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漢代名學之淵藪

作者：張靖傑（上海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哲學係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廿六日乙醜(chou)

          耶穌2024年8月29日

“名”的議題在先秦一時盛極，卻於(yu) 秦漢之際日趨式微乃至中絕。然而，立足於(yu) “新名學”的視域，漢代仍然有名學，有別於(yu) 受西學影響而局限於(yu) 邏輯與(yu) 語言的狹義(yi) 名學。漢代名學側(ce) 重倫(lun) 理的、政治的“名”，注重從(cong) “正名”到“正政”的致思進路。作為(wei) 方法的“正名”也並不屬意在是非的意義(yi) 上追求名實相合，而落實於(yu) 經典詮釋與(yu) 字義(yi) 訓詁。對此可以從(cong) 作為(wei) 漢代名學之淵藪的董仲舒出發略加考察。

“治國之端”：“名”的政治化

董仲舒的名學主張承先秦儒家之“正名”而為(wei) 言。孔子回答子路之問，“為(wei) 政”必先“正名”，董仲舒則說“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又“治國之端在正名”。比之於(yu) 孔子僅(jin) 僅(jin) 提示出“正名”在為(wei) 政過程中的優(you) 先性，董仲舒的說法進一步凸顯了“名”對於(yu) 治國、治天下的重要性。

董仲舒對“名”的來源以及聖人“製名”的主張進一步強化了其對“名”之意義(yi) 的證成。在他看來，“事各順於(yu) 名，名各順於(yu) 天”，“名”不僅(jin) 是溝通天道與(yu) 人事的中間環節，其標準亦來自於(yu) “天（地）”，而聖人的職責在於(yu) 經由命名與(yu) 製名的活動傳(chuan) 達“名”所透露的“天意”，所謂“名則聖人所發天意”是也。《天道施》篇曰：“萬(wan) 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此處所謂“生”，當指先有“物”而後有“形”（“象”），聖人則因其形而製其“名”。“名”的起源便可追溯到製名之初，合於(yu) 伏羲仰觀俯察而作卦、倉(cang) 頡依類象形而作書(shu) 的人文建構。如此，“名”便有了天道與(yu) 人文的雙重依據，代表著人不能輕易違逆的超驗秩序。

基於(yu) “名”對於(yu) 治國、治天下的本質重要性，董仲舒尤為(wei) 看重“名號”的分判及其所代表的尊卑秩序。在《深察名號》篇中，董仲舒試圖構建一個(ge) 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政治序列——天子事天，諸侯“候奉”天子，大夫扶進人君，士者守事，民者從(cong) 上。“五號自讚”，即五者各如其名，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名”成了構建尊卑名分、等級秩序的手段。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名”也有著對其所指稱對象的製約與(yu) 規定的作用。董仲舒論及“王號”與(yu) “君號”之“五科”，即為(wei) 王或為(wei) 君所應有的五種德性，倘若“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君）”，反之，缺此“五科”則“不全於(yu) 王（君）”。“名”也就具有了限製君權乃至王權的力量。

不難發現，董仲舒對於(yu) “名”的關(guan) 注幾乎全然落在了倫(lun) 理與(yu) 政治的領域。雖然《春秋繁露》中亦有“名生於(yu) 真”“名者，所以別物也”等關(guan) 於(yu) “命物之名”的表述，但這既不構成董仲舒名學思想的主體(ti) ，亦在具體(ti) 討論中從(cong) 屬於(yu) 倫(lun) 理、政治意義(yi) 上的“名”。對於(yu) 人倫(lun) 秩序的建構以及社會(hui) 與(yu) 政治整體(ti) 的合義(yi) 性，才是董仲舒論“名”的落腳點。

“《春秋》慎辭”：“名”的經學化

除卻發揮孔子“正名”之旨，並將其落實於(yu) 自天子以至於(yu) 庶民的政治秩序建構，董仲舒勾連《春秋》與(yu) “正名”的努力同樣值得留意。如《禮記·經解》之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子之於(yu) 《春秋》，自謂“竊取其義(yi) ”，“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究其實，即通過修《春秋》之辭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對於(yu) “辭”之重要性，董仲舒有十分明確的認識。《春秋繁露·精華》篇曰：“《春秋》慎辭，謹於(yu) 名倫(lun) 等物者也。”事物之條理與(yu) 秩序、人倫(lun) 之尊卑與(yu) 貴賤，恰恰蘊含在《春秋》的“屬辭”之中。《春秋》之中“五石六鷁”之辭被董仲舒視作聖人“於(yu) 言無苟”並“謹於(yu) 正名”的典範，《春秋》“為(wei) 辭之術”與(yu) 孔子“正名”之旨由此建立聯係。當然，董仲舒對於(yu) “辭”的關(guan) 注仍以實現“大小不逾等，貴賤如其倫(lun) ”的秩序建構為(wei) 目的。

“正名”與(yu) 《春秋》的關(guan) 聯還在更本原的意義(yi) 上關(guan) 乎字義(yi) 的訓釋。如胡適所指出，《春秋》之中的“正名”有三層含義(yi) ，即“正名字”“定名分”與(yu) “寓褒貶”。三者之中又以“正名字”為(wei) 核心。易言之，隻有用字準確、精當，才談得上確立名分乃至體(ti) 現褒貶進退之義(yi) 。當然，在孔子“正名”的原初意識中絕無正字的含義(yi) ，漢代注者卻試圖勾連二者。馬融注“正名”為(wei) “正百事之名”，皇侃《論語義(yi) 疏》引《論語鄭氏注》曰“正名，謂正書(shu) 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已上，則書(shu) 之於(yu) 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這一說法固然有臆想的成分，但亦可推知在漢人心目中“正名”與(yu) 經義(yi) 詮釋乃至訓詁之密切關(guan) 聯。

董仲舒與(yu) 漢代名學發展的趨勢

董仲舒繼承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提出“深察名號”的主張，體(ti) 現出漢代儒術與(yu) 政治互動的背景下對儒家“名”的思想在政治化與(yu) 經學化方向上的發展。並且，董仲舒的“深察名號”論理應視為(wei) 漢代名學思想之淵藪，之後儒家“名”之思想的發展多少皆受其影響。

一方麵，董仲舒對於(yu) “名”之政治性及其重要性的論證為(wei) 後來的“名教”觀念奠定了理論基礎，“名”成了儒家落實價(jia) 值理想、構建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例如，作為(wei) 漢代名號論的另一部典範之作，《白虎通義(yi) 》經由對“爵”“號”“諡”的論定規範天子以至於(yu) 庶民，通過對三皇五帝之“正名”構建帝王譜係，關(guan) 注到“名”之為(wei) “吐情自紀，尊事人者”，“號”之有“表功名德，號令臣下”的政治性功能，並完成了以“三綱六紀”為(wei) 核心的“名教”建構。以上種種，皆可視作對董仲舒名學主張的細化與(yu) 發展。

另一方麵，兩(liang) 漢經學尤重名物故訓與(yu) 字義(yi) 訓釋，而以董仲舒“深察名號”的主張為(wei) 其先聲。《白虎通義(yi) 》以減省章句、統一經說為(wei) 目的，采取了“以禮名為(wei) 綱”的編纂體(ti) 例，並以正定名物度數為(wei) 具體(ti) 內(nei) 容，體(ti) 現出“正名”觀念在經學領域的重要地位。許慎《說文解字》更是確立了由文字通達經義(yi) 的基本方法，所謂“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聲訓在漢代的發展亦相當可觀，班固《白虎通義(yi) 》、揚雄《方言》、許慎《說文解字》、劉熙《釋名》等著作中的聲訓之例可謂舉(ju) 不勝舉(ju) 。

除卻上述以儒家為(wei) 主軸的文本與(yu) 思想，應劭作《風俗通義(yi) 》，有“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之效，亦體(ti) 現了為(wei) 政必先辨正名物的旨意。三國時期，劉邵作《人物誌》品評人物才性，其核心仍然是“循名責實”，故被《隋書(shu) ·經籍誌》歸入“名家”。總之，漢代名學無論是落實於(yu) 政治教化，還是下沉為(wei) 字義(yi) 故訓，都體(ti) 現出實用化的特質。自董仲舒乃至漢代名學觀之，從(cong) 經學、思想史與(yu) 訓詁等視角研究中國古代“名”的問題皆有其合法性。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代儒家‘名’的政治思想及其價(jia) 值研究”（23CZX01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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