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譯儒家經典中的時代特征

作者：高藝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初七日丙午

          耶穌2024年10月9日

西夏是以黨(dang) 項為(wei) 主體(ti) 民族於(yu) 11—13世紀初在中國西北部地區建立的地方政權，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格局形成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西夏文化也是千百年來積澱形成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據《宋史·夏國傳(chuan) 》記載，西夏初期即“教國人紀事用蕃書(shu) ，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wei) 蕃語”。之後又曾向宋遣使，“求‘九經’‘唐史’、《冊(ce) 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yi) ”。至仁孝時期，進一步“重大漢太學”，“尊孔子為(wei) 文宣帝”。除《宋史》之外，其餘(yu) 相關(guan) 史料中也有類似記載，在此不一一列舉(ju) 。總而言之，從(cong) 漢文材料來看，西夏對於(yu) 中原儒家文化廣泛接納。不過想要進一步深入而細致地探究儒學在西夏地區的傳(chuan) 播方式、特點，僅(jin) 憑現有漢文材料中宏觀而概括的描述還遠遠不夠。

幸而在20世紀初出土的黑水城文獻中保留了若幹夏譯儒家經典，作為(wei) 專(zhuan) 書(shu) 翻譯為(wei) 西夏文的著作目前可見有《論語》《孟子》《孝經》三部，為(wei) 我們(men) 了解儒學在西夏的傳(chuan) 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而這些夏譯儒家經典在底本選擇方麵有一顯著特點，即選取了北宋王安石一脈“新經學派”的注釋作品。這一點早已為(wei) 學術界所關(guan) 注。

而除《論語》《孟子》《孝經》之外，其他儒家經典雖尚未見到專(zhuan) 書(shu) 翻譯為(wei) 西夏文，但可從(cong) 他書(shu) 引文中一窺究竟。例如，陳祥道在《論語全解》一書(shu) 中時常引用《詩經》《尚書(shu) 》《左傳(chuan) 》等儒家典籍與(yu) 《論語》互證。通過對這些引文的西夏譯文進行深入分析，也可從(cong) 側(ce) 麵考察西夏譯者對於(yu) 這些經典有著怎樣的理解方式及其知識背景，進而使我們(men) 能夠多角度、立體(ti) 化地把握夏譯儒家經典中反映出來的夏漢民族文化交流的諸多特點。

這一思路雖然已為(wei) 西夏學者付諸實踐，不過在過往研究中，學者們(men) 往往將西夏譯文與(yu) 《十三經注疏》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注釋相比較，結果發現有不少西夏譯文與(yu) 傳(chuan) 統注疏不合之處，有的甚至相去甚遠，進而認為(wei) 西夏知識分子對於(yu) 儒家經典著作的整體(ti) 理解水平不高。然而問題在於(yu) ，既然西夏在翻譯《論語》《孟子》《孝經》時選取了“新經學派”的注釋之作，那麽(me) 在學習(xi) 理解其他儒家經典時是否也會(hui) 選擇不同於(yu) 漢唐舊注的“時注”“新解”呢？現舉(ju) 西夏譯《論語全解》中的一個(ge) 典型例子加以分析說明。

在《論語·子張》篇中，子貢曾這樣讚揚孔子：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祥道對“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的注解為(wei) ：

生則天下歌之，故榮；死則天下哭之，故哀。堯之治天下，其效至於(yu) “黎民於(yu) 變時雍”，其死至於(yu) “百姓如喪(sang) 考妣”，不過如此。

其中，“黎民於(yu) 變時雍”一句出自《書(shu) ·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偽(wei) 孔《傳(chuan) 》：“昭亦明也。協，合；黎，眾(zhong) ；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zhong) 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孔《疏》與(yu) 偽(wei) 孔《傳(chuan) 》解釋相同。

而“黎民於(yu) 變時雍”的西夏文翻譯為(wei) “”。其中，“”義(yi) 為(wei) “眾(zhong) 多”，“”義(yi) 為(wei) “民”，“”義(yi) 為(wei) “大”，“”義(yi) 為(wei) 變化，“”義(yi) 為(wei) “時間”，“”義(yi) 為(wei) “和睦”。兩(liang) 相對比不難看出，西夏譯者譯“黎民”為(wei) “”（眾(zhong) 民）、譯“變”為(wei) “”（變化）以及譯“雍”為(wei) “”（和睦），均與(yu) 偽(wei) 孔《傳(chuan) 》及孔《疏》代表的傳(chuan) 統注疏的解釋相同。但以表示“時間”的“”對譯“時”，並且在“”前多譯出“”，則與(yu) 偽(wei) 孔《傳(chuan) 》的訓釋有所不同。

如果說西夏譯者將“時”譯為(wei) “”可能是出於(yu) 字麵理解，未按照“時，是”這樣較為(wei) 複雜的訓釋去翻譯，那麽(me) 又何故在“”前多譯出“”字？偽(wei) 孔《傳(chuan) 》僅(jin) 說“是以風俗大和”，但卻未言“大變”。西夏譯者的理解當不會(hui) 錯訛至如此地步。更加合理的解釋自然是西夏譯者對於(yu) 《堯典》此句的理解另有來源。

經考，南宋夏僎（生卒年未詳），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進士，著有《尚書(shu) 詳解》，其書(shu) 征引眾(zhong) 家，間以己意。今本該書(shu) 《堯典》部分為(wei) 四庫館臣從(cong) 永樂(le) 大典中輯出，在講到“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黎民於(yu) 變時雍”一句時，夏氏串講文義(yi) 謂：

帝堯之為(wei) 君，方克明俊敏之德於(yu) 一堂之上；以之親(qin) 九族，則九族不旋踵而盡睦；以之正百姓，則百姓不旋踵而昭明；以之合和萬(wan) 邦，則黎民不旋踵而丕變於(yu) 善，時臻雍和者……黎民，眾(zhong) 民也。一雲(yun) “黎，黑色也。以民皆黑首，故曰‘黎民’，《傳(chuan) 》所謂‘黔首’是也”。

其中“丕變”即義(yi) 同“大變”，“時臻雍和”之“時”也並非如同偽(wei) 孔《傳(chuan) 》訓為(wei) “是”，而是當理解為(wei) “時間”“時代”之義(yi) ，正與(yu) 上文提到的《論語全解》的西夏譯文完全相符。

《尚書(shu) 詳解》前有時瀾序，其落款時間為(wei) “淳熙丙午七月”，即淳熙十三年。而經學學者們(men) 根據刻工、板式等多方麵信息綜合推斷，西夏文《論語全解》當為(wei) 乾祐年間（1170—1193）刻字司刻本。雖然夏僎的《尚書(shu) 詳解》未必是西夏人學習(xi) 《尚書(shu) 》的直接知識來源，但無疑可以說明當時對於(yu) 儒家經典確實存在有別於(yu) 傳(chuan) 統注疏的“時注”“新解”。我們(men) 對照傳(chuan) 統注疏難以理解的西夏譯文很有可能與(yu) 這樣的“時注”“新解”有關(guan) 。

更為(wei) 重要的是，宋末元初的朱祖義(yi) （生卒年未詳）著有《尚書(shu) 句解》一書(shu) ，其成書(shu) 年代當在南宋末年。經學者比對，其書(shu) 常常隱栝夏僎《尚書(shu) 詳解》的內(nei) 容，而在“黎民於(yu) 變時雍”一句下，朱氏謂“眾(zhong) 民大變於(yu) 善，時臻雍和”，即與(yu) 夏書(shu) 相同。雖然朱氏其書(shu) 成書(shu) 較晚，不可能是《論語全解》譯者所參考的資料，但其特殊之處在於(yu) 黑水城遺址中恰好有該書(shu) 殘葉出土。這足以說明儒家經典的“時注”流傳(chuan) 範圍之廣，因而《論語全解》的西夏譯者完全有機會(hui) 接觸到同類型的著作作為(wei) 參考。

類似的例子在《論語全解》中還有不少，均是西夏譯文與(yu) 以《十三經注疏》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注疏不符，但總能在宋人的“時注”“新解”中找到相符內(nei) 容。因而，有時並非西夏譯者對於(yu) 儒家經典的理解程度不深或有誤，而是我們(men) 並未找到其真正的思想背景與(yu) 知識來源。而這些例子也組成了中原地區與(yu) 西北少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寶貴實例，充分展現了夏譯儒家經典中生動、鮮活、極具時代氣息的一麵。

其實，除夏譯儒家經典如實反映宋代儒學發展變化之外，夏譯佛教經典也與(yu) 當時漢、藏佛學的主流思想、文獻密切相關(guan) ，同樣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甚至於(yu) 在西夏人自己編纂的本土音韻學書(shu) 籍《五音切韻》中，其聲母類別代表字也明顯借鑒了“宋人三十六字母”的分類格局。

由此可見，充分還原曆史情境、觀照其時代特征，對於(yu) 西夏研究有著重要意義(yi) 。在此基礎上，對以西夏譯《論語全解》為(wei) 代表的夏譯儒家經典，乃至範圍更大的夏譯經典、西夏本土經典進行更為(wei) 深入、細致的研究，拓寬視野、抽絲(si) 剝繭，既可以深入理解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承機製和傳(chuan) 播機製，同時也是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ti) 意識的絕佳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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