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湖學”與(yu) 江南經濟

作者：劉正武（湖州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十六日乙卯

          耶穌2024年10月18日

宋代慶曆前後發生的學術文化轉型產(chan) 生的影響極為(wei) 深遠。正是胡瑗“湖學”等大量學者的努力，助推了北宋實學思潮的形成和發展，並付諸“王安石變法”的施政實踐，促成了南宋事功學派不斷興(xing) 起，為(wei) 江南經濟發展的儒學理論合理性樹立起官方意識形態話語體(ti) 係。

胡瑗是在解經的重塑號召下樹立起通經致用的學術思想，從(cong) 而影響宋代及宋以後的江南經濟和理論的。漢唐的經學轉注之學繁瑣而冗長，格局狹小且缺乏對生命個(ge) 體(ti) 的切身關(guan) 懷。宋初疑經思潮興(xing) 起，胡瑗與(yu) 範仲淹等一起，在銓解儒學經典上一馬當先，提出很多煥然一新的觀念，如解讀《洪範》。

《洪範》舊傳(chuan) 是商末箕子為(wei) 周武王敘述治國方略，列五行、五事、八政、五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九福等九疇。漢唐解讀大多附會(hui) 陰陽災異，演繹“天人感應”“五德終始”學說，後又流為(wei) 象數之學，神秘主義(yi) 色彩濃厚，經義(yi) 越發晦澀。胡瑗在解經方法上有破有立，把《洪範》核心要義(yi) 定位於(yu) 君臣治國，化神話為(wei) 人事，解人事以理學，以事理解經，以君臣治道貫徹始終，從(cong) 而弱化了君權至上思想，為(wei) 君權批判和製約創造了理論上的可能性，也破解了很多漢唐解經意義(yi) 割裂的曲筆。

胡瑗對《洪範》通篇銓解，一方麵秉承漢唐以來《孔傳(chuan) 》《正義(yi) 》的闡釋精神，另一方麵也積極批判錯訛。在君臣治道論述上，胡瑗對統治者勸誡、勸勉，認為(wei) 政教治道的關(guan) 注和目標所向是普通百姓的民生和整體(ti) 命運。胡瑗除了在理論上通過銓經來完成思想建構外，還通過“湖學”的教學實踐培養(yang) 實學人才，這也體(ti) 現了他的經學觀和經濟觀念。

胡瑗的“湖學”思想和教學實踐推動了宋代經濟實學思潮的形成。在“湖學”教學實踐中，胡瑗設立“經義(yi) 齋”和“治事齋”，對於(yu) “經義(yi) 齋”的學生重視通曉儒學經典，樹立治理天下的價(jia) 值觀念；對於(yu) “治事齋”的學生則要求更加重視水利、國防等專(zhuan) 業(ye) 性較強的治國專(zhuan) 業(ye) 知識和能力培養(yang) 。“湖學”既能夠根據儒學意識形態的需求培養(yang) 政府官員，也能按照社會(hui) 事務需求規則來培養(yang) 實用型專(zhuan) 門人才，體(ti) 現了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先進教育理念和實用主義(yi) 的人才培養(yang) 文化觀，蘊含了儒學對於(yu) 實踐和實學的重視。

胡瑗的“湖學”思想和教學實踐對江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治事齋”的設立體(ti) 現了“通經達用”的育人思想和治政觀念，即追求功利在儒學廟堂和神聖教育旨歸上不僅(jin) 被允許存在，而且可以拓展為(wei) 積極的時代風潮。事實上，在胡瑗去世後僅(jin) 十年，追求富國強兵的“王安石變法”就拉開帷幕。而與(yu) 變法同時進行的，是學術圈形成的一種事功思潮——這是由學術而登上廟堂治政的新的嚐試。李覯和王安石借助銓解《周禮》思想，提出變法除弊、選賢任能、依靠理財富國的事功思想。李覯將“通經”與(yu) “財用”結合起來，提出治理國家必須以“財用”為(wei) 基礎，而不能依靠空談仁義(yi) 。王安石解《周易》“利者義(yi) 之和也”為(wei) “義(yi) 固所為(wei) 利也”，肯定了利益的價(jia) 值優(you) 先取向，這種觀念一時成為(wei) 思想風潮。盡管王安石變法失敗，但其思想觀念卻長存於(yu) 儒學尤其是江南文化土壤中，成為(wei) 影響江南經濟的重要學術思想力量。

胡瑗“湖學”思想啟發了南宋江南事功學派的形成與(yu) 發展。南宋實學思潮並未因王安石變法的挫折而消沉，相反，江南地區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學者，形成更加聲勢浩大的事功學派群體(ti) 。事功學派常常對王安石變法以及王安石的學術思想提出批判，但是對於(yu) 胡瑗和“湖學”則推崇備至。這固然有“湖學”開啟“宋學”之始，尤其是胡瑗弟子劉彝提煉“湖學”精神為(wei) “明體(ti) 達用”，人爭(zheng) 以為(wei) 胡瑗弟子為(wei) 榮的原因，但整體(ti) 而言，無論南宋浙東(dong) 學派還是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其師承都可以追溯到胡瑗“湖學”。實際上，隨著胡瑗入京及去世，“湖學”衰而太學興(xing) ，胡瑗之後，學術分野愈益判若鴻溝：以二程、朱熹為(wei) 代表的理學發揮了胡瑗的“明體(ti) ”思想，盡棄“達用”的目標，著力於(yu) 形而上學，與(yu) 浙東(dong) 學派兩(liang) 極分化。胡瑗在解經實踐以及施教的方法論上，始終是浙東(dong) 事功學派的思想源頭和價(jia) 值依歸。

胡瑗“湖學”思想對江南經濟的影響，具有廣泛的實踐性。當胡瑗的“明體(ti) 達用”思想被後世割裂為(wei) “理學”和“事功”兩(liang) 途的時候，雙方不免會(hui) 產(chan) 生激烈的觀念衝(chong) 突。南宋朱熹和陳亮分別代表的這兩(liang) 個(ge) 學派，圍繞各自立場進行了為(wei) 期三年的“王霸義(yi) 利之辯”。朱熹主張放棄“義(yi) 利雙行、王霸並用”；陳亮認為(wei) ，王霸、義(yi) 利不能割裂開來看。實際上，“事功”學派恪守的是“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胡瑗“湖學”的核心觀念“明體(ti) 達用”是一體(ti) 兩(liang) 麵，絕非相互割裂。當然，在實踐應用中可以因應時代的需要而有所側(ce) 重，同時也啟發了宋學的形成。

南宋事功學派之後，士人群體(ti) 的“達用”實學觀念與(yu) 實踐始終在綿延傳(chuan) 承，不絕於(yu) 縷。如元代郭守敬、明代張居正、清代顧炎武及顏元等，在政權實踐或者學術建構上都卓有成就。近世中國江南經濟的發達程度始終走在前列，不惟有膏腴沃土、人才濟濟，還有思想的滋潤和文化的綿延傳(chuan) 承。今日的江南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胡瑗“湖學”精神曆久彌新，依舊對江南經濟具有思想文化傳(chuan) 承的指導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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