，後有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宋儒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誅筆伐，更有現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對理學“器識雖足以籠罩外王，亦從(cong) 未忽視外王，然重點與(yu) 中點仍是落在內(nei) 聖之本之挺立處”（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的分判辯識。

在先輩們(men) 的解說與(yu) 批判中，宋明理學不僅(jin) 是一種與(yu) 經世濟民、社會(hui) 治理毫無關(guan) 涉的內(nei) 聖趨向的個(ge) 體(ti) 性學問，而且是一種扼殺生命與(yu) 人性的禁欲主義(yi) 。時至今日，依舊有不少學者對理學有著根深蒂固、積重難返的偏見，認為(wei) 理學隻是一種內(nei) 在化、微觀化的心性之學，傳(chuan) 統儒家念茲(zi) 在茲(zi) 的“治國平天下”對理學家們(men) 來說不過是“偶然的義(yi) 務”（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

但是，近來的一些研究卻逐漸打破了學界對理學的固有認識。陳暢教授在《理學道統的思想世界》中指出，宋明理學“並沒有局限在內(nei) 在的精神體(ti) 驗之中，而是展開於(yu) 廣闊而具體(ti) 的家、國、天下、社會(hui) 曆史政治視野之中”，理學家們(men) 所大講特講的性理之學亦是三代之治、禮樂(le) 文化的基石（陳暢：《理學道統的思想世界》）。由是，我們(men) 可以看到，理學並不是與(yu) 經世濟民毫無關(guan) 涉的“微觀內(nei) 在”的哲學形上學，而是貫本末而立大中的治道淵源。

實際上，宋代理學家本身就有著明確的經世訴求。一方麵，宋代士階層本身就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體(ti) ，正如柳詒徵先生所說：“蓋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另一方麵，“經術正所以經世務”（脫脫等：《宋史》卷327），宋代儒者之所以大談“性與(yu) 天道”，正是為(wei) 了實現“外王”的經世理想。

張載明確指出“朝廷以道學政術為(wei) 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張載：《張載集·答範巽之書(shu) 》），言明理學與(yu) 政治治理息息相關(guan) 。朱熹對士大夫的經世精神提出了明確要求，他說：“古人之所為(wei) 學者，豈讀書(shu) 為(wei) 文以幹利祿而求溫飽之雲(yun) 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凡此種種，皆顯現出理學乃是“全體(ti) 大用”的經世學問。

然而，理學何以經世？理學家們(men) 念念不忘的理、氣、心、性等形上概念如何與(yu) 君臣之道、廟堂之策、對外方針乃至基層秩序重構等廣闊的社會(hui) 政治領域本末貫通、體(ti) 用一如？誠如陳暢教授所指出的，“回向三代之治不是簡單的製度損益能夠做到的，還必須有一個(ge) 更加根源的基礎”，經由人人同稟於(yu) 天的性理之奠基，三代禮樂(le) 被從(cong) 封建製中分離出來，以新的形式發揮實際的塑造生活、維係世道人心的功能（陳暢：《理學道統的思想世界》）。

所以，當朱熹建構起有關(guan) 宇宙論、本體(ti) 論、心性論、工夫論的理學哲學體(ti) 係，完成了“內(nei) 聖”的準備後，其弟子後學則順勢而為(wei) ，責無旁貸地將朱熹完備的理學命題應用於(yu) 治國平天下的經綸世務中。自此，理學家無論是身居廟堂，協助帝王治國理政，還是退居地方，獨自料理基層事務，都力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貫徹理學的“所以然之故”與(yu) “所當然之則”，將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的所有階層都納入到理學的思想體(ti) 係中。作為(wei) 朱門的“護法大神”（黃幹：《勉齋集》卷5），真德秀無疑是推動理學經世化過程中的最為(wei) 勤力者與(yu) 最出色者，而孔妮妮教授的《真德秀研究》則全方位揭示了真氏在這一過程中的曆史貢獻。

相比同類研究，孔妮妮的《真德秀研究》一書(shu) 頗具特色。第一，是放棄了以往思想史和哲學史研究中聚焦於(yu) 理氣心性等形上概念辨析的路徑，獨具慧眼地發現了理學經世化的演進方向，並在這一“理學演進方向與(yu) 時代發展趨勢的大背景中考量真德秀的地位和作用。”（第11頁）首先，該書(shu) 聚焦於(yu) 真德秀對君臣之學的詮釋與(yu) 建構，不僅(jin) 多角度展現了真氏向上層統治階級傳(chuan) 播理學思想的方式和過程，而且揭示了晚宋時期君臣觀的政治文化內(nei) 涵。

其次，作者通過分析真德秀對金和蒙古的戰略規劃以及擔任地方官時的施政主張和基層治理，揭櫫真氏是如何運用理學思想影響國家的對外方針和地方基層秩序的建構與(yu) 穩固。最後，本書(shu) 還闡明了真德秀的文道觀，指出真氏以義(yi) 理為(wei) 正宗、以經典為(wei) 正宗、以古為(wei) 正宗，“目的在於(yu) 提供承載價(jia) 值觀的典範文本，使士子尊經重道、明辨義(yi) 理”（第237頁），充分發揮了文學的經世致用功能。總而言之，作者將真德秀的思想、實踐和著述均置於(yu) 理學經世化的背景下作係統解讀和整體(ti) 探究，揭示了真德秀是如何在朝堂和地方無孔不入地“滲透”理學思想的動態過程。

第二，是回到真德秀所處的“曆史世界”，尤其關(guan) 注其對所謂“君臣之學”的發揮。從(cong) 自上而下的“革新政令，頒行天下”而言，君臣無疑是其中關(guan) 鍵。任何帶有根本性質的變法改製或政令頒行的最終決(jue) 定權在君主手中，但“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程顥、程頤：《河南程氏文集》卷6），君臣共同構成了上層權力係統的一體(ti) 兩(liang) 麵。作者有感於(yu) “目前學界的研究多集中在闡釋真德秀對帝王之學的建構，而對真德秀輔臣之學的詮釋尚未給予應有的關(guan) 注”（第40頁），因而在解析真德秀的政治思想時從(cong) 帝王之學和輔臣之學兩(liang) 個(ge) 角度予以詮釋。

具體(ti) 來說，真德秀在經筵講讀中以《大學》的“格物致知”構建帝王治國的知識體(ti) 係，“將君主格物致知的學習(xi) 能力與(yu) 治國理政的行政能力緊密結合”（第45頁）；以“正心誠意”建構帝王治國的內(nei) 聖之道，通過正君心而彰君道、正朝綱；以齊家為(wei) 帝王治國的宗法之則，通過強化宗法意識正綱常、嚴(yan) 內(nei) 治。由此，真德秀將知識論層麵的格物致知和修養(yang) 功夫論層麵的正心誠意導向具體(ti) 的治國實踐。在對輔臣之學的建構中，真德秀將綱常倫(lun) 理，即“天理”與(yu) 南宋的政治危機結合起來。

為(wei) 解決(jue) 此起彼伏的權臣擅政危機，真氏將君為(wei) 臣綱視為(wei) 君臣之道的基石，同時認為(wei) 臣子應“以正己、格君為(wei) 體(ti) ，以謀國、薦賢為(wei) 用，考論古今輔相事業(ye) ”（第65頁），且“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人臣‘不謀功利’的道德準則與(yu) ‘忠誠恭敬’的政治品格。”（第73頁）可以看到，真德秀以理學思想重塑了君臣之道，使之成為(wei) 君臣共同認可的治國理念和施政綱領，進而影響上層統治階級自上而下的政令頒行和行政措施，如不主議和、拒送歲幣的外交政策，蓄勢以待、以備戰守的積極防禦，以及“去欲”“主敬”的官員道德要求。

第三，是多角度揭示了以真德秀為(wei) 代表的南宋理學家的經世途徑與(yu) 方法。除了以經筵講義(yi) 、著書(shu) 立說、創辦書(shu) 院或授徒講學的方式踐行道統，作者還指出真德秀通過參與(yu) 地方治理和民眾(zhong) 教化來踐行理學思想。誠如作者所言，“自北宋諸子以來，對基層社會(hui) 進行秩序建構，確保地方安定、淳風化俗，一直是理學家的社會(hui) 理想。”（第214頁）

真德秀在數次擔任地方官時，都廣泛參與(yu) 基層事務和民眾(zhong) 教化，在濟民化俗的過程中不斷擴大理學在基層社會(hui) 的影響。真德秀將“廉”“仁”“公”“勤”之道貫徹到對基層官員的素質要求上，以及獄訟、賦稅、救荒、地方保障體(ti) 係和軍(jun) 備經武等具體(ti) 的邑治行政事務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同時，真德秀以朱子理學為(wei) 本，參以時製，以宣揚倫(lun) 理道德、更易民俗風習(xi) 、強化社會(hui) 保障等多種方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基層社會(hui) 的秩序建構和民眾(zhong) 教化進行探索，從(cong) 而為(wei) 理學家實現“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社會(hui) 理想開拓了可能性。如果說真德秀對君臣之道的建構塑造了實現理學家致君堯舜、道濟天下之理想的政治主體(ti) ，那麽(me) ，他在地方治理中運用理學思想處理政務、培植官員、教化百姓，則培育了實現理學家重構社會(hui) 秩序理想的現實土壤。

最後，是多學科視角與(yu) 方法的交互為(wei) 用，體(ti) 現了紮實的文獻功底。為(wei) 客觀準確地揭示真德秀的思想原貌及其在理學經世化過程中的突出貢獻，作者在各類文集、方誌、家譜、碑刻、筆記中細致搜求文獻資料，並從(cong) 思想史、社會(hui) 史、文化史、政治史等多重視域中，對理學思想和社會(hui) 政治之間的互動進行了深入係統的挖掘。本書(shu) 認為(wei) ，真德秀一方麵“通過綱領設計、經筵講義(yi) 、複興(xing) 文教等一係列精心設計，最終確立了理學官方哲學的政治地位”（第276頁）；另一方麵“力圖集群體(ti) 合力在對人際網絡、政教網絡、文化網絡的建構中，逐步將上到天子下到庶民的所有階層都納入理學的發展體(ti) 係中。”（第276-277頁）

其實，真德秀向上層統治階級滲透理學思想以影響君臣之道和施政綱領這一自上而下的經世路線，就是理學思想的官方化；而以理學思想建構基層秩序、化民成俗這一自下而上的經世路徑，就是理學思想的世俗化。通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兩(liang) 條路線和官方化、世俗化的兩(liang) 個(ge) 麵向，真德秀將性理之學導向了經世致用，並將其滲透到了國家和社會(hui) 的各個(ge) 階層與(yu) 方方麵麵。從(cong) 此，“天理”及其蘊含的“秩序”便由個(ge) 體(ti) 意識轉變為(wei) 群體(ti) 意識，成為(wei) 中國封建社會(hui) 後期的官方統治思想與(yu) 群體(ti) 價(jia) 值理念。

學界以往對理學和理學家的研究多集中於(yu) 形上概念的分析與(yu) 解說，至於(yu) 其經世思想和經世活動，則往往被懸擱。本書(shu) 則通過對真德秀著作的係統解讀，揭示了真德秀的政治建構、治邑實踐以及理學與(yu) 現實碰撞後產(chan) 生的成敗經驗，客觀而生動地展現了理學在晚宋時期由學術思想走向政治治理和社會(hui) 實踐的曲折過程，可謂把握到了理學經世化的關(guan) 鍵。

當然，本書(shu) 亦有未盡之處。性理之學與(yu) 經世之學並非分裂之二事，而是本末貫通、體(ti) 用一如之整體(ti) ，正如真德秀批駁一些儒者將“性命道德之學”與(yu) “古今事變之學”分裂為(wei) 二的不良傾(qing) 向時所言：“理不達諸事，其弊為(wei) 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為(wei) 無本。”（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8）作者在探究真德秀及理學思想的經世途徑和經世過程時，若能更深入地從(cong) 根源上揭示事變之學背後的性理淵源，由體(ti) 及用，溯用於(yu) 體(ti) ，則更能展現理學合“內(nei) 聖外王”為(wei) 一體(ti) 的原初麵貌，並使本研究更加縝密有力、嚴(yan) 謹周到。

畢竟，隻言獨立形態的性命之學而不及經世致用則為(wei) 空疏，同樣，隻言經世致用而不及形上道體(ti) ，則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盡管如此，本書(shu) 整體(ti) 上來說瑕不掩瑜。作者選取真德秀作為(wei) 個(ge) 案研究，通過揭示真氏在朝堂和地方上的理學實踐，借以厘清朱熹之後理學在社會(hui) 各個(ge) 層麵不斷延伸的發展脈絡，突破了現有研究多拘於(yu) 理氣心性等常見命題範疇的局限，無論是對拓展真德秀研究，還是對促進理學研究的轉型，都有重要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