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與(yu) 衰退：從(cong) “唐宋變革”到“宋明斷裂”

作者：吳鉤

來源：東(dong) 莞圖書(shu) 館刊物《易讀》

讀過我“說宋”係列圖書(shu) 的朋友可能會(hui) 發現，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引述了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劉光臨(lin) 先生的觀點，這當然是因為(wei) 劉教授的史論（主要是宋代經濟與(yu) 財政史論）常常能引發我的共鳴，並給予我寶貴啟示。比如我2023年出版的《宋神宗與(yu) 王安石：變法時代》一書(shu) ，即引用劉光臨(lin) 的一段話來展示王安石變法的曆史背景：“宋朝國家財政製度以間接稅為(wei) 主要收入來源，擺脫了對土地稅的依賴。安史之亂(luan) 以後戰爭(zheng) 市場化與(yu) 經濟貨幣化兩(liang) 種趨勢的高度結合，是這種新型財政體(ti) 製的來源。其在當時出現及以後的飛躍式發展，無疑印證了宋朝在近代歐洲之前就走上了熊彼特所說的稅收（財政）國家道路。”我認為(wei) 劉光臨(lin) 的這一論述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王安石變法的曆史意義(yi) ：王安石變法順應並深化了“唐宋變革”的趨勢——亦即劉光臨(lin) 所說的戰爭(zheng) 市場化與(yu) 經濟貨幣化兩(liang) 種趨勢，推動了宋代“稅收（財政）國家”的發展。

我對宋代曆史地位的整體(ti) 把握，多援引“唐宋變革論”。概括地說，“唐宋變革論”認為(wei) ，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涉及政治、社會(hui) 、經濟、文化諸層麵的轉型，開啟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體(ti) 現在經濟上，是城市工商業(ye) 的興(xing) 起，從(cong) 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從(cong) 指令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ti) 現在財政上，是國家財稅體(ti) 係與(yu) 城市商品經濟緊密結合，從(cong) 徭役、直接稅、實物稅、農(nong) 業(ye) 稅、人頭稅轉向間接稅、貨幣稅、工商稅、財產(chan) 稅；體(ti) 現在社會(hui) 上，是人身依附關(guan) 係的鬆懈，從(cong) 身份社會(hui) 轉向契約社會(hui) ，從(cong) 固態社會(hui) 轉向流動社會(hui) ；體(ti) 現在政治上，是門閥政體(ti) 的解體(ti) ，從(cong) 貴族政治轉向官僚政治，從(cong) 私人化的效忠關(guan) 係轉向公共性的君臣關(guan) 係；體(ti) 現在文化上，就是市民文藝的興(xing) 起，從(cong) 孤芳自賞的貴族文化轉向市民喜聞樂(le) 見的市井文化。我相信劉光臨(lin) 教授也是讚同“唐宋變革論”的。所謂“走上稅收（財政）國家道路”，其實就是從(cong) 經濟、財政角度概括“唐宋變革”。

不過，當我們(men) 運用“唐宋變革論”解釋中國曆史變遷時，馬上就會(hui) 受到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論的挑戰。這一理論提出，“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是中國曆史上資本主義(yi) 萌芽最顯著的階段。在這一時期，新舊矛盾衝(chong) 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業(ye) 、城市商業(ye) 和對外商業(ye) 都發展迅速，階級關(guan) 係也出現了相應變化，大規模的市民運動層出不窮，啟蒙思潮也應運而生。”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近代化”與(yu) “資本主義(yi) 萌芽”是同義(yi) 的，因為(wei) 近代化的展開，即是資本主義(yi) 的興(xing) 起與(yu) 發育。那麽(me) 問題來了：如果中國早在宋代就已啟動了近代化，為(wei) 什麽(me) 到了晚明才開始出現“資本主義(yi) 萌芽”？這個(ge) 問題，劉光臨(lin) 先生當然也注意到了：“如果說中國社會(hui) 在16、17世紀才開始出現資本主義(yi) 的萌芽，則京都學者斷言此前四五百年中國就曾有資本主義(yi) 的存在並已進入近代社會(hui) ，豈非天方夜譚？”

在我看來，“唐宋變革論”與(yu) 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論都有其道理，都能自圓其說，那我們(men) 該如何解決(jue) 兩(liang) 者之間的矛盾呢？我有一個(ge) 極簡化的解釋：從(cong) 宋代到明初，經濟發展水平堪稱一落千丈，直到15世紀中葉以後，才逐漸恢複繁盛。以蘇州為(wei) 例，長洲縣人王錡親(qin) 眼目睹了蘇州商業(ye) 的盛衰變遷：“吳中素號繁華”，但在明初，由於(yu) 市民被強製遷徙，蘇州一片蕭條，“邑裏瀟然，生計鮮薄”；正統、天順間，王錡曾入城，聽到大家都說，蘇州“已稍複其舊，然猶未盛也”；成化年間，王錡每三四年都要去一趟蘇州城，開始看到城內(nei) 日新月異；到了弘治年間，蘇州才“愈益繁盛”。

我曾將這一看法發布到網上，結果引來一些批評：蘇州一個(ge) 小小個(ge) 例就能說明宋明兩(liang) 代的經濟大勢？巧了，那幾天我正在閱讀劉光臨(lin) 教授剛剛出版的論著《繁華與(yu) 衰退：中國市場經濟（1000～1500年）》（中譯本），此書(shu) 提供的宋明經濟數據與(yu) 定量分析恰好可以有力地證明：公元1000至1500這500年間，中國的經濟狀況確確實實發生了一場從(cong) 繁榮到衰退的大變故。從(cong) 人均收入水平來看，按糧食計算，明初約為(wei) 北宋的1/2，若以貨幣計算，更是隻有北宋的1/10，可謂是斷崖式下降；從(cong) 商業(ye) 發展水平來看，明代前期的市場規模僅(jin) 為(wei) 北宋的5%-10%，11世紀中葉的戶均貿易量大約是14世紀80年代的7~10倍，差距之大，足令人吃驚。

作為(wei) 一部煌煌數十萬(wan) 言的量化史學著作，《繁華與(yu) 衰退》提供的當然不僅(jin) 僅(jin) 是上述幾個(ge) 數據。事實上，本書(shu) 最令人讚歎的地方就是建立了一個(ge) 涵蓋宋明時期人口增長、國內(nei) 市場規模、城市人口比重、貨幣供應量、人均稅收、稅收結構、勞動者工資、農(nong) 業(ye) 畝(mu) 產(chan) 量等指標的量化分析體(ti) 係。麵對劉光臨(lin) 密集的量化證據轟炸，即便是本書(shu) 的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他（劉光臨(lin) ）在許多具體(ti) 實證問題的論證上確實是成功的，特別是揭示宋代相對繁榮而明初急劇衰退的證據如此之多，以至我們(men) 即使能就單個(ge) 指標提出質疑，也很難全麵否定這些證據的意義(yi) ”（見本書(shu) 附錄“彭慕蘭(lan) 書(shu) 評”）。

許多研究宋明曆史的人也許都會(hui) 觀察到由宋經元入明經濟發生衰退的跡象，比如南開大學李治安教授在研究江南社會(hui) 經濟發展史時發現，“元代有關(guan) 江南富民生計、商業(ye) 和士人活動等記載相當豐(feng) 富，與(yu) 南宋相比毫不遜色。但明前期的江南，類似記載卻幾乎銷聲匿跡，後世追述議論也寥若晨星”，如此鮮明的對比，“容易給人以明前期江南曾發生‘文化斷裂’的感覺”。我將李治安教授這一段記述概括為(wei) 宋明斷裂說”。如果說，這裏的“宋明斷裂”隻是曆史記載留給我們(men) 的印象、觀感，劉光臨(lin) 的研究則是以大量的實證數據、量化分析證實了這個(ge) “宋明斷裂”的確存在，填補了宋明比較的實證研究的空白。

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劉光臨(lin) 還建立了一個(ge) 自洽的曆史解釋框架，可以用來解釋宋何以繁榮而明又因何衰退，換言之，即出現“宋明斷裂”的重要原因。當然，促成曆史變故的因素必定是複雜的，這裏我們(men) 隻是想指出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因素。劉光臨(lin) 將宋代經濟定義(yi) 為(wei) “市場驅動模式”，將明初經濟定義(yi) 為(wei) “反市場的自給自足式管製模式”——我們(men) 也可以援引美籍華人漢學家黃仁宇的觀點，把這一模式概括為(wei) “洪武型財稅體(ti) 製”。宋代的經濟繁榮是市場擴張與(yu) 宋政府實行“親(qin) 市場”政策的結果，而明初的經濟衰退，根源即在“反市場”的洪武型財稅體(ti) 製，用劉光臨(lin) 的話來說，“明初朝廷實施了各種各樣的政策，如非貨幣支付、強製移民、世代當差以及公共工程強征勞力等，以圖把市場機製從(cong) 中國經濟體(ti) 係中移除。從(cong) 徽州地契中可以看出，在曾經是最發達地區的長江下遊，15世紀初的經濟已經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程度。與(yu) 他們(men) 的先輩們(men) 不同，明初的農(nong) 民生活在一個(ge) 幾乎不需要貨幣的世界裏”，“當時所有的反市場政策，……都嚴(yan) 重限製了商業(ye) 的發展”。

講述至此，我們(men) 可以來回答前麵提出的問題了：如果中國早在宋代就已啟動了近代化，那為(wei) 什麽(me) 到了晚明才有“資本主義(yi) 萌芽”？因為(wei) 由宋經元入明，中國曆史出現了一個(ge) “宋明斷裂”，直至中晚明以後，城市商品經濟才重新活躍起來：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wei) 商品市場的繁榮提供了充沛的流動性，勃興(xing) 的商業(ye) 力量開始衝(chong) 擊著老舊的社會(hui) 結構；同時，北方沿邊要抵抗草原部族政權與(yu) 東(dong) 南沿海要防禦倭寇的兵力與(yu) 物資動員，給朝廷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以實物稅+徭役支撐的“洪武型財稅體(ti) 製”已經難以為(wei) 繼，明政府最終不得不突破朱元璋定下的祖製，因應時勢推行“一條鞭法”，將徭役折成稅，將稅折算成白銀征收。“資本主義(yi) 萌芽”在明後期“洪武型財政”走向解體(ti) 、“一條鞭法”施展開來的曆史條件下方有可能破土而出。

不過，劉光臨(lin) 提醒說，“我們(men) 應該將這個(ge) 變化視為(wei) 曾經存在於(yu) 11世紀的活躍市場的某種複蘇，而不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李治安教授則把晚明的市場複蘇描述為(wei) “跨代連接”：“晚明商品經濟和城市商業(ye) 化的發展較快，東(dong) 南沿海城鎮市民社會(hui) 或有雛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顯，思想禁錮大大減少，等等，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視為(wei) 南宋後期城鎮社會(hui) 的延續與(yu) 發展。人們(men) 在綜觀10-15世紀的曆史之餘(yu) ，常常會(hui) 有這樣的朦朧感受：明後期與(yu) 南宋非常相似，萬(wan) 曆以後很像是對南宋社會(hui) 狀況的‘跨代連接’。”用“複蘇”、“跨代連接”來形容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我覺得更能把握住長時段的曆史演變脈絡。

從(cong) “唐宋變革”，到“宋明斷裂”，再到“跨代連接”，這500年間，曆史似乎兜了一個(ge) 圈。劉光臨(lin) 在本書(shu) 的第一章便開門見山提出一個(ge) 問題：“在前工業(ye) 化時代的社會(hui) 中，如果要提高生產(chan) 效率或改善平民經濟福利，除了市場機製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選項？”回望曆史兜轉過的圈子，我的結論是：市場機製就是最優(you)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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