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東(dong) 宮看漢家製度初納儒術

作者：李會(hui) 康

來源：《管子學刊》2024年第4期

摘要：漢高帝朝東(dong) 宮是關(guan) 乎漢家製度存續的核心建製，既體(ti) 現了帝室吸納周秦故事的傳(chuan) 承理念，也展示出對儒學禮製的包容態度。漢高帝因利乘便設置太子及其從(cong) 臣職能，東(dong) 宮禮製因而呈現出“便宜”的特征，儒術因以禮學之長為(wei) 高帝所用。儒生受命教諭東(dong) 宮後，將“宜適”之禮引入帝室。與(yu) 高帝殺伐果決(jue) 不同，東(dong) 宮展示出漢家政製溫和的一麵。

關(guan) 鍵詞： 漢家製度  太子建製  漢初儒學  東(dong) 宮儒風

作者簡介：李會(hui) 康（1992—)，男，山西襄汾人，文學博士，上海大學博士後，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wei) 先秦兩(liang) 漢文學。

漢高帝朝東(dong) 宮的設立除秦太子缺位之弊，奠定了有漢一代東(dong) 宮的基本形製。有研究從(cong) 叔孫通為(wei) 漢家製禮入手，為(wei) 漢初儒生影響漢家製度提供了實證①；有研究從(cong) 具體(ti) 事件和家國製度層麵入手，探討漢高帝朝東(dong) 宮職官形態，為(wei) 進一步理解高帝朝東(dong) 宮形製拓展了視野②。高帝朝儒生教諭東(dong) 宮效果顯著，卻未得到充分關(guan) 注。事實上，高帝朝東(dong) 宮製度風格明顯，既與(yu) 先秦諸侯教諭理念一脈相承，也是儒生積極參與(yu) 修禮儀(yi) 、定製度的結果，這一過程有待進一步考察。

本文由高帝朝政與(yu) 東(dong) 宮事務的互動入手，從(cong) 帝室需求、時政趨向以及儒生理念的角度，進一步挖掘高帝朝東(dong) 宮儒風濃厚的深層原因。通過考察晚周諸侯嫡長製的發展，廓清漢王立長子的曆史淵源，並進一步分析漢王設置東(dong) 宮製度的理念；通過考察儒術進入漢家政權的過程，梳理其在不同階段的製度意義(yi) ，進而辨析其對東(dong) 宮製度的深層影響；在此基礎上，分析儒學揭示、引導帝室時務的作用，以及儒生被置入東(dong) 宮後教諭、保全太子的禮製依據。

一、周楚舊禮奠基漢室東(dong) 宮

“東(dong) 宮”一詞最早見於(yu) 《詩經·衛風·碩人》:“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dong) 宮之妹。”（1）其中“東(dong) 宮”代指齊國太子，體(ti) 現了周王朝宗法製度產(chan) 生的嫡長繼承形態。《詩經·大雅·生民》中所載薑媛履帝趾印而孕的傳(chuan) 說，反映了周先民“知母不知父”的曆史階段。嫡長繼承的現象是嫡庶妻製的表征，王國維看到了嫡長承父在宗周的確立，而胡厚宣看到了殷商時期已漸生嫡庶之分，這都說明嫡長子繼承製已作為(wei) 曆史的選擇而出現。

（一）漢初置太子遠紹周楚成俗

早在周代，嫡長承嗣已形成了禮製。這標誌著殷商晚期傳(chuan) 子立嫡現象的製度化，嫡長製就此成為(wei) 帝製傳(chuan) 承的原則。殷商中早期無疑尚未確立父子相繼的法則，司馬遷相關(guan) 記載中可見商王室傳(chuan) 弟、傳(chuan) 子的混用之狀：“自中丁以來，廢適（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zheng) 相代立，比九世亂(luan) ，於(yu) 是諸侯莫朝。”（2）但殷商晚期已有了較確切的嫡子繼承現象：“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yu) 中衍也尚為(wei) 妾，已而為(wei) 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wei) 太子，太史據法而爭(zheng) 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故紂為(wei) 後。”（3）可知殷紂即位之時，已經有立“妻之子”為(wei) 太子的明確觀念。至周公還政成王之後，其攝保的立嫡子之法即成為(wei) 定製。如王國維言：“周公乃立成王而己攝之，後又反政焉。攝政者，所以濟變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後，子繼之法遂為(wei) 百王不易之製矣。”（4）此後，周王朝王位繼承基本遵從(cong) 此製，而嫡長製的確立也被認為(wei) 是周王朝的一大創建。

嫡長製因依托於(yu) 確切可見的血緣關(guan) 聯，故能厘定權力傳(chuan) 承的正當性，進而保障國家秩序交接的穩定。《儀(yi) 禮·喪(sang) 服》“父為(wei) 長子”傳(chuan) 言：“何以三年也？正體(ti) 於(yu) 上，又乃將所傳(chuan) 重也。庶子不得為(wei) 長子三年，不繼祖也。”（5）論中指出嫡長子與(yu) 庶子之間的不同，在於(yu) 嫡長子“傳(chuan) 重”和繼承祖製。鄭注：“此言為(wei) 父後者，然後為(wei) 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ti) ，又以其將代子為(wei) 宗廟主也。”（6）對此進一步解釋，指出“傳(chuan) 重”之“重”在於(yu) 對先祖體(ti) 製繼承的正當性，即嫡長意味著對祖宗體(ti) 製的唯一繼承權。

隨著宗法製度的加強，立長不立幼的製儲(chu) 觀念已基本形成，有違嫡長的立儲(chu) 行為(wei) 經常遭到抵製。這一時期的傳(chuan) 嗣依然基本遵循嫡長製，在嫡長製不能落實的情況下，諸侯國也大多遵循“立長不立少”的原則，而周王朝對嫡長製的違逆引發了諸侯的不滿。魯武王臨(lin) 終前攜二子朝覲周宣王，周宣王令立少子戲，朝臣仲山父諍諫反對：“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wei) 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指出如果令魯國廢長立少，將會(hui) 導致王命與(yu) 祖製相違，“是自誅王命也”。事實確如仲山父所言，這一立少之舉(ju) 隨即引發了魯人不滿，並導致魯人據祖製以抗王命，舉(ju) 立長子為(wei) 君，“魯人殺懿公而立伯禦”。為(wei) 了展示王命天威，周宣王率軍(jun) 伐魯，並另立少君，“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立孝公”。此舉(ju) 再度引發了諸侯的不滿，“諸侯從(cong) 是而不睦”（7)。此後，諸侯之間雖時有廢長立少之事發生，卻被有誌之士起身製止。如鄭公子棄疾在推辭眾(zhong) 人推舉(ju) 時言：“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8）可見嫡長製已成為(wei) 諸侯間的共識。

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各國嫡長製先後出現動搖之跡，諸侯王皆各自變通製度為(wei) 立儲(chu) 尋求依據。在周宣王立少子引發魯人不滿之後，魯國的立嗣開始自謀，史載：“莊公無嫡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yu) 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wei) 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9）叔牙所論“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是周初嫡長製度未穩之際體(ti) 現出的舊製特征。魯國在西周至春秋初年的君位繼承中，有十例君主為(wei) 父子相傳(chuan) ，而有六例為(wei) 兄弟相及，如左表1所示。

可見，魯國早期的君主傳(chuan) 承並不全為(wei) 傳(chuan) 子，其中既有出於(yu) 舊習(xi) 而出現的自然兄終弟及，也有動亂(luan) 所致的篡弑兄長之舉(ju) ，還有為(wei) 國人推舉(ju) 而登位的現象。由此可知，魯國確有兄弟相傳(chuan) 之舊法，這雖為(wei) 國家無君的特殊情況提供了舉(ju) 立依據，卻也導致了不安於(yu) 新製者兄弟相篡的倒行逆施。叔牙對“一繼一及”的闡述，可見魯國舊有其俗，並在宗周衰頹之際嚐試複古變製。而其最終未再施行，則體(ti) 現出魯國執禮之臣對嫡長製的認可。

不僅(jin) “周禮盡在”（10）的魯國，在早有問鼎中原之誌的楚國，同樣存在對嫡長製的推崇。周宣王強立魯少子之後，“諸侯從(cong) 是而不睦”，這種邦國形勢波及楚地。此時楚地剛剛結束了一場兄弟間的君位之爭(zheng)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zheng) 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yu) 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wei) 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yu) 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yi) 立，是為(wei) 若敖。”（11）事實上，自熊循起，楚國的儲(chu) 君基本開啟了嫡長繼承時代，由司馬遷載楚世係可知。

由上表2可知，自熊循後，楚國基本實踐了父子相傳(chuan) ，延至春秋時期，楚國已開始較為(wei) 嚴(yan) 格地踐行嫡長製。除去康王之子爭(zheng) 位之亂(luan) 和肅王無子被迫傳(chuan) 弟的特例，楚國基本實現了嫡長繼承製。而莊敖時的弑君以及康王之際的奪嫡，均體(ti) 現了楚國在探索傳(chuan) 嗣新製時的複古嚐試。這兩(liang) 次抉擇中，均出現了與(yu) 叔牙“魯之常也”相似的議論：在楚成王以商臣之立問令尹子上時，令尹子上言“楚國之舉(ju) ，恒在少者”（12)，指出成王年盛，如果過早立太子，難免引發舊製追隨者篡亂(luan) ；而楚靈王逃難時叔向對韓宣子所講“羋姓有亂(luan) ，必季實立，楚之常也”（13)，同樣是為(wei) 了說明楚國奪嫡之爭(zheng) 可能誘發舊製。

“周禮盡在”的魯國頗具製度底蘊，楚國則最先問鼎周室而富有創製精神，兩(liang) 國不謀而合，在儲(chu) 君繼承製度上有相似實踐。魯、楚繼承方式在晚周的衰變和堅守，充分反映出嫡長製在各諸侯國的內(nei) 化。這一製度不僅(jin) 成為(wei) 晚周諸侯遵循的傳(chuan) 嗣之法，還被用作亡秦之際諸侯起義(yi) 的重要依據，繼而影響到隨後的漢王立儲(chu) 。

延至秦末，不製儲(chu) 之弊成為(wei) 義(yi) 軍(jun) 討伐秦王朝的直接原因。史載陳勝在起義(yi) 之初與(yu) 吳廣籌劃時言：“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14）其在“天下苦秦”之後所舉(ju) 秦國首條罪狀即冊(ce) 立“少子”，這一事關(guan) 立儲(chu) 的指控獲得了從(cong) 眾(zhong) 的認同，使陳勝得以迅速組織義(yi) 軍(jun) 。

其時，作為(wei) 義(yi) 軍(jun) 之一的劉邦在戰火中即冊(ce) 立嫡子為(wei) 太子，使立儲(chu) 之事成為(wei) 漢家建製的重要部分。封為(wei) 漢王的第二年，劉邦即著手完善漢家建製，“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15)，正式自立為(wei) 傳(chuan) 承天命的諸侯。與(yu) 項羽爭(zheng) 雄期間，劉邦遭遇了家室離散之難：“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yu) 漢王相見。”（16）戰局緊迫之際，劉邦雖得見子嗣，但彼時父子均危在旦夕：“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jun) 。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liang) 兒(er) 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麵雍樹乃馳。”（17）劉邦本人及其家眷都陷入了不得相顧的境地。退敗彭城之後，劉邦因妻室、父親(qin) 被俘，故而倍加重視子嗣：“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18）彭城戰敗後，太子、公主被安置在後方：“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yu) 豐(feng) 。”（19）不久，劉邦即立正妻呂後之子劉盈為(wei) 太子：“六月，立為(wei) 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20)

彭城之敗在三四月間，而六月時劉邦尚與(yu) 項羽軍(jun) 在京、索之間膠著。在此危急形勢之下冊(ce) 立太子，可見劉邦對太子建製的重視。其“大赦罪人”之舉(ju) ，一方麵向關(guan) 中民眾(zhong) 展示了漢家的仁慈麵貌，另一方麵則為(wei) 漢軍(jun) 兵力的擴充提供了支持。從(cong) 製度層麵看，這樣的恩惠使太子成為(wei) 與(yu) “立漢社稷”相當的建製，這一承續之舉(ju) 使劉邦與(yu) 專(zhuan) 注殺伐的項羽形成了鮮明對比。

（二）“便宜”之策承補周秦舊製

漢王遵從(cong) “立嫡不立庶”的原則冊(ce) 立太子，既與(yu) “秦無儲(chu) 君”不同，也符合時人立長子的共識。同時，在太子職能的設置上，劉邦表現出因時取便的特征，史載：“漢二年，漢王與(yu) 諸侯擊楚，何守關(guan) 中，侍太子，治櫟陽。為(wei) 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cong) 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21）史家記載了蕭何在太子初立之際的輔侍方式，描述了時任漢王的劉邦對他的信任，同時顯示了漢王群體(ti) 製度粗具的特征。蕭何任丞相期間，一切政務處理均無定製，有“因便宜施行”的即時性。作為(wei) 蕭何的重要職責之一，侍教太子一事亦體(ti) 現出“便宜”性特征。

漢家製度初設之際，“因便宜施行”既是蕭何侍教太子的特點，也是劉邦培養(yang) 太子的基本理念。太子之位並非虛設之職，其初立之時即作為(wei) 漢王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劉邦賦予了相應的職務。一方麵，劉邦命太子劉盈守櫟陽，使之與(yu) 軍(jun) 政要務相接，“令太子守櫟陽”（22)。劉盈奉命“守櫟陽”包含了宗法監國之製的遺影，《左傳(chuan) ·閔公二年》載裏克諫晉侯命太子東(dong) 征時言：“大子奉塚(zhong) 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塚(zhong)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cong) 。從(cong) 曰撫軍(jun) ，守曰監國，古之製也。”（23）劉盈作為(wei) 太子守衛漢王都城（24)，行使了“監國”職能。另一方麵，劉盈還肩負著接通諸侯的職能，“諸侯子在關(guan) 中者皆集櫟陽為(wei) 衛”（25)，與(yu) 諸侯子共同鎮守櫟陽，不僅(jin) 加強了守備力量，還使諸侯之間更加團結，這顯然與(yu) 劉邦在前線團結諸侯攻伐項羽相呼應。可以說，鎮守國都與(yu) 團結諸侯子兩(liang) 項職能，都是漢王劉邦參照個(ge) 人職責所設，全是出於(yu) 時務之便，與(yu) 蕭何治櫟陽“因便宜施行”之法如出一轍。

漢帝國建立之後，劉邦認為(wei) 異姓王叛亂(luan) 是考察太子的機遇，臨(lin) 時起意欲令劉盈將兵平叛。史載：“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26）在諸方勢力勸阻之下，劉邦沒有堅持要求劉盈出征，而是故作慨歎道：“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27）言辭之間雖有對劉盈的失望，但也表明命其出征的真實意圖，即培養(yang) 和考察太子的個(ge) 人能力及政治勢力，而出征的成敗與(yu) 否則是其次。聯係之後的史實，劉邦最終決(jue) 定“自將兵而東(dong) ”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種職務設定與(yu) 晉太子申生將兵十分相似。晉獻公向裏克解釋命太子將兵時言：“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28）指明對太子職務的設置雖不符合監國古製，但並非無故施命，而是有意考察其個(ge) 人能力。

事實上，劉邦“因便宜施行”而培養(yang) 太子的辦法並非偶然產(chan) 生，而與(yu) 晚周諸侯依據各自國情時務培養(yang) 太子的辦法遙相呼應。陳勝立“張楚”舉(ju) 義(yi) 亡秦而未遂，致使天下恢複到戰國時諸侯縱橫的局麵（29)。項羽以“霸王”之名分封，同樣使舉(ju) 義(yi) 時局呈現出晚周爭(zheng) 霸的形勢（30)。劉邦以義(yi) 帝製下“漢王”之名立太子，依照自身“劫五諸侯兵”（31）的戰略形勢設定其職權，是對晚周諸侯培育太子之法的遠紹。

晚周諸侯在封國之際對周王室的獨特貢獻，演變為(wei) 各諸侯最初的職責所在，也成為(wei) 各國培養(yang) 東(dong) 宮太子的直接依據。鄭國、晉國和衛國均在周室東(dong) 遷之際勤王（32)，三個(ge) 諸侯國皆注重培養(yang) 太子的軍(jun) 事能力。魯桓公六年（前706),“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yu) 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33)，知鄭太子有獨立將兵參戰的權力。魯閔公元年（前661),“晉侯作二軍(jun) ，公將上軍(jun) ，大子申生將下軍(jun) ”，可見晉太子有從(cong) 君出征的職能。次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dong) 山皋落氏……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34)，更可見晉君攜太子一同出征目的明確，是為(wei) 了培養(yang) 其獨立將兵的能力。魯宣公十八年（前591)，衛太子將兵隨晉軍(jun) 伐齊，“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yu) 陽穀”（35)，知衛太子不但可將兵出戰，更有代表本國參加諸侯聯軍(jun) 這一連帶的外交職能。

隨著晚周製度衰變，諸侯國君職能各因時務有所調整，太子職能也由此展示出因勢而變的特征。鄭國本作為(wei) 春秋先起的小霸，代周王室討伐不義(yi) 之國，但自周鄭交惡之後便長期周旋於(yu) 四圍諸侯之間。在齊楚爭(zheng) 霸、晉楚爭(zheng) 雄以及秦晉交兵的過程中，鄭國都不得不從(cong) 中斡旋，成為(wei) 聯結四維、緩解諸侯衝(chong) 突的調停角色。鄭國的太子因而在軍(jun) 事要務之外，還開始兼掌外交職能：魯僖公七年（前653)，“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yu) 會(hui) ，言於(yu) 齊侯”（36)，代表國君在盟會(hui) 上聽取、發表意見，顯然這是鄭文公對太子華外交能力的培養(yang) 。晉國因北方藩屏之力稱伯而成為(wei) 諸侯仰仗的共主，因而晉侯在磨礪太子軍(jun) 事經驗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培養(yang) 其修治城邦的內(nei) 務能力。魯閔公元年（前661)，晉獻公攜太子出征歸來後，“為(wei) 大子城曲沃”。這種“分之都城而位以卿”（37）的創舉(ju) 被士蒍責為(wei) 有違禮製，顯然是晉獻公因時便而嚐試的製度變革，為(wei) 的是培養(yang) 太子申生治理內(nei) 政的能力。

齊國自齊僖公起就有積極參與(yu) 諸侯會(hui) 盟的傳(chuan) 統，後齊桓公接受管仲的輔佐，“九合諸侯”，更使齊國在外交會(hui) 盟事務上有豐(feng) 富經驗，齊太子因而有參與(yu) 諸侯會(hui) 盟的職權。魯成公十八年(前563),“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hui) 諸侯於(yu) 鍾離”（38)，會(hui) 上，太子和太子傅高厚均表現出失禮之狀，也即“不敬”。晉國士弱評價(jia) 道：“高子相大子以會(hui) 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指出高厚本應輔佐太子結交諸侯，從(cong) 而起到保衛齊國社稷的作用。對於(yu) 其在盟會(hui) 上的失禮行為(wei) ，士弱特別指出了“皆不敬”之狀，申明高厚沒有盡到教輔太子的職責。可見在各諸侯國看來，齊國太子傅有教輔太子外交的義(yi) 務，而齊太子本人也有會(hui) 盟諸侯的職責。

楚國自熊通自立為(wei) 武王起即有與(yu) 中原爭(zheng) 雄之意，楚莊王問鼎中原之後，這一特征更為(wei) 明顯。至楚平王時，太子建與(yu) 楚平王分權而治國政，成為(wei) 楚地獨有特色：“費無極言於(yu) 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yu) 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yu) 爭(zheng) 。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cong) 之。”（39）楚平王在位時需要安撫東(dong) 西部邊民，也需要處理與(yu) 吳國的紛爭(zheng) ，並在北方吞並了江漢之間的陳、蔡。費無極對楚平王的諫議，賦予了太子建與(yu) 楚平王相當的職能。楚平王非但沒有異議，反而欣然從(cong) 諫。他命太子分掌軍(jun) 事、外交權力以與(yu) 北方諸侯相交通，在保障太子安全的同時，培養(yang) 了其政治素養(yang) 。

從(cong) 地域上看，各諸侯國均結合自身政治地緣培養(yang) 太子，這在晚周已是成熟觀念。而從(cong) 時間上看，各國諸侯賦予太子的職能日益完善，後起的楚國甚至賦予太子與(yu) 國君幾乎相當的權限。至秦末諸侯爭(zheng) 雄之際，劉邦“以便宜施行”設太子職，客觀上承襲了晚周諸侯培養(yang) 太子之法。一方麵，太子初立之時漢家製度粗具，侍教太子的丞相統理一切時務。漢王太子因而經曆豐(feng) 富，客觀上見證了漢丞相起都城、立社稷、設法度等建製過程，並親(qin) 曆了丞相在戰時與(yu) 漢王的交流。另一方麵，因漢王朝初立時諸侯勢力盤錯，戰火不息，太平時劉盈又得以麵臨(lin) 將兵參與(yu) 戰事之狀況。雖然征英布之事最終並未由太子實施，但劉邦對劉盈將兵之能的期待也由戲謔之辭表達出來。

二、“便宜”之製吸納儒術入東(dong) 宮

劉邦“以便宜施行”的教諭理念方便了太子教諭，同時吸引了有誌於(yu) 禮製建設的學者。儒生即由此進入漢家製度，並成為(wei) 東(dong) 宮建製的重要參與(yu) 者。作為(wei) “難與(yu) 進取”的學人群體(ti) ，儒生天然具有政權需求的“可與(yu) 守成”的特征。儒學的“守成”特質，同樣在並非儒學出身的其他太子教諭官中顯露出來。

（一）“便宜”之策為(wei) 東(dong) 宮吸納儒生儒術

除了以“便宜”之策設定太子職能，劉邦在太子教諭問題上也采取類似策略，不同時期臨(lin) 時取用不同的職官以教輔太子。在漢王朝的不同發展階段，太子需要不同師傅予以輔佐，而對不同師傅的取用使不同學術得以進入東(dong) 宮。儒學即因製度構建之需求而逐漸被劉邦關(guan) 注，繼而進入東(dong) 宮成為(wei) 教諭太子之術。

漢家製度粗具之際，劉邦命總領諸事的丞相蕭何侍教太子。這雖是因時便而為(wei) 之，但他對蕭何的信任卻有更為(wei) 深刻的原因。蕭何自劉邦任亭長之際與(yu) 劉邦結交，最熟習(xi) 律令，在劉邦從(cong) 臣群體(ti) 中最具政治素養(yang) 。同時，蕭何與(yu) 劉邦相識長久，最知劉邦欲成帝業(ye) 之大誌。

一方麵，蕭何自劉邦未發跡時即善遇劉邦，二人長久交好，劉邦放心將劉盈交給蕭何。“高祖為(wei) 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wei) 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鹹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40）由史載可見，二人早年相識時，蕭何就時常偏袒劉邦，並因此獲得劉邦的尊敬。劉邦初見呂太公時並無資產(chan) ，但虛以“賀萬(wan) 錢”而進入酒席，蕭何則以“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41）為(wei) 劉邦開脫。

另一方麵，蕭何不僅(jin) 早年熟悉律令，還有長期的政務實踐經驗，是劉邦團隊中最熟習(xi) 製度之人，具備教諭太子的資質。首先，蕭何在早年為(wei) 沛掾吏時，即以熟悉律令而為(wei) 人所重：“秦禦史監郡者與(yu) 從(cong) 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禦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請，得毋行。”蕭何因明於(yu) 律令，被禦使征拔卻數次推辭，劉邦對此早有耳聞。其次，蕭何因早年善遇劉邦而獲得信任，故在其起兵後長期擔負政務，“及高祖起為(wei) 沛公，何常為(wei) 丞督事”，因而熟悉軍(jun) 中事宜。再次，在劉邦破鹹陽入關(guan) 之後，蕭何與(yu) 周圍人劫掠財貨不同，表現出對製度典章的關(guan) 注：“沛公至鹹陽，諸將皆爭(zheng) 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shu) 藏之。沛公為(wei) 漢王，以何為(wei) 丞相。”（42）有各類典冊(ce) 圖籍相助，蕭何更加熟知王朝律法，成為(wei) 劉邦團隊中最明於(yu) 製度條令之人，因而被任命為(wei) 丞相。

最重要的是，蕭何理解劉邦“爭(zheng) 天下”以成帝業(ye) 之心，曾冒險為(wei) 劉邦舉(ju) 薦大將，這使劉邦放心將包括太子在內(nei) 的後方交給蕭何。在劉邦初封漢王至領地的途中，逃亡將士眾(zhong) 多，蕭何往追韓信而為(wei) 劉邦所疑：“罵何曰：‘若亡，何也’”並被誤以為(wei) 逃亡是真，追將為(wei) 詐：“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這種情況下，蕭何仍堅持向劉邦舉(ju) 薦韓信，申明其與(yu) 其他將官不同之處：“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zheng) 天下，非信無所與(yu) 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jue) 耳。”（43）在遭受誤解的情況下，蕭何仍以劉邦“爭(zheng) 天下”之大業(ye) 為(wei) 重，獲得了劉邦的極大信任。此後，劉邦正是憑借韓信的軍(jun) 事部署才得以出關(guan) 東(dong) 征；而彭城兵敗之際，同樣是由於(yu) 韓信出兵相救，劉邦才得以抵擋楚軍(jun) 攻勢並站穩陣腳：“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複收兵與(yu) 漢王會(hui) 滎陽，複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44）蕭何對劉邦的支持，不僅(jin) 在於(yu) 眾(zhong) 將叛逃時的忠心耿耿，更在於(yu) 對劉邦“爭(zheng) 天下”大業(ye) 的輔佐。

事實上，劉邦對“爭(zheng) 天下”之大業(ye) 早有心念，而最早看到劉邦“爭(zheng) 天下”大誌的即是儒生。劉邦在與(yu) 儒生的交流中談及天下之誌，認識到能士對攻取天下的重要意義(yi) 。而加入劉邦集團的儒生也懂得應時之便，能屈曲個(ge) 人所學而以兵事為(wei) 劉邦謀劃，儒術因此得以進入劉邦陣營，並最終成為(wei) 教諭太子之術。

早在劉邦為(wei) 沛公時，就有儒生看到其圖天下的大誌，以及相應的製度需求。劉邦起兵後不久，熟習(xi) 禮儀(yi) 的酈食其即看到了其集團的製度空缺，並希望追隨劉邦。史載酈食其自陳勝、項梁等集團興(xing) 起時即有意施展個(ge) 人才能：“及陳勝、項梁等起……酈生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隻是這些隊伍多繁文縟節，禮製齷齪尖刻，讓酈食其看不到施展個(ge) 人抱負的可能，而沛公集團“慢而易人，多大略”的氛圍正是他所期盼的：“此真吾所願從(cong) 遊，莫為(wei) 我先。”（45）這樣的心態讓他與(yu) 沛公初遇時即就天下大事進行了爭(zheng) 辯。史載：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jun) 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yi) ，敬勞從(cong) 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沛公曰：“為(wei) 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wei) 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wei) 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xing) 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wei)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xiang)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46)

由史載二人置辭可見，酈食其拜謁沛公之際，既已有助其“畫天下”的準備，而劉邦拒絕儒生的原因，也因誤以為(wei) 儒生過度關(guan) 注服製等繁縟禮儀(yi) ，有礙“以天下為(wei) 事”。酈食其以“天下事”起首談論劉邦用人之策，最終得到劉邦的認可，並向其“口畫天下便事”。隨後，酈食其為(wei) 劉邦謀“天下之衝(chong) ”而獲封“廣野君”，可知劉邦“問所以取天下者”並非全屬史家杜撰。

楚漢之爭(zheng) 在劉邦立太子之後日益激烈，麵對強大的楚國兵勢，劉邦試圖在政治製度上削弱楚國，便想到了曾“口畫天下”的酈食其：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yu) 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yu) 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yu) 宋。今秦失德棄義(yi) ，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複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xiang) 風慕義(yi) ，願為(wei) 臣妾。德義(yi) 已行，陛下南鄉(xiang) 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47)

從(cong) 史實看，酈食其的計策並不符合當時形勢，在張良的諫議下最終被劉邦否決(jue) 。但酈食其以“複立六國後世”之策入諫，顯然是想通過禮儀(yi) 建製贏得諸侯後裔之心，以使項羽政權破裂，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對於(yu) 這一諫議，劉邦不僅(jin) 稱“善”以認可酈食其的想法，更言“趣刻印”以敦促酈食其即刻執行，展示出對製度禮儀(yi) 的極大渴求。

此後，劉邦開始將儒術納入漢家製度，命儒生參與(yu) 一係列登基要務，並在登基的同時為(wei) 太子等皇室成員加尊。在登基之際，劉邦命秦博士叔孫通主持大禮：“於(yu) 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yu) 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yu) 汜水之陽。尊王後曰皇後，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48）經儒生叔孫通頒演，劉邦完成了登基大業(ye) ，並尊太子為(wei) 皇太子。

隨著劉邦登基為(wei) 帝，“爭(zheng) 取天下”不再是麵臨(lin) 的要務，“守成”變為(wei) 漢王朝日益明確的需求。這一轉變使劉邦更加看重儒學，對太子的教諭也逐漸開始轉向儒術。作為(wei) 劉邦心腹，蕭何無疑為(wei) 劉邦統理了戰時政務，並出色完成了戰時侍教太子的重任。但隨著漢帝國的建立，漢家製度重心開始由進取轉向“守成”，劉邦深覺禮儀(yi) 製度之於(yu) 王朝的意義(yi) ，教諭太子的重任也開始轉移至儒生。

劉邦登基後，看到了禮儀(yi) 製度對漢王朝的重要性，因此開始了對儒生的審慎考察。登基大典完成後，高帝以簡便禮儀(yi) 舉(ju) 辦了慶功宴，此時朝堂上的亂(luan) 象引發了他的擔憂：“高帝悉去秦苛儀(yi) 法，為(wei) 簡易。群臣飲酒爭(zheng) 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即在此時入諫，申明了儒術在新時期的重要性：“夫儒者難與(yu) 進取，可與(yu) 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yu) 臣弟子共起朝儀(yi) 。”叔孫通進言實際指出了“高帝患之”的根本原因，即漢家已經結束了“進取”階段，而進入“守成”階段。朝堂群臣爭(zheng) 功，是尚未意識到這一轉變的緣故。

在指出問題的同時，叔孫通也給出了解決(jue) 辦法，即製定朝堂儀(yi) 法，為(wei) 群臣指明新時期的行事守則。麵對劉邦“得無難乎”的疑問，叔孫通道：“五帝異樂(le)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wei)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臣願頗采古禮與(yu) 秦儀(yi) 雜就之。”叔孫通的回應明確表現出對劉邦的順從(cong) ，指出禮儀(yi) “因時而為(wei) ”的特點，並將對“時世人情”的“節文”具體(ti) 論作對舊禮儀(yi) 的“雜就”。劉邦因此同意了叔孫通的諫議，並授予其起朝儀(yi) 的權力：“可試為(wei)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wei) 之。”（49）隨著頒演朝儀(yi) 完成，劉邦認可了以叔孫通為(wei) 代表的儒生，並隨之用以為(wei) 太子太傅。

（二）東(dong) 宮文學師傅的儒學傾(qing) 向

漢初太子傅官任職並未經由製度遴選，而是由劉邦依時設定，不斷調整，反映了漢家建製在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從(cong) 戰時以丞相蕭何侍太子，至漢九年以太常叔孫通為(wei) 太子太傅，再至漢十二年令張良病中傅太子，劉邦共為(wei) 劉盈設置了三位太子傅官。三者各自展示出不同的學理取向，表現出各具特點的儒學傾(qing) 向。

作為(wei) 侍教劉盈的首位人選，史載蕭何“以文無害為(wei) 沛主吏掾”（50)，在說明其吏掾本職務的同時，申明了其“文無害”的專(zhuan) 長。裴駰引《漢書(shu) 音義(yi) 》論“文無害”道：“‘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51）可見，“文無害”是秦漢時期對文吏才能的一種稱謂，簡牘所錄案例中可見其用法。如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錄《為(wei) 獄等狀四種·案例○九：同、顯盜殺人案》中對吏官洋的評價(jia) 中有言：

此黔首大害殹（也）。毋（無）徵物，難得。 洋以智治訁開（研）訁同謙（廉）求而得之。 洋精（清）絜（潔），毋（無）害，敦（)，守吏（事），心平。（52)

在證物不充分的情況下，吏官洋憑借自己的能力判明了案情。可見“無害”確如裴駰所說，指公平無枉之意。

由史書(shu) 記載蕭何從(cong) 劉邦舉(ju) 事以來所為(wei) ，可知他具備掾吏之文的特質，其學理趨向有明顯的吏學特征。“文無害”之吏的長處，在於(yu) 通曉時行律令規約的細則，並能在處理實際時務時嚴(yan) 格遵循。王充《論衡·謝短》專(zhuan) 論文吏之文與(yu) 儒生之文不同言：“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shu) ，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53）可見隨著漢王朝製度完備，文吏的特征已經十分明顯，與(yu) 儒生判然有別。蕭何的確十分重視簿書(shu) ，對律令條規有明顯的依賴。史載劉邦初入鹹陽之際，蕭何所重與(yu) 其他諸將形成了鮮明對比：“諸將皆爭(zheng) 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shu) 藏之。”在劉邦入關(guan) 之時，蕭何立即意識到個(ge) 人專(zhuan) 長在團隊中的意義(yi) ，並即刻收藏了“律令圖書(shu) ”，使漢王集團掌握了天下要害所在，“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阝戹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shu) 也”。蕭何也因此獲封丞相，“沛公為(wei) 漢王，以何為(wei) 丞相”（54)。

掾吏出身的蕭何不僅(jin) 具備運用圖籍的學養(yang) ，還有依時宜以造律令的見識，展示出對刑律和禮儀(yi) 之間學術聯絡的認知。在王充看來，文吏雖知曉律令，但並不知曉其背後意義(yi) ：“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shu) 。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yi) ，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55）而蕭何不僅(jin) 依照律令圖籍為(wei) 劉邦提供了天下人文分布，更依據秦舊法製定了《九章律》:“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於(yu) 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yu) 時者，作律九章。”（56）蕭何製定九章律取秦法“宜於(yu) 時者”，這與(yu) “因時世人情而節文之”的禮學思想相通，展示出其對律令背後深義(yi) 的洞察。王充論中可見時人以儒生視法律之士：“法律之家，亦為(wei) 儒生。”（57)

張良是最後一位受命輔佐劉盈的從(cong) 臣，在亡秦之際以《太公兵法》為(wei) 劉邦所重，並在儒生提出不恰當製度諫議時及時予以製止。史載張良先祖累世相韓，因而在秦滅韓後試圖刺殺始皇帝，刺殺未遂後對兵法產(chan) 生興(xing) 趣：“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wei) 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cong) 之，不去見景駒。”（58）張良因兵法而與(yu) 劉邦知遇，放棄了當時更具聲望的楚王景駒，投奔劉邦。在楚漢爭(zheng) 雄之際，儒生酈食其諫議封六國後裔以削弱楚權，張良則為(wei) 劉邦重新分析了其所臨(lin) 處境：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wei) 我計橈楚權者。”其以酈生語告，曰：“於(yu) 子房何如？”良曰：“誰為(wei) 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wei) 大王籌之。”曰：“……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複橈而從(cong) 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59)

張良從(cong) 多個(ge) 方麵闡明了項羽政權尚未覆滅、六國後裔尚無臣服漢王之意的事實，並就此指出冊(ce) 封六國之後並不能真正實現諸侯的臣服，楚國力量亦不會(hui) 真正由此被削弱，由此反對酈食其的建議。

隨著劉邦登基，張良看到了漢家“守成”的需求，並在護佑太子的事件中主動引入了儒生和儒術。漢高帝登基後，下詔邀約天下賢士，期望招攬可用之才：“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wei) 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yu)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yu) 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cong)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60）劉邦對賢人的渴求為(wei) 張良所察，在呂澤向張良請教護佑太子的計劃時，張良首先指明了形勢變化：“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yu) 人何益。”（61）漢王朝天下安定，意味著爭(zheng) 戰之術不再適用，而骨肉情深更是難以用言辭之理相服，張良提出了延請賢才以示劉邦之策。因張良明白劉邦所自恃者，是招致、任用賢才的能力。在洛陽“慶功宴”上，劉邦曾坦言自己長於(yu) 項羽之處，即能用賢才：“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wei) 我禽也。”（62）天下初定後，劉邦更看中擅長治理的賢才，而商山四皓作為(wei) 其難以招致的大儒，定能助力劉盈而建功：“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63）事實上，也正是四人臨(lin) 筵才終止了易儲(chu) 鬧劇，成就了一段佳話，史家論曰：“而立戚姬子如意為(wei) 太子，大臣固爭(zheng) 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64）正是張良援引儒生之計策，令劉邦看到了劉盈招攬治世能臣的實力，從(cong) 而保住了太子之位。

太子太傅的叔孫通本即儒生，通過為(wei) 漢高帝諫議“便宜”之法而被信任，終將儒術引入了漢家製度。劉邦攜諸侯兵討伐項羽時初遇叔孫通，“叔孫通之降漢，從(cong) 儒生弟子百餘(yu) 人”（65)，因叔孫通攜眾(zhong) 弟子歸降，劉邦團隊得以增添學術力量。通過變更服製，舉(ju) 薦壯士，叔孫通獲得了劉邦的信任，並獲封“稷嗣君”。這是漢王集團中唯一不因軍(jun) 功而獲封的君號，自此劉邦開始正視製度問題，並在隨後因婁敬諫定國都封其為(wei) “奉春君”（66)。劉邦登基後，叔孫通在朝儀(yi) 缺失之際向劉邦進諫，申明各個(ge) 朝代均有其禮儀(yi) ：“五帝異樂(le)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wei)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複也。臣願頗采古禮與(yu) 秦儀(yi) 雜就之。”（67）此後，通過簡約儀(yi) 製得到信任並獲封太常，叔孫通因而遷任太子傅教諭劉盈。在保育劉盈時，叔孫通指出“太子天下本”，並申明嫡長不可易的道理，將儒學引入漢家傳(chuan) 承之製。

不論是掾吏出身的蕭何，還是長於(yu) 兵法的張良，亦或被斥“麵諛以得親(qin) 貴”（68）的叔孫通，都在劉邦集團中展示出明顯的儒學傾(qing) 向。蕭何熟於(yu) 吏治而有禮製之見識，張良明於(yu) 形勢而看到了儒學之於(yu) 漢王朝的必要性，而叔孫通則在一係列權變中將儒學引入漢家。儒學最終成為(wei) 漢高帝教諭太子所用之學，這既是漢王朝在“守成”期的實際需求，也是明於(yu) 時便的三位太子師傅必然的學理趨向。

三、儒術營造東(dong) 宮“宜適”之風

叔孫通在向高帝劉邦諫起朝儀(yi) 時，道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wei) 之節文者也”，指出儒家所論禮“節文人情”的特征。司馬遷在《禮書(shu) 》中以互文言“事有宜適，物有節文”（69)，指出禮的本質，在於(yu) 對事物本身“節文”的體(ti) 察，以達到“宜適”的效果。與(yu) “以便宜”這種單純求取當時之便的辦法相比，“宜適”之效對認知“時世”所需和“人情”本質有更為(wei) 係統的要求。漢太子初立之時正值劉邦彭城兵敗，而太子隨即聯合諸侯子戍守櫟陽，身負漢王監軍(jun) 之職號。漢帝國建立之後，劉邦以劉盈“不類我”而欲另立新君，但劉盈最終得以保住太子位並繼登大統。事實上，櫟陽時期的太子聯合諸侯子，以及易儲(chu) 風波中劉邦意圖的轉變，都與(yu) 儒生諫議所營造的氛圍密不可分。

（一）儒學為(wei) 漢東(dong) 宮初建諫製

劉邦立太子處於(yu) 其聯合諸侯與(yu) 項羽爭(zheng) 鋒之際，太子和諸侯宗戚共守漢都，維護了諸侯聯盟，使劉邦得以在彭城之敗後迅速整合兵力。然而，諸侯聯盟時見令出不行的情況，在與(yu) 項羽最後對決(jue) 之前，劉邦仍麵臨(lin) “諸侯兵不從(cong) ，為(wei) 之奈何”（70）的困境。這在諸侯聯軍(jun) 建立之初已然顯現。彭城之敗後，“諸侯見楚強漢敗還，皆去漢複為(wei) 楚”（71)。同時，項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yu) 沛，置之軍(jun) 中以為(wei) 質”（72)。麵臨(lin) 聯盟潰散和親(qin) 眷遭擄的境況，劉邦借東(dong) 宮建製恢複了聯盟的凝聚力：“（高帝）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wei) 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guan) 中者皆集櫟陽為(wei) 衛。”（73）通過冊(ce) 立太子以為(wei) 漢家關(guan) 節，劉邦團結了後方的諸侯宗戚，加強了漢王與(yu) 諸侯王之間的聯盟。此後，漢王主持的諸侯聯盟一轉分崩離析之狀，展示出強大的戰鬥力：“漢王稍收士卒，與(yu) 諸將及關(guan) 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間。”（74）漢王因此得以站穩陣腳。

劉邦之所以能通過冊(ce) 立太子團結諸侯，是基於(yu) 戰時建立起的諸侯聯盟，而這一聯盟正是在儒生諫議下新生的文人建製。漢二年，劉邦通過“除秦社稷，立漢社稷”開始構建漢家製度，借秦時“三老”舊製接通了與(yu) 民眾(zhong) 的聯絡，並聽取“三老”的儒學諫議，確立了漢王在諸侯間的盟主地位：“舉(ju) 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zhong) 為(wei) 善，置以為(wei) 三老……與(yu) 縣令丞尉以事相教。”（75）洛陽的新城三老董公積極諫奏，憑借儒學素養(yang) 建議劉邦聯合諸侯以對抗項羽，解決(jue) 了其勢單力孤的困擾：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wei) 賊，敵乃可服’項羽為(wei) 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yi) 不以力，三軍(jun) 之眾(zhong) 為(wei) 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wei) 此東(dong) 伐，四海之內(nei) 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ju) 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yu) 是漢王為(wei) 義(yi) 帝發喪(sang) ，袒而大哭，哀臨(lin) 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yi) 帝，北麵事之。今項羽放殺義(yi) 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qin) 為(wei) 發喪(sang) ，兵皆縞素。悉發關(guan) 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cong) 諸侯王擊楚之殺義(yi) 帝者。”（76)

董公指出，項羽雖兵強，但因“放殺其主”，故為(wei) “天下之賊”。一方麵，他標舉(ju) 儒家行事理念，而有“順德者昌，逆德者亡”“仁不以勇，義(yi) 不以力”之論，“順德者昌”是變用 “恃德者昌”之說而提出的理念（77)，體(ti) 現了其對周時觀念的熟習(xi) 和活用。另一方麵，他借儒家“正名”之論來支持具體(ti) 出兵策略，提出“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這同樣化用了儒家“正名”之論。在論述為(wei) 政之道時，孔子特別提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78)。董公就此發明義(yi) 帝正統，並提出“明其為(wei) 賊，敵乃可服”的應對方針。劉邦因之為(wei) 義(yi) 帝發喪(sang) ，以“天下共立義(yi) 帝，北麵事之”發難，獲得了“四海之內(nei) 莫不仰德”的道義(yi) 依據。劉邦積極聽取董公諫議，以伐“無道”之名迅速建立了諸侯聯盟：“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79）這為(wei) 劉邦設置太子外交職能提供了契機，也正是太子職能的確立，使劉邦新成立的諸侯聯盟變得更加團結。

此後，儒生酈食其在楚漢爭(zheng) 雄時“複立六國之後”的諫議，讓劉邦再次意識到“鄉(xiang) 風慕義(yi) ”可能引發的人心向背，也深深觸發了劉邦對“德義(yi) ”施行不當的恐懼。儒學因此成為(wei) 劉邦審慎對待的學術，更在易儲(chu) 風波之際為(wei) 叔孫通保護太子劉盈提供了理論基礎，使劉邦得以明確立儲(chu) 的觀念，進而打消易儲(chu) 的念頭。

隨著朝儀(yi) 初製，劉邦開始遷移關(guan) 東(dong) 大姓，重塑長安人文，開啟了因個(ge) 人喜好“節文”國都民風的新時期。與(yu) 婁敬在漢七年建議“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guan) 中”（80）不同，劉邦於(yu) 漢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guan) 中，與(yu) 利田宅”（81)，體(ti) 現了對齊楚民風的明顯偏好，展示出構建國都民風的意圖。這一依照個(ge) 人偏好構建新王朝的傾(qing) 向，既體(ti) 現在對關(guan) 中人文的再造上，也可見於(yu) 其更立太子的意圖中，後者引發了朝臣對太子之位的議論。

新的人文形勢促使劉邦重新審視太子人選，並流露出更換太子的念頭，這引發了朝臣激烈的爭(zheng) 執情緒。周昌以情力諫，代表了群臣所執“太子不可廢”的立場：“而周昌廷爭(zheng) 之強，上問其說，昌為(wei) 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82）周昌與(yu) 劉邦舊日相交，故能用辭激烈，以情勸奏劉邦並達到效果：“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後側(ce) 耳於(yu) 東(dong) 箱聽，見周昌，為(wei) 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83）周昌的態度獲得了劉邦和呂後的共同認可，為(wei) 漢皇室指明了群臣的情意所向。劉邦因此立劉如意為(wei) 趙王：“春正月，廢趙王敖為(wei) 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wei) 趙王，王趙國。”（84）同年，劉邦命時任奉常的叔孫通為(wei) 太傅：“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wei) 太子太傅。”（85）經過周昌諫奏，朝臣反對易太子之事的情緒被準確傳(chuan) 達給了劉邦。

周昌的諫奏雖情真意切，但無明確的理論依據，故而僅(jin) 僅(jin) 暫時消解了劉邦的易儲(chu) 之心。劉邦對劉盈的不滿並非一時起意，而有較為(wei) 明確的緣由：“太子為(wei) 人仁弱，高祖以為(wei) 不類己，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cong) 上之關(guan) 東(dong) ，日夜啼泣，欲立其子。”（86）劉邦易太子之心的根源，是劉盈的仁弱與(yu) 自己不相似，這在劉邦看來是為(wei) 君者的重大缺陷。隨著時間推移，這種不滿再次流露。

漢十二年，劉邦再次產(chan) 生了更換太子的想法。叔孫通向劉邦分析了太子“仁孝”是為(wei) 君者不可或缺的品質，並從(cong) 製度層麵說明了太子不可輕易變更之理：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luan) 者數十年，為(wei) 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qin)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後與(yu) 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wei) 戲！”高帝曰：“吾聽公言。”（87)

在引晉、秦舊事力證廢太子引發亂(luan) 世、亡國之害後，叔孫通以儒家美德“仁孝”之質稱頌太子：“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言語中明確表示太子的仁孝作為(wei) 天下共聞之質，是王朝守成階段的可貴品德。同時，叔孫通借助儒學理念，將易太子提升到製度層麵，申明易儲(chu) 是“廢嫡而立少”，為(wei) 穩固太子之位提供了製度依據。叔孫通甚至以性命相諫：“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原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基於(yu) 情理，叔孫通進一步聯係人文大勢，指出更換太子是動搖天下的行為(wei) ：“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wei) 戲！”劉邦因此看清了易儲(chu) 在義(yi) 理上的不當之處，並接納了叔孫通的諫議：“吾聽公言。”叔孫通以太子太傅之職參與(yu) 到護衛太子事件中，以漢家禮法製定者之能申明了太子位的重要性，並以儒學之本將嫡長製敷陳在漢家太子位上。經叔孫通諫說，劉邦基本轉變了對太子“仁孝”性格的認知，並意識到這一特質在新時期的作用：“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cong) 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誌矣。”在征服英布的“慶功宴”上，太子攜嘉賓赴宴，進一步驗證了叔孫通所論，劉邦由此徹底放棄了更換太子的想法。

在劉邦初為(wei) 漢王與(yu) 項羽爭(zheng) 雄之際，儒生董公的諫議助劉邦擴充漢家兵製，使其得以在敗軍(jun) 之際安全冊(ce) 立太子。正是聯合諸侯這一製度開新，使劉邦得以與(yu) 項羽爭(zheng) 鋒，而劉盈因此能與(yu) 諸侯子共同戍守櫟陽，並受到蕭何的侍教。在劉邦意圖更易太子之際，儒生扭轉了劉邦對“仁孝”性格的認知，並從(cong) 製度層麵說明了易儲(chu) 的不合理性。可以說，漢家東(dong) 宮之所以生成和穩固，正是劉邦對儲(chu) 君素質認知發生扭轉的結果，這與(yu) 儒生的諫議密不可分。

（二）儒術平息高帝易儲(chu) 之誌

在儒生的諫議和儒術的引導下，高帝朝東(dong) 宮平穩建立，並形成了溫和宜適的風格。這一方麵受政事影響，是政治勢力鬥爭(zheng) 的結果；另一方麵則受到漢家形勢由進取轉向守成的影響，體(ti) 現了有識之士對漢家建製的積極參與(yu) 。高帝朝的東(dong) 宮與(yu) 帝室的殺伐果決(jue) 存在明顯區別，展示出溫和的宜適之風。

在劉邦欲換太子之初，呂後使呂澤要挾張良用計護佑太子，張良冷靜分析形勢並予以拒絕：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zheng) ，未能得堅決(jue) 者也。呂後恐，不知所為(wei) 。人或謂呂後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後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wei) 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yu) 人何益。”（88)

在周昌向劉邦強諫“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89）之後，呂後跪拜以示感激，而言：“微君，太子幾廢。”但周昌一時之諫顯然不能改變劉邦的心意，呂後因而命呂澤劫持張良而問計，其情急切，且有不擇手段的打算。而張良言：“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指出自身僅(jin) 長於(yu) 戰時拯危救難，而此時天下形勢已經安定，亦即聲明了暴力之法的失效。同時，他指出骨肉之親(qin) 不同仇敵，外人力量無法間入其中：“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yu) 人何益。”通過對呂澤要求的回避，張良指出了漢家形勢的轉變以及東(dong) 宮太子身份的特殊性。

呂澤強要曰：“為(wei) 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zheng) 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wei) 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yi) 不為(wei)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wei) 書(shu) ，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wei) 客，時時從(cong) 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yu) 是呂後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shu) ，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90)

麵對呂澤的迫使，張良依照漢王朝新形勢，給出了溫和的招賢納士之策。在漢家守成的新時代，對賢能之士的招攬是製度建設的需求，而劉邦“肯從(cong)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91）的納賢之詔顯然有嗟人來食之態，因而有“不能致者”。逃匿山中的四人即“以為(wei) 上慢侮人”，並與(yu) 反對叔孫通的魯生相似，不肯“麵諛以得親(qin) 貴”（92)。張良知漢高帝讚賞此四人，因而建議以禮相待，迎接此四人：“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wei) 書(shu) ，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夫禮者，自卑而尊人”（93）是儒家的社交法則。正是太子“卑辭厚禮”以迎，四位賢人才願為(wei) 太子賓客。

在成功延請四皓後不久，劉盈即麵臨(lin) 將兵平叛之責。四皓防患未然，阻止了劉盈將兵之事：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cong) 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yu) 俱諸將，皆嚐與(yu) 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wei) 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禦，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後承間為(wei) 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wei) 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wei) 妻子自強’”於(yu) 是呂澤立夜見呂後，呂後承間為(wei)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94)

《易·既濟·象辭》雲(yun)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95）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同樣有言：“愛人之大者，莫大於(yu) 思患而豫防之。”（96）可見，防患於(yu) 未然是漢時儒士共識，並在愛護他人時加以實踐，四皓對劉盈的護佑即是如此。一方麵，他們(men) 看到太子將兵的危險，以及即便功成亦無益的事實。另一方麵，他們(men) 借“母愛者子抱”之俗語引出“子以母貴”之理，說明一旦太子不測，太子之位必屬劉如意。四人據此作“上雖苦，為(wei) 妻子強”的勸說之辭，呂後以此相諫，果然為(wei) 劉邦所納。劉邦放棄令太子將兵的想法，親(qin) 自出征。

易儲(chu) 之事峰回路轉，最終得以溫和收場，足見儒術對劍拔弩張氛圍的扭轉功效。這離不開叔孫通以“仁孝”為(wei) 旨的入諫，更是張良以“卑辭安車”為(wei) 策略而操持的結果。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zheng) 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cong) 太子……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cong) 吾兒(er) 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yi) 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wei)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wei)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wei)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後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wei) 我楚舞，吾為(wei) 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ju) 千裏。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97)

叔孫通給劉邦的諫議中，言“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98)，申明了仁孝之質在守成階段對招納賢才的重要意義(yi) 。而四皓臨(lin) 筵諫議則讓劉邦看到了仁孝之質的力量：“竊聞太子為(wei)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wei)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明確指出，“恭敬愛士”是天下賢人願為(wei) 太子所用的重要品質。易儲(chu) 事件塵埃落定的最終標誌，是劉邦的楚歌與(yu) 戚夫人的楚舞。劉邦以鴻鵠羽翼豐(feng) 滿為(wei) 喻，道出太子賓客盈門、根基穩固之狀，稱讚了其政治能力的成熟。同時，以“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兩(liang) 句作結，申明太子位不變之餘(yu) 也安撫了戚夫人。

漢王朝初定、諸侯尚未安歇之際，東(dong) 宮易儲(chu) 風波得以平息。在賢能朝臣的操持下，“仁義(yi) ”這一儒學理念被引入東(dong) 宮，這使漢家政風展示出了新的樣貌。正是諸臣對儒術的積極引入，諸如驪姬謀太子申生、胡亥弑公子扶蘇之慘劇均未在漢家東(dong) 宮發生，而留下了商山四皓這一段文學佳話。班固稱頌四人道：“自園公、綺裏季、夏黃公、甪裏先生、鄭子真、嚴(yan) 君平皆未嚐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liang) 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雲(yun) 。”（99)

漢家東(dong) 宮的建立不僅(jin) 使漢王政權異於(yu) 亡秦，也使其與(yu) 恣肆殺伐的楚霸王判然有別，這是漢高帝有意注重製度建設的結果。儒生作為(wei) 有誌於(yu) 禮製守成的學術群體(ti) ，在沛公製度疏闊之際即追隨獻策，並在漢室禮製構建過程中呈請儒術。作為(wei) 漢王用以充實政權的新建製度，東(dong) 宮遠紹晚周諸侯的“便宜”實踐，更離不開儒生的製度之諫。東(dong) 宮之位之所以得以穩固，無疑受到多方政治力量的幹預，但皆體(ti) 現出儒術所揭示的“宜適”之禮製內(nei) 涵。正是劉邦以“便宜”之策引儒術入漢家，東(dong) 宮才得以作為(wei) 製度關(guan) 鍵擴充漢王勢力；而正是儒術將“宜適”之法注入漢家，高帝易儲(chu) 之誌才得以有驚無險地被平息。高帝朝東(dong) 宮作為(wei) 漢王朝的重要建製，因儒術而生並孕育了儒風，成為(wei) 儒學進入漢家製度的重要環節。此後，惠帝朝延續了仁孝之風，形成了西漢前期獨樹一幟的儒政麵貌。

注釋
①華友根整理曆代文獻中的記載，著重關注了叔孫通的禮製貢獻。參見華友根：《叔孫通為漢定禮樂製度及其意義》《學術月刊》1995年第2期，第53-57頁。
②劉雅君在對漢代太子師傅的討論中，提及張良和叔孫通對劉盈太子位的護佑；蘇鑫在論述嫡長製為漢代東宮之主重要原則時，指出漢高帝朝東宮對整個漢代東宮製度的奠定有重要作用。二者均以高帝朝東宮形製的部分形態為論述支撐，並未對其整體觀照。參見劉雅君：《試論兩漢太子師傅製度》《北方論叢》2010年第6期，第79-80頁；蘇鑫：《漢代儲君製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4頁。
（1）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22頁。
（2）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31頁。
（3）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3頁。
（4）王國維：《觀堂集林》（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456頁。
（5）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100頁。
（6）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100頁。
（7）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24頁。
（8）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59頁。
（9）司馬遷：《史記》，第1852頁。
（10）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2832頁。
（11）司馬遷：《史記》，第2044-2045頁。
（12）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1180頁。
（1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3186頁。
（14）司馬遷：《史記》，第2366頁。
（15）司馬遷：《史記》，第468頁。
（16）司馬遷：《史記》，第409頁。
（17）司馬遷：《史記》，第3230-3231頁。
（18）司馬遷：《史記》，第470頁。
（19）司馬遷：《史記》，第3231頁。
（20）司馬遷：《史記》，第470頁。
（21）司馬遷：《史記》，第2447頁。
（22）司馬遷：《史記》，第470頁。
（2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758-759頁。
（24）史載“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3頁。
（25）司馬遷：《史記》，第470頁。
（26）司馬遷：《史記》，第2484頁。
（27）司馬遷：《史記》，第2485頁。
（28）徐元誥：《國語集解》，第283頁。
（29）陳勝設張楚而為諸侯盟主，天下局勢恢複到晚周爭霸的局麵。學者對這一事實多有論及。參見田餘慶：《說張楚——關於“亡秦必楚”問題的探討》《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34-150頁。
（30）關於“霸王”是晚周諸侯之強者的代稱，呂思勉已有“好比春秋時候的霸王”之語，學者對此也多有論及。參見呂思勉：《中國通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7頁。
（31）司馬遷：《史記》，第469頁。
（32）鄭國在春秋初年早霸事跡，王坤鵬在《清華簡〈係年〉相關春秋霸政史三考·“鄭莊小霸”說補察》中已有詳述，茲不贅言。參見王坤鵬：《近出古書與早期史學源流》，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7版，第167-171頁。鄭文公有言曰：“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見徐元誥：《國語集解》，第349頁。司馬遷載錄衛武公之功言：“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見司馬遷：《史記》，第1926頁。
（33）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439頁。
（34）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741頁。
（35）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1632頁。
（36）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849頁。
（37）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742頁。
（38）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2120頁。
（39）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3328頁。
（40）司馬遷：《史記》，第2445頁。
（41）司馬遷：《史記》，第439頁。
（42）司馬遷：《史記》，第2446頁。
（43）司馬遷：《史記》，第3167頁。
（44）司馬遷：《史記》，第3169-3170頁。
（45）司馬遷：《史記》，第3262頁。
（46）司馬遷：《史記》，第3275-3276頁。
（47）司馬遷：《史記》，第2478-2479頁。
（48）班固：《漢書》，第52頁。
（49）司馬遷：《史記》，第3296-3297頁。
（50）司馬遷：《史記》，第2445頁。
（51）司馬遷：《史記》，第2445頁。
（52）陳鬆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叁）釋文》（修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8年，第156-157頁。
（53）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54頁。
（54）司馬遷：《史記》，第2446頁。
（55）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第567頁。
（56）班固：《漢書》，第1096頁。
（57）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第564頁。
（58）司馬遷：《史記》，第2475頁。
（59）司馬遷：《史記》，第2479-2480頁。
（60）班固：《漢書》，第71頁。
（61）司馬遷：《史記》，第2484頁。
（62）班固：《漢書》，第56頁。
（63）司馬遷：《史記》，第2484頁。
（64）司馬遷：《史記》，第3245頁。
（65）司馬遷：《史記》，第3295頁。
（66）司馬遷：《史記》，第3292頁。
（67）司馬遷：《史記》，第3296頁。
（68）司馬遷：《史記》，第3297頁。
（69）司馬遷：《史記》，第1372頁。
（70）司馬遷：《史記》，第3145頁。
（71）司馬遷：《史記》，第469頁。
（72）司馬遷：《史記》，第469頁。
（73）曾磊論證了周壽昌“楚子、諸侯子之類，大約楚國與諸侯支係宗戚之從軍者，非泛泛國人”的觀點，茲不贅議。參見曾磊：《“諸侯子”小議》《南都學壇》2010年第2期，第13-15頁。
（74）司馬遷：《史記》，第470頁。
（75）班固：《漢書》，第33-34頁。
（76）班固：《漢書》，第34頁。
（77）司馬貞論史載“《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道：“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見司馬遷：《史記》，第 2717 頁。
（78）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2506頁。
（79）司馬遷：《史記》，第 468-469 頁。
（80）司馬遷：《史記》，第 3294 頁。
（81）班固：《漢書》，第 66 頁。
（82）司馬遷：《史記》，第 3245 頁。
（83）司馬遷：《史記》，第 3245 頁。
（84）班固：《漢書》，第 67 頁。
（85）司馬遷：《史記》，第 3299 頁。
（86）班固：《漢書》，第3937頁。
（87）司馬遷：《史記》，第 3299 頁。
（88）司馬遷：《史記》，第2483-2484頁。
（89）司馬遷：《史記》，第3245頁。
（90）司馬遷：《史記》，第2484頁。
（91）班固：《漢書》，第71頁。
（92）司馬遷：《史記》，第3297頁。
（93）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231頁。
（94）司馬遷：《史記》，第2484-2485頁。
（95）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72頁。
（96）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62頁。
（97）司馬遷：《史記》，第2485-2486頁。
（98）司馬遷：《史記》，第3299頁。
（99）班固：《漢書》，第30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