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明體(ti) 達用”觀的思想史意義(yi) 與(yu) 當下價(jia) 值

作者：幹春鬆（北京大學哲學係、儒學研究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十六日乙卯

          耶穌2024年10月18日

宋初政局未穩，賴有孫複、石介和胡瑗等人在各地辦學，培育人才。他們(men) 通過書(shu) 院的方式，堅持道德優(you) 先的原則，並探索獨特的教學方式，在範仲淹和歐陽修等朝廷有識之士的支持下，為(wei) 二程乃至宋代理學的複興(xing) 奠定了基礎。其中胡瑗的“明體(ti) 達用”之學，尤因其方法和實踐的完美結合而對後世產(chan) 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黃宗羲和全祖望編著的《宋元學案》中，記錄了宋神宗問劉彝“胡瑗與(yu) 王安石孰優(you) ”這樣一個(ge) 問題。這個(ge) 問題與(yu) 全祖望立足於(yu) 理學的形成和發展來梳理宋代學術發展的理路有很大關(guan) 係。因而，在《宋元學案》的敘述脈絡中，北宋占主導地位的“荊公新學”也被邊緣化。

在這次問答中，劉彝的回答具有學術史的意義(yi) 。他指出，儒家的思想“有體(ti) 有用有文”。他認為(wei) 儒家不可動搖的倫(lun) 理原則是“體(ti) ”，而儒家的經典是“文”。這些原則和依據這些原則而形成的政治秩序是“用”。他說，若國家不以經義(yi) 取士，會(hui) 導致士風“偷薄”，正因為(wei) 學校采用了胡瑗的明體(ti) 達用之學來教授學生，才改變了學風，這都是胡瑗開創之功，不是王安石所能比的。在這裏，劉彝所闡發的就是胡瑗的明體(ti) 達用之教學方式在改變學風上的意義(yi) 。

學者們(men) 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即“明體(ti) 達用”最初所指即是胡瑗所創立的教學法，歐陽修為(wei) 胡瑗所作墓表說胡“為(wei) 人師，言行而身化之……故其為(wei) 法嚴(yan) 而信，為(wei) 道久而尊……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dong)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yi) 禮樂(le) 為(wei) 學”。後來，胡瑗的教學法被不斷地塑造和闡揚，比如二程和朱子總結胡瑗的分齋教學法，即根據求學者的興(xing) 趣和誌向，一些人注重經義(yi) ，另一些人則注重具體(ti) 的治事，比如治兵、治民、水利等。

這種經義(yi) 和治事並重的方法，可能也與(yu) 江浙一帶的學風注重事功的傾(qing) 向有關(guan) ，既繼承了儒家因材施教的傳(chuan) 統，又符合宋初百廢待興(xing) 的現實需要。這導致了胡瑗的弟子在當時的科舉(ju) 取士中有很高的成功率。由此，胡瑗之明體(ti) 達用之教，聲名遠播。

胡瑗不僅(jin) 是一個(ge) 教育家，他的思想也啟發了包括程頤在內(nei) 的後世道學群體(ti) 。唐宋以來逐漸形成了通過強調儒家的心性之學來批判和融攝佛道之學的風氣，在此方麵，胡瑗亦堪為(wei) 先驅。首先，他是宋代最早注解《中庸》的學者，著有《中庸義(yi) 》。其次，他在其他作品中也屢次引用《中庸》《大學》，推助了宋代的四書(shu) 升格運動。最後，他也是宋明道學許多重要議題的肇端。比如他對孔顏樂(le) 道的關(guan) 注，他對《洪範》《周易》《中庸》《春秋》等經典中對於(yu) “中”的觀念的融會(hui) 貫通。尤其是他對於(yu) 《周易》的“中”強調指出，因為(wei) 周易之道是模擬天地之道的，“中”所體(ti) 現的是“至公至正，無私無曲”，由此我們(men) 也可以追溯到程頤以“公”解“仁”的源頭。

胡瑗雖然沒有明確以體(ti) 用關(guan) 係來延續先秦以來的道器、本末、形上形下的哲理性討論，但他將儒家經典與(yu) 治道結合的教學方式，啟發了道學家對於(yu) “體(ti) 用一源”的強調。程頤在《程氏易傳(chuan) 》中所提出的“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ti) 用一源，顯微無間”，被視為(wei) 道學群體(ti) 對體(ti) 用關(guan) 係的最為(wei) 樞紐性的認識。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中國傳(chuan) 統的本末觀缺乏作為(wei) 存在論意義(yi) 上的“本體(ti) ”和“現象”的哲學抽象，但佛教所提供的本體(ti) 和現象的關(guan) 係，則導向對本體(ti) “虛無”的價(jia) 值導向。因此，二程在融攝兩(liang) 種思想資源的過程中，既要強調作為(wei) “體(ti) ”之“天理”是具有超越事物現象的、唯一性意謂，即所謂“天下隻有一個(ge) 理”，“萬(wan) 物皆隻是一個(ge) 天理”。在道學家這裏，“理”作為(wei) 世界究竟意義(yi) 上的根源，而實體(ti) 性的“氣”是“理”的發用和呈現。同時，二程之“理”又不是佛教“虛空”之理，其理則必然發用為(wei) 現實社會(hui) 中的道德規則和社會(hui) 治理之道。此理為(wei) “實存”的。“理”與(yu) 倫(lun) 常秩序之關(guan) 係，隻是“顯”和“微”的關(guan) 係。因此，他們(men) 說：“天下無實於(yu) 理者”“惟理為(wei) 實”“仁者，天下之正理”。二程的工夫論就是在這樣的理氣體(ti) 用關(guan) 係上得以奠基，當我們(men) 讀到“用敬涵養(yang) 為(wei) 體(ti) 、致知進學為(wei) 用”的時候，我們(men) 便可以聯想到胡瑗的“明體(ti) 達用”思想，隻是二程將胡瑗更側(ce) 重於(yu) 人性、學問修養(yang) 的角度推擴到哲學性的本體(ti) 和功用的“一源”上。

這種思想，經由朱熹的闡發更為(wei) 全麵。朱子在《答呂子約》中說：“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衝(chong) 漠者固為(wei) 體(ti) ，而其發於(yu) 事物之間者為(wei) 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wei) 體(ti) ，而其理之發見者為(wei) 之用。”這就更明確地將形上形下與(yu) 體(ti) 用關(guan) 係做了關(guan) 聯。

近代以來，在西方思潮衝(chong) 擊下，體(ti) 用關(guan) 係又被用來解釋中西文化關(guan) 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綜合晚清諸多體(ti) 用關(guan) 係的討論，提出了“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的說法，這種體(ti) 用分離的觀點雖然遭到嚴(yan) 複等人的激烈批評，但不失為(wei) 晚清思想尋求學習(xi) 西方共識的一種折中性表達。經過一百多年來的抗爭(zheng) 和進步，中西文化之間已經由單方向的學習(xi) 進入到中西互鑒、美美與(yu) 共的階段。因此，我們(men) 需要有一種新視角來建構新時代的體(ti) 用觀。這種體(ti) 用觀，需要化解近代體(ti) 用觀中“實質性”存在的體(ti) 用分離或將體(ti) 用關(guan) 係轉換為(wei) “主次”關(guan) 係的“應時”之變通，回到胡瑗以降所建構的“明體(ti) 達用”體(ti) 用觀上。一方麵，強調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與(yu) 當代文化之間的一體(ti) 性和延續性；另一方麵，要從(cong) 中理解中國當代的價(jia) 值觀和治理之道一以貫之的內(nei) 在邏輯。正如胡瑗和二程等融攝儒家與(yu) 佛道的體(ti) 用觀所建構的“體(ti) 用一源”的思想一樣，今天我們(men) 重新回溯胡瑗的“明體(ti) 達用”，就是要從(cong) 中國發展的實踐經驗中，找到中國社會(hui) 進步的內(nei) 在原因及其製度性呈現，從(cong) 而找到體(ti) 用思想轉化與(yu) 中國曆史發展的互動關(guan)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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