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與(yu) 理性輝映

—— 宋代儒學的氣象與(yu) 精神

作者：何俊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八月十九日戊子

          耶穌2024年9月21日

【編書(shu) 者說】

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知宋”叢(cong) 書(shu) ，由包偉(wei) 民教授主持，旨在為(wei) 讀者提供一個(ge) 了解兩(liang) 宋曆史的門徑。其中儒學一冊(ce) ，囑我選編。

這冊(ce) 最終定名為(wei) 《知宋：宋代之儒學》的文萃選編，上編依年齒選鄧廣銘、徐規、陳植鍔先生與(yu) 陳來、王瑞來教授共七篇文章。下編收入筆者近年分析宋學初興(xing) 時胡瑗湖學與(yu) 宋學完型時朱子理學、象山心學、水心事功學等四篇文章。現應約，談一談宋代儒學之氣象與(yu) 精神。

《知宋：宋代之儒學》

何俊主編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

宋代儒學觀其風貌，可謂氣象萬(wan) 千；論其精神，則可概之以人文與(yu) 理性輝映。

既為(wei) 儒學，宋代儒學自然是遠承孔孟，甚至上溯堯舜，這是宋代儒學的共識。宋儒自我標舉(ju) 為(wei) 儒學“再辟”，但考諸學術思想的直接由來，這一因其呈現出新的學術思想與(yu) 文化形態，從(cong) 而被今人稱作“新儒學”的宋代儒學，其濫觴實在中唐韓愈啟動的古文運動及其對儒家之道的闡揚，以及啖助新《春秋》學派舍傳(chuan) 求經的新經學。入宋以後，在結束了晚唐五代的連續動蕩、承平八十年的宋仁宗慶曆年間，以胡瑗湖學為(wei) 代表、以明體(ti) 達用為(wei) 宗旨的推崇儒家師道的講學運動興(xing) 起，進一步與(yu) 古文運動、新經學疊相激蕩，在歐陽修、範仲淹等士大夫引領下，人才以一種共生效應成群出現，催動了宋代儒學的勃興(xing) 。

古文運動、新經學、講學運動雖然路徑不一，但誌趣同在儒家之道的重建。隻是儒家之道的根本內(nei) 涵是什麽(me) ？如何明體(ti) ？如何達用？如何才能真正以儒家之道來整合世道人心？凡此具體(ti) 問題，儒家學者們(men) 都隻能從(cong) 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在各自的社群空間中彼此切磋，嚐試著從(cong) 儒家的傳(chuan) 世經典與(yu) 史傳(chuan) 文籍中去獲取智識。因此，宋代儒學自始便以一種“學統四起”的方式，呈現出自身的豐(feng) 富多樣性。

二

宋代儒學“學統四起”，然萬(wan) 千氣象終難掩日月之光華。

北宋中後期的儒學，漸以王安石的新學、程顥與(yu) 程頤兄弟的洛學以及蘇洵、蘇軾、蘇轍的蜀學為(wei) 重。蜀、洛二學係以地理位置命名，新學則是相較於(yu) 舊學而言來命名。舊學，指的是以漢唐為(wei) 代表的傳(chuan) 統學術思想。照理，蜀、洛二學也是決(jue) 不同於(yu) 漢唐舊學的，但獨標王安石之學為(wei) “新學”，除了有王安石變法推行新政的因果，實亦表征王安石新學執北宋儒學之牛耳，主導了北宋中後期直至南宋初期的學術思想。

四梅花圖（局部）【北宋】揚無咎繪

三家學說各是其是，自洽其說。論其要，新學重在製度，洛學重在道理，蜀學重在權變。製度與(yu) 道理本為(wei) 表、裏，隻是製度重在效益，道理更重原則；雖然效益不可能違背原則，原則亦終要體(ti) 現於(yu) 效益。因此，在根本上新學與(yu) 洛學二者似乎不應有衝(chong) 突。但於(yu) 現實境遇中卻因各自著眼不同，進而思考與(yu) 舉(ju) 措不同，更因參之以人事，結果勢同水火。蜀學因其重權變，“無複實理”，本來與(yu) 王學、洛學都不至於(yu) 構成緊張，但二程尤其是程頤，與(yu) 王安石，為(wei) 人為(wei) 學都很較真，而蜀學代表蘇軾“爛漫放逸”，連帶著在為(wei) 學上彼此不融。

三家學說又與(yu) 時局深度關(guan) 聯。蜀、洛二學在北宋因新學得勢先受壓製，新學則又因靖康之難、在宋室南遷後漸遭擯棄而竟消沉，蜀學本不應與(yu) 新學同貶，但文人氣重，喜怒哀樂(le) 發之以嬉笑怒罵，以文為(wei) 論，而文章又於(yu) 事不求其實，於(yu) 理不求其正，因此不足以承擔厚風俗、存綱紀的世道重任。隨著政治上的放逐棄用，加之在當時的知識世界中新學被認為(wei) 是“欲明聖學而雜於(yu) 禪”，蜀學是“出於(yu) 縱橫之學而亦雜於(yu) 禪”，都屬儒學所要排斥的對象，故洛學在南宋便漸成為(wei) 主流。

三

洛學在兩(liang) 宋之際的程門傳(chuan) 衍過程中，以道南與(yu) 湖湘為(wei) 主，但於(yu) 學術思想上也是人各其說，莫衷一是。等到宋高宗建炎年間政局穩定以後，在後續的孝宗乾道、淳熙年間，宋代儒學始逐漸步入完型時期。

乾淳時期的儒學完型，大致可以分為(wei) 相續的前後期。前期是由乾淳諸儒並起，在政治上同進退，在學術上共商討，到逐漸形成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為(wei) 代表的東(dong) 南之學。他們(men) 一方麵通過整理二程的著作繼承與(yu) 闡揚洛學，對人各其說的思想現狀進行梳理，同時以二程洛學為(wei) 主，統攝周敦頤、張載，旁及邵雍，對北宋儒學進行正統化的思想建構，代表性的成果是朱熹與(yu) 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以及朱熹編撰的《伊洛淵源錄》；相對而言，呂祖謙奉宋孝宗之命編輯《皇朝文鑒》，對北宋學術思想的保存別具全麵的性質，即所謂“得中原文獻之傳(chuan) ”。另一方麵，他們(men) 上溯孔孟，使建構中的宋代儒學上承孔孟儒學，努力實現他們(men) 的創新性繼承與(yu) 創造性轉化。後期隨著張栻、呂祖謙的去世，朱熹理學趨於(yu) 成熟而使得整個(ge) 宋代儒學得以完型；但朱熹理學並未形成此一時期學術思想的壟斷，因為(wei) 江西陸九淵心學於(yu) 此時崛起，加之接續呂祖謙婺學而起的永康陳亮，都對朱熹形成了強勁挑戰，稍後集永嘉事功學大成的葉適，在陳亮逝後，又與(yu) 朱、陸兩(liang) 家構成了鼎足而立的思想局麵。

朱、陸、葉三家在學術思想交鋒的同時，在政治上基本屬於(yu) 共同的陣營，與(yu) 官僚集團形成複雜的對抗，隻是他們(men) 終其一生在政治上都沒有實現各自的抱負。但他們(men) 並沒有因為(wei) 政治上的不得誌而自甘沉淪，而是秉持自己的學術思想理念，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闡揚與(yu) 踐行儒學。其中，尤以朱熹的成就最為(wei) 廣大，不僅(jin) 在學術思想上致廣大而盡精微，集漢唐以來儒學之大成，確立《四書(shu) 》為(wei) 新的經典係統，將先秦偏重經驗性的儒學發展成富有理論性的儒學，極大地推進了儒學在學術思想上的發展，而且使儒學融入日常生活，為(wei) 整合社會(hui) 與(yu) 引領發展提供了穩定的世界觀與(yu) 價(jia) 值觀，形塑起相應的社會(hui) 規範與(yu) 文化係統。在南宋的後朱熹時代，經過學術化、意識形態化、日常生活化三方麵的持續推進，朱子學最終成為(wei) 主導此後數百年近世中國社會(hui) 前行的精神主流，成為(wei) 中國邁向近代乃至現代的學術思想與(yu) 文化基礎，並傳(chuan) 播與(yu) 影響到整個(ge) 東(dong) 亞(ya) ，形成以朱子學為(wei) 主導的東(dong) 亞(ya) 儒學文化圈。

四

宋代儒學從(cong) 興(xing) 起伊始，即與(yu) 士人群體(ti) 的意識覺醒相伴。在晚唐五代政治動蕩，佛教在公私生活都形成了巨大影響的曆史境遇中，宋儒自覺擔當起了時代與(yu) 社會(hui) 的責任，以回向堯舜禹三代為(wei) 理想，上承孔孟之道，直麵現實，以複興(xing) 儒學的方式重建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與(yu) 社會(hui) 形態，要為(wei) 人類社會(hui) 謀得恒久的安寧與(yu) 繁榮。張載所講的“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完整而又充分地表達了整個(ge) 宋代儒學的共同使命。兩(liang) 宋各個(ge) 時期，以及各個(ge) 時期的不同學派、不同儒者，無論其學術思想異同，都關(guan) 注世俗社會(hui) 的建設，一切以人為(wei) 中心。概言之，人文性是宋代儒學的根本精神之一。正是在這一根本精神的主導下，宋代儒學發展出了豐(feng) 富的精神麵相；同時，儒學作為(wei) 文化的核心，參與(yu) 並促成了宋代文化的繁榮。

采桑子（局部）樂(le) 震文繪選自《畫說宋詞》

與(yu) 人文性這一根本精神相應，宋代儒學所形成與(yu) 彰顯的另一根本精神是理性。從(cong) 學術思想上講，宋代儒學一方麵是對漢唐經學的突破，另一方麵是對佛道二教的排斥，而後者更滲透在文化習(xi) 俗中。作為(wei) 宗教，佛道二教無論在教義(yi) 上具有怎樣的精思妙想，全部論說的中心也不是世俗人間，而是往生樂(le) 土與(yu) 長生仙境。漢唐經學雖然不具有宗教的信仰特質，與(yu) 宋代儒學同屬於(yu) 學術思想範疇，但中古時期的知識觀念是權威尊崇下的認知。因此，作為(wei) 對漢唐經學之突破與(yu) 佛道二教之排斥的宋代儒學，無論是在基本知識方法上，還是在希望建構的知識體(ti) 係上，都必然擯棄虛妄與(yu) 迷信，建立於(yu) 理性的基石上。換言之，理性構成了整個(ge) 宋代儒學的根本精神，宋代儒學以理學為(wei) 自己的標識既是事實的反映，更是這一根本精神的充分表征。

宋代儒學的理性精神，起於(yu) 懷疑與(yu) 批判，轉進為(wei) 分析與(yu) 辨析，最終落於(yu) 經驗世界的踐履。這意味著宋代儒學的理性精神統攝了從(cong) 認知理性到實踐理性的各種形態，這為(wei) 宋代儒學不同時期以及各個(ge) 時期的不同儒者與(yu) 學派提供了足夠寬闊的理性應用空間，或一環貫徹，或交相疊用，路徑不同，思想各異。宋代儒學之所以呈現出萬(wan) 千氣象，實與(yu) 此理性應用空間的足夠寬闊有著不可分離的關(guan) 係。由於(yu) 理學成為(wei) 宋代儒學的主流，理性精神也因此構成整個(ge) 宋代文化的底色；同時，宋代儒學的理性精神統攝了從(cong) 認知理性到實踐理性的各種形態，因此在理性的底色上不僅(jin) 沒有抹去經驗的豐(feng) 富性，而且使得這種豐(feng) 富性寄身於(yu) 理性而得到充分的彰顯。

可以說，正是宋代儒學理性與(yu) 人文精神的交相輝映，才造就了宋代文化的極度繁榮。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