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章太炎“評孔”態度之轉變——從(cong) “以貶為(wei) 主”到“以褒為(wei) 主”

作者：竇建英（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船山學刊》2024年第3期

摘要：章太炎評孔態度發生從(cong) “以貶為(wei) 主”到“以褒為(wei) 主”的轉變，是以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論》的發表為(wei) 標誌的。此前，章太炎極力詆孔，主要是出於(yu) 以下三方麵原因：抨擊康有為(wei) 等神化孔子且宣揚孔教、為(wei) 革命提供必要性論證、為(wei) 傳(chuan) 播其思想清理障礙。待其“真如”哲學初步成熟之時，章太炎便轉向以褒孔為(wei) 主，意圖借此宣揚其新哲學即“真如”哲學與(yu) 孔學“精髓”以服務於(yu) 革命。具體(ti) 言之，章太炎轉向褒孔為(wei) 主有以下原因：他認為(wei) 孔學之精髓是史學，史學作為(wei) 國粹可激動種性；基於(yu) 古文經學、“真如”哲學立場來相對客觀地評說孔子、孔學，符合其本願；孔學的核心精神即“依自不依他”與(yu) 其新哲學高度契合，可為(wei) 傳(chuan) 播新哲學、增進國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揚孔學亦有助於(yu) 團結崇信孔學的革命力量。

關(guan) 鍵詞：章太炎； 孔子； 評孔

自儒學於(yu) 漢武帝時躍升為(wei) 官方正學後，如何評價(jia) 孔子，就成了一個(ge) 事關(guan) 中華政教之根本的重大問題。清亡以前的兩(liang) 千餘(yu) 年中，代表道統、學統之孔子，在中國政治文化領域有崇高地位。然而，自鴉片戰爭(zheng) 開始，中國被迫打開國門，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甲午戰爭(zheng) 的失敗，更使得有識之士拋卻了單純從(cong) 器物層麵革新中國的想法，開始從(cong) 政治、文化層麵對中華政教體(ti) 製進行反思。而作為(wei) 學統、道統之代表，孔子不可避免地成了被評判的重要對象。在這一曆史過程中，世人對孔子之評價(jia) 日益呈現多元化的態勢，舊有的孔子聖人形象逐步崩解，傳(chuan) 統經學時代隨之結束，新子學時代到來。而章太炎則是這一局麵形成的重要推手之一，可謂開風氣之先。因此，徹底理清章太炎評孔一事的來龍去脈，對從(cong) 整體(ti) 上把握章氏孔子觀及其曆史影響，對研究清末民初士人群體(ti) 如何借重建孔子形象來應對古今中西之爭(zheng) ，具有重要意義(yi) 。

近年來，章太炎評孔問題受到了學界廣泛關(guan) 注。但由於(yu) 未能對相關(guan) 材料進行全麵梳理、分析，學界之研究仍存在一個(ge) 重要欠缺：對章氏在1900年7月至1914年初之間的評孔態度認識有誤。事實上，靜態的“褒貶兼具”或“以貶為(wei) 主”，並不能精確概括章氏在此時段內(nei) 的評孔態度。由於(yu) 政治形勢和章氏自身學術、政治思想之變化，在此時段，章氏對孔子之評價(jia) 發生了從(cong) “以貶為(wei) 主，以褒為(wei) 輔”到“以褒為(wei) 主，以貶為(wei) 輔”的轉變。同時，符合章氏評孔態度之變化實際的分段及定性應為(wei) ：1900年7月以前，“尊孔”；1900年7月至1906年11月，“以貶為(wei) 主”；1906年11月至1914年初，“以褒為(wei) 主”；1914年初至1936年6月，“尊孔”。其中，維新變法階段及1914年初以後章氏的評孔態度及其形成原因、章氏評孔之曆史影響和重大意義(yi) 等皆已大體(ti) 被學界所揭示。本文所論主要涉及上述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間評孔態度之轉變。在展開具體(ti) 分析前尚需說明：此處所言之褒是指章氏基於(yu) 其古文經學、“真如”哲學及弘揚國粹之立場，對孔子所做的正麵評價(jia) ；所言之貶是指章氏主要基於(yu) 其政治、學術訴求，對孔子所做的負麵評價(jia) 。此外，筆者對章氏在此階段所撰寫(xie) 的、涉及評孔問題的主要文獻，進行了簡略梳理：《訄書(shu) 》重訂本之《訂孔》(1902年5月）、《東(dong) 京留學生歡迎會(hui) 演說錄》(1906年7月）、《諸子學略說》(1906年9月）、《革命之道德》(1906年10月）、《建立宗教論》(1906年11月）、《人無我論》(1907年1月）、《答鐵錚》(1907年）、《原經》(1909年11月）、《原道》(1910年6月）、《辨性》(1910年6月）、《駁建立孔教議》(1913年初）。接下來，筆者將結合上述文獻解析章太炎在1900年7月至1914年初之間評孔態度的轉變及其原因。

一、“以貶為(wei) 主”：1900年7月至1906年11月章太炎的孔子觀

《訄書(shu) 》重訂本之《訂孔》《東(dong) 京留學生歡迎會(hui) 演說錄》（以下簡稱《演說錄》）和《諸子學略說》，集中體(ti) 現了章太炎在1900年7月至1906年11月間對孔子之基本態度，即“以貶為(wei) 主，以褒為(wei) 輔”。其中，《訂孔》的出現，標誌著放棄改良、走向革命的章太炎對孔子之態度發生了重大改變。為(wei) 了批判康有為(wei) 神化孔子、設立孔教會(hui) 並認孔子為(wei) 教主和為(wei) 百世立法之素王，章太炎在《訂孔》裏一改往日對孔子的尊崇態度，轉而走向貶孔。觀彼時改良派言論，便可知此言不虛。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康有為(wei) 在《請尊孔聖為(wei) 國教立教部教會(hui)  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祠折》中寫(xie) 道：“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時地為(wei) 之，若不假神道而能為(wei) 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無也。……及劉歆起，偽(wei) 作古文經書(shu) ，托於(yu) 周公。於(yu) 是以六經為(wei) 非孔子所作，但為(wei) 述者。唐世遂尊周公為(wei) 先聖，抑孔子為(wei) 先師。於(yu) 是僅(jin) 以孔子為(wei) 純德懿行之聖人，而不知為(wei) 教主矣。近人遂妄稱孔子為(wei) 哲學、政治、教育家，妄言誕稱，皆緣是起。遂令中國誕育大教主而失之，豈不痛哉？臣今所編撰，特發明孔子為(wei) 改製教主，六經皆孔子所作，俾國人知教主，共尊信之。”[1]97-98正因康有為(wei) 將孔子奉為(wei) 教主，章太炎才會(hui) 借貶孔來影射康有為(wei) 等改良派。

在《訂孔》裏，章太炎借遠藤隆吉之口指出，正是因孔子聲望、地位極其崇高，後世國人才自認不及、謹守教誨，不敢推陳出新。其言下之意便是，唯有打破孔子之獨尊地位、降低其聲望，而不是奉其為(wei) 教主，國人方可自信其能，從(cong) 而盡展其才、踴躍創新。同時，章太炎認為(wei) ，孔子的聲望被高估了，因此，盲目尊孔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凡說人事，固不當以祿胙應塞。惟孔氏聞望之過情有故。”[2]324第一，六經並非僅(jin) 有孔子通曉，道、墨兩(liang) 家也熟知六經。隻因老子、墨子不屑於(yu) 去刪定六經，才使得孔子借此獲得了很大聲望。第二，孔子的學術水平並不是很高明。《論語》表意不清，學理幽晦，《三朝記》等則存在頗多自相矛盾之處。第三，孔子比孟子更精通曆史，但在德性上卻不如。與(yu) 孟、荀相較，孔子在才能上更勝一籌，然而在道術上卻比不上孟、荀。孔子的聲名之所以會(hui) 超過孟、荀，是因為(wei) 世人更看重才能。第四，東(dong) 周之時，《連山》等先王經典業(ye) 已失傳(chuan) ，墨子無力支撐局麵。老子也失其所守，這使得官吏無法可依。此外，荀子雖強過孔子，卻未被重用。正因墨、荀等功業(ye) 未就，孔子才得享盛名。

章太炎還將孔子降格為(wei) 與(yu) 劉歆等同的“良史”，即優(you) 秀的史學家。當然，他覺得，與(yu) 其他諸子相比，在左丘明輔助下刪定《春秋》的史學家孔子，仍然如北鬥般崇高，值得眾(zhong) 人敬仰。最後他指出，以孔子為(wei) 首的儒者，在一定程度上學習(xi) 並踐行了老子之術，此術即彷徨於(yu) 壓製主義(yi) 與(yu) 自由主義(yi) 之間，名義(yi) 上是為(wei) 了實現大道，實則為(wei) 權力服務。不過，孔子等儒者雖效仿、踐行此術，但並不能將此“奸詐”之術的創設歸罪於(yu) 孔子。可儒家畢竟效仿、踐行了此術，所以應當被批判。聯係康有為(wei) 之舉(ju) 可以推知，章氏此言亦有影射康有為(wei) 等改良派之用意。

總之，在《訂孔》裏，為(wei) 論證革命尤其是思想革命之必要性，亦為(wei) 影射康有為(wei) 等，章太炎以還原孔子真麵的名義(yi) ，對孔子頗多詆毀。這一對孔子的態度一直延續到了1906年11月前。需注意的是，從(cong) 1903年夏到1906年夏，他曾因蘇報案被關(guan) 押在獄中，批孔之事亦隨之中斷。及至出獄時，其思想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對革命路徑的思考也更為(wei) 清晰，批判康有為(wei) 等改良派之最終目的也更為(wei) 明確。這突出體(ti) 現在《演說錄》裏。因此，在《演說錄》《諸子學略說》中，其批判孔子、孔教除了為(wei) 影射康有為(wei) 等人外，還有兩(liang) 重宗旨，即為(wei) 宣傳(chuan) 其“真如”哲學和講明並弘揚孔學之精髓清理障礙。

發表《演說錄》前，章氏思想有了一次根本性的轉變，即從(cong) 尊荀走向了“轉俗成真”[2]246。他說：“及囚係上海，三歲不覿，專(zhuan) 修慈氏世親(qin) 之書(shu) 。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cong) 入之塗，與(yu) 平生樸學相似，易於(yu) 契機，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2]245正因在獄中受到了唯識學、華嚴(yan) 宗的感召和啟發，他才逐步於(yu) 第三次旅日期間構建並完善了主張“以自識為(wei) 宗”“依自不依他”的“真如”哲學。當然，在發表此文時，其“真如”哲學遠未成熟。

但恰是於(yu) 此，他首次明確提出，要借助“宗教”與(yu) “國粹”來提振世風、培養(yang) 國人民族主義(yi) 精神，以成就感情，促進革命事業(ye) 。要推動革命，“第一要在感情……要成就這感情，有兩(liang) 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2]137。此處所言之宗教是指其“真如”哲學，而非孔教；所言之國粹，是指廣義(yi) 的曆史即語言文字、典章製度與(yu) 人物事跡等；所言之道德，是指自尊無懼、忘卻私利、敢於(yu) 為(wei) 國家民族犧牲性命的革命道德。他認為(wei) ，唯有“真如”哲學才能增進國民之道德，為(wei) 革命事業(ye) 服務。

既然唯有“真如”哲學及國粹等方可成就感情，使人不懼生死、卓然獨行、為(wei) 革命獻身，那康有為(wei) 等所言的孔子、孔教，甚至是康有為(wei) 等人，自然被他視作障礙，成了其所批判的主要對象。他指出，首先，孔子最是膽小、誌氣不足，雖想改變時局，卻隻是以帝師王佐為(wei) 最高目標來培養(yang) 弟子；其次，孔子、孔教最大的問題是使人耽於(yu) 富貴利祿無法自拔，而追求私利恰恰會(hui) 腐蝕革命者的心靈。因此，於(yu) 革命而言，孔教斷不可用。由此可見，章氏是站在康有為(wei) 之對立麵來思考宗教、哲學問題的，康有為(wei) 神化孔子並提倡孔教以推進改良、立憲，章氏則主張破除迷信並建立“無神”“無我”“無生”之“真如”哲學以服務革命，並對孔子、孔教大加批判。

此外，正是在1906年，“光緒帝下詔抬升孔子祭祀的地位，與(yu) 祭天同列，可見孔子之尊榮已達曆史之極……加之清政府正式宣布預備仿行立憲，康有為(wei) 準備在 1907 年元旦將保皇會(hui) 改組為(wei) 國民憲政會(hui) ”[3]103-104。同時，“梁啟超拋出了新的尊孔論。這種新尊孔論鼓吹孔學‘優(you) 勝’於(yu) 先秦諸子，並改變了他的老師康有為(wei) 那種把孔丘神化為(wei) ‘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力圖給孔教披上資產(chan) 階級‘文明’和‘自由思想’的新裝”[4]68。所以，章氏稍後又專(zhuan) 門撰寫(xie) 了《諸子學略說》，披著學術之外衣，對孔子大加批判，並極力影射康有為(wei) 等人。在此文中，他批評孔子時用詞更為(wei) 尖銳。甚至可以說，《諸子學略說》是章氏貶孔的巔峰之作。

先看貶孔部分。首先，他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wei) 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誌……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cong) 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誌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2]296，此處大意與(yu) 前述《演說錄》之語相似。其次，章氏認為(wei) ，孔子是嘩眾(zhong) 取寵之輩，是不事勞作、搖唇鼓舌、搬弄是非、巧言諂媚之人，迷惑了君主，又誘使天下士人背離根本、佯裝孝悌，汲汲於(yu) 功名利祿。再次，他認為(wei) ，孔子倡言中庸，提倡隨時而行、應事而變，恰恰說明孔子是汙邪詐偽(wei) 、湛心利祿之人，是比鄉(xiang) 願更為(wei) 可怕的國願。此外，踐行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思想，雖便於(yu) 行事，但會(hui) 使人不夠堅定，容易被利祿所誘惑，還會(hui) 使人思想混亂(luan) ，缺乏立場，遇事模棱兩(liang) 可。總之，用孔子即儒家的教化方式，並不能培養(yang) 出艱苦卓厲之人，即不能培養(yang) 出革命者。

他再次提到，孔子的權術是從(cong) 老子處學來的，熱衷於(yu) 當王佐的孔子，也算是繼承了其師之誌向。在《訂孔》中，他曾言“本老氏之術，儒者效之，猶不若範蠡、張良為(wei) 甚”[2]325，但在此處，他竟說孔子的權術比老子還要厲害。同時，在《訂孔》裏，他隻提到老子喪(sang) 其征藏，而在此處，他直接將孔子視作老子喪(sang) 其征藏的罪魁禍首。此外，章太炎還認為(wei) ，孔子因儒、道形式有異，並不想明言老子是其師。他還擔心老子揭穿他，於(yu) 是便暗示、脅迫老子離開中原，膽怯的老子隻能順從(cong) 。畢竟老子也擔心孔子加害於(yu) 他。恰是因此，胸有不平的老子才會(hui) 西出函穀，並在“無儒”之秦地，寫(xie) 下《道德經》來揭穿孔子。章氏還推測，若老子在東(dong) 夏時已寫(xie) 出《老子》，便會(hui) 有殺身之禍。他的依據是，孔子為(wei) 了爭(zheng) 名誅殺少正卯，那自然會(hui) 為(wei) 爭(zheng) 名殺掉賢於(yu) 自己的老師。而後，章氏總結道，從(cong) 孔子對待老子之刻薄，就可看出孔心術不正。有學者曾指出，講求無征不信的章太炎，之所以會(hui) 編造此段故事，是為(wei) 了影射康有為(wei) 。

最後，章氏再次重申，儒者熱衷於(yu) 追逐名利，所以會(hui) 充當縱橫家，以滿足自己的欲望。同時他還認為(wei) 孔子是田常弑君一事的主謀，而孔子“沐浴請討”，隻是為(wei) 了獲取好的名聲，所以，孔子是極端奸詐之人。並且，孔子和子貢正是遊說行為(wei) 的倡導者。

再看相對客觀地評孔即褒孔部分。首先，他對孔子刪定六經的性質，做了更為(wei) 明確的界定，“故孔子刪定六經，與(yu) 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shu) 既為(wei) 記事之書(shu) ，其學惟為(wei) 客觀之學”[2]295。也即是說，六經就是史，刪定六經的孔子，隻是一個(ge) 與(yu) 司馬遷和班固類似的史學家。其次，他提到孔子博學多能且以忠恕教人，即他認為(wei) 孔子還是教育家。最後，他指出，孔子在破除鬼神迷信而使人們(men) 專(zhuan) 注於(yu) 人事、開啟私學之風以教化平民等方麵的功勞，是冠絕千古的。但是，章氏又轉而強調，功勞隻屬過去，因孔子而起的熱衷於(yu) 富貴利祿和競相前進的流弊，仍對現實有不小的影響。這亦是對康有為(wei) 等人之影射。

總之，為(wei) 了批判康有為(wei) 等改良派，也為(wei) 給宣揚革命和自身理論掃清障礙，他極力貶孔。在他的極力貶低、刻意塑造之下，《諸子學略說》中的孔子儼(yan) 然成了一個(ge) 名實不符、德行有虧(kui) 、趨炎附勢、搬弄是非、誌向不高、缺乏膽略、汙邪詐偽(wei) 、與(yu) 縱橫家類似的國願。這種無端指責早已超出了學術探討之範圍，而純是出於(yu) 政治之目的。恰是因此，章氏晚年時，對其早年貶孔之舉(ju) 頗感自責，對其言論產(chan) 生的不良影響深表歉意，並承認是因對康有為(wei) 孔教之說極為(wei) 不滿，才“激而詆孔”。

當然，章氏也對孔子的曆史功績有所肯定。但此種肯定，已與(yu) 傳(chuan) 統士人及今文家康有為(wei) 對孔子的肯定大相徑庭。在章氏的“肯定”下，孔子之神聖性已被完全解構，其與(yu) 一般曆史人物並無根本區別。換言之，已被降格為(wei) 諸子之一的孔子，隻是一個(ge) 博習(xi) 故事、博學多才、有不小學術貢獻和一定政治功業(ye) 的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作為(wei) 重要曆史人物，他的貢獻則在於(yu) 刪定六經、破除鬼神迷信以使國人專(zhuan) 注人事、開啟私學之風以教化平民等。而且，由下文可知，章氏亦將孔子判定為(wei) 哲學家。可見，現代之孔子形象已在章氏相對完整的理論建構下得以基本確立。

二、“以褒為(wei) 主”：1906年11月至1914年初章太炎的孔子觀

然而，若隻停留在《諸子學略說》裏，將“以貶為(wei) 主，以褒為(wei) 輔”認作章太炎在此時期所持之評孔態度，則與(yu) 事實相背。在批孔頂峰期過後，從(cong) 1906年11月起，一直到1914年初，章氏均在以“以褒為(wei) 主，以貶為(wei) 輔”的姿態來論說孔子。在前一時段為(wei) 數不多的褒孔及論說孔學之精髓的言論，開始被基於(yu) “真如”哲學及古文經學立場的章氏充分展開、反複宣說，並加入了新的成分。之所以會(hui) 如此，是因為(wei) 章氏在前一階段批評孔子與(yu) 孔教，歸根到底是為(wei) 了給推進革命和宣傳(chuan) 自身理論掃清障礙。等到新思想初步成熟即《建立宗教論》發表之後，宣揚新哲學、闡明孔學精髓即史學之內(nei) 涵與(yu) 價(jia) 值，自然成了章氏的工作重心。其中，宣揚其新哲學更是重中之重，而借貶孔以凸顯“真如”哲學之功用、抨擊康有為(wei) 等，則是次要任務。具體(ti) 而言，在通曉孔學的章氏看來，孔學的精髓是包含典章製度、人物事跡等的狹義(yi) 的史學，同時，狹義(yi) 的史學作為(wei) 中華國粹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激起民眾(zhong) 的愛國熱情，培養(yang) 國人的民族主義(yi) 情懷，使民眾(zhong) 既知主義(yi) 之可貴，亦知民族之可愛；基於(yu) 古文經學與(yu) “真如”哲學立場，來相對客觀地評說孔子、孔學符合其本心；孔學之核心精神亦與(yu) “真如”哲學高度契合，可為(wei) 傳(chuan) 播新哲學、增進國民道德提供助力；宣揚孔學亦有助於(yu) 團結崇信孔學的革命力量。

這一轉變始於(yu) 1906年11月《建立宗教論》的發表。《建立宗教論》是章氏寫(xie) 就的第一篇全麵闡述其“真如”哲學思想的要論，它的出現，是其“真如”哲學思想初步成熟的標誌。在此文裏，章氏對其所理解的唯識三性進行了係統解說，並以此為(wei) 標準，對東(dong) 西方宗教、哲學諸家進行了全麵衡量，闡明了強調“以自識為(wei) 宗”“自貴其心”之“真如”哲學的基本內(nei) 涵和優(you) 勝之處，以及為(wei) 何要借此來增進國民道德、推動中華複興(xing) 。而孔子作為(wei) 儒家之創始人，也在被衡量之列。同時，孔子及其思想也開始被章氏自覺地納入其“真如”哲學體(ti) 係，並被用來為(wei) 其推廣新哲學服務。但他也指出，單純依靠孔學並不足以教化當時之國人。這是因為(wei) ，崇信“真如”哲學的章氏，一方麵可能確實認為(wei) 孔學存在問題，另一方麵則是試圖借貶低孔學的教化作用來凸顯“真如”哲學的價(jia) 值。

在此文中，第一，章氏談到，士人因其學問出自孔子，所以才對其加以禮拜，這是最為(wei) 清淨的一種崇拜，而佛教之崇拜亦是如此。可以說，章氏此語既捍衛了佛教，又間接指出了讀書(shu) 人禮拜孔子時所應持有的基本態度，即不可神化孔子，也不可懷著求福之心來祭拜孔子。這顯然是在針對康有為(wei) 。第二，章氏指出，孔子之言論，教化生活在東(dong) 周至曹魏之間的中國人尚且可以，若要拯救清末之民德，則必須依靠其所倡導的主張“無生”“平等”的“真如”哲學。但不論如何，章氏肯定孔子思想具有化民成俗之功效，並承認在中國曆史上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孔子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章氏認為(wei) ：“世間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則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於(yu) 此有學者出，存其德音，去其神話，而以高尚之理想，經緯之以成學說。若中國之孔、老，希臘之瑣格拉底、柏拉圖輩，皆以哲學而為(wei) 宗教之代起者。”[2]169即孔子作為(wei) 哲學家，為(wei) 中國人破除了舊宗教及鬼神信仰，並保留了其中的道德規範，且以高尚理想為(wei) 指引，以人文理性為(wei) 底色，將其學理化，使中國社會(hui) 的主導思想從(cong) 宗教轉變為(wei) 了哲學。這一說法也具有開創性意義(yi) 。

總之，章氏一改激烈批孔之立場，轉而以相對客觀的學術態度來看待孔子及其思想，雖說其核心關(guan) 切仍在宣揚其“真如”哲學上。在其看來，孔學雖不能適應當今世界之潮流，但仍有不可磨滅之貢獻。

之後，在《人無我論》中，章氏闡釋了“破除我執”思想。他指出，能證得無我，平等的大慈悲心才可出現在世間，進而帶動世人提升德性。在文章裏，他改造了孔子“克己複禮為(wei) 仁”之說，並認定孔子亦主張其所理解的“無我”，開啟了“以佛釋孔，會(hui) 通孔佛”之嚐試。章氏道：“此方古誌，本有克己複禮為(wei) 仁之說。儒者優(you) 柔，故孔子專(zhuan) 以循禮解之。推其本意，實未止此。《傳(chuan) 》曰：‘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是則克己雲(yun) 者，謂能殺己雲(yun) 爾……夫使執此形體(ti) 以為(wei) 我，禮雲(yun) 仁雲(yun) ，皆依我起，我既消滅，而何禮與(yu) 仁之雲(yun) 雲(yun) 。故知其所謂我者，亦即阿賴耶識。彼雖不了此識，而未嚐不知識所幻變之我。其意固雲(yun) ：仁者我之實性，形體(ti) 雖亡，而我不亡，故仁得依之而起。”[2]175-176簡言之，“克己複禮為(wei) 仁”是指仁是我之實性，形體(ti) 雖已死亡，但我即阿賴耶識則不亡，因此仁才得以依我而生起。章氏為(wei) 佐證其說，將“克己複禮為(wei) 仁”闡釋為(wei) “以求證實性而死”[2]176，還以倡導“無我”之孔子也很難不驚覺和注意到彼此有殊，來證明破除“依他起之我”最為(wei) 困難。“然而驚覺審諦，彼此有殊，雖仲尼、墨翟輩倡說無我，於(yu) 此猶與(yu) 常人不異。則知依他起之我，其難破為(wei) 最甚矣。”[2]178當然，章氏所言之“無我”，與(yu) 孔子之“無我”即不固執於(yu) 我見有很大差別。

總之，比在《建立宗教論》中更進一步，在《人無我論》裏，章太炎將孔學塑造成了與(yu) 其“真如”哲學之內(nei) 在精神高度契合的學說。這無疑表明了彼時其對孔子、孔學之認可。

而在《答鐵錚》一文裏，除點出孔學與(yu) “真如”哲學之精神相契合外，章氏還對孔子之功績做了更為(wei) 充分的闡釋，並指出了孔子所傳(chuan) 之史學的優(you) 長之處。當然，他仍認為(wei) 孔子與(yu) 孔學存在一定問題。概而言之，此文中章太炎的孔子觀主要包含如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章太炎認為(wei) ，孔子及其後學皆具“自貴其心，不以鬼神為(wei) 奧主”[2]180之精神。而“自貴其心”恰是章氏所創之“真如”哲學的核心思想。換言之，孔學與(yu) “真如”哲學在關(guan) 鍵處可以互通。此外，章氏並未像前期一樣，認為(wei) 孔之思想於(yu) 革命無有助力，而是指出，主張以孔學之一種即陽明學救世的人，若想達成目的，就必須同時修習(xi) 佛法或劉宗周之學。章太炎這樣講，也是出於(yu) 推進革命之客觀需要，畢竟彼時的多數國人仍崇信孔學。因此，認可孔學之作用並將其與(yu) “真如”哲學相會(hui) 通，頗有助於(yu) 提升“真如”哲學之影響力，團結可以團結的革命力量。

第二，章氏從(cong) 其古文經學之立場出發，認為(wei) 孔子本人所傳(chuan) 學術之中，應被重視的隻有曆史。而推崇孔學之人，應當摒棄孔學中教人追求功名利祿的學問，隻需取用、學習(xi) 史學即可。同時，六經本就是孔子所傳(chuan) 的記載曆史的經典，《史記》《漢書(shu) 》等皆繼承了孔子所傳(chuan) 的史學。如果拘泥於(yu) 《公羊傳(chuan) 》的取義(yi) 之說，隻以三世、三統等大言空言煽動他人而摒棄曆史，便會(hui) 大大違背孔子之教誨。他言此，明顯有針對康有為(wei) 及其同黨(dang) 的意味。此外，章氏還指出，孔子所傳(chuan) 史學在培養(yang) 民眾(zhong) 的民族主義(yi) 情懷上具有極大價(jia) 值，它可以使民眾(zhong) 既知主義(yi) 之可貴，又知民族之可愛。

第三，章氏對孔子破除鬼神迷信這一功績，做了細致解說。在他看來，孔子正是“依自不依他”精神的首倡者和傑出代表。而且，恰因孔子使國人養(yang) 成此精神，佛教才得以在中國傳(chuan) 播並發揚光大，所以孔子居功至偉(wei) 。他甚至說，世上若無孔子，佛教便不會(hui) 盛行。章氏還對其評孔言論做了回顧，並認為(wei) 孔子本就是多麵的，因此他在此處對孔子大加褒揚並不奇怪。同時，他指出孔子雖未明確破除鬼神，但他的學說與(yu) 斯賓諾莎的泛神論相似，而泛神恰是無神的委婉說法。他還認為(wei) ，孔子所言之天並非指鬼神，所說的“如在”，則是指鬼神本來便不在。並且，自孔子暗破鬼神、公孟明破鬼神之後，中國士人已不再為(wei) 鬼神所迷。

而在《原經》一文中，章氏站在古文經學立場上，對康有為(wei) 等今文家的主張進行了針對性批判，並心懷溫情與(yu) 敬意，相對客觀且集中地評述了孔子思想及其曆史功績。首先，章太炎對康有為(wei) 等所提出的素王孔子“端門受命”，作《春秋》以“為(wei) 漢製法”甚而是“為(wei) 百世製法”之說進行了集中批判。他認為(wei) ，如果孔子真想為(wei) 漢製法，直接“作一通書(shu) ”[2]285即可，而不需借助“不足盡人事蕃變，典章亦非具舉(ju) 之”[2]285的《春秋》。況且，“公羊、穀梁、騶、夾之傳(chuan) ，為(wei) 說各異。是則為(wei) 漢製惑，非製法也。”[2]285他們(men) 隻是“欲以經術幹祿，故言‘為(wei) 漢製法’”[2]287，且“為(wei) 漢製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2]287。在章氏看來，孔子刪定《春秋》隻是“載其行事，憲章文武，下遵時王，懲惡而勸善”[2]285而已，並無製法之意圖。近世康有為(wei) 等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是在為(wei) 百世立法，這很是荒謬。他指出，“法度者，與(yu) 民變革，古今異宜”[2]287，聖人隻能因時損益，而不能為(wei) 百世預製法度。他還以司馬遷、班固為(wei) 例，說明董仲舒對《春秋》的評價(jia) 並不特殊。即不光是《春秋》有義(yi) 例，許多史書(shu) 亦有。

其次，章氏闡釋了孔子所傳(chuan) 之《春秋》所具有的真正價(jia) 值，以及孔子的巨大曆史貢獻。第一，孔子刪定《春秋》，糾正了前人記載曆史時闊略無次、不循凡例的毛病，使得“東(dong) 周之事，粲然著明”[2]286。這為(wei) 後代史學家提供了典範，“令遷、固得持續其跡，訖於(yu) 今茲(zi) ”[2]286。第二，孔子“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2]286，才讓“民無攜誌，國有與(yu) 立”[2]286。即孔子刪定《春秋》等，並將其廣布於(yu) 天下，方使得中華民眾(zhong) 能繼承前王之誌，使得中國能在保持其國性的情況下長久存續。換言之，孔子之所以“奇偉(wei) 尊嚴(yan) ”[2]287，值得世人景仰，是因為(wei) 其讓中國避免了亡國滅種的災難。若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yu) 輿台之分”[2]287。而孔子所傳(chuan) 《春秋》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wei) 其“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yu) 戎、狄”[2]287。也恰是因此，章太炎感慨道：“《春秋》之績，其什佰於(yu) 禹耶！”[2]287。第三，章太炎強調：“《春秋》之況烝民，比之天地，亡不幬持，豈虛譽哉？何取神怪之說、不征之辭，雲(yun) 為(wei) 百世製法乎？”[2]287也即是說，刪定《春秋》的孔子功勞本就十分巨大，人們(men) 根本沒必要采納神怪之說、無證據之言辭來凸顯孔子之功績，將其塑造成為(wei) 百世製法之素王。

最後，章太炎展開嚴(yan) 密論證並指出，康有為(wei) 等所提出的“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站不住腳。

此外，在《辨性》裏，章太炎再次會(hui) 通孔佛，指出“克己複禮”與(yu) 佛陀所講的“忍辱”，皆是在講“自勝”即戰勝自我的道理。“上禮者，固以自為(wei) 。惟孔子亦曰‘克己複禮’，浮屠有‘忍辱’，皆自勝也。”[2]221

由此可知，1906年11月起，章太炎一直秉持著“以褒為(wei) 主，以貶為(wei) 輔”的評孔態度。而且，與(yu) 學界認知有異，此態度一直延續到了1914年初。如章氏在1913年初所撰寫(xie) 的《駁建立孔教議》裏，在大力褒揚孔子破除鬼神及“製曆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2]237等曆史貢獻的同時，仍對孔子有所批判。此文中的多數觀點雖可追溯到維新時期，但若認為(wei) “此文實際是章氏對辛亥前孔子觀的一次總結”[5]139，則有失偏頗。而且，此文也並非像李昱等所認為(wei) 的那樣，是章太炎評孔態度從(cong) “以貶為(wei) 主”轉向“尊孔”的標誌。

三、章太炎評孔之特點、影響與(yu) 意義(yi)

實際上，章太炎對孔子之態度從(cong) “以褒為(wei) 主”轉向“尊孔”是在1914年初。1914年2月21日至6月16日，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於(yu) 龍泉寺，在困厄之中他重讀《論語》，並“以莊、佛證孔”，深切感受到了孔子之偉(wei) 大。由此，其對孔子之態度又從(cong) “以褒為(wei) 主”演變為(wei) “尊孔”。正如他在《菿漢微言》裏所講，“癸甲之際，厄於(yu) 龍泉，始玩爻象，重籀《論語》，明作《易》之憂患，在於(yu) 生生，生道濟生，而生終不可濟，飲食興(xing) 訟，旋複無窮。故唯文王為(wei) 知憂患，唯孔子為(wei) 知文王。《論語》所說，理關(guan) 盛衰，趙普稱半部治天下，非盡唐大無之談。又以莊證孔，而耳順、絕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階位卓絕，誠非功濟生民而已。”[2]245-246換言之，章太炎在首次體(ti) 味《周易》之爻象、重讀《論語》並“以莊證孔”的過程中，對文王因對無窮之“生生”生起憂患而創作《周易》、對《論語》之義(yi) 理及其偉(wei) 大性、對孔子所言之耳順和絕四的內(nei) 涵等皆有了更為(wei) 深刻的認識。由此，章太炎意識到，孔子並非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功濟生民的曆史人物，而是一個(ge) 位階卓絕的重要存在。他甚至認為(wei) ，“文、孔、老、莊，是為(wei) 域中四聖，冥會(hui) 華梵，皆大乘菩薩也”[6]37，也即孔子與(yu) 文王、老、莊一樣皆是聖人，隻不過章氏所言之聖人，與(yu) 古代儒家及康有為(wei) 等人所言之聖人頗不相同。但正是基於(yu) 此一轉變，加之其對孔學、國家狀況及其相互關(guan) 係有了新的認識，他才會(hui) 在其生命後期，推崇“修己治人”之學，並將“尊孔讀經”作為(wei) 其最重要的事業(ye) 。

綜上所述，出於(yu) 政治與(yu) 學術上的雙重考量，以《建立宗教論》的發表為(wei) 轉折點，章氏評孔之態度確乎發生過從(cong) “以貶為(wei) 主，以褒為(wei) 輔”到“以褒為(wei) 主，以貶為(wei) 輔”的變化。在前一階段，章氏極力詆孔，主要是出於(yu) 政治上的原因，即抨擊康有為(wei) 等人神化孔子且宣揚孔教以捍衛清朝統治、為(wei) 民族革命提供必要性論證、為(wei) 傳(chuan) 播其思想清理障礙。其褒孔則主要是基於(yu) 學術上的考量，章氏明白，孔子作為(wei) 史學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其曆史功績難於(yu) 抹殺。待其“真如”哲學初步形成即《建立宗教論》發表之時，他便開始以相對客觀的態度看待孔子，努力闡發其學術的內(nei) 在價(jia) 值，並轉向以讚揚孔子為(wei) 主，意圖借此宣揚“真如”哲學、史學等以服務於(yu) 革命。具體(ti) 而言，章太炎認為(wei) ，第一，孔學的精髓是史學，史學作為(wei) 中華國粹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激動種性，培養(yang) 民眾(zhong) 的民族主義(yi) 精神；第二，作為(wei) 通曉孔學的古文經學家，基於(yu) 古文經學與(yu) “真如”哲學立場來相對客觀地評說孔子、孔學，本就符合其本願；第三，孔學之內(nei) 涵與(yu) “真如”哲學高度契合，可為(wei) 傳(chuan) 播“真如”哲學、增進國民道德提供助力；第四，宣揚孔學亦有助於(yu) 團結崇信孔學的革命力量。而其貶孔則一方麵是出於(yu) 抨擊康有為(wei) 等人之目的，另一方麵是因為(wei) 他要凸顯“真如”哲學之功效。畢竟，對“轉俗成真”後的章氏而言，能使人忘卻私利、敢於(yu) 犧牲的“真如”哲學，才是其所崇信的。當然，也不排除其確實認為(wei) 孔學不足以改變世風，增進民眾(zhong) 道德。總之，在後一階段，章太炎對待孔子之態度較為(wei) 理性、溫和，在評說孔子時，已可做到政治與(yu) 學術並重。

當然，無論是處於(yu) “以貶為(wei) 主”階段還是“以褒為(wei) 主”階段，章太炎對孔子的部分正麵評價(jia) 基本未有變化，隻是其在這兩(liang) 個(ge) 階段所占之比重不同。第一，章氏始終將孔子視為(wei) 具有非凡曆史影響的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第二，在章氏看來，孔子之貢獻在於(yu) 刪定六經且設立了曆史學的基本規範、破除鬼神迷信以弘揚人文精神、專(zhuan) 注人事以促進政治革新、肇始私學之風以教化平民並推動社會(hui) 變革等。而且，此種評價(jia) 也頻頻見於(yu) 其尊孔時期。可見，在章氏一生之中，其對孔子之評價(jia) 亦有一貫性。此種態度之形成，與(yu) 其古文經學立場有著深刻關(guan) 聯。

由此出發，縱觀章太炎一生可知，其評孔之態度經曆了從(cong) 早年的“尊孔”到“以貶為(wei) 主”到“以褒為(wei) 主”再到“尊孔”的多次變化。當然，其早年與(yu) 晚年尊孔之內(nei) 涵、原因已大有不同。畢竟，早年之章氏主要是從(cong) 古文經學立場出發來尊孔的，而晚年之章氏，則是基於(yu) “真如”哲學及古文經學等立場來尊孔，即其在晚年對孔子之評價(jia) 已摻入了濃厚的佛學因素。而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演變曆程中來審視，便可發現章氏之經曆可謂時代之縮影。近代的諸多哲人如胡適等，皆經曆過如上的心路曆程，即對孔子先尊崇，後貶低，晚年又重歸尊崇。

但有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可謂開近代批孔風氣之先，是真正意義(yi) 上的引領時代之人。由上文可知，早在20世紀初，他就發出了石破天驚之語，以極為(wei) 激烈的言辭批評作為(wei) 聖人的孔子，打著還原孔子真麵的旗號，解構了孔子的神聖性，將孔子降格為(wei) 諸子之一，並率先以完整的理論表述構造出了孔子的現代形象，即有一定政治功業(ye) 的政治家、有深遠曆史影響的史學家、教育家和哲學家。我們(men) 所熟知的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主張打倒“孔家店”的“五四”一代學人，皆受到了章氏的深刻影響。更進一步來講，章氏對孔子神聖性的解構和對其現代形象的塑造，事實上標誌著傳(chuan) 統經學時代的終結和新諸子學時代的到來，也預示了中國哲學時代的到來。比如，章太炎“按劉歆《七略》，把周秦諸子分為(wei) 十家九流，其《原道》《原名》……《齊物論釋》等，逐一對各家考鏡源流，辯析剔抉，融會(hui) 貫通，評觀得失，‘別出一種有條理係統的諸子學’，給了胡適以頗大啟發”[7]124，促使其創作了《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在該書(shu) 的《再版自序》中寫(xie) 道：“我做這部書(shu) ，對於(yu) 過去的學者我最感謝的是：王懷祖、王伯申、俞蔭甫、孫仲容四個(ge) 人。對於(yu) 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8]序章氏對時代之影響可見一斑。

而其於(yu) 1906年11月至1914年初轉向以褒孔為(wei) 主，並在其“真如”哲學框架下重新厘定孔子的地位、貢獻、學術精髓及其曆史影響，進而在晚年“以佛釋孔，會(hui) 通孔佛”並走向“尊孔讀經”，又凸顯出他試圖借複興(xing) 孔學來應對古今中西之爭(zheng) 、重振中華民族的曆史性努力。這在當時崇尚西學、流行批判傳(chuan) 統的大環境中，顯得比較保守、特別，但其意義(yi) 卻是相當重大的。畢竟，重新回歸中華本位，以“我”為(wei) 主來吸收西學、應對時局，本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題中應有之義(yi) 。隻不過，彼時西強東(dong) 弱的局麵如此明顯，民族危機如此深重，救亡圖存的任務如此緊迫，大多數人根本來不及對此多加思考。如今，麵對著“第二個(ge) 結合”的曆史任務，承擔著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曆史使命的我們(men) ，更應積極地從(cong) 近代學人身上汲取智慧，不斷地將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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